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所以，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必然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转向，就是要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域具有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

　　一、研究现状与学术反思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与清末民初的边疆危机以及中国转型为近代民族国家的背景密切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杨成志、夏光南、凌纯声、陶云逵等为代表的国内部分学者，即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从不同角度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由于对主权的关怀，‘边疆’遂在民国年间成为重要语汇，见之于许多国家表述和民族建构论述当中。”在此背景下，一些关注西南边疆问题的学人，也自觉地将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以彰显特定历史时期学术思想与国家、民族利益的一致性。于是，当时出版的一系列综合性的“边疆史”“民族史”论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的相关内容。不过，在“夷夏有别论”“用夏变夷论”等传统惯性思维的长期影响和作用下，研究者在对包括西南在内的中国边疆历史进行表述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王朝国家时代的“华夏中心观”的影响。如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夏威的《中国疆域拓展史》(1941)、蒋君章的《中国边疆史》(1944)、童书业的《中国疆域沿革略》(1946)等代表性著作，主要依据“二十四史”中的王朝“历史记忆”，对历代疆域的形成、发展和沿革加以阐述，并且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强调族群边际与疆域边界的重叠和吻合。这实际上还是以“华夏中心观”来论证中国疆域的空间范围及其历史延续性。

　　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史的研究路径来看，大多数学者虽然没有完全摒弃历史上形成的“华夏中心观”和“华尊夷卑”心理，但是在当时以国家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为主题的社会情境下，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历史叙述中注意到了不同民族或族群之间的平等关系，以及边疆史研究本身所蕴含的现实意义。从研究方法上看，由于受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影响，所以更加注重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相互结合。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四裔人群的描述与研究；一方面加入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甚至还涉及到地理学、生态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引进使得西南边疆史研究出现了与其他学科交叉合作的可能，但是由于研究者长期以来受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传统历史叙事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文本表述中又不可避免地将西南边疆的历史视为华夏文明要素的“传播史”——即“典范”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之一。

　　20世纪50－80年代，民族社会历史语言大调查和民族识别，一度是该阶段民族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五种生产方式”开始成为学术界阐释中国境内民族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以及指导历史分期的主流话语。于是，族别史研究也自然成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大量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知识被系统性地“发掘”和“生产”出来，生活在边疆地区的不同“民族”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符号”，亦被视为历史发展轨道上的客观性存在。在这种情境下，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有意识地摒弃以往“华夷关系”模式中固有的民族歧视、民族偏见等大民族主义历史观；但另一方面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对边疆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定位，则又落入了为后来学者所诟病的“单线进化论”模式的窠臼。在该理论逻辑的影响和主导下，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成为其被划入某一“阶段”社会形态的主要依据。于是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就有了所谓的“先进”和“落后”之别。这种单纯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研究模式，一直是这一时期西南民族史与边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范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范式随着学术反思的深入和理论视野的拓展日渐式微，西南边疆史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具有影响力的论著相继出版。如方国瑜的《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1987)，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1987)，方铁等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1997)、《西南通史》(2003)，马大正主编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1990)、《中国边疆经略史》(2002)，王文光等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2015)等。上述成果从不同层面对西南边疆的变迁沿革、西南政区的历史演变、历代中央王期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以及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特点做了系统的考察和论述。在研究方法上，立足于相关文献史料的整理和发掘，部分地吸收了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更加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注意历史上不同族群及其文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轨迹，特别关注不同历史时期西南疆域的变化特点。

　　总体而言，到目前为止，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该研究领域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学术界“主要关注的是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较少研究边疆史地。又如微观视角、细小问题、重复研究的选题较多，至于重大及深层的问题，以及边疆形成发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出中国西南边疆史研究长期以来在方法论和研究路径上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其中最主要的症结在于，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南民族史学范式的建立，学术界多沿用“民族史”“族源史”或“开发治理史”等路径来讨论国家与西南边疆之间的关系以及边疆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问题。这类研究虽然一直是西南边疆史研究的主流，但是很容易产生两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在多数情形下，把西南边疆的社会变迁完全纳入到“少数民族历史”当中，以历史上较为模糊的民族融合和认同来切割区域内部的混杂性、丰富性和多变性，并以此作为该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基本内容；二是把中国西南边疆地方社会变迁看作中央王朝对其进行“开发治理”整体过程的表现，掩盖了西南边疆与外部的多元互动关系。这些认识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西南疆域空间的差异性以及历史演进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尝试性提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视角，旨在反思以往研究中“单线叙事”的思维定式及其局限性，通过对区域史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梳理，以期能够为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维度，这或许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南边疆多元结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的理解和认知，从而丰富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内涵。

　　二、“非均质性”：西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族群地理和文化空间

　　在地理学意义上，“非均质性”主要是指特定区域内部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多元性以及各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虽然每个区域都会因为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而生成各自不同的“区域特性”，但与其他区域相比，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地形、地貌、气候环境而造成的区域多样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具体。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在该区域内部社会文化差异性的形成和塑造方面，无疑起到了初始性的作用。因此，“非均质性”的概念及其方法论，理应成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非均质性”的认识依据源自于西南边疆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地形与气候的多样性。西南边疆地区横跨云贵高原并与青藏高原相连，该区域地形复杂，尤以山地为多，从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东缘到海拔76米的云南南部最低地，不但地形、地貌变化多样、起伏巨大，而且在总体上呈现出由西北至东南延伸的扇形垂直布局。除了地势陡峻的高山峡谷外，还有众多山间盆地散布于山脉河谷间，因高山的包围与分割，其面积大都狭小，当地人称其为“坝子”。立体垂直、山谷交错的地形地貌造就了西南边疆地区立体垂直、复杂多样的气候及物产格局。这种由多元地理环境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态圈，反过来又制约或影响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利用，从而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若干彼此分割又相对独立的小块区域。在这些区域内滋生并成长的族群及其文化，受制于所在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彼此之间明显不同的生计方式与社会结构，同时在政治体系的建构上也表现出若干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自人类活动形成以来就一直贯穿于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早在汉代，司马迁就曾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夜郎、滇、邛都、昆明等族群进行过初步的分类性描述。其关注点虽然是不同地域族群之间的生计方式、文化表征以及社会组织的差异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地理生态环境与古代西南族群分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类似的情形在历代文献记载中亦屡见不鲜。甚至到近现代，像这样按海拔高度居住、流动的人群，从云贵高原到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还可以经常看到。可以说，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西南边疆族群的多样性及其不同的分布格局，而“不同群体对其生存环境的不同‘适应’模式则是不同区域在历史出发点上即形成差异的根本原因”。

　　此外，西南边疆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与其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本质上是西南边疆地理环境的一个反映。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使得不同族群的生计模式、居住方式、社会组织，在该区域内呈现出既不相统属又交相杂错的局面。该区域内的任何一个族群，都没有出现过像北方农耕或畜牧人群那样相对集中的聚居区，而是分散居住在众多的小型聚落中，即使是同一个族群由于分布地域的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特点，也就是所谓的“大分散、小聚合”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西南的文化不仅表现为空间上的多元分割，还表现为时间上的间断和‘非传统化’”，从而为西南边疆区域文化整体上的多元格局奠定了基础。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西南边疆地理与文化空间的“非均质性”也深刻地反映在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上，它不仅形成了各种落差极大的地缘板块结构和地域性的族群分布组合方式，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地方秩序的实际运作，决定了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治理方式及过程的断续性和不均衡性，始终影响和制约着西南边疆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依赖于既有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但是对于西南边疆复杂多样的“历史现场”——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复杂的“人地关系”却明显关注不够。在不少学术论著当中，族群地理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投影，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历史空间结构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非均质性”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西南边疆多元地理生态环境对区域内族群历史文化的形塑和影响；强调研究过程中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有机结合。其着眼点在于：第一，“非均质性”比地理学家界定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不仅仅是针对多元地理空间或特定历史场景的概念性表述，更多地指代与地理生态环境有关的社会政治空间，蕴含着特定区域的历史进程；第二，“非均质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揭示出特定时空结构下，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环境因素在西南边疆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

　　三、“中心”与“边缘”：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多元结构的属性及特征

　　地理空间既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但同时又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一直存在着一个“中心”与“边缘”的差序格局，这种二元结构的空间概念和认知模式是由中原王朝“华夏中心观”的文化想像所界定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强化而形成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念的出现，预设了“天下”作为整体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王朝国家体系中不同层次“中心－边缘”的划分和存在。在中原王朝的等级秩序空间结构中，中原地区是王朝的中心和文明的发源地，而“远方殊俗”的边疆区域则是落后甚至蛮荒的化外之地。因此，历代文献记载中所谓“蛮荒”“异域”“化外”“边陲”等概念，正是这种观念和语境下的产物。这类描述旨在体现中原王朝视野下边疆地区落后“蛮夷”的形象特征，反映出古代“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夏中心观”对于边疆社会历史的建构和书写。

　　王朝国家体系下的“中心－边缘”关系格局，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传统疆域形成与演变过程中的稳定性与流动性两个基本维度。其中，稳定性强调的是，“边疆”始终为华夏核心区的外围区域，是王朝国家相对于统治“中心区域”的领土边缘部分，同时也是非华夏群体生活的“异质性”文化区，即所谓的“蛮夷之地”。“华－夷”“化内－化外”等具有内生逻辑关系的二元对立概念的出现，表明边疆的区域性结构要素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了某种稳定性。流动性强调的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疆域空间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变迁。历史上由于疆域变迁带来的“空间转换”，使得“内地”与“边疆”之间一直处于伸缩变化、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所以从辩证的关系来看，中国历史上疆域的稳定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流动性才是绝对的，疆域的稳定性是以流动性作为前提的。

　　就西南边疆地区而言，学术界虽然常常将“西南”或“西南边疆”看作一个整体性的地理或文化概念，但由于其本身的“非均质性”及多样性特征，使得区域内部同样具有“中心－边缘”的结构关系，它的每一层次上的区域结构均呈现出和“内地与边疆”结构类似的内部差别。具体来说，西南边疆地区的“中心－边缘”结构，首先通过垂直分布带形式的“山坝结构”呈现出来。在人类学视野中，“山坝结构”主要是指自然环境中山区与坝区的差别及其相互关系。其中，“坝子”不只是一个与地貌有关的地方概念，“它所指的‘山间平地’的地貌特征及其与之对应社会政治空间，都曾经历了长久的历史变迁，与当地的政治体制、农业、交通、生态环境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着”，“在今天看来，规模化灌溉农业的发展是‘坝子’最重要的经济条件，使得它具备比山坡和河谷更高的人口承载力；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坝子往往成为当地的政治中心，城镇、周期性的集市贸易更多地集中在坝子中。”从空间关系上来说，正是由于西南各地大量错落分布的坝子存在，并且分别产生出对特定区域的辐射和凝聚功能，才可能在秦汉之前出现“滇”“夜郎”，在唐宋时期形成南诏、大理这样的“区域性”政治文化中心。

　　其次，西南边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除了地理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当地人群的长期活动决定了区域构造中不同层次的“中心－边缘”关系及其互动。历史地理学相关研究表明，“垂直地带性规律的表现特点是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层次性，对历史区域的影响形式可概括为高下分野，趋上发展。历史条件下先进的社会生产力集中于河谷平川、河口三角洲和山间盆地，立足脚下向周围地带拓展的主动权在山下而不在山上，山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不便和限制因素，注定它与外界接触中，面对对方更多的是吸收(尤其是思想和技术方面)而不是向外推出，这种现象强弱与否又是与山地海拔高度的增升成正比关系。”西南边疆地区复杂的山地地貌，为在此生活、居住的人群划定了若干彼此相对隔离但垂直差异显著的地理空间。在同一地理单元内的不同地带，分布着多种族群，他们很早就形成了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生计方式上的差异性和经济上的互补关系使得族群之间的互动交流有了现实的需求和可能，尽管这种交流的空间范围有时显得较为狭小。但是如果从更大的空间范围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交流同样存在于西南边疆地区不同的“中心－边缘”体系之间。由于区域间物资的流通、族群的流动以及地方政治、宗教体系的长期互动整合，从而发生不同程度的交织与互换，维持着更高一个层级的跨区域的网络，甚至经由区域的“中间地带”将不同类型的族群、社会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地域之间的社会文化联系。可以这样认为，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环境、生态差异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的范畴，它所产生的社会流动性也正是区域形成的动力，区域差异越大，流动性也越强。区域间的动态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西南边疆社会变迁的视角。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西南边疆“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变动，不仅仅是区域内生性结构的变化，很多时候与区域外来力量即“介入性力量”(intrusive system)推动密切相关。自汉代以来，西南边疆在不同历史阶段伴随着王朝军事政治势力的进退、统治重心的转移、汉族移民的迁入等发生一系列变动。外部力量的介入打破了区域内部原来的“中心－边缘”运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南边疆的地缘关系及地缘结构。其间，中央王朝一方面不断向西南边疆地区特别是适宜农耕的核心区域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扩张与渗透，使其逐步被纳入到王朝国家体系的结构之中；另一方面，西南疆域内的不少地方由于受地理空间及自然生态等限制，国家力量无法介入，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从而使得原有的族群结构和文化异质性得以延续。因此，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不同区域的开发治理过程并不完全同步并行、协调一致，这又导致国家的统治策略和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且，伴随着疆域空间纳入国家体系的过程，区域“中心”与“边缘”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甚至在多重力量的作用下创造出新的“中心－边缘”结构关系，从而为更大范围内地域性政治中心的出现提供可能。

　　总之，“中心－边缘”关系理论既是一种研究视角，同时也是贯穿始终的分析架构。这一分析模式关涉双重含义，既指代地理空间上的层次，同时又可将其理解为由人的活动而形成的一种权力关系和交往空间。因此，“中心－边缘”模式并非静态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动态的、辩证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互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的西南边疆不仅是一个相对于“中原”而存在的动态地理观念或者动态的人群划分，同样也是探究“华夏文明”的一种“边疆”视角和立足点。

　　四、“大历史”与“小历史”：西南边疆历史的建构及分期

　　建国以来，“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观在史学研究领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一度被奉为圭臬。受其影响，西南边疆的历史进程也通常被视为历代王朝“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开发治理过程。该理论方法的局限性，使得研究者在对“中原冲击－边疆回应”社会发展模式的批评、反思中，愈来愈重视“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的叙事结构及阐释路径。按照“复线历史”的叙事学要求，历史研究既要注重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同时也要注重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空间维度。因此，在历史书写中不仅要关注王朝或国家层面的“大历史”，而且也要关注地方层面的或个体的“小历史”。关于“大历史”“小历史”的概念，赵世瑜曾做过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所谓大历史，就是那些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改朝换代的历史、治乱兴衰的历史，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制度的历史等等”；“所谓‘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性的、地方性的历史，也就是那些‘常态的’历史：日常的、生活经历的历史，喜怒哀乐的历史，社会惯制的历史。”很显然，“大历史”“小历史”与人类学家雷德非尔德的“大传统”“小传统”的文化分层概念是有区别的。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大历史”与“小历史”常表现出某种“复合性”，二者之间总是相互包容、相互整合、相互渗透的。因此，“大历史”“小历史”综合研究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多元、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这在西南边疆史的研究中也具有同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如前文所述，西南边疆的形成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的活动。其中，既有王朝国家层面的移民、设治、战争、朝贡、贸易，也有区域内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互动，即使是不同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最终也要通过人的活动才能转化为疆域的变迁。可见，西南边疆既是地理学意义上的区域空间，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历史进程。正如拉铁摩尔所言，“边疆(frontier)是一个共同体(community)占据一片领地的时候形成的。此后，边疆随着共同体的活动与发展，或者由于另一共同体施加的影响而发生转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西南边疆也同样经历了人类学家所说的“形成过程(making process)”和“结构过程(struc-turing process)”。这里的“形成过程”，主要是指西南疆域空间范围的历时性发展过程；“结构过程”，是指把西南疆域结构形成本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两个互为表里的过程中，西南边疆的历史不仅被整合在“王朝史”的历史叙事(“大历史”)当中，而且很多时候也会通过地方性的历史叙事(“小历史”)方式加以再现。

　　在文献记载中，西南疆域的形成及其变动，首先反映在历代王朝对西南的认识定位与治边实践中。“西南”的概念最早出现于《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把居住在今四川南部、西部，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大部的土著居民称作西南夷，而此后的《汉书》《后汉书》中也均设《西南夷列传》，将“西南”一概视为“别种殊域”的“蛮夷”之地。由于历史上西南地区特别是云贵一带长期处于华夏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这就使得秦汉以后历代王朝对西南的开发经营基本上都停留在政治“羁縻”与军事征服等传统意义上。在这一背景下，西南疆域的空间范围通常处于模糊而不确定的状态，并且会随着朝代的更替和“华夏边缘”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因此具有周期性的历史“弹性”。汉晋时期的西南疆域主要包括巴蜀和西南夷地区，而外部界限则比较模糊。唐宋时期西南疆域的主体为南诏、大理，但疆域外缘已延伸到了骠国、勃泥、占城、安南等藩属国。明清时期，随着汉族移民人口数量的激增，疆域范围较之前代有所扩大，但更多地还是指王朝疆域内的西南地区。到近现代，西南边疆的概念则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主权观念的形成和政治疆界的确立，西南边疆的空间范围由原来的西南边陲之地和与之相邻的藩属地区，转变为只包括国家疆域内的西南各地。

　　不难看出，作为中国整体历史的一部分，西南边疆及其社会历史早已被王朝国家“大历史”传统叙事所建构。在“国家叙事”模式中，“边疆少数民族土著历史的分期都被嵌合进中国帝国‘王朝史’分期序列中，强化了土著历史与帝国历史之间的关联性，但这样的历史往往用帝国王朝的时间来替代土著的时间，用帝国的空间拓殖囊括土著的空间，在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上，历史基本是由帝国来定义的。”然而从“土著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西南边疆地区与周边的族群和文明一直有着持续的互动，加之多元空间关系的差异性和流变性，使得西南边疆在不同历史时段有不同所指。因此其发展变化的逻辑，必然反映在复杂而丰富的地方性历史脉络之中。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一地区，边陲与中心随时代以及地方政治、经济的发展与变革，而发生不同程度的交织与互换，甚至经由边陲地带，将不同类型的社会、国家乃至区域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政治与地理空间，自明清时期起，该区域便体现出多重力量的汇聚，充满张力，既有逃离国家，不愿文明上山的高地族群，也有选择性地接受‘文明化计划’却又保持地方自治的边地土司，还包括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马帮与华商，在往来之间，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甚为频繁，融合、竞争、协商、冲突同时存在，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不同族群的理解与认知，以及相互交往的准则与规范。”这或许可以看做是王朝“大历史”的地方性延伸，但同时也显示出西南边疆“小历史”本身的特殊性及其与“王朝史”并不完全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总体而言，西南边疆历史进程中蕴含的“大历史”与“小历史”是共同存在、相互影响、互动互补的。“大历史”强调王朝国家及其文化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的渗入、控制和整合，对西南边疆社会有着最为深刻的影响，决定了西南边疆历史的最终走向。“小历史”则强调王朝国家“大历史”宏大叙事下的区域差异性和历史文化多元性，同时又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关注区域自身的发展脉络及其与王朝边疆治理过程的互动关系。

　　有鉴于此，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就需要特别重视西南边疆区域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分期问题。其一，不能单纯以王朝历史分期作为区域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西南边疆“小历史”既包含在王朝“大历史”当中，但又与“大历史”相区分，所以不能单向度地以中原王朝的时间框架，特别是以王朝断代作为西南边疆史分期的唯一标准——进而在研究中“复制”同样的时段，掩盖了西南边疆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性与连续性。实际上，“区域周期”有时比“王朝周期”更接近于具体的、动态的历史真实。其二，要重视西南边疆的地域性特点。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一方面要突出区域“中心－边缘”结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要展现区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共存关系，不要人为地割裂西南边疆社会历史文化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三，要赋予西南边疆新的时空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西南疆域内部都发生过对本区域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从而显示出西南边疆与其他区域之间在社会发展与历史文化上的时空差异。因此，西南边疆历史进程的分析，应该以区域内“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单元展开，而这也正是区域历史分期的理论基础。

　　五、“整体史观”：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表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在史学领域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史学的鲜明学科特征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受法国年鉴学派“整体史”(total history)观念以及国内区域史、社会史理论的影响，带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整体史”研究方法也逐渐为中国边疆史、民族史学者所关注和借鉴。

　　“整体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兴起于二十世纪前期的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针对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欧洲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的新史学观念，与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事件构成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费弗尔等人看来，“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此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所着力阐释的“时段理论”，也旨在建构一种全面而整体的历史学。到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和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时，明确提出了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并进一步阐述了“整体史”与人类学研究取向的内在关联。年鉴学派自形成以来，历代学者一直都在强调历史构成的“整体性”和结构化的历史研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整体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诉求，实质上正是人类学文化整体观与比较研究传统在史学领域的传播和延续。

　　在国内学术界，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整体史观”主要来自于法国年鉴学派，并最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应用。尽管研究者对于“整体史”概念和范畴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比较注重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观照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不少学者认为，“整体史”既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宏观史”“大通史”或“概念史”，也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专史的简单组合或叠加，而应该把“整体史”作为理解和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因此，在涉及研究区域的范围上，“整体史”并不限于全国性的历史，而是涵盖各层级区域的历史，不论是大到若干省市，还是小到乡镇、村落的历史，都可以被视为一部“整体的历史”。在实际研究中，需要“全方位地立体地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等方面，力图展现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由此可见，“整体史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区域史个案研究当中，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显示它的阐释力。基于这种认识，当前的西南边疆史研究，同样需要一种将具体研究对象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整体性分析考察的学术理念。只有以“整体史”视野对西南边疆史研究对象予以观照，才能对其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立体全景”式的了解。

　　首先，“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不在于选择研究对象及范围的大小，而在于全方位地透视其历史发展变化的机制和特点。为了在西南边疆史研究中实现“整体史”的追求，需要在学理上具有总体的宏观把握和全局性的眼光。不仅要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探索国家力量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治理活动，而且还要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国家－地方－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疆域边缘不同人群的生存策略和交往方式对王朝边疆建构的影响。总体思路是要探讨“国家”与“边疆”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多维度的研究，深化对“大历史”的认识。

　　其次，“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微观研究与整体性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微观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重要基础，但并非大量微观研究成果“排列叠加”在一起，就能够显示出整体性特征。因为“人类世界是一个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埃里克·沃尔夫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西方中心观”下历史叙事模式所作的反思，但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西南边疆史框架下的多个专题研究的机械排列叠加，并不等于西南边疆史整体性研究——“整体永远大于部分之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应当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把“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放在“整体史”论域中进行分析考察，明确微观研究在西南边疆史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因为“整体史”书写的意义在于：第一，能够将微观的或阶段性的事件史，纳入到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整体性理解；第二，能够将微观的或阶段性的事件史，置于更大空间范围乃至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进行比较性理解。唯有如此，才可能做到微观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的互证和互补，从而有效地避免目前西南边疆史研究中出现的“单一化”或“碎片化”的问题。

　　再次，“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过程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西南边疆既是历史建构的产物，也是历史发生的“现场”。因此，我们需要在传统的边疆史书写范式之外，探寻历史意识及“历史制作”的现实基础。在这一问题上，陈春声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指出：“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复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所以，“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就不仅仅将历史理解为变迁的过程，相关研究也不只是限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而且还需要“在当下发现历史”，即“历史”是如何通过地景、事件、仪式、记忆等方式存在于“当下”并成为民族文化传统和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实践形式和表征符号，往往蕴含着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无论是个人生命史、族群演化史还是区域文化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到了“当下”多维度的生活实践逻辑之中，它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出区域社会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融统一。正因为如此，对“当下”历史意义的关注，不啻是一条解释西南边疆“整体史”的重要途径。

　　六、余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及可能

　　在中国近代多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历代王朝与“四夷边陲”的关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中央和地方族群之间的关系来运行的，核心内容大多是协调族际关系，因为边疆治理主要是治理夷狄之区，即处理“华夷关系”。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也主要是从族群关系与边疆开发治理这两个维度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成果斐然，但其中的局限性也有目共睹。前者囿于族际间族源、族群文化、族群历史的纠葛，难以充分展现国家－地方－族群之间长期复杂互动的历史图景；而后者则习惯于采用传统政治史“自上而下”单向度的“线性历史”的研究视角，对西南边疆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发展逻辑往往关注不够。因此，如果要想全面揭示西南边疆历史的内在复杂性和丰富性，就需要在区域史的视野下来认识和表述西南边疆。

　　区域史研究作为一种方法论，强调的是将历史现象置于具体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序列的坐标轴上进行综合考察，而不是简单地用历史事件去填充区域空间。因为区域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就在于从研究对象的“历史空间”出发，分析由历时性和共时性交织而成的各种关系，特别是在“整体史”观照下揭示历史现象形成的过程、机制与意义。所以在具体研究中，既要把个案的、区域的研究置于对历史的关怀之中，也要从无时不在的国家制度和国家观念出发理解具体地域中“地方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可见，区域史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了一种从传统“事件－叙事”史学模式发展到“问题史学”模式的努力和尝试。

　　也正因为如此，区域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较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史研究，显然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更为开阔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即西南边疆不仅是历代王朝进行管辖、移民与拓殖的疆域，而且也是中国南方与南亚、东南亚等多种文明的连接地带，作为“区域”的西南边疆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或孤立的地理空间，而是和周边广大地区存在着广泛文化接触、经济交流以及多种社会力量碰撞的场域。因此，西南边疆史研究中所要考察的地域空间、族际交往、政治结构、经济关系等，都包含在特定的“区域”之内而不是以“族群”为边界。因为与族群概念相比，区域可以表达出更复杂、更具有伸缩性的时空关联的整体特征。从这个角度说，区域具有的复合性、交叉性的时空结构，决定了西南边疆史以空间、历史、族群互动为主题的“复线历史”叙述的基调。因而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史观，就是要突破传统“线性历史”的思考方式，建立起更加丰富、更富有弹性的“整体史观”。这一研究取向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西南边疆多元结构的本质属性与发展逻辑，以及在方法论意义上实现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区域转向”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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