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究中共早期组织/中央机关在沪的时空特征及其内在逻辑。通过上海红色旧址信息数据库，辅以上海党史相关资料，可以发现，1920—1922年间，中共早期组织/中央机关活动以建党人物寓所为中心；1923—1927年间，闸北和虹口越界筑路地区成为中共机关聚集地；1927—1933年间，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和重要会议地回迁苏州河以南公共租界。这些时空特征的形成与变化，不仅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发展息息相关，也与中共创建背景以及各时期的革命任务、斗争对象、斗争环境密切相联。它彰显了上海作为中共中央早期驻地的优势，也从侧面见证了一个新兴政党的日益成熟。  

　　关键词：中共早期组织；中共中央机关；上海；城市空间；革命旧址遗址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到1933年中共中央撤出上海，上海是1949年前中共中央机关驻扎最久的城市。这与中共自身发展有关，也与近代上海拥有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时空特质有关。熊月之曾指出：“作为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与支持下创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为宗旨的、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其创立与活动，至少需要以下六个相关系统的支撑，即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发达的邮政通信系统，具有现代政党社团活动传统的、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政党社团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近代上海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需求。”

　　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活动空间研究，长久以来未能得到党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充分重视。近年来，地理学视角、“革命区系”研究等给出了理解中共革命的全新角度。诚如崔保锋指出，政党作为现代化的社会政治组织，既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空间，也在不断拓展或“生产”符合自身逻辑的社会历史空间。空间因素天然地嵌入政党历史的每一个角落的事实，强烈地要求我们在政党历史的研究之中，必须具有空间思维。空间思维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党组织活动区域的流转与扩展去直观地理解党的历史”。相较近年来日益兴起的根据地区位分布的宏观研究，关于革命时期中共组织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研究依然缺乏。事实上，城市空间是现代工业文明和现代无产阶级集聚的中心，不仅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大城市，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也都发生在大城市。而近代上海，又因其特殊格局，在中共以城市为革命重心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关于中共在上海革命活动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事件的呈现，很少留意革命活动与城市空间的关联。本文以上海红色旧址信息数据库（下文简称“数据库”）收集的红色旧址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辅以上海党史相关资料，探究中共早期组织/中央机关在沪的时空特征及其内在逻辑。

　　一 1920—1922年：以建党人物寓所为中心的活动区域 

　　1920年10月，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在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他还提到：“在上海的中国学生中心组织和工人组织都支持社会主义者，而这些人是革命的主要支柱，是对北方政府的威胁，他们出版一些极其左倾的报纸、杂志和书籍。”尽管报告内容略显夸大，但以知识分子、报刊同人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者汇聚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在上海创建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早在1920年的上海，就形成了以建党人物寓所为中心的革命活动区域。

　　创刊于1919年的《星期评论》以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倾向引人注目。1920年初，编辑所和总发行所迁至法租界白尔路（今太仓路西段）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寓所。3月，俞秀松、施存统等相继抵沪，他们一度都居住在李汉俊寓所。据俞秀松记录：“这里的同志，男女大小十四人，主张都极彻底。”不久之后，陈望道来到上海，寄住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位于三益里5号的家中。此处与《星期评论》社咫尺之遥。这一时期，以三益里为中心，聚集着一批有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独秀于1920年4月正式搬入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这里由他的安徽同乡柏文蔚出租给陈独秀，不仅是陈独秀的寓所，也成为《新青年》杂志编辑部。在搬入老渔阳里之前，陈独秀已经与《星期评论》社成员有过接触。于是在1920年4月，当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代表维经斯基抵沪时，陈独秀安排维经斯基与《星期评论》社成员等座谈。经过多次接触，维经斯基认为上海存在社会主义群体，是社会主义宣传的中心，应该成立共产主义组织。5月，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陈望道回忆，当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老渔阳里2号商议发起共产党；到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并以老渔阳里2号为办公地。显然，这与维经斯基曾经的设想不谋而合：“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乘五四运动的高潮建立一个革命同盟，并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物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

　　与老渔阳里属于同一街区、仅隔百米的新渔阳里6号，“原是戴季陶租住”。据包惠僧回忆，1920年春，杨明斋同维经斯基到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建党之初，即租定这个房子。因此，这里自然成为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设立中俄通讯社（1921年1月起称华俄通讯社）的地点。同时，这里也居住着一些中共早期组织的年轻成员。某种程度上，这里可以视为老渔阳里2号的分支。正是基于上述原因，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决定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时，办公地点设在了新渔阳里6号。9月，外国语学社的开办，使得更多进步青年汇聚于此。而1920年国际劳动节筹备会、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筹备会、1921年上海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等，带有共产国际和中共早期组织色彩的活动在这里举行，也就顺理成章了。需要指出的是，1920年底前，维经斯基的寓所也在不远处的霞飞路（今淮海路）716号。可以说，在1920年4月陈独秀搬入渔阳里街区之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以老渔阳里2号为中心的中共建党人物和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区域。

　　老渔阳里2号在1920年8月之后，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办公地。即使在陈独秀赴广州期间，李汉俊、李达、陈望道都曾在此办公或居住。1921年6月，以老渔阳里2号为联络处，李汉俊、李达等人负责筹备中共一大。会址定在李汉俊望志路（今兴业路）寓所，那里也是“新时代丛书”社的通讯处。7月23日，中共一大在望志路106号、108号召开，并安排代表在不远处的博文女校住宿。这两处地点，与老渔阳里的距离不过七八百米。

　　中共一大之后，中央局机关仍设在老渔阳里2号。同时，也在这里召开支部会议。据沈雁冰回忆：1921年9月陈独秀返沪后，支部会议地点就在渔阳里2号。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在晚上8点后开始，11点后结束。当时支部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俞秀松等人。沈雁冰特别指出：“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就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可见，当时中共党组织的主要活动地点仍在法租界，特别是渔阳里一带。不久后，由于陈独秀多次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老渔阳里2号的机关功能逐步削弱。不过，直到1922年底中共中央迁往北京前，老渔阳里2号依然是中共重要的活动地。

　　目前关于中共建党历史的空间研究，大多强调法租界的作用。法租界的政治模式和价值理念客观上有利于革命者的活动，警力不足也导致对新城区的控制力不足。但有研究者指出：“并不能因此认为法租界当局对共产主义抱有宽容和同情的态度。事实上，自从‘十月革命’爆发以后，尤其是白俄难民涌入上海之后，法租界当局就密切注视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但因为一方面自身控制力量不足，另一方面对于共产主义在法租界的传播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法租界对于界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事实上，在笔者看来，相较于法租界的政治因素，新城区的特定时空因素和中共创建的内在逻辑才是这一时期中共组织活动集中在渔阳里街区的原因。尚处于草创阶段的新城区，区位合理、交通便利、租金低廉；同人报刊编辑、出版、印刷一体化的模式促使同人更倾向于聚居；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初期国民党人士的参与及国民党人士集中居住在环龙路一带，甚至乡缘因素等，都使得中共早期的组织活动呈现空间聚集性。即便是中共一大的选址，与其说是因为法租界的政治优势，不如说缘于其为李汉俊寓所且与老渔阳里2号接近。法租界的政治优势不宜提得太高，否则就不能解释中共一大的被迫中断，也不能解释陈独秀多次被法租界巡捕房批捕与新渔阳里6号受到的密切监视。

　　还有中共二大的选址亦可佐证这一点。鉴于中共一大召开时受到法租界巡捕的破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度考虑将中共二大安排在革命氛围较浓的广州召开。但当时孙中山与陈炯明矛盾日益激化，广州形势不稳，最终中共二大仍在上海召开，并在综合考量之后，选择了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李达寓所作为会场。这里并非法租界所在地，但离开老渔阳里2号仅600余米。根据中央档案馆馆藏的书信档案可知，中共一大召开期间，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已经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据李达回忆，1921年暑假后，“杨明斋将六号（新渔阳里6号——笔者注）与别人对换至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一楼一底的房屋，但该处杨住得不长久。不久，我住到辅德里六百二十五号里去了”。包惠僧也提到“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李达住在辅德里（算是宣传处）”。这里不仅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和人民出版社，党的文件也大多存在此处。且由于陈独秀频繁在外活动，地方组织与中央的通信一般都寄到李达家。于是，在一些中共党员的回忆中，辅德里有中共一大后中央局的另一处机关。显然，二大会址的选址依然高度依赖党组织成员的寓所。而平民女校的选址，也因实际负责人李达、王会悟居住在此。这种高度依赖进一步表现为，1922年7月下旬至10月上旬，因为李达赴长沙，辅德里便不再作为中央同各地的联络地，中央机关重新回到老渔阳里2号。

　　综观这一时期，由于中共创建的因缘际会和草创时期主要处在理论宣传、制度建设和组织构建阶段，另外可能也和经费有限有关，寓所与机关合一的情况十分明显。当然，除了以建党人物寓所为中心，从数据库信息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共活动地还分布在沪西、沪东、虹口的工厂区，如李启汉在沪西开办半日学校、俞秀松在虹口厚生铁厂做工等。这与早期组织成员和新生的中共重视工运有关。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其旧址原为建于1909年的丝厂办公用房。据董锄平回忆：“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活跃，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成都路，门口并不挂牌子，里面也不住人，只是白天有人在那里，工人来找我们，接上了头，就另外约定联系地方。”显然，这个位于工厂区的选址也便于工人与中共联络。

　　二 1923—1927年：闸北和虹口越界筑路地区成为中共机关聚集地 

　　事实上，早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后，共产国际内部就对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有过异议。反对意见强调，中共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不能更好地指导各地工运，同南方的国民运动也不能联动。从史料来看，若不是1922年6月陈炯明的武装叛乱，中央机关迁址广州已排上议事日程。同年7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公共租界当局查封，使得中央机关在上海处境堪忧。而这一时期，北方各地的工人运动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幌子下一度有所发展。南北易位的形势使迁址北京成为又一选择。关于这一时期中央机关的频繁迁徙，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回顾到：二大后，“当上海的迫害更厉害时，北京的政治局势还可以使我们在那里进行工作，因而中央委员会迁到北京……在京汉大罢工以后，猖獗的反动派就迫使我们离开北京返回上海……因为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所以我们把中央委员会迁到广州，那里局势也不稳定”。显然，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复杂艰巨，年幼的中共尚不能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事务，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央机关一年内四易其址。这种频繁迁徙，主要基于对革命形势，特别是全国工运形势和广东国民党革命形势的判断。哪里形势好，就将中共中央机关迁到哪里。而当工运形势和国民党形势均不利时，上海的建党渊源、宣传优势、阶级基础，特别是上海位于南北之中的地理优势和便利交通，就成为有利条件。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迁回上海。时任中央执行委员、农工部部长的王荷波，租借了公兴路与香山路(今临山路)交接处三曾里的一户石库门建筑作为中央局机关办公地。这里一度成为党中央领导指挥革命事业的决策中心。

　　这个中央局的设址耐人寻味。首先，它打破以往中央局机关和重要会议地集中在租界的惯例。这显然与陈独秀提到的来自租界的“迫害”有关。三曾里所在的闸北地区，紧邻公共租界北区，与公共租界中、西区一河之隔。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闸北经历了高速城市化的阶段，公路网络形成，工厂商铺云集，其发展速度远超同为华界的南市。罗章龙回忆：“我们找这个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其次，它距离上海北火车站咫尺之遥。1909年7月，闸北宝山路界路（今天目东路）西北侧筑沪宁线新上海站。1916年，沪杭甬线与沪宁线接轨共站，沪宁线新上海站成为沪宁沪甬两路总站，又称上海北火车站。由于离租界较近，租界中很多原本通过水路返乡的人纷纷弃舟择车，车站附近顿时人流激增，空前热闹，日接送旅客近万人次。北火车站满足了中共党员北上南下革命活动的需要，彰显出这一时期上海的最大优势——因广州“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路未通），对指导全国斗争不利，中央乃决定迁回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最后，相比苏州河南，三曾里的地理位置更便于和共产国际、苏联代表接触。据罗章龙回忆：“国际联络处设在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英租界汇山路……陈独秀不住在这里（指三曾里——笔者注），他的寓所离这里有一二里路……国际代表有时也到这里来……另外，苏联领事馆派专人和我经常联系，他可以进我们的房子。”

　　事实上，闸北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并非偶然。集中分布的印刷工业，使闸北成为新文化运动及文教、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地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商务印书馆、上海大学等都位于闸北。这对于以教育宣传工作见长的早期中共而言，是重要的活动阵地。据1922年开始为党工作的许德良回忆：“从一九二三年初起，党的机关即转移到闸北宝山路和宝通路一带。在记忆中，我第一次遇见王荷波同志和蔡和森同志是在宝山路宝山里总弄东首一条弄中间的一幢石库门房子楼上。李成（即李立三）住在那里……无疑这是党的一个机关。在宝山里底总弄弄口西边第一幢房子（前门是宝源路）的楼下，住着邓中夏同志……经常遇见的有陈独秀、恽代英、萧楚女、董亦湘……党的另一处机关是在宝通路南端虬江路铁路桥旁边弄内。”有研究认为，宝山路宝山里的这些机构只是中共中央和团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但宝山路的居民区内住着蔡和森、李立三、邓中夏、瞿秋白等。陈独秀、恽代英、萧楚女等经常出入宝山里和联盛里讨论研究革命文化出版工作。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最初的印刷厂也设在“上海北站附近的中兴路西会文路一条弄堂里”和“青云路青云桥南靠近横浜河”。这些迹象，都指向一个事实，即闸北已经成为中共领导革命文化活动的中心区域。

　　闸北另一个重要的区位因素，就是地处华界和公共租界北区交汇处。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据文献介绍，会场是中央委托宣传部干事张伯简物色的。这次大会与之前的一大、二大不同，中央要求会场不能安排在租界里，但又不能离租界太远。这显然与当时反帝运动声势浩大、租界加紧镇压中共活动有关，同时也考虑到位于华界和公共租界北区交汇处，便于利用租界和华界“两不管”优势。按照这一要求，张伯简租借到了闸北铁路边一所空置的房屋。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的郑超麟回忆：“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根据中共一大、二大的选址逻辑——靠近中央局机关所在地，中共四大的选址也反过来证实中共中央机关位于闸北。甚至有研究认为，中共四大后中央局机关位于闸北的宝兴里。

　　于是，不仅是闸北，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地区也逐渐成为中央各类机关驻地。1925年9月，中共中央在福生路（今罗浮路）设立宣传部。1926年4月，机关搬至北四川路安慎坊。至1927年4月迁汉前，中共中央宣传部一直在此办公；1926年，中共中央党校设在施高塔路（今山阴路）恒丰里104号；五卅运动后，一直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西区为驻地的团中央机关，也搬迁至北四川路大德里。这从团中央的通信地址由上海法租界福煦路（今金陵东路）南里6号赵英先生，变为上海闸北中兴路景贤女子中学徐希文转徐贞收和上海横浜桥克明路（今永明路）天寿里90号上海通讯图书馆转李子和收，即可证明。

　　这一时期，甚至中共上海地方机关也经历了向闸北和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地区转移的过程。据曾任上海地委（区委）委员长的徐梅坤回忆：“经过长时间的筹措，我和几个人凑到一些钱，在浙江北路华兴坊二十四号租了一所两层两底的楼房，作为工人活动场所。这里距火车站不远，是中国管辖地区与英国租界交界处，由于中、英双方统治当局都不过问此地，形成了‘两不管’。”其后，上海区委还曾在施高塔路恒丰里设立机关。同时，由于闸北虹口一带的工运基础以及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机关的驻扎，从数据库信息来看，这一时期上海总工会的机关也全部集中在闸北和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区域。

　　中共中央机关之所以会“北迁”至苏州河以北，有主观上远离租界又充分利用华界租界行政缝隙的考量，但闸北和越界筑路区域的实际发展也为这种考量提供了条件。这一新兴发展起来的城区，不仅有着上海最发达的客运枢纽、最活跃的印刷文化机构、最富斗争意识的工人阶级，也有着五方杂处的环境和相对低廉的房租，显然更有利于中共势力的集中和活动。当然，在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初，中共中央也曾短暂地将活动地迁到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特别是法租界环龙路一带。但不可否认，从更长时段来看，闸北和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地区仍是1923年到1927年中共机关的主要聚集地。不过，这一局面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打破。一方面，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大多已在武汉开展活动，4月中旬陈独秀抵汉标志着中共中央搬离上海；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党北伐部队占领上海华界并与租界内外华洋势力勾结，闸北虹口一带的区位优势变成了劣势。宝山路大流血、上海总工会机关和江苏省委机关相继被破坏便是证明。

　　三 1927—1933年：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回迁苏州河以南公共租界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内部，由于上海并非中国的政治中心，令中共中央机关迁往其他城市的声音一直存在。1927年后，随着北伐节节胜利，武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中央各部门陆续迁至武汉，并在武汉召开了中共五大。但随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爆发，武汉形势急转直下，由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组成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开始酝酿从武汉撤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从前党有组织基础的是上海、湖南、广东三处，经过大压迫之后，湖南、广东党的组织几乎没有了。上海比较好些，还存在一点”。7月下旬，何叔衡等被派往上海筹备中央迁沪，并指示江苏省委为中央机关寻找和租赁房屋。不过，由于八七会议把发动秋收起义作为主要任务，两湖暴动又是重点，于是中央决定“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9月下旬，武汉地区白色恐怖加剧，两湖暴动又没有大的进展，中央决定先向上海迁移，待南昌起义部队占领广东后再迁广东。9月底至10月初，中央常委和中央机关陆续到达上海。最终，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利，中央不可能再迁广东，决定留驻上海。

　　总体来看，中共中央迁回上海是明智的决定。诚如李维汉回忆：“当时将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主要是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这一时期，尽管国民党已经逐步控制上海，但由于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交通便利，流动人口众多，租界的特殊环境依然为革命活动提供着便利。此外，中共中央曾长期设在上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一定的阶级基础。

　　中央常委和中央机关陆续到达上海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设置各类机关。不同于1927年前租界和华界交界处的区位优势，这一时期，国民党获取了华界政权，加大了对共产党的围剿，华界显然已经不是最好的活动场所。据李维汉回忆：“一九二七年十月，党中央迁到上海以后，相当多的中央机关设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附近。”爱多亚路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分界。李维汉回忆，他到上海后，一开始住在爱多亚路以北的淡水路上，附近都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从他的住处往西走，是瞿秋白的住处，再过去是苏兆征的住处。爱多亚路南面有中央农委的机关，从农委机关往东，是中央秘书处的机关。中央其他一些负责同志多住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一带。从李维汉的回忆来看，这应该是中共六大前机关和领导人住处分布的情况，其中相当部分的地点无法考证，但中央机关设在苏州河以南的格局已较为明显。这一特征还得到其他史料的佐证。作为中央特科总务科的负责人，洪扬生曾参与机关的设立。据他回忆，当时上海空屋较多，租房并不难，但要有“殷实店铺具保”。他们只能千方百计寻找社会关系。从总务科设立的机关和选定的会场来看，除个别特科内部联络点位于公共租界北区和法租界区域，其余全部位于苏州河南的公共租界区域。更据内交科工作人员顾玉良回忆，由于1927年前，不仅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混杂，很多时候

　　一条里弄里有多个秘密机关，一旦被发现，往往相互牵连。迁回上海后，中央决定统一安排各级机关：中央机关一般在沪中区，省委机关一般在闸北、虹口一带，共青团中央机关在法南区，区级机关设在本区。这里的沪中区指的是江苏省委下设的沪中区委所辖的公共租界（不包括越界筑路）区域。

　　从数据库信息来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和重要会议地的分布，确实高度集中在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区域。

　　从表1可见，绝大部分的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和重要会议地都位于公共租界中区和西区，其中又以西区为多，甚至出现在沪西越界筑路地区。显然，这是沪西以及越界筑路区域不断开发的结果，同样符合新城区空房较多、租金相对低廉、政治环境相对安全的条件。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央档案馆馆藏书信的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1928年初，北四川路永安里135号建起中央开会联络机关。这一机关的设立可能和周恩来有关。但1928年底左右，联络机关便搬迁到浙江中路清和坊。中央机关向苏州河以南转移的趋势十分明显。另一个特例是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据张沈川回忆：“顾顺章一再强调法租界巡捕房内有我们的内线，如果我们设在法租界内的机关有问题，他定能预先知道。”这可能是训练班设在法租界的原因，结果却发生了机关被冲击、训练班学员被逮捕的惨剧。而张沈川原先的设想是：“我当时考虑到法租界内住户中，中外资本家、官僚地主多，较难应付；而公共租界商店多，居民多，易于隐蔽。因此，建议在公共租界内开设两爿电料行。”

　　显然，张沈川道出了中央主要机关不便设在法租界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法租界政治形势的变化。不同于1920年代初法租界对界内的中共活动采取既严密监视又相对宽容的态度，随着法国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特别是法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以及中国法院在租界内的设立，法租界巡捕房开始配合国民党当局的要求，对界内的共产党员实施抓捕、审判和引渡。仅1930年，法租界抓捕界内中共党员190名，定罪59名，平均刑期1.5个月；1931年后，虽然抓捕人数有所减少，但平均刑期上升至2年以上。改组后的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采取一系列措施，对中共活动地点进行系统搜查。据称到1930年，中共及其相关机关已基本搬出法租界，当年上海发生的52次共产党示威游行活动，只有5起发生在法租界。可见法租界对中共活动的严厉打击。

　　当然，上述因素，公共租界显然也具备。据法租界巡捕房档案显示，1930年，因“共产主义罪”和“共产主义违法行为”被公共租界和国民党当局逮捕的中共党员有911人，1931年为396人，都明显多于法租界。罗亦农、杨殷、彭湃等被捕就义和常态化的机关迁址，也足以说明公共租界的不安全。但诚如张沈川所言，公共租界更为发达的商业环境和更为密集的空间形态（石库门里弄容积率大、人口密度高），为这一时期实施“机关社会化”的中共中央提供了更好的庇护。至少在1930年前，总体情况还算平稳。1931年1月，国民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国法庭也相继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建立。租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打压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这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同，加大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危险，成为中央从上海撤离的原因之一。

　　结论 

　　从1920年中共早期组织成立到1933年临时中央政治局撤离，长达13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主要在上海。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似乎有着更多选择，但客观形势下每每迁回上海的事实，更能说明上海在党的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近代上海的时空特征为中共活动创造了条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法租界新城区，还是闸北和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区域，抑或是沪西越界筑路地区，都在经历着城区的快速发展。草创阶段的新城区，区位合理、交通便利、租金低廉，为中共各级组织分布提供空间便利。同时，不同时期中共革命活动的不同背景、任务和主题，以及国内外形势和斗争环境的剧烈变化，也使得中共早期组织和中央机关呈现出空间分布上的变化。1920—1922年间，中共早期组织和中央机关活动以建党人物寓所为中心；1923—1927年间，闸北和虹口越界筑路地区成为中共中央乃至各级机关的聚集地；1927—1933年间，中共中央核心机关和重要会议地回迁苏州河以南公共租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华洋分治的城市格局一定程度上为中共活动提供了制度上的缝隙。当国共合作时期或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时，可以选择以华界为机关主要驻地；当国民党成为主要对手时，租界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庇护。但必须指出的是，租界并非“铁板一块”的概念，不仅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有差别，不同时期、不同租界对待中共活动态度也会伴随中国政治形势的瞬息万变而大不相同。1930年代后，当南京国民政府与帝国主义联手后，上海租界作为“革命庇护地”优势已然不存。加之根据地的开辟和中国革命自发因素的增强，中共中央机关的转移就是必然之举。因此，在中共与租界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还需要更为辩证、更为谨慎地下结论。

　　中共在上海革命活动的空间分布彰显出上海作为中共中央早期驻地的优势。同时，从只能被动依赖优势空间环境、规避恶劣空间环境，到主动利用不同行政区划间的权力缝隙；从寓所机关合一、群聚性的机构设置，到有组织、有总体规划的机构设置，空间分布变化也从侧面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对不同时期革命任务、斗争形势、斗争环境的总体判断，见证了一个新兴政党的日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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