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领域的新流派,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分别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和80年代末,是欧美史学领域的两支“新军”,在研究对象、路径、方法和目标等方面都独树一帜,不仅成了史学界广受热捧的“新宠”,而且俨然成了英美史学界的“显学”。本文就美国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同”与“异”做一简述性比较。

　　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异”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新社会史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60—70年代,新社会史在英美史学界“异军突起”,其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做的微观层面研究和“由下而上”的细致入微阐释方式令人耳目一新,极富开拓意义。与传统史学注重政治、法律、经济、外交、军事等“宏大叙事”的书写法不同,新社会史始终把它的目光聚焦于社会底层平民及其政治和经济生活,如工人家庭生活状况、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农民经济行为、奴隶制下的种植园经济与种植园人口变化以及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和教育分布情况等。通过对这些社会底层人群的微观层面研究,以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和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等为代表的新社会史先驱们证明:第一,农民、工人、手工业者也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二,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可以借助相关的文字表述和图片象征来理解社会底层人群的思想观点和人生愿景。新社会史的这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颠覆了传统史学研究,不仅使原先被历史遮蔽的“小人物”从历史故纸堆中“露脸”,而且紧接“地气”,把人类故事叙事与民众日常经历密切相连,让历史中的真正“主人翁”跃然纸上,“回归历史”。

　　新社会史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无可置疑,但在注重文化现象的历史学家看来,阐释人类经历应超越社会行为本身。毕竟,人们的行为举止、生活习惯、信仰习俗等都是通过语言、礼仪、象征、仪式、形象等方式表达出来的。为此,一些原先从事新社会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开始把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的社会底层问题,转向微观层面的语言、文化、形象和象征等问题,史称“文化转向”。这种“文化转向”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如出一辙,更注重对事物表象背后的意义的解读和阐释,而不是对事物因果关系的实证性分析。新文化史于是应运而生。

　　鉴于新文化史在相当程度上“脱胎”于新社会史,新文化史自“露面”之日起,就竭力“撇清”其与新社会史的“联姻”关系。新文化史学家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突显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在诸多方面的区别。新文化史学家指出,第一,在思想资源上,新社会史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年鉴学派汲取思想理论资源,而新文化史主要仰赖文学理论、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来构建其思想框架。第二,在研究路径上,新社会史为了“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而“深入群众”,去“倾听”那些曾被历史遗忘的人群的“声音”,新文化史则更倾向于把文化阐释本身看作研究文本,即把对图像和形象等文化意义的阐释放置于最重要的地位。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如果说新社会史学家擅长于运用计量统计方法论证事实,新文化史学家则强调文本的不稳定性和多义性,主张自由大胆想象,不受拘束地解读和阐释符号、记忆、形象等文化现象。第四,在研究目的上,新社会史旨在“发现”被历史灰层淹没的默默无闻者,“复原”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状况,而新文化史不仅旨在揭示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面貌,而且旨在“晒出”与主流社会形成鲜明对照的社会“他者”群体及其文化观念。第五,在研究旨趣上,新社会史重在为社会现象提供解释,试图说明事物的“因果关系”,新文化史则明确宣称其旨趣不在于提供解释,而在于描述社会现象过程,叙述其“如何演进”。第六,在研究重点上,新社会史侧重于研究人的行为和行动,新文化史则强调研究记忆、话语、符号和表征等现象。第七,在研究范式上,新社会史大多以社区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史热衷于开展“微观史”研究,如细致考察一个鲜为人知的人生故事。最后,在认识观点上,新社会史学家强调,物质世界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力,是人类理解和认识世界的出发点,但新文化史学家坚持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在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的“同”

　　然而,尽管新文化史力图与新社会史“划清界限”,怎奈两者都注重从社会底层考察和研究名不见经传的历史“小人物”,且都强调从微观层面来解释历史变化,所以它们之间无法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从大处讲,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之间界限不清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新文化史学家中有不少人原先都接受过新社会史训练,尽管他们试图扬起新文化史旗幡,但早已根植于身的学术基因无法剔除干净,自己的研究思路、方法和路径仍处处留着新社会史的“印记”。第二,新文化史“横空出世”后,新社会史并没有对此视而不见,而是“谦虚”地吸纳新文化史的合理成分,将其融入新社会史研究之中。同样,尽管新文化史“自立门户”,但它也没有忽略新社会史的精华部分,而是积极吸纳新社会史的学术养料。因此,新文化史自产生之日起就无法与新社会史真正“分道扬镳”。

　　事实上,新文化史学家清楚,新社会史初露端倪时,本身就不乏“文化”因子,因为其研究历史上默默无闻者的目的,就是试图理解和解释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价值信仰。不涉及“小人物”的“价值信仰”的研究能称得上是新社会史吗?对此,新社会史的开创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作者汤普森曾明确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历只能以“文化词语”表述清楚,只能从“文化视角”加以阐释。所谓“文化词语”和“文化视角”,指的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体制形态”。可见,新社会史本身就内含“文化转向”成分,只是没有打出旗号罢了。更重要的是,新社会史学关注的核心内容就是那些与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如“工人阶级文化”、“黑人文化”、“奴隶文化”、“中产阶级文化”等。所以,新社会史并不排斥文化因素,只是认为不应过度“夸张”文化的功能。

　　显然,新文化史的问世并不意味着它与新社会史永世“决裂”。与其说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闹了“离婚”,不如说两者在发展一种时而碰碰磕磕,但总体上还算是富有成效的“婚姻关系”。正是于这一原因,有学者把新文化史与新社会史“合二为一”,称之为“新社会文化史”。最能反映史学界这种“合二为一”趋势的,莫过于2003年《社会史期刊》春季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门探讨新文化史和新社会史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提出,史学界里的这两个“新锐”学派,与其说是“对手”,不如说是“盟友”,因为两者的共同点远远大于差异处。

　　目前,从机构建制上看,新社会史在其与新文化史的“婚姻”中明显占据上风,《社会史期刊》、《社会史》和《国际社会史评论》三份新社会史学术刊物名声显赫,而新文化史至今还没有一份类似的“文化史期刊”问世,严重影响了其思想传播和观念辐射。不过,我们也不能仅因学术期刊的缺失就断定新文化史处于从属地位,因为它毕竟还可以借助其他媒介表达其思想理念和研究方式。同样,学界对新文化史的种种诟病,如指责其想象因子和推测成分过多等,也没有妨碍或阻止它的研究路径为其他历史学派模仿和采纳。新社会史之所以难以与新文化史严格区别开来,一个明显而又重要的原因是:许多新社会史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借鉴和采纳了新文化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艺,反之亦然。

　　总而言之,新文化史刚诞生时非但没有替代新社会史,反而遭致史学界各学派的种种啧言。然而,历经近30年的努力,新文化史的独特研究方法已经极大地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人类历史,尤其是社会史的撰写方式和阐释路径,其影响已渗透到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领域。也许,这就是新文化史对人文科学和社会学科的最大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