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2日，“第七届近代中国财税史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论坛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下简称“历史所”）与《史林》编辑部共同主办，历史所近代史研究室与青年中心承办，华中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相关研究机构协办。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近代中国财税史研究的新视野、新材料和新方法”，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的80位学者参与研讨。论坛分为两部分：上午为特邀资深学者主讲的“财税史讲坛”，下午为围绕多项专题展开深入研讨的“财税史论坛”。

　　开幕式上，周武研究员表示“近代”这个时段在中国的财税史领域是一个重要的时段，值得举办系列性的论坛进行研究。历史所副所长叶斌指出财税是国之大计，不同年龄段的学者能共聚一堂，以文会友，是一件幸事。邵建研究员认为，如何合理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需要从经济和社会繁荣的角度来考虑，并指出其中存在联动关系，鼓励青年学者从历史中为当下寻求经验。赵学军研究员强调了从现实问题出发寻找历史解决方案的重要性，提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以及财政问题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倡导运用多种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经济史研究，并提醒青年学者要关注现实。

　　上午的财税史讲坛中，袁为鹏教授介绍了朱荫贵先生的治学方法，提到朱荫贵先生对财税史研究的一些思考，即要打破过去“重中央轻地方、重宏观轻微观、重收益轻支取，就财政论财政”的问题。受此启发，他从汉冶萍公司角度出发，研究晚清中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他认为，采购制度的缺陷，深刻制约汉冶萍公司的设备引进、产品销售与技术路线选择，指出这种“半殖民性”与“官僚性”，是阻碍中国钢铁工业自主发展的关键因素。

　　马陵合教授指出目前中国外债的研究缺乏对大局观的把握，建议更多从国际资本流动和债权人差异展开分析。他认为近代中国外债具有非生产性、政治依附性及危机处理的被动性等特征，这些共同构成了半殖民地经济的重要维度。同时也指出，近代列强债权人的差异与竞争，展现了国际资本在华扩张的复杂图景，而举债模式的演变则映射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变迁。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拓展比较视野，将中国外债史置于全球殖民体系与国际金融秩序的演变中考察，以获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任智勇教授关注到晚清时期洋药税开征的过程，进一步探讨了财政史研究中“寓禁于征”的问题。他指出，“寓禁于征”是清政府对待鸦片问题的初始原则，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当“征”能给自身及机构带来更多收益的情况下，往往就忽视掉“禁”，最后使得税收收入占据到主要位置，而初始征税的基本原则和全民福祉被放弃。

　　付志宇教授分析了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的成书背景和书中内容，并点评了鲁迅、胡适、凯恩斯、韦伯、熊彼特等学人对《孔门理财学》的引用和评价，抛出“我们是否应将古人的财税观点以现代理论来解释”的问题。他认为，现代理论不能硬搬到中国的历史逻辑中，要做到知人论事，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条件，才可能提炼出切实的财政思想。

　　焦建华教授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体制理念是分权，但政治体制是集权，就造成财税多集中于中央，而事权多分于地方，形成近代中国的财政乱象。他认为，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国家构建的任务非常艰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构建合适的政治体制与财政体制。关于如何构建相匹配的机制，焦建华教授指出，财政监督制度是控制“钱袋子”的最有效的方法和最重要的环节。

　　张志云教授尝试从全球史的角度，分析1925年省港大罢工对西江贸易带来的影响，以及对广东、广西两省带来的财政影响。他认为西江开埠后，天然地与港澳绑定在一起，进而得以进入全球市场，也因此受之影响。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与1926年的英国大罢工也具有关联性。不过，省港大罢工带来西江口岸的封锁对粤桂两省影响不同，广西受灾较重而广东受灾轻、广西恢复缓慢而广东恢复迅速，他认为这是受地缘因素影响，即西江流经广西而在广东的口岸出海，这也是新、旧桂系均十分重视与广东关系的原因。

　　雷家琼教授回顾了朱荫贵先生的治学方法，强调破四旧、立四新的重要性，尤其是要有问题意识，并敢于提出质疑。接着谈到这种方法，对自己研究起到的作用。她引入多元治理理论，认为在近代中国企业家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中，南有张謇：“南通模式”，北有卢作孚的“北碚模式”，虞洽卿作为一代政商之首，亦有一套多元的社会治理实践和理论。

　　下午的财税史论坛中，与会青年学者围绕财税史领域的若干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包括“晚清财政治理与制度转型”问题、“近代工商税收征收及其效应”的相关问题、“近代中国财税的集权与分权”的相关问题、“近代中国土地税与农业发展”的相关问题、“近代中国财税征管方式”的相关问题、“近代中国的税、债与金融关系”的相关问题、“近代中国的地方收入与支出”的相关问题、“革命根据地税收与中西财税对比”的相关问题。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围绕青年论坛的意义、财税史研究的未来方向、可能的学术突破点、跨学科合作路径、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及人工智能在财税史研究中的应用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学者们一致认为，财税史学界应着力构建老、中、青三代有机结合，历史学与经济学、财政学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共同体。通过推动学科对话、鼓励合作研究，在现有碎片化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不断拓展财税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共同推进中国自主的财政史学体系建设，从而更好地服务当代财政实践与理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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