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期，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西南边疆，特别是英帝国主义推行“前进政策”，在中印、中缅边境地区实施“战略边界”计划，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又制造片马事件。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英帝国主义又妄图乘机把中国西藏变成“缓冲国”，在西姆拉会议上炮制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使中国西南边疆的危机进一步加深。[1] 面对英国的入侵和西南边陲的危急形势，中国人民坚决抵抗侵略，中国历届政府持续地与英国交涉。在边疆多事之际，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呼吁固边守土、保卫西南，蔡锷、尹昌衡、陆兴祺等人则以地方官员的身份参与到筹边、治边之中，他们在治边过程中都把西藏、云南、川边的稳固、治理视为一体，特别是云南、四川地方政府和官员积极为西藏治理出谋划策。本文拟以陆兴祺的活动为线索，探讨他和同时代的仁人志士在西南边疆治理中的努力和贡献，并探讨1912—1922年间云南、川边、四川对中央治藏政策的影响。

　　一

　　（一）陆兴祺简介

　　陆兴祺，[2]字蕴秋、韵秋、鸣秋，又号韵。[3]生卒年月不详，当逝于20世纪30年代。他是广东客家人，据英国档案记载，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在印度加尔各答活动，经营天益商行（ThinyikTradeCompany）。 [4] 他在清朝末年就与驻藏大臣、官员往来密切，天益商行还成为一些官员途经印度时的寓所。当时，由印度进藏的中国官员大多得到他的照料，汉文记载中多称其商行为“天益号主”或天益长。1904年，驻藏官员马吉符到加尔各答，就与陆兴祺相见，两人还谈起“印度洋人”的问题。[5]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道台陶思曾奉命赴藏处理开埠事宜，到印度加尔各答后，11月1日（阴历十月初八）早晨“天益号主陆君韵秋（兴祺）来访”，次年5月11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从西藏返回加尔各答，又住在天益号。[6] 因此，他也得到了驻藏官员的信任，1909年（宣统元年），驻藏大臣联豫、温宗尧委派在印度的“陆兴祺充采办委员，因该员商印日久，情形熟悉”，所以让他在印度“查探一切”。 [7] 1910年6月10日（宣统二年五月四日），联豫向清廷奏请保荐“三年差满暨各项出力人员”时，请将“候选布经历陆兴祺”以“同知归部候选，并加四品衔”。[8]

　　（二）辛亥革命后，积极参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联系事务

　　1.关注局势变化，呼吁调动川、滇等地军事力量，以保卫西藏、稳固西南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中国中央政权更替之时，西南边疆地区出现严重危机，突出地表现为西藏、川边地区的变乱。在西藏，1911年11月一部分拉萨驻军以索要积欠军饷为名首先起事，响应革命。随后，日喀则、江孜、亚东的清朝驻军也先后哗变，局势混乱。新军内部派系林立，导致相互仇杀，还有一些士兵借机大肆抢掠，围攻色拉寺，一些西藏贵族官员也组织武装，对抗新军，英帝国主义乘机挑拨，使西藏局势更加混乱。1912年7月，经尼泊尔驻拉萨代表调解，西藏地方代表与联豫、钟颖达成协议，除联豫及少数官员仍留西藏并保留少量武器外，其余驻军交出枪支弹药后经印度回国。1912年底，驻藏官员、清军全部被迫离藏。[9]

　　西藏局势混乱之时，藏军还在英国支持下向清末新设的川边地区发动进攻，攻占定乡、理塘、河口、盐井等地，包围巴塘、昌都。英国则利用西藏、川边的变乱，干涉中国内政，并继续侵占云南片马地区，又派军侵入西藏东南的瓦旺、达旺等地。这些都严重地威胁到四川、云南的安全，两省地方政府、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一道，呼吁中央政府武力征讨西藏，稳定局势，保卫西南。1912年4、5月间，云南都督蔡锷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蜀军“驻重庆总司令”熊克武、江西都督李烈钧和四川正、副都督尹昌衡、张培爵等纷纷致电中央，陈述西藏危急，指出“西藏为我国雄藩，外人垂涎已久，非亟早经营，则藏卫终非我有，西防一撤，后患无穷”；强调西藏与川边如有闪失，“内何以辑抚他族，外何以应付列强”，呼吁由川、滇两省派军勘定变乱，“以固边圉，而毖后患”。[10]

　　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各省爱国力量的呼吁之下，5月18日国务院即致电云南，指出四川方面已准备“派军西进”，命令蔡锷“迅拔劲旅，会同蜀军协力进行，奠安藏境”。[11] 6月14日，中央政府正式命令尹昌衡率军西征，以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川、滇军队同时出兵，进展顺利：尹昌衡率川军迅速西进，控制了里塘、巴塘、昌都、德格等地，进抵通往拉萨的战略要地太昭（今西藏江达），并平定了定乡之乱；蔡锷所派出的滇军一部也控制了盐井，从而稳定了原川边地区的局势。9月，北京民国政府命令停止西征，改前清“川滇边务大臣”为“川边镇抚使”，管理原川边地区，任命尹昌衡兼任川边镇抚使。 [12]

　　在西南局势发生上述变动时，身在印度的陆兴祺极为关注，他希望中央及早恢复与西藏的政治关系，抵制英国侵略。这年9月2日，陆兴祺与印度华侨杨子范、王廷显等五人联名致电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国务院、外交部、参议院、各省都督、报界公会，首先强调：“拉萨被困，迭电告警，半载无援，饷械两绝。今闻函迫议和，联留钟返，械缴兵驱，印报侨民羞愤，主权莫保，国体何存。藩垣一隳，腹部必坏，望即电饬，取消和议。并电川滇救兵星夜赴援，相机剿抚，庶不至国旗分裂，为天下笑。”他们希望中央政府与英国干涉，并“派遣领事驻印，保护华侨，近顾西藏”。对于国内的政治纷争与政局不移稳，他们也深感忧虑，希望“爱国诸公”都能“舍私心而谋国是，巩中央而顾四维，大局幸甚!” [13]

　　2.主动、积极地参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工作，受到各方肯定和认可

　　中央政府在1912年底让陆氏在印度承担侦探西藏形势和联络达赖、班禅等事务。1912年9月以后，陆兴祺对于藏事更为关注，而且多次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议，一些建议受到重视，得到采纳。当联豫、钟颖和驻藏清军即将全部离开西藏之时，他在11月30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分析藏乱原因和当时形势，主张联络十三世达赖喇嘛（以下简称“达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以下简称“班禅”），设法拯救钟颖和驻藏军队。他还表示，自己愿意不顾个人安危，到西藏发表演说，“持论切翼其激发义愤”，希望能平息战乱。[14] 12月1日，国务院回复陆氏，说明了政府关于藏事的安排：一是已经致电达赖，恢复他的名号，并“嘱饬保护在藏官商军民”；二是听说“藏中汉番扰乱未已，仍有激战情事”，为此“电告达赖，嘱饬停战，该长官亦即宣告藏中官民僧俗人等，即行停战，以免生灵重遭战祸”；三是“所有查办此次滋事一案，及善后事宜，均候另派专员与达赖商办”。[15]

　　12月20日，陆兴祺又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和蒙藏事务局，主张劝谕三大寺喇嘛的家属，并派员赴藏以稳固西南边疆。他建议中央政府命令四川、云南的西征部队，让辖区内拥护中央的喇嘛寺首领“飞禀谏达赖归顺民国”。他还提出：拉萨三大寺的一些首领的原籍在四川的巴塘、里塘、盐井等地，可以让他们的家属写信到拉萨，劝他们拥护中央。[16]对于他的这一建议，中央政府颇为重视，国务院在24日就给予回复，表示他在20日的电报已经交给外交部酌情参考，他所提出的让四川、云南等方面“劝谕三大寺喇嘛家属函劝达赖等归顺一节”也电告尹昌衡酌情办理。[17]

　　由于陆兴祺关注藏事，熟悉西藏情况，又颇受前清原驻藏官员的信任，1912年下半年起逐步成为西藏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在平息西藏变乱、联络西藏地方、侦探情报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并受到各方重视。一是他在8、9月间被蒙藏事务局聘请为顾问。 [18]二是联豫、钟颖等原清朝驻藏官员把一些事务托付给他，陆氏与清朝前亚东关监督马师周、前江孜关监督史悠明等人一起，成为了联络中央与原驻藏官兵、西藏地方上层的重要人物。9月6日，联豫、钟颖致电中央政府，表示“由印度陆韵秋转呈”的8月28日、9月4日等的三封电报，估计已经转到，现在靖西（今属西藏亚东）“商疲粮贵，我军到，军费巨”，再次请将汇款交给印度的陆兴祺收转，还强调“藏中兵日少，商民愈恐，请饬川军速进”。 [19] 7日，马师周又把联豫、钟颖的另一封电文从印度转呈中央。在这份电文中，前清原驻藏官兵以“联豫、钟颖官军商民”名义致电“北京大总统”，并请陆兴祺、马师周、史悠明转呈，介绍了藏军围攻之下“我军弹缺粮绝，商民饥寒交迫”，由于尼泊尔国王派“专员到藏，力任调和，达赖来抚，亦翼罢兵”，联豫、钟颖因此同意停战，部分驻藏清军已经退到江孜、靖西，请求民国政府派军救援、饬责十三世达赖、稳定西藏局势，并表示：“我军半年无饷，百姓亦待抚孔殷，务恳拨银十万两汇印度天益转藏，以济眉急”。[20] 这里所说的“印度天益”就是陆兴祺经营的“天益号”。13日国务院请马师周、陆兴祺转电联豫、钟颖，表示“所呈军民困苦情形，殊堪怜悯”，已经令财政部拨款救助；驻藏官兵以“停战和解为主”，正商议如何恢复十三世达赖封号，退驻靖西军队“万勿与番人冲突，致启外衅”。 [21]

　　3.负责西藏相关事务

　　由于联豫等驻藏官员和部分军队即将离藏，中央政府所派杨芬等人又因英印当局阻挠无法入藏，1912年底一些人开始建议中央政府委任陆兴祺负责西藏相关事务。中央政府也接受了这些建议，让陆氏搜集有关情报，并通过陆兴祺加强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联系。11月20日，马师周致电袁世凯，推荐陆兴祺负责联络达赖的各项事宜。他表示，已经收到从云南腾越寄来让他“转递达赖喇嘛一电，即日将原码电托江孜番官专差报送，并请回信，复托陆兴祺君设法译成藏文，分途报递，务使此电寄送达赖，所有复电，仍托陆君代呈”。他强调：“陆君少年留学印度，于藏印情形，至为熟识。藏事素著热心，向来驻藏官员，多所借重。刻藏务紧急，变态万端，消息（诚）贵灵通，委托尤须慎重。可否暂委陆君担任斯事？代垫邮电各费，与或有机援，能运动联络达赖、班禅等事，准其电请钧示照遵，开销各项呈报财政部请领。达赖等知陆君为政府委任之人，当必愈加信用，消息易通，感情益洽，或能转移达赖背向之心”，对于“西藏危局，大有裨益。”他还建议“速寄陆君密电码一本俾转消息，不致泄露机密。”[22] 12月9日，尹昌衡也致电袁世凯，认为印度华侨陆兴祺“熟悉藏情，热心祖国，番民肇乱，谍报频传，于西征颇有禆益，大总统可否酌加委任，令该华侨从探一切？” [23]

　　对于这些建议，北京民国政府给予了考虑，决定让陆氏在印度负责侦探西藏形势和联络达赖、班禅等事务。12月27日，国务院致电尹昌衡，表示大总统已饬令国务院，根据他的建议“委任陆兴祺侦探藏中情形”。[24] 此时，中央政府已经同达赖取得联系。达赖在1912年下半年虽然仍在印度，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贝尔等的包围，但也希望与中央政府取得联系，已经致函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表明了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联系的积极意向。中央政府很快做出反应，10月28日袁世凯为此颁布命令，恢复十三世达赖“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的名号，希望他“维持黄教，赞诩民国，同我太平”。 [25] 而后，民国政府又派马吉符、姚宝为册封专使，经印度前往西藏，但因英印当局不准他们通过，未能入藏。在这种情况下，12月31日大总统又电令陆兴祺与尹昌衡、蔡锷一道，设法把中央政府给达赖的复电转交给他，根据《民元藏事电稿》的记载，这封电报全文如下：

　　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达赖喇嘛鉴：

　　顷阅来电，具稔共图和平，联合五族之意，良深欣悦。前此汉番多事，皆由政府与贵喇嘛隔阂，嗣后文电往复，彼此诚意，皆可通达，实汉番之福。前已电致贵喇嘛，转饬所属停战，想宏宣佛法，慈爱为怀，必已照办。现特派专员赴藏，商办善后一切事宜，务望贵喇嘛详为指示，使汉番同享幸福，则贵喇嘛之功德无量矣。该员应取何路赴藏，并望见复为荷!

　　大总统有(二十五日)印 [26]

　　1913年1月6日，陆兴祺转呈了达赖给大总统的电报，向大总统、国务院报告了钟颖率驻藏清军退到亚东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一是从速派员进藏，二是派军进驻川滇藏交界地区，三是开展对英国的藏事交涉。在给“威宜福佑袁大总统”的电报中，达赖表示已经收到以前的电文，一方面“嘉悦仁明之贵总统摄政，以联豫撤任及退官兵，敝之封号仍还，藏戢干戈，五族人民永远相安，贵意美极无上”。另一方面，他又充满怨言，隐约地要求中央授予他掌握西藏政教的权力，还流露出某些以列强要挟中央的意味。他说，尽管中央恢复了他的名号，可是“敝赴北京时致贡桑诺尔布函称藏事前后，并未求封号”；西藏变乱“事原汉番佛主之间意图藏归汉属，寺宇多毁，汉番失和之根，阖藏大众意见不合，汉官兵如果尽退时，西藏非比别国，政教比如水鱼不离，各国通知，贵总统亦洞鉴也”。当然，他又为以联系中央留有余地，表示“紧固汉番相交之法，由电及文折请续陈”。

　　在汇报西藏变乱后的内外局势时，陆兴祺强调西藏“自去秋兵变，汉官陆续内渡，今联（豫）已交卸，钟亦随出，军士退伍，商人畏逃，前后藏几无汉人足迹”；钟颖率军民千余人到达靖西，他“拟驻靖（西）候命，惟靖地孤悬，万难久驻”；“外强欲收渔人之利，故意掯阻，使我政府有患不能防，有事不能办”，还听说钟颖“此次与番议和，曾请英官签押保证”，而达赖又派噶伦、堪布五人“来印致谢印政府，其中必有别谋”。因此，陆兴祺感到西藏局势极为危急，建议必须内外并举，把派员进藏联络达赖、派军进驻交界地区和对英交涉结合起来，以稳定西藏局势、稳固西南边疆。他认为，“若不从速派员进藏赓续收理，则藏非我有矣”，此时派员进藏可以趁着英国“未露恶意”，选派“专员酌带护兵进藏，假与达赖商办藏事为名，使藏局未即脱离关系，彼或未便强阻”，而且印度报纸报道了“川边汉军大败，消息一传，其气更焰，非即设法派员进藏，藏即沦亡”；至于四川、云南与西藏交界地带，请中央命令这两省“派兵重驻，以办日后不得已划界地步，是为至要”；考虑到英国有意坐收渔翁之利，达赖又命人与英印当局联络，应在“此时引与周旋，相机劝诱，以移僻志”，如果中央认为可行，建议派人秘密到印度，并明确告诉达赖方面，已经委派“陆兴祺传递藏事，俾得易与接洽”。他还分析了达赖给大总统电文的内容，认为达赖“用意似因我军焚毁寺庙，抢掠藏民，欲借此索偿巨款，并欲尽撤汉官军民，自操政柄”，因此再次强调对于西藏“首宜注重外交，次宜联结达赖左右，以为转寰之计”。

　　在这两封电报中，陆兴祺还报告了自己在联络达赖方面的工作，即中央委托他“转达赖两电，已将原码拍复，译藏文数份，分途报递”。他还提出，自己所发“电报多由腾越转发，请电饬该局遇有兴祺明密电报，随到随发，以免误公”。[27]

　　对于陆兴祺的报告和所提建议，中央政府在1月10日就做出回复。国务院在复电陆氏时表示，已经电告钟颖“将此次议和详情切实报明，并电知达赖，委该员传递藏事，以期接洽”；至于“来电注重外交一节，极为有见，已送外交部核办”；电文所称达赖命噶伦等到印度“请密派专员带款来印商办一节，前已派有专员，即饬前往”。而且，国务院还希望他对“藏中情形，仍望确探电知”。[28] 接到这一回复后，陆兴祺很快就致电达赖，表示奉中央之命赴藏联络，希望西藏地方给予接洽。他在电报中首先说，“前请噶伦电呈，谅已鉴察，然未奉回电”，他本人“久居印度，向与藏人相处亲洽。前闻驻藏陆军变乱，生灵涂炭，深恐有碍汉藏关系，忧深虑极，即行电呈政府请予保护”，恰值民国成立，“国事殷繁，致使延宕，汉藏事端愈烈”，幸而达赖“致电大总统，拥护中央，旨在亲善，举国欣慰”。接着，他指出：当前“陆军已撤，藏事渐息，善后事宜即可会商妥办，查明事端缘由，实为第一要义。政府因兴祺向藏人亲善，特命赴藏面晤达赖喇嘛等藏方官员”，这是因为虽然“深知中央旨在睦谊友好，达赖喇嘛亦志在弘扬黄教”，但“汉藏道途遥远，仅藉信函往来，实难奏效，唯有奉命前去，藏事方能善理”。他还表示：“闻知藏地道途不便，特将缘由先行电呈，通告西藏官民，以免生疑误事”，并强调“要而言之，兴祺赴藏意在汉藏和好，必与西藏大有裨益，望速函复，以便呈请大总统批准及早前往”，至于是否需要“电告印度政府，请酌”。[29] 对于陆兴祺的这一要求，达赖方面并未明确回复，这是由于英国及其支持的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阻挠，中国政府的任何代表难以进藏，陆兴祺也未能获准前往。

　　陆兴祺在联系达赖的同时，与班禅方面也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尽快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北京民国政府对于班禅系统一直给予重视。1912年12月，民国政府就让杨芬致函九世班禅，通报内地情况，表示新的中央政府强调“五族共和”，实行五族“平等平权”、信教自由政策，希望九世班禅将有关“利国福民及一切改良政见，尽可呈报北京政府”。[30] 1913年3月25日，班禅通过钟颖转发了给中央政府的电文，表示“班禅久仰中朝，实沾德惠”，藏乱其间“凡在我属汉边军民等，无不力加保护，借饷筹食，无微不至”，现在达赖和噶厦“见我向汉情切，意图他举”，他们“现正在得势，意将肆其所为，若不以武力解决，凡未属彼者，将无一日宁矣”，希望中央“以保全属土为重，俾向中原者皆得所荫护，背中央者亦皆得所生心”，表达“倾心内向”的强烈意向。班禅最后还强调“望祈电示”，而“回电乞陆兴祺转雇妥人，面交驻靖（西）札什伦布如琫加噶册旺朗皆”。28日，大总统袁世凯就回电班禅，并让陆兴祺“转雇妥人”当面交给在亚东的“札什伦布如琫加噶册旺朗皆”，而后转交班禅。在这封电报中，中央政府对班禅“效忠民国，维持藏事，援助军民”予以表彰，并通知班禅已经决定加封他为“致忠阐化班禅额尔德尼，以彰民国优待忠勋，振兴黄教之意”。而且，中央还强调班禅“住锡后藏，该处官兵僧俗人等皆深信仰”，如果有人“阻兵害民破坏大局”，就请“用力解决”，出力人员可以请中央嘉奖；现在中央考虑到“以尊重人道为重，不忍轻用兵威，重酿生灵之祸”，计划“派员宣抚藏中，弥乱安民，总不令领土主权有所损失”，也“必使忠顺者皆得其所”，并且已经让陆兴祺与班禅“随时联系”，希望他“翊助民国，同维大局”。[31]

　　4.协助邮政总局保管西藏邮政资产

　　清末，朝野上下一再呼吁在西藏发展近代的邮政事业，特别是英国殖民者在1904年以后设立相关机构后，这一呼声一再高涨。清廷对此也做出了回应，1909年10月有报道称，邮传部因为“川藏铁路猝尚未易兴筑，往来殊多不便，近值事机万紧，声气不可不通”，特派直隶邮政总稽查邓树庭前往西藏创办邮政，希望能“渐除驿站稽延之弊，而坐收置邮传命之利”。[32] 这一报道的确有其依据，所说的“直隶邮政总稽查邓树庭”应当就是档案中所说的邓维屏。1908年春，清廷的税务处就和总税务司商谈在西藏设立邮局一事，到1909年春总税务司才回复说“西藏邮政可暂用印度伕役代为寄递”，税务处对此委婉驳回，强调“筹设西藏邮政，自以先行派员前往西藏，禀商驻藏大臣，先于拉萨、亚东、江孜、噶大克等处择要设立总、分各局，然后徐图推广，所有各局邮夫更宜自行雇用，以符自办之实”。[33] 1909年9月7日（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三日），邮政总办帛黎“特拣北京巡察供事”邓维屏前往西藏筹办西藏邮政，认为他是“初设邮政得力之员，资格既深，并通英、法两国言语”，是能够胜利筹办西藏邮政的合适人选。考虑到“藏地风气未开，行旅不易”，呈请“钦命督办税务大臣”发给他“护照”，或请外务部“发给华、藏合璧”的证书。9月25日（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税务处在与理藩部协商后，由该部发给邓维屏一张接到“华、藏合璧”的“护照”，让他在西藏使用，待“差毕回京，即将护照申送本处，以便送部缴销”。[34]

　　邓维屏到西藏后，西藏邮政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到1911年拉萨邮政总局成立，又增设察木多、硕般多、江达3个邮局和日喀则邮政代办所，邮件量达到5000多件，还开辟了从成都经察木多到拉萨的邮路，总长5100里。辛亥革命发生后，西藏邮局被关闭，仅有察木多邮局归西藏办理。[35] 对于变乱中的西藏邮政，他作为“西藏邮务总办”，在1911年12月16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四日）报告说，“西藏有变，邮局被封”，而且是“所有邮局被抢、被封”，他“生命甚危”，11月5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随同亚东关税务司前往喀拉革达避难”。邮政总办考虑到“西藏邮政既已全无，邮政交通业经停止，该处大局糜烂，不知几时才始能复原”，邓氏在西藏两年“备尝辛苦”，如果现在住在印度也于事无补，所以恳请让他立即回国，“俟事局稍定再行派令前往”。 [36] 西藏邮局的善后事宜暂时交给谁呢？邓氏想到了陆鸣秋（陆兴祺），他在回国前致函陆氏，说明了他接到邮政总局命令回国，他所经手的所有邮局物产交给陆氏“查点接收”，等他“回任或接派有再行交代”。同时，邓氏还提出为了避免他走之后邮政总局对于“藏中消息不致隔阂”，请陆兴祺“随时详探藏中最近一切情事，或搜诸新闻，或询驻印京之中国官，或旁采各处音耗，务于每月中旬向邮政总局函报一次”，而相关费用“将来再由本总局奉还”。他还向陆氏强调，这封信和其中“商请之事项均关机密，望勿泄露，倘有紧急之事，请即发电告知”。[37]

　　对于邓维屏的委托，陆兴祺颇为重视，并依照要求向邮政总局报告西藏情况，1912年4月邮政总局在一份西藏邮务的《节略》中就指出，邓维屏回京后“所有经手邮局物产”委托“该处大商陆鸣秋经营”，并致函陆氏让他“每十日函报本总局一次”，最近就收到了陆氏报告的消息，内称传闻“藏人正招兵购械，用敌华人”，如果属实，“其扰乱危险情形恐较从前更剧”，而受此影响，“近来商货之运输甚稀”。陆氏还在电文中强调：他“于邓君不在西藏时，自应遵嘱由各处竭力代探关于藏事之各项消息，并于每十日详报一次，以副尊意。所有一切，自当严守秘密，如有意外变故，当即电闻”。在这份《节略》中，邮政总办还提到，据邓维屏来函，“陆鸣秋，本名兴祺，号韵”。 [38] 陆氏代为保管西藏邮局物产的工作一直坚持了几年，到1919年初他与邮政总局办理所代管的物产的交接手续，1月14日邮政总局呈文中央政府，请求嘉奖陆氏。在呈文，邮政总局指出：1912年“西藏不靖，邮局停办，所有物产托由侨印华商陆兴祺(即现任驻藏办事大员)经营”，此后邮局“遗在西藏用余之邮票以及物产，虽在藏乱沸腾之际，均由陆君设法保存”，陆氏“一面竭力协助前署拉萨邮务总办邓维屏出离藏地，并时与总局往来通函，接洽藏事各项消息，其尽力赞助之劳，总局实深感激”，近来陆氏又把“经手代管事项”中的“待结之件办理完毕”，因此邮政总局呈请交通部“奖给或晋给相当之勋章，以表总局感谢之意”。 [39]

　　二

　　1913年4月14日，钟颖从亚东越过中印边界进入印度，从而正式离开西藏地区。 [40] 此时，北京民国政府被迫采取应对性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在4月2日，大总统袁世凯颁布策令“任命陆兴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41] 这一任命发布后，包括西藏在内的各方面很快知道了这一消息，比如说4月27日亚东海关代理税务司汪曲策忍在向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报告中就提到，钟颖已离开西藏进入印度，“中华民国大总统已任命加尔各答天益（Thinyik）公司老板陆兴祺先生接替钟将军为驻藏最高长官”。[42]外界迅速做出反应，国内有人一度对此提出异议，如曾任赴藏宣慰员的杨芬4月23日致电大总统、国务院、蒙藏局，提出“陆兴祺以商贾护理长官，令藏人轻视，请更命他人”。他强调：在印度“闻命陆兴祺护理长官，其才固堪任巨”，但是他“向营商业，为藏人所素知”，近期汉、藏“舆论”都说中国“无人，而以西藏重要事宜授之于一商贾，实属启人轻视”，与其说让陆氏“护理，仍驻印境，不能行权，徒招旁议”，不如让江孜关监督史悠明“暂时护印”，待中央派员前来即取消“护印”之责。[43] 但是，中央政府并未受此影响，依然坚持原来的任命。

　　对于陆氏的“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身份，英印当局不承认其合法性，采取了多种手段加以阻挠、破坏，不准陆氏与西藏方面联系，也不准他进入西藏。由于英印当局极力阻挠，陆兴祺无法赴藏就任，受命之初就致电中央，表示“藏路不通，不能进藏”，请求辞职。随后，他接到中央回复，指示他“现时不能进藏，不妨暂在印京护理”。1913年6月，钟颖把“印信及文卷送来”，陆氏考虑到“办事人多，地方湫隘，故电请经费，另租洋房开办”。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所拨办公经费为“月限支银二千元”。[44] 根据中央批复，陆氏在印度设立“护理驻藏办事长官行署”，开始办公。就职之后，他在筹设驻藏办事长官机构、规划西藏事务、联络西藏政教上层、西姆拉会议前后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和安置辛亥革命后流亡印度的原驻藏官民、士兵等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限于主题，下面重点论述西姆拉会议前后他在维护领土主权完整、保卫西南边疆方面的贡献。

　　西姆拉会议之前，中央政府曾经与西藏地方、十三世达赖多次沟通，主张通过中央与地方在国内商谈的方式全面恢复双方的关系。英帝国主义对此颇为担心，尤其害怕中国迅速恢复在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辖，打破它控制西藏、分裂中国的计划。为此，英国一方面拉拢西藏上层势力，鼓动、支持西藏地方的亲英势力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把前清驻藏大臣联豫、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钟颖驱逐出藏，还阻止中国政府官员通过印度进入西藏“宣慰”，阻挠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进藏，企图割断西藏与中央的联系。另一方面，英国通过外交手段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调停”为借口干预中国内政。1912年12月以后，通过九次“磋商”，英国在谈判方式上、会议地点、代表人选和名称等方面步步相逼。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民国政府急于获得英国承认和镇压国内革命力量，多次妥协让步，1913年8月7日正式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同意派陈贻范为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前往印度西姆拉，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英国政府代表共同召开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代表会议。[45]

　　1913年8月20日，中央政府通过陆兴祺致电达赖，仍然以中央对地方态度，表示大吉岭会议“现与英商粗有端绪”，派陈贻范、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取海道赴由印大吉岭，即可启行”；至于“察木多一带地界，关系川省领土，碍难更议”，要求达赖不要“再议及界事”，以免再引起“汉番嫌疑”，不利于“息兵安民”。 [46] 此时，二次革命爆发，胡汉民不可能前往宣抚，陈贻范等人也未抵达，陆兴祺极为忧虑。8月22日，他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及各地都督等，指出此次“兵乱”影响很大，“西藏人不知我国实情，外人又借报纸谣传肆其煽惑”，达赖“蓄谋独立，逆焰更炽”，西藏拥护中央的力量“愈有畏心”；听说达赖宣称“西藏不与中国通函电，即居于独立地步”，将来在大吉岭会上中国专使也“应以平等相待”，此后如果中国进军西藏，英国就会干涉。有消息称，夏扎在江孜与英印当局官员“秘密计议”，7月19日到亚东后又受到英国控制，还宣称“中国内乱未已，专使不来，将由藏自谋建设”。陆氏为此感叹：“外患未靖，内乱旋生”，请“速定大计，以保国防”，并询问“专使何日起程”？23日，国务院回复称“已由外交部催陈使。” [47] 此后，他又多次催问陈贻范何时抵印。

　　10月1日，陈贻范一行抵达印度，当天陆兴祺就和他“谈藏事一昼夜，并将藏中远近旧制、各项重要函电、探报藏情多节，汇抄数册”，又选了关于藏事的20多种图书送给他，供他参考。他还派他的秘书、对“藏情熟习”的李嘉嚞随同陈贻范去西姆拉，以便陈贻范在会议期间“面询一切”。这次会谈后，陆氏对于陈贻范最初的印象不错，对中央政府称赞说“陈使负外交雄才，素为英人信仰”；对于西姆拉会议他也抱有很大希望，因为他得到密报，随同夏扎前来的三大寺代表已经表示过，如果“此次会议有英国保护西藏之事，彼等誓不承认”，又根据“历次探报所称，藏中人心又多思汉”，感到“此次会议似甚有望”，表示他会“竭尽愚诚，密筹运用”，协助陈贻范进行谈判。[48]

　　10月30日，三方会议在西姆拉召开，英国代表是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成员有罗斯、贝尔；中国中央政府正、副代表为陈贻范、王海平，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是伦青（首席噶厦）夏札，另有三大寺的代表为随员。在会上，西藏代表也未表现陆兴祺所希望的“人心思汉”的迹象，反而提出“西藏独立”和相关无理要求，而整个会议并非像陆兴祺所预想的那样“似甚有望”，而是始终在英国代表操纵之下进行的，他们一边指使西藏地方代表向中国代表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一边又以中间人的身份进行所谓的“调解”，实际上压迫中国代表让步。会议一开始，夏札就在英国代表支持下提出了包含六项要求的条约草案，包括“西藏独立”，“西藏疆域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中国不得派员驻藏，“中国不得过问”英藏修改1893、1908年的中英条约等。这一草案的要害是把西藏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的藏族居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一个作为英帝国主义附庸的“西藏独立国”，遭到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的拒绝和严厉驳斥。麦克马洪见中国政府代表义正词严，就以“调停人”的身份，1913年11月提议变更会议程序，要求讨论所谓西藏与中国的“边界问题”，1914年2月17日又抛出了内外藏的划界线，3月11日抛出了《调停约稿》，并与夏札一唱一和，向中国中央政府代表施加压力，并做出小的让步，引诱中国政府就范。

　　1914年4月22日，麦克马洪拟定了《英、中、藏条约草案》，其内容与3月11日的《调停约稿》基本相同，依然苛刻地规定西藏自治、划分为内外藏、中国不在西藏驻军等内容，只是专门附加声明，表示“订约各方面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他还威胁说，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如果五天内不签字，就宣布会议破裂，并将直接与西藏地方代表签字，陈贻范迫于这一威胁在条约草案上画行草签，事先特别声明“画行与签押当分为两事。画行乃专员一时权宜之举，但政府若不批准，即不能发生效力，签押则非得奉政府训令不可”。 [49]

　　会议进行过程中，陆兴祺一方面向中央提出自己建议，另一方面通过李嘉嚞等人了解相关的情况，向中央报告。会议期间，他呈文大总统“请巩固川边以维系西藏”，建议中央“治藏先治川（边）”。他强调“藏人于驱逐我驻藏官兵之后，又借英人以干涉订约”，西藏俨然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在“藏局未定，所有关系筹办藏中各事宜无从措手，不得不暂置缓议”，而当务之急“惟有以巩固川边为维系西藏之根本”。尽管治理、巩固川边有很多困难，但仍要下大力气巩固川边，因为川边“一旦有变，不但动摇数省边防，而孤立无援之西藏”又能依靠谁呢？ [50] 他还关注会谈进展，得知英国代表在2月17日提出内藏、外藏界限时，就致电中央政府请“饬陈使力拒，切勿退让，以免丧失主权”。4月28日，他得知27日陈贻范已在“草约”上签字，立即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和外交部，报告说陈贻范“已照英藏要求条件暂签约稿”，“此约关系至重，万望筹议挽救之法”。同一天，他呈文大总统，表示参赞夏廷献寄来已经签字的“约稿及会议情形”，认为“印政府外交手段之老到不可企及，其内容之酷烈直据西藏为己有”，既“剥尽我国主权”，又以“争界”为重要手段。他建议由大总统“召集会议，筹谋挽救，事关领土主权，岂可因受人所逼而拱手退让？”他还提出，请我国驻英公使向英国政府“据理力争，以期公允，使此约发表后不至惹起列强作同等要求，及藏边扰乱”。[51]

　　陆兴祺的报告的确让北京民国政府极为震惊，4月28日立即电告陈贻范，英国代表“仅许以一隅之地划归青海，迫我承认，殊堪诧异”，让他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对其所签的草约“不能承认，立即声明取消”；如果英方愿意“和平续商，仍应接议”，中国并“不愿遽行停议”。29日，国务院为此复电陆兴祺，内称陈贻范“未奉政府训条，贸然画行，错谬已极，万难承认，已由外交部电饬取消”。 [52] 在命令陈贻范“取消画签草约”后，外交部一方面在5月1日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约稿，界务一端，绝不承认，其余待商之点亦甚多”，陈贻范的草签“并未奉有政府训令”，已经“电令取消”；一面让中国驻英公使刘玉麟通知英国外交部，明确地表示中国政府不能承认陈贻范所签草约，要求“将会议移至伦敦或北京续议”，英国表示反对。

　　5月10日，陆兴祺又看到了“会议所定界图”，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新学会社“所绘之图相较，不但蚀青海全部，且侵入中国本部甚多”。11日，他为此再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和外交部，仍然急切地表示“万急”，指出这个“界图”对于中国领土的划法，一是“侵入新疆，查和阗南界在纬线三十五度以下，今所划乃由纬线三十六度起，不异割和阗之半”；二是“侵入甘肃，查安西州南至纬线三十九度下，今乃划出三十九度，与蒙古仅隔一甘州”；三是“侵入云南，查丽江府北界至纬线二十九度，东界逾经线一百一度强”，该“界图”所划“东至经线一百二度，南至纬线二十八度，不但占丽江府北部，且括西川宁远府西北部”。他强调，清代“收取金川若何艰难，今既归入藏界，且占理藩厅之大半”，如果按照这“界图”划定西藏与邻近省份辖区界线，真让人“神悚胆寒”；现在“逼我按照彼图画押，异日按图索地”，势必造成犬牙交错，贻害无穷。他最后还提醒中央政府，锡金、尼泊尔、不丹等“既折入英手”，现在应“将印藏详细界线急行划清，以免侵占”。12日，中央政府即回复陆氏，表示他“所陈各节不为无见，已交外交部核办”，现在“藏议不决，所请辞职之处，应毋庸议”。17日，外交部又给陆氏发来复电，表示他“所呈各节甚为有见”，对于英国代表的“内外藏之说，我并未承认；此项界图，我万无作为定本之理”，陈贻范“被胁画行，前电早饬取消”。至于陆氏“所称界图关涉金川、和阗、丽江、宁远、松潘各地”，外交部再加审核。[53] 此后，英国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民国政府在爱国人民的支持下仍坚持原来立场。7月3日，英国方面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陈贻范奉命拒绝签字，同时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这一条约未得到中国同意，中国不能承认。中国驻英公使也向英国政府做出同样的声明。[54]这就使英国利用三方会议引诱西藏“独立”、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最后破产。

　　三

　　西姆拉会议后，陆兴祺继续在印度办公，在担任了近三年的“护理驻藏办事长官”之后，陆氏请求休假。1916年3月2日，袁世凯批准陆兴祺休假，派陆氏的秘书李嘉嚞“代行事务”，并“交外交部、蒙藏院查照”。 [55] 这年6月，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此后国内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更迭频繁。在这种情况下，陆兴祺在1917年初向中央政府请求辞职，1月13日大总统发布指令，就“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呈请准予辞职”一事，表示“边事重要，得人綦难，该办事长官谙达藏情，正资倚任，所请辞职之处应毋庸议”。 [56] 到1920年，陆兴祺在印度向中央政府请假返回原籍探亲，以后便以母亲生病需要照顾为由，几次延期。1920年5月19日，大总统发布指令，内称“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呈报请假回里起程日期”，并“以李嘉嚞代理本署职务”，批复为“呈悉，交蒙藏院查照”。 [57] 8月，“护理驻藏办事长官”陆兴祺又呈报“假期届满，母病未痊，恳准续假六个月”，大总统批复为“应准续假”。[58]1921年，陆兴祺第二次向中央政府提出辞职。10月25日，对于他“呈才辁不能胜任请另简贤能”，大总统强调“该长官驻藏已久，悉心擘理，克协机宜，正赖宏济艰难共匡大局，毋得遽萌退志，所请著毋庸议”。 [59]

　　陆氏请求辞职又不被批准的四五年间，西南地区与国内其他地方一样也是军阀割据，战乱不止，尤其是川边地区，处于川军、边军和滇军几派力量的争夺之下，刘锐恒、殷承王献、陈遐龄先后出任镇守使，他们时常卷入川、滇地方军阀的混战。[60] 而且，川边军队士气低落，边藏战争后就失去大片辖地，使西藏与川边、四川、云南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边藏战争是因川边军队擒杀越界割草的藏军士兵引起的，藏军借此向边军发动大规模进攻。边军已经衰败、无力对抗，陈遐龄又卷入川、滇军阀的混战，不愿出兵援救。对于边藏战争，作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的陆兴祺极为关心，而且他也成为川边求助的对象。1918年5—7月间，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因“南北各路告急”，派“唐光裕递书达赖，劝其各守边境，无效”，又派“知事王久敬、李芳悫及夷情调查员甲宜斋前往拉萨交涉”，同时“致书寄居印度之西藏办事长官陆兴祺，请其转告达赖，休兵息民，听候中央解决”，但“久未得报”。 [61]

　　1918年8月，边军节节败退，藏军占领了原属边军驻防的昌都、同普、江卡、德格、武成等十二县，双方对峙于雅砻江。此时，英国副领事台克满出来“调停”，“主持”由边军分统刘赞廷、西藏噶伦降巴邓打参加的“三方谈判”，拟定了《停战合同十三款》，声称川藏冲突后“各守现在驻札[扎]地点，而大英政府亦愿从中调和”，其主要内容是承认藏军已控制类乌齐、恩达、昌都、白玉等县的事实，规定这些地方“与该处迄西之地方，归藏官管辖”，肯定了藏军继控制这些地区的合法性，还提出“云南、青海仍以旧界，现在不改”。该“合同”又摆出了西姆拉会议上英国“调停”中央与西藏冲突的架势，又规定以后再有冲突也要由英国“调停”。对此，陈遐龄因失地太多予以否认，中国中央政府也未予承认。10月，陈遐龄所派代表又与西藏噶伦所派代表重新订立《停战退兵条件四条》，规定该《条件》仅认定“英国副领事台克满为证人”；“汉军退甘孜，藏军退德格县所管之境内”，10月17—31日间各自退兵，“停战一年，听候大总统与达赖喇嘛允否昌都交涉”。[62] 此后，边、藏军队停战，双方辖境也发生重大变化，昌都、德格等地被西藏地方政府控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提出重开所谓的“中、英、藏三方会议”，而且又把西藏与邻近的云南、川边、四川、青海等地区的划界问题列入其中。1919年8月13日，朱尔典就提出过两个方案，让中国政府选择：一是将“内、外藏”名称取消，康定、巴塘、里塘、道孚、炉霍、瞻对、冈拖等处划归内地，德格及以西地方划归西藏；二是仍沿用“内、外藏”名称，康定、巴塘、里塘、瞻对、冈拖等处划归内藏，“中国不设官驻兵，德格划归外藏”。中国外交部认为“以上办法，虽然与我国希望尚属相去悬殊”，但英国公使已比较让步，“不能谓无解决诚意”。同时，外交部认为德格“仍应力争收归内属”，又感到昌都等处“属藏一节”必会遭到国会和各方面的反对，因而也顾虑重重。 [63]随后，朱尔典又一再催促，北京民国政府召开政府国务会议讨论这一问题，大多数人主张“延期谈判，暂不开议”，并由外交部通知朱尔典。朱尔典对此极其不满，8月29日访问代总理龚心湛，9月4日晋见大总统徐世昌，强硬地要求“即开藏案会议，从速解决西藏问题之悬案”。[64]

　　朱尔典的两个方案尽管存在着是否取消内、外藏提法之别，但又都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的翻版，都把“西藏”视为与中国对等的国家，又拿着中国的领土做交易，即以“西藏国”保护人的身份向中国中央政府索要领土，以达到自己分裂中国、变西藏为其附庸的目的。

　　此时，“五四”运动已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虽然民国政府比较倾向于第一方案，但对爱国人民的反对不得不有所顾虑，川、滇、新、青等地方当局的态度也要认真考虑。而且，外蒙古即将取消“自治”，边疆形势已稍好于民国初年。对于朱尔典的催逼，民国政府的反应是9月5日由外交部通电全国，把1914年以来中英藏事交涉，特别是1919年前后的情况通告全国，全国人民至此才知真相，一时间舆论哗然，各地各界纷纷谴责英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坚决要求民国政府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由于所议界限直接影响川、滇、青等的辖地进退，四川省议会、四川督军熊克武、川边镇守使陈遐龄、云南督军唐继尧、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麟纷纷致电中央，反对向英帝国主义妥协。其中，唐继尧强调的四点就很有代表性：（一）川边特别行政区“早经改土归流，且地属西康，不得认为藏地”，近期被藏军占据各县“应派兵一律收复”；（二）)西藏为中国领土，“能否许与自治，中国自有主权，毋庸他人代为要求”，尤其“不得以川边、青海、甘肃、新疆各省区边地划入自治区域”；（三）1915年袁世凯“因急图帝制，结欢外人”，把昌都“划归外藏”，现在不能作为依据；（四）1918年陈遐龄“出于一时权宜”，与西藏地方代表商议停战，所定条件中央政府并未认为有效，“其暂时划界办法，尤可置之不议”。 [65]

　　社会各界也先后通电表态。其中，川、滇、黔、陕四省协会就通电全国，指出“西藏交涉之为英人播弄，骎骎乎成藩属关系”，我国政府“对藏向主覊縻，藏人良否，一切听任自为”。“英人窥其隐奥”，极力笼拉拢分裂势力，而“藏民无知，遂受笼络”，在西姆拉会议上的“提案可见一斑，一则曰中国当承认西藏有完全自主自治权，一切内政外交不受中国政府之掣肘；再则曰中国不得驻兵于西藏，凡其商业交易及将开采等事，自由与英国交涉，其内政则由印度政府监督云云”。该协会强调在藏事危急、千钧一发之际，希望各界爱国人士“联络一致，急起直追，严密监视政府对藏之行动，勿许断送”，同时“直接间接，用种种良法鼓动民气，誓死力争，以国民外交，作政务后援，务期博得最后之胜利而后已!” [66]

　　面对全国爱国力量的压力，尤其是西南各省地方当局和人民的反对，北京民国政府以全国人民反对在西藏交涉上让步为由，拒绝了英国的提议。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在1919年又派李仲莲、朱绣等人进藏联系。此时，十三世达赖也逐步表现出加强与中央联系的倾向，1918年9月就派罗桑巴桑等三人“为驻京堪布”，1919年2月到京后呈文表示，达赖此次选派三人前往，“特为五族共和永远相安之举，自应小心当差传经，不得有误”。[67]这表明，十三世达赖想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疏远之后主动采取行动，又明显地带有借此加强与中央直接联系的政治意图。为解决西藏问题，中央政府在1919年、1921年两度召开藏事会议，华盛顿会议召开前由于中英交涉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又向有关藏事专家询问，陆兴祺受邀参加。1921年11月9日至12月7日，外交部在之后又连续召开五次藏事研究会议，会议由外交部长颜惠庆等主持，邀了熟悉藏事专家钱锡宝、谢国梁、陆兴祺、吴廷燮、陈启图、曾彝进等人参加。冯明珠教授认为，这次会议“检讨了民国以来的西藏问题，商议如何解决西藏悬案。由于五次会议结论，不但直接影响到华盛顿会议后政府处理藏案的态度，也影响到北京政府的治藏方针，故而十分重要。”根据会议的记录，在第七次会议上与会人士都主张及早议结藏案，如陆兴祺在发言时就再次强调“藏案久搁恐将别生枝节”，钱锡宝也认为“现在藏人心目中尚有肯服从中国主权，若再迟延数载，恐不承认为中国领土”，如“稽延日久，则英、藏感情日密，中、藏感情日疏，最重者在联络中、藏感情。如西藏能确定为中国领土，则划界一层全属内政，自失自得，利益仍未外溢，无妨稍为让步。”但是，对于如何议结藏案，与会人士有不同意见，最后达成的意见是：华盛顿会议后“从速与英人开议藏案，俾此事可以解决”；派员与章嘉呼图克图所派人员再往西藏疏通等。以后，又陆续召开了第八至十一次会议，最后形成了“筹藏五纲要”，包括“以前藏、后藏为西藏自治区域，惟外交、国防、交通须归中央主持”；驻藏长官职权“暂照前清光绪年间旧制”，待入藏后再协商制定详细办法，卫队不超过300人；青海和“前属喀木区域”即康区（川边）“悉仍旧制”。而且，会议召开期间，达赖所派代表正经香港前往北京，于是决定派陆兴祺、吴廷燮负责接待，进行沟通，希望重建中央与西藏关系；待华盛顿会议结束后，再根据“筹藏五纲要”与英国交涉。[68]

　　四

　　1922年后，陆兴祺仍然担任“护理驻藏办事长官”，1923年还被授为陆军中将，为西藏治理中做了大量工作，包括通过请授予中将、嘉奖部属的方式，维持驻藏办事长官衙署在印度的正常运转；多次为北京民国政府提交各种呈文、说帖，继续提出各种治藏建议，力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28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又移交了有关档案，1931年完成《西藏交涉纪要》，力求全面、系统地介绍清末民国以来藏事演变的脉络，分析其原因，又提出西藏治理的意见和建议。这些和他在1922年前所做的努力一样，使他成为在20世纪上半叶西藏治理史上的重要人物，对于西南边疆的治理、稳固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陆兴祺对于西南边疆治理、稳固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西藏治理方面，西藏局势又在一定时期影响了邻近的川边、四川、云南及青海、新疆等地区的稳定，因而他的作用和影响又不仅仅限于西藏地区和整个西南边疆。这种积极作用在1912—1915年间尤其突出，他的许多建议、意见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和采纳，西姆拉会议期间及早报告了陈贻范草签及危害，不仅在当时就涉及云南、四川等邻近地区的安危，使中国避免了外交上的被动，而且对于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完整都有重要影响。当然，1916年后他仍一再提出各种建议，包括开发西藏，建议开办银行、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移民西藏等，但这些建议不是政府不予采纳，就是刚刚要落实时发生政局变动无从实施，如1918年提议派章嘉呼图克图等入藏联络“未获实行”，1922年“呈请派巫明远、顿柱汪结携带公文、礼物多种进藏”，可是因“政局突变，中道折回”。因此，他感到很失望，后来就感慨道：“西藏固则川、滇、青、新等省亦固，而长江流域稳若金汤”，西藏“关涉如是之重，而藏案悬搁竟至十余年”，我国在藏事处理上总是“不于事先图谋，仅为事后补救”，对外屡次交涉无不失败，主要是因为“国中无健全政府”，而北京历届中央政府又在“平日放弃责任”。 [69]

　　陆氏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或者建议无法落实，显然与当时多种因素，既包括他的建议、意见自身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也包括国内政局变动、列强干涉程度，还包括中国人民和各界爱国人士对于中央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其中，爱国人民和各界人士对于北京民国政府治藏、治边的决策在不同时期都有影响，程度上又有一定差异，西藏邻近地方的影响也是如此。四川、云南和川边与西藏邻近，又同属“大西南”，其地方当局、各派军阀和社会各界人士更关注西藏局势，1912年后纷纷呼吁中央政府抗击侵略、维护主权。无论是1912年川、滇军队的西征，还是西姆拉会议前后反对妥协、抵制英国侵略、巩固西南边疆的各种呼声，都促使中央政府认真考虑西南地方当局和爱国人民的意愿，对其下定决心抵制外来侵略、维护领土完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1912—1913年间，云南腾越（属今腾冲县）一度成为中央政府通过陆兴祺等人了解西藏局势、与西藏地方联系的“信息中转站”。

　　在维护国家主权、稳固西南边疆的斗争中，西藏邻近的云南、川边、四川等地的各界爱国力量无疑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也产生一定影响。但是，由于地方利益、集团利益的冲突，云南、四川和川边地方当局的某些措施、行动又对民国初年乃至以后的西南边疆稳固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1912年四川都督尹昌衡忙于与云南的内讧，贻误战机，影响了西征军乘胜前进；1914年后，川边军队日渐衰败，镇守使陈遐龄又卷入军阀混战、无心守土，致使边藏战争中失去大片辖地，形成川边（西康）、西藏军队的长期对峙，成为1930—1933年间西藏与西康、青海战争的导火索，消耗中国总体的国防力量，加剧了西南边疆的危机。

（作者：孙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