摘 要：宋代开封城市装饰色彩规划主要是赵匡胤制定的赤白色,不分贵贱。开封百色荟萃,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色彩制作基地和应用之地,广泛多样,涉及方方面面。在喜庆和节日里,各色诸彩增多增强,是色彩的会展。作为宋代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海外诸多色彩汇聚开封,以茶褐与墨绿服色、翡色瓷器最为突出。坊市制的打破使夜市兴盛,灯光之彩伴随着夜生活而照亮夜空。色彩创新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油紫,最突出的光彩创新是影戏的出现和完善,始于宋代的烟花则提供了光彩美的新表现和享受。彩山色海,是开封繁荣和生命力的表现,引领着全国色彩时尚。在中国色彩文化史上,宋代开封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章,为中华文明做有出色的色彩贡献。
关键词：色彩；开封；城市；宋代；眼福
睁眼看世界,映入眼帘的任何物品景象都由色彩和形状组成。无所不在的色彩,充斥在历史中,尤以首都为集中。宋初士大夫陶谷曾津津乐道天下有九种事物最美好、最令人享福,其中京师开封就占了四种,那就是“钱福、眼福、病福、屏帷福”。何谓“眼福”呢? 就是如欧阳修所言:“京师辇毂之下,风物繁富。”都城多姿多彩的景物如同视觉盛宴,使人们大饱眼福,是美的享受。从色彩角度再现、探索一座历史城市的面貌气色,给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复原色彩,不仅是观察真相、转换视角问题,还是增加维度问题,是件很有意思的研究,惜史学界尚未关注。本文是色彩地理学的尝试,以就教于大方。
一、开封城市色彩规划
在新时代传播中国话语的语境下考察社科期刊的国际化问题,首先应该立足于话语生产及传播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特征,基于中国人文社科学术话语的历史与当前情况,审视社科期刊的国际化问题。
城市色彩规划,一般认为始于19世纪中叶的意大利都灵,而国际学术界对城市色彩问题的关注则始于20世纪70年代。宋代有城市色彩规划吗? 如果说城市色彩是一个城市总体的建筑颜色的话,那么,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对建筑用色进行了等级规范。演变到宋代,有沿袭也有改变:沿袭的是对建筑色彩即主要装饰色进行规划,改变的是整体上没有贵贱之分。这是宋太祖亲自制定的。
北宋后期的官员刘挚指出:“艺祖遗训,宫中止用赤白为饰;仁宗故事,栏楯彻去朱绿之采。”宋高宗则进一步说:“祖宗时殿宇皆用赤土刷染,饰以桐油,盖以国家尚火德故也。所以只用赤土、桐油者,弊则易于更修。后来多用朱红漆,不维所费不赀,且难于修整。”由此可知皇宫的装饰用色早有宋太祖的诏令予以规定,墙壁粉饰只许用赤、白两色,宋仁宗时木制栏杆上也不许使用红、绿色,目的皆是反对奢侈,拒绝金碧辉煌。淳化二年(991)皇宫修正殿,“颇施彩绘”,遭到左正言、直史馆谢泌上疏指责,宋太宗只好“命悉去彩绘,涂以赭垩”,仍然用简单的红白二色涂料。宋徽宗时,宫内甚至“麟堤千尺尽涂丹,文瓦雕甍敞殿宽”。突出着红色主题。
遵从皇宫理念,朝廷机构的房舍也都用红色或红白装饰。程大昌言:“今世凡官寺皆饰朱”。民间住宅、寺观同样如此。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诏:“自今皇城内外亲王宫宅、寺观、祠庙用石灰泥,诸司库务营舍、厅堂、门屋用破灰泥,自余止麦糠细泥,营舍、厅堂、门屋用赤色装。如自备泥饰者,听。”由之,亲王、寺观祠庙、官府、军营建筑的涂料颜色以红色为正宗。景祐三年(1036),宋仁宗诏:“非宫室、寺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明确禁止民间人家彩绘和用红色、青黑色漆梁柱、窗牖,民间建筑通常以赤白为基本色调。之所以用红色,是因为红色乃宋代德色:“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涂料中的红色是主色,白色是陪衬和补充的底色。
京城内外,普遍使用单独的白色,就面积而言大于红色,主要是建筑的外墙。如城外官私园林的围墙:“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这些园林的围墙全是粉白。围绕外城则有两道白色屏障:“东都外城,方圆四十余里。城濠曰护龙河,阔十余丈。濠之内外,皆植杨柳,粉墙朱户,禁人往来。”沿护城河两岸筑有两道白墙,禁止闲人接近,犹如开封城外白色的装饰围墙。城内商家店宅也是白墙。名画家李成喜欢到酒友“相国寺东宋药家”喝酒,醉后总要挥笔作画,“即铺门两壁亦为淋漓泼染。识者谓壁画最入神妙,惜在白垩上耳”。药铺门外两旁墙壁为白土粉刷。杨戬、高俅带宋徽宗冶游至李师师家,“见一座宅,粉墙鸳瓦,朱户兽镮”。店铺、宅院都是白墙,既醒目,也显得洁净,且与四季植被百搭。
传统理念认为:“青与赤为文,白与赤为章,文章犹美德见于外也,近文章,则不至于鄙野矣。”红、白二色构成的纹饰谓之章,是美德的一种表现,既不简陋,也不奢华。总之,宋代开封建筑物的砖瓦以青色为主,基本色彩以红、白为主。宋代营造法式的“七朱八白”规范,就是数字化的简约说明。
二、汴京色彩的生产与常规显示
宋代首善之地开封人文荟萃,“百嘉所毓”,也是百色所汇,是全国最大的文化色彩制作基地和挥洒应用之地。
宋廷设置有色彩生产作坊。一是属于后苑的烧朱所:“掌烧变朱红以供丹漆作绘之用。”二是属于将作监的丹粉所,“掌烧变丹粉,以供绘饰”,又称“炒造丹粉所”。朝廷制作宫廷用颜料的这两个机构,专门用朱砂制作唯一的颜色即朱红漆和丹粉,可见红色成本的高贵和使用的普遍。这两个朝廷专业机构,似为历史上仅见。
为满足宫廷色彩需求,朝廷在开封设有庞大的官营染色企业:“西内染院,在金城坊,旧曰染坊。太平兴国三年,分为东西二染院。咸平六年,有司上言,西院水宜于染练,遂并之。掌染丝帛条线绳革纸藤之属。”西内染院是朝廷的染色机构,掌染丝、帛、条、线、绳、革、纸、藤之类的物品,有工匠613人。所染物品不同质地者很多,分工很细,从工匠人数上看,规模相当大。西染色院是前者的后勤保管部门,“西染色院在金城坊,掌受染之物,以给染院之用……置东染色库”,有监兵17人。开宝八年(975)五月与十月、九年八月,宋太祖曾三次“幸新修染院”;雍熙四年(987),宋太宗“幸西染院”,充分说明皇帝对染色业的重视。宋神宗时,后苑作制造御前生活所也从事印染业务:“后苑作制造御前生活所翻样打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以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辩其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这是宋代雕版印染的最早记载。北宋末期,在永庆坊又出现了一个染局,绝色名妓李师师就是“汴京东二厢永庆坊染局匠王寅之女也”,应为官营染色部门。
在开封民间,染色业同样兴盛,如相国寺前、水柜街等处都有大染坊。民间也仿制新颖的雕版印染技术。政和三年(1113)诏云:朝廷翻样打造的缬帛,“日来多是使臣之家雇工开板,公然打造,更无法禁。仰开封府候指挥到,除降样制并自来民间打造二红相缬外,并行禁止……所有缬板许人陈首赴府送纳焚毁”。可见京师官方和民间都广泛运用这一工艺,反映了京师的染色业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最令人惊奇的是身怀绝技的开封流动染色摊贩:“一人推小车,车上有瓮,其外为花门,立小榜曰‘诸般染铺’,架上挂杂色缯十数条,人窥其瓮,但贮浊汁斗许。或授以尺绢,曰:‘欲染青。’受而投之,少顷取出,则成青绢矣。又以尺纱欲染茜,亦投于中,及取出,成茜纱矣。他或黄、或赤、或黑、或白,以丹为碧,以紫为绛,从所求索,应之如响,而斗水未尝竭。视所染色,皆明洁精好,如练肆经日所为者,竟无人能测其何术。”魔术般的化学技术和设备,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确实神奇。
技术先进的染色业必然使开封成为彩帛最为集中之地,除了大量供应百官、军队外,同时也是民间交易的大宗商品。如开封的潘楼街,“皆真珠、疋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界身巷彩帛店铺的门面与金银店铺一样,高大、雄伟、宽阔,交易量之大骇人听闻,显然是全国最大的批发、销售中心。开封并非纺织品主产区,这处民间的大宗纺织品市场交易的主要不在于帛,而在于彩,与旁边那些并不火爆的素色“疋帛”铺席多有区别。
颜料和染料早已成为重要商品,并有行会组织。熙宁八年(1075),权知开封府司录参军朱炎报告:“奉诏在京免行钱,贫下户减万缗,已减百六十余行,依旧祗应。近有彩色等十三行,愿复纳免行。”彩色行就是在开封从事颜料贸易的行会,说明有多家商铺经营,而且不满官府以往对其物料人工的勒派,愿意缴纳免行钱,似颇有实力。
与此相应的是,东京的色彩应用最广泛充分,涉及方方面面。
皇宫是色彩密集之地,虽然因祖宗之法限制建筑涂料为赤白,谈不上金碧辉煌,但仍然绚丽。以大门为例:“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莫非雕甍画栋,峻桷层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楼,朱栏彩槛,下列两阙亭相对,悉用朱红杈子。”以红色为主,间有金色、黄色等,显得高贵庄严,摄人心魄。宋徽宗《宫词》诗云:“平明初启九重关,望处楼台紫翠间”,“朝来和气巳氤氲,碧瓦朱甍照眼新”。清晨的皇宫满目紫翠等色,碧瓦朱甍光彩夺目。具体物品不妨管中窥豹:宋太宗时皇家的家谱《玉牒》,装潢精美绝伦,“所载自太祖、太宗、秦王以下子孙,凡六百六人,公主附之。书以销金花白罗纸,黄金轴,销金红罗标带,复墨漆饰金匣,红绵裹,金锁钥”。从纸张到包装,无一不彩,以金色为主,红色为辅,黑白陪衬,彰显着皇家的尊贵。色彩甚至用于进入宫殿的凭证:朝廷有大型活动时需要很多临时侍应人员,他们不熟悉宫殿,也不允许乱走,所以“入殿祗应人给黄方号,余黄长号、绯方长号,各有所至去处”。不同色彩和形状的敕号,易于管理辨认。
官僚贵族豪华的住宅遍布全城,穷奢极欲者,色彩不减皇宫。司马光披露:“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贵臣之家,第宅园圃,服食器用,往往穷天下之珍怪,极一时之鲜明……以豪华相尚,以俭陋相訾,愈厌而好新,月异而岁殊。”他们的建筑、器物等总是最“鲜明”亮丽的色彩,正所谓纸醉金迷。张耒所言“公宫侯第,兼瓦连甍。紫垣玉府,十仞涂青”,即是实况。如欧阳修所描绘的富豪楼宇:“碧瓦照日生青烟,谁家高楼当道边。昨日丁丁斤且斫,今朝朱阑横翠幕。主人起楼何太高? 欲夸富力压群豪。” 碧瓦、朱阑、翠幕,张扬着高楼的豪华。
民间商铺为了招徕顾客,无不竭力用彩色装饰门面,如“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采楼欢门”。其实,不仅酒店,其他店铺如“瓠羹店,门前以枋木及花样沓结缚如山棚,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近里门面窗户,皆朱绿装饰,谓之‘欢门’”。彩楼即在大门外部用竹木搭建高出屋顶的楼状框架,下层垂以彩色帐幔,用高大多彩的虚架子张扬声势;欢门(即大门)与两旁窗户用红色、绿色装饰。其内部装修自不需言,另有图画:“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画中无论是黑白水墨还是敷彩染色,都属于吸引眼球的艺术色彩。
三、汴京节日的色彩增强
每逢有喜庆和节日时,开封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无不流彩溢丹,各色诸彩增多增强,是色彩的会展。
正 月初一的新年,主要街道处处搭建彩棚,展销新年物品:“如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踊路、州北封丘门外及州南一带,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捄、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小民虽贫者,亦须新洁衣服。”寒食、冬至节时,同样如此。彩色帐篷和多彩新衣,渲染着年节的热闹喜庆。逢皇帝在新年赐酺,更加多彩。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的赐酺活动中,宣德楼前的御道上布满了商贩:“徙坊市邸肆,对列御道,百货骈布,竞以彩幄镂牓为饰。”且不看形形色色的百货,那一家家摊贩,就是一座座彩色丝绸搭建的帐篷。正月元宵节时,“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百姓家家修饰门帘,争妍斗奇。
阳春三月,皇家园林金明池、琼林苑开放,皇帝与民同乐,也到金明池观看演出和船只竞赛。池内各种船只不仅是竞技,同时还竞色,无不彩绘:“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又有飞鱼船二只,彩画间金,最为精巧,上有杂彩戏衫五十余人,间列杂色小旗绯伞,左右招舞”。其中的女演员“皆妙龄翘楚……艳色耀日,香风袭人”。岸边的游人观众“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沿岸都是新冒出来的彩篷。前来游园的市民像过节一样穿着新装:“三月天池上,都人袨服多。”王安石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红男绿女也是春光的一部分。那些护卫皇帝游园的警卫军士,更是“簪花,披锦绣,捻金线衫袍,金带勒帛之类,结束竞逞鲜新。”穿着耀眼,也成一道色彩风景线。城内外众人赏花游玩,如同节日一样欢度:“锦绣盈都,花光满目,御香拂路,广乐喧空,宝骑交驰,彩棚夹路,绮罗珠翠,户户神仙,画阁红楼,家家洞府。”从人人艳装到彩篷夹路,再到每家每户装饰成画阁红楼,丝毫不亚于大自然万紫千红的春光。这是一年中文化色彩、自然色彩最浓艳的日子。
秋季的三个月,彩浪叠起。如七月的七夕节:“皆卖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装栏座,或用红纱碧笼,或饰以金珠牙翠,有一对直数千者。禁中及贵家与士庶为时物追陪。又以黄蜡铸为凫雁、鸳鸯、鸂鶒、龟鱼之类,彩画金缕,谓之‘水上浮’……奇巧百端,如捺香方胜之类……又以绿豆、小豆、小麦于磁器内,以水浸之,生芽数寸,以红篮彩缕束之,谓之‘种生’。皆于街心彩幕帐设,出络货卖……儿童辈特地新妆,竞夸鲜丽。至初六日七日晩,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节日物品无不多彩修饰,或红或黄或绿,更有大面积的商贩彩帐、儿童彩装,以及富家贵族新扎结的彩楼。司马光诗云:“帝城秋色新,满市翠帟张。”所言就是七夕市场的青翠彩帐。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先数日市井卖冥器:靴鞋、幞头、帽子、金犀假带、五彩衣服,以纸糊架子盘游出卖。”纸糊五彩衣服在街市的流动中十分显眼。八月十五中秋节之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酒店将门前的欢门彩楼更新一番,重画色彩,打出反光耀眼的锦旗酒招。九月九日重阳节,仿佛第二个赏花的春天,“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蘂若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曰‘金铃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既有菊花黄、白、粉红的海洋,还有商家用菊花造型,在门前札成半圆形的花棚,如同另一座彩楼。同时,人们在白面馒头或果品糕点上插喜庆的红色小旗,“长二三尺”,当作节日的食物礼品,互相馈送。
冬季虽然肃杀,但城市的文化色彩时有涌动,甚至更为壮观。如十月初十是宋徽宗生日天宁节,两天后的祝寿宫廷御筵结束时,“臣僚皆簪花归私第,呵引从人皆簪花并破官钱。诸女童队出右掖门,少年豪俊争以宝贝供送,饮食酒果迎接,各乘骏骑而归。或花冠,或作男子结束,自御街驰骤,竞逞华丽,观者如堵,省宴亦如此”。满街簪花,妙女俊男盛装追逐,流彩溢丹。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即便是穷人,节日也必穿新衣,何况富家豪族呢? 自是满街彩装。每过三年,皇帝在冬至亲自到南郊举行隆重的祭天大礼,上万人的大驾卤簿仪仗队伍非常壮观,如同涌动的色彩河流,人们纷纷聚来观看。车驾返回进入南熏门后,在南北中轴线的“御路数十里之间,起居幕次,贵家看棚,华彩鳞砌,略无空闲去处”,临时用彩帛搭建的帐篷,如同斑斓的鱼鳞密集排列,装点着冬季,暖色驱散了寒冷。
四、开封外来色彩的添加
开封作为宋代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有诸多色彩以不同形式汇聚。
外来涂料和染料,主要是正色。如从高丽所得天然黄漆:“罗州道出白附子、黄漆,皆土贡也。”染红原料苏木,原产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唐代传入中国,宋朝南方地区已经多有出产,但也以贡赐贸易的形式进口。如丹眉流国(泰国南部马来半岛洛坤附近)于咸平四年(1001),“来贡木香千斤、鍮镴各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红毡一合、花布四段、苏木万斤、象牙六十一株”,染料包括苏木和少量的紫草。
古代色彩不是单纯的审美,而是政治、礼法,尤以服饰为典型,这就限制着色彩发展变化,使色彩交流遇到限定。外来色彩有正色、有间色,但新奇者全是间色,也只能是间色,因为正色是四海共享的原色,哪里都有。正是间色的多变,才使色彩更加丰富。
服饰色彩的引进都是被动的,多在朝廷禁令中显示。宋代法律规定:“诸服饰辄效四夷者,杖一百,许人告,令众伍日,命官及有荫人奏裁……诸服饰不得效四夷。其蕃商住中国者,准此。若暂往来者,听身从本俗……告获服饰辄效四夷者,钱伍拾贯。”对于仿效周边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服饰者,予以杖一百的处罚并示众五天,告发者奖励五十贯。即使是来华外国商人长住者,也不准穿本国服饰,以免扰乱宋朝当地的服色秩序。所谓服饰,无非是样式和色彩,不同地区有不同色彩的喜好,外商短期来华贸易可以穿本民族服色,但宋人看到新奇的服色便要模仿,朝廷便再下诏禁止。如庆历八年(1048)诏令禁止“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著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之类为衣”。此处的“胡人”,在《宋史》中作“契丹”,但上引所言“著青绿”,并非契丹常用服色,而是西夏的服色:“民庶青绿,以别贵贱。”官员服紫色、红色,民间普遍是“青绿”色。所以元修《宋史》为避包括西夏的“胡人”而改为单独的契丹,有悖史实。即开封当时女装流行着辽国、西夏传来的青绿、铜绿(黄绿色)、兔褐(黄黑色),这是以往没有见过的新服色,更不是规定可以服用的色彩。在西夏后期的文献《杂集时用要字》中,即发现有“铜绿”颜色词。
但是,爱美之心难以阻挡,对女性来说尤其如此。宋徽宗朝,“汴京闺阁妆抹,凡数变……今闻虏中闺饰复尔,如瘦金莲、方莹面丸、遍体香,皆自北传南者。”这些辽国传到开封的女装美饰虽未言色彩,但应当是按契丹人的审美观搭配的色彩。生于大观四年(1110)的楼钥之母,少女时随父在开封生活,“及见宣和盛时暨靖康间事……后得《梦华录》览之曰:‘是吾见闻之旧。’且谓今之茶褐、墨绿等皆本胡服,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深叹习俗之变于夷也”。亲历者证实,宋徽宗朝后期由辽国传到开封的服色有茶褐、墨绿色。周密的概括是:“茶褐、黑绿诸品间色,本皆胡服,自开燕山,始有至东都者。”突出了间色含义。黑绿就是楼钥母亲所说的墨绿,在辽国用于田猎时高级军官的军装:“蕃汉诸司使以上并戎装,衣皆左衽,黑绿色。”完颜亮时制定车盖之式:“后妃车饰以金,三品以上饰以银,自后妃至五品皆朱轮,六品以下黑绿而已。”可知黑绿在辽国是受欢迎的、官方比较普遍使用的色彩。从庆历年间开封女子服契丹的铜绿、兔褐,到宋徽宗时的黑绿(墨绿色)、茶褐(赤黄略黑色),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所谓胡服,在此主要是胡色。
如果说辽夏是输入开封色彩的第一来源,那么高丽以及日本就是第二来源,区别是前者是服色的引用,后者是画色的欣赏。高丽国“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 传到宋朝的商品中有松扇,扇面“所画多作士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之状。又以金银屑饰地面,及作星汉、星月、人物,粗有形似,以其来远,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绿奇甚,与中国不同,专以空青、海绿为之。近年所作,尤为精巧”。其画风设色浓烈夸张,“青绿奇甚”,为宋人所惊叹,是后代所谓的“金碧山水”设色法。此外, “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稀得之”。银泥之用,是日本画家的做法,由高丽商人传到开封。
青绿之外,高丽还有“翡色”瓷器传来。高丽青瓷又名翡翠色瓷器,宋人描述道:“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尊之状如瓜,上有小盖,而为荷花、伏鸭之形,复能作碗、碟、桮、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故畧而不图,以酒尊异于他器,特著之……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高丽青瓷综合了汝窑、龙泉窑的工艺特色,最主要的成就是翡翠色调,清新、高雅、美丽,呈青翠的绿青色,为宋朝所罕见,故又称为“秘色”。宋人“天下第一”的罗列,其中有“监书,内酒,端砚,徽墨,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高度肯定了高丽的色彩贡献。
概括而言,尽管某些方面受到统治者的阻挠,开封仍展示了包罗万象的胸怀。外来色彩除了黄漆和染红的苏木、染紫的紫草外,少见者是不同的绿:铜绿、黑绿、青绿、翡色。作为草原之色、边远之色,绿色最受大都会的欢迎。宋朝虽也有这些色彩,但没有用到相关的物品上。外来色彩是文化交流的一种方面,其意义不仅丰富了开封颜色,带来了新的美感,无疑也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
毋庸置疑,宋代开封也有色彩和技术外传。除了大量出口的彩帛以外,另如夏国使者在开封买“熏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朱砂除了药用外,还是最经典的红色颜料。靖康年间,金人占领开封后,向朝廷索取有手艺、技能的“诸色人”,其中包括“诸处营造、彩色、药工”等。另有记载说金人“又索犀象、宝玉、药石、彩色、帽幞、书籍之属,人担车载,径往供纳,急如星火”,这里的彩色是颜料,与彩色工匠等一并掳往北方金国。彩帛之外,输出的要么是原料,要么是技术人才,尚未见色彩类别意义的输出。
五、开封夜间光彩的新增
色彩是光的表现,作为社会性的文化色彩,在夜间一般以灯光形式呈现。自周朝以来,城市一直实行坊(里)市分离制度以及严格的宵禁,灯光只能在自家室内宅院燃放,城市夜晚大多一片漆黑。宋代打破了封闭的坊市制,实行开放的街市制,居住区和商业区混一,到处都可以开店摆摊。关键是开放了夜间,宵禁松弛。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也即在三更以后仍然可以经营,不受时间限制。因而夜市盛行,大放光彩:“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如此。”著名的“州桥夜市”主要经营小吃,而马行街夜市比州桥“又盛百倍”,“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通宵营业,更加红火。还有拂晓时的“鬼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里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朝廷还设置街灯桥灯,方便百姓夜晚出行。晁补之有诗云:“保康桥头灯照夜,我马鸣嘶向君马。”保康门是里城南门之一,门外就是汴河桥。这些露天的灯光如同漫天繁星,用色彩渲染了夜空。
至于瓦子勾栏以及酒店,夜间正是高峰时期,无论冬夏,不避风雨,通宵达旦,全天候营业。最为著名的樊楼就是代表:“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深夜才达到生意的高潮。宣和间该楼“更修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甚至“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另一家著名酒店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依赖灯光维持的夜店,使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富有魅力。
居民的夜生活普遍开展起来。如六月份三伏天时,白日炎热难熬,凉爽的夜间便成了欢乐时光,京城“远迩笙歌,通夕而罢”,灯光自然也是通宵璀璨。众多的富贵人家为了追求享乐、炫耀身份,在夜间挥霍张扬。如张耆:“既贵显,尝启章圣,欲私第置酒,以邀禁从诸公,上许之。既昼集尽欢,曰:‘更愿毕今日之乐,幸毋辞也。’于是罗帏翠幙,稠叠围绕,继之以烛。列屋蛾眉,极其殷勤,豪侈不可状。每数杯,则宾主各少歇。如是者凡三数。诸公但讶夜漏如是之永,暨至撤席出户询之,则云已再昼夜矣。”在厚实的彩色帐篷帷幕中狂欢了两天两夜。
常规的光彩之外,更有爆发式的夜间辉煌。在涉夜的节日中,宋代开封用光怪陆离的灯火将光彩发挥得淋漓尽致。
从大年初一开始,皇宫门前就设置了灯山,贺年的大朝会结束时,即可看到“内前灯山已上彩,其速如神。”尤以正月十五的元宵节,时长与规模为历史之最、全国之最,这是宋太祖的特许。乾德五年(967)正月诏:“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后遂为例。”原来都是赏灯三夜,唯开封府延长为五夜。实际情况是上元前已开始了:“上元前后各一日,城中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东华、左右掖门、东西角楼、城门大道、大宫观寺院,悉起山棚,张乐陈灯,皇城雉堞亦遍设之。其夕,开旧城门达旦,纵士民观。”彩山上“面北悉以彩结,山呇上皆画神仙故事,或坊市卖药卖卦之人。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各式花灯极尽巧妙,盛况空前:“国朝上元节烧灯盛于前代。”彩山之彩,主要来自彩帛,宋徽宗时“所费彩帛巨万计”。民间也竞相展示花灯:“诸坊巷、马行诸香药铺席、茶坊、酒肆灯烛,各出新奇。就中莲华王家香铺灯火出群”;小摊小贩则“以竹架子出青伞上,装缀梅红缕金小灯笼子”,“架子前后亦设灯笼”,“敲鼓应拍,团团转走,谓之打旋罗,街巷处处有之”。以新奇的灯光为促销手段,招徕顾客。欧阳修的《御带花》描绘了开封的光彩:“青春何处风光好,帝里偏爱元夕。万重绘彩,构一屏峰岭,半空金碧。宝檠银钅工,耀绛幕龙虎腾掷。沙堤远,雕轮绣毂,争走五王宅。”全是浓墨重彩,全城金碧辉煌。
上元之外,七月的中元节、十月的下元节等节庆,也有规定各张灯3天。如太平兴国二年(977)的中元节,宋太宗“御东角楼观灯,赐从臣宴饮。”五年十月的下元节,又诏开封府“依中元例张灯三夜”。至宋真宗一朝,新添正月初三因天书下降而设的天庆节、七月一日因圣祖寿辰而设的先天节、十月二十四日因圣祖降临而设的降圣节,也同样要张灯:大中祥符元年(1008),“诏天庆节听京城然灯一昼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圣节亦如之”。如此,开封全年的法定张灯时间为14天,其它时期一般都是11天。但在具体实践中,光彩持续的时间更长。如宋徽宗时,皇宫宣德楼前,“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自正月七日就开始张灯了,比规定的节日提前了8天。实际上,早在十二月底,官方就已在张灯结彩了:政和五年(1115)十二月二十九日,诏:“景龙门预为元夕之具,实欲观民风,察时态,黼饰太平,增光乐国,非徒以游豫为事。”则是向前展延了十余天,燃灯19天,若加上其他燃灯节日,长达28 天,占全年时间的13%。在这花灯的海洋中,“华灯宝炬,月色花光,霏雾融融,动烛远近”,人们如同沐浴在色彩之中。
其他节日也有明显的色彩出场。如七夕,人们“以竹或木或麻秸编而为棚,剪五色彩为层楼。又为仙楼,刻牛女像及仙从等于上,以乞巧。”所谓五色彩楼,“多以彩帛为之”。八月十五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竽之声,宛若云外。闾里儿童,连宵嬉戏,夜市骈阗,至于通晓”。“结饰台榭”定有彩帛、彩灯,通宵夜市自是灯光灿烂。十二月二十四日为交年节,开封人夜间在“门及床下,以至圊溷,皆燃灯,除夜亦然,谓之照虚耗”。用灯照射驱逐怕光的虚耗鬼,因为光芒可以迅速遍及所有角落。到了除夕,再次照射一番。开封光彩无所不在。
六、开封的色彩创新与引领
东京开封具有很强的创新力,在色彩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紫色创新。宋仁宗末期,“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染紫以为黝,献之宦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褑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邪之服,浸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南宋赵彦卫另言:“京师染紫,变其色而加重,先染作青,徐以紫草加染,谓之油紫……自后只以重色为紫,色愈重人愈珍之,与朱大不相类。”染匠把山矾叶烧灰当媒介,先将匹帛染成青,再染紫,成为浓重的紫色,创造了新的染法和色彩,从而解决了朱紫难分的难题。
最突出的光彩创新是影戏。学界通常以影戏始于汉武帝时术士为其表演招魂,但有确切记载的影戏始于宋代。高承记载:“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吴、蜀三分战争之像。”实际上,早在宋仁宗朝以前就有更早的史实:开宝七年(974)正月十四日元宵节,宋太祖“至开封桥观坊市影戏”,宋初开封人就创造了影戏,并吸引皇帝来观赏。宋人还记载了影戏的发展:“更有弄影戏者,元汴京初以素纸雕镞,自后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彩色装饰,不致损坏。”在北宋开封,影戏从白纸升级到彩皮,使人类首次看到彩色光影演出,演绎着色彩故事。
更有绚丽的烟花,把色彩展示、演绎到了天空舞台。随着火药在宋代的命名与发展,除了火药武器以外,烟火也始于宋代。北宋末,开封已能用烟火在舞台或厅内表演:“烟云五色者,以焰硝硫黄所为,如戏场弄狮象口中所吐气。”流光溢彩,提供了光彩美的新表现和享受,开阔了人们的视野。
宋代开封领袖全国,有着很强的号召力:“今夫诸夏必取法于京师,所谓京师则何如? 百奇之渊,众伪之府,异服奇器,朝新于宫庭,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开封就是新奇事物包括服饰色彩的渊薮和发源地,并有着强劲迅速的传播力。宋徽宗宣和末年,“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鹅黄色腹围从开封兴起,迅速传播到全国。宋代开封引领着全国色彩时尚。
结 语
文化色彩是社会生机的表征,鲜艳绚丽就是春天般的生机勃勃,灰暗单调就是冬天般的死气沉沉。从上可见,在宋代色彩地理上,无论是自然色彩还是文化色彩,开封都是最丰富浓烈之地。尤其是悦目怡人的文化色彩是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市容市貌流光溢彩,把立体多维的色彩渲染使用到了极致,成为全国色彩的漩涡、亚洲色彩的浓缩,正所谓“帝里风光烂漫”、“京师天下之色府也”。彩山色海炳焕纷郁,不仅彰显着京师的华美与风流,更是宋代开封经济文化繁荣和生命力的表现。斑斓色彩提升了宋代东京开封的城市形象和品位。
在注重感官的都市,对追求刺激的市民,汴京簇拥的色彩潜移默化,养眼、养城也养人,促进着思维。周邦彦赞道:“而此汴都,高显宏丽,百美所具……有绝世之巧,凝神之技,悦人耳目,使人忘疲。”孟元老言东京“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高显的“宏丽”“百美”,足以“悦人耳目”“惊人耳目”“长人精神”,多有色彩之功。正是在此色彩的滋润中,李清照才敏锐地感受到,色彩是有生命的“绿肥红瘦”,令人惊艳:“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此可谓色彩文化、生活美学精灵般的象征。
总之,在中国色彩文化史上,宋代开封城市色彩占据着浓墨重彩的一章,为中华文明做有出色的色彩贡献。研究城市史和文化史,不宜忽视其色彩特点和功能,复原色彩的城市更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