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研究领域中的衰败论或称衰败叙事，是一个引发学界许多争议的重要命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威廉·克罗农、约翰·麦克尼尔、马丁·麦乐西、卡洛琳·麦茜特等环境史学家即站在批判衰败叙事的立场上思考城市与自然、城市与环境的关系。

　　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城市”与“自然”被认为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城市”与“自然”通常也被理解为对立面。在20世纪出现的有关于城市和环境的历史著述中，“古老的二分法”比比皆是，如人与自然、人类与非人类、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乡村、自然环境与建成环境、文明与荒原、自然的与人造的等。城市经常被描绘成文明和现代化的缩影，是与自然环境不同的人造环境。人们进而认为，城市居民已经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即摆脱了周围自然环境限制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城市化就有两种解释：一是将城市化进程解释为不断突破自然的限制，形成征服自然的叙事；二是将城市化进程解释为破坏生态环境的过程，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衰败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对衰败叙事多持批判的态度。

　　无论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观点，还是城市破坏生态的看法，都是基于将人类与自然、城市与自然对立起来的分析方法，并且反映人类中心主义。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克罗农等人早已通过各自的研究，对衰败叙事予以了反驳。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关于人与自然、自然与城市的反思逐渐形成了城市环境史的研究范式，并使之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来看，衰败叙事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环境衰败趋势的概括。在这样的叙事中，既有自然与城市的对立，又有自然与城市的融合。因此，衰败叙事并非一无是处，它提供了冷静思考城市化发展的机会和更深刻地认识城市本质的路径。正是从衰败叙事的视角出发，威廉·克罗农认为，城市是农村腹地的延伸，是与西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第二自然”。塞缪尔·P.海斯更强调城市的社会意义。马丁·麦乐西尤其不同意衰败论，认为城市不是障碍，而是在人与自然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约翰·麦克尼尔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城市与自然不同，是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而存在的。迈克·威廉斯和大卫·哈维则试图消解“自然与城市”的二分法。他们的研究都讨论了衰败叙事，在批判的基础上肯定了城市发展带给人类的意义，并主张城市是自然的一部分（具有文化或社会属性）。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均是在环境史的框架中讨论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衰败叙事表示异议，但未能深入探讨与衰败叙事几乎同时产生的进步叙事和城市环境中的进步问题，亦没有看到19世纪中叶西部城市环境中的“希望”命题。而且，除克罗农发现资本的力量之外，这些学者都未及讨论资本是左右城市环境衰败与希望的根本性力量。本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城市环境历史作为讨论语境，从城市史角度探讨城市环境史的叙事选择。笔者认为，从衰败叙事到“希望叙事”，资本是最重要的话语及左右城市环境“衰败”还是“希望”的重要力量，即城市环境史中的“资本统御”（capitocracy）。

　　一、溯源衰败叙事

　　20世纪70 年代末，美国出现了环境史衰败叙事的论调——消极的、悲伤的、贫穷的、不自由的、越来越糟糕的。威廉·克罗农于1992年提出了关于衰败叙事的相关讨论。他从1979年出版的两部同主题著作出发，概括了马瑟·保罗·博尼菲尔德的进步叙事和唐纳德·沃斯特的衰败叙事。博尼菲尔德和沃斯特均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平原地区发生的“尘暴”为主题，前者认为尘暴是自然灾害，人们通过不懈努力，最终克服了困难，恢复了家园，即“自然制造混乱，人类收拾残局”。后者则认为这场尘暴并不是自然的过错，而是人类的过错。人类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未能使自己适应自然。正如约翰·斯坦贝克在其小说《愤怒的葡萄》里所揭示的那样，大平原的故事从原始草原开始，结束于经济和生态灾难。实际上，关于大平原历史的论著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把大平原的历史视为美国改进事业，是美国人不断追求幸福、财富和自由的故事；另一个则是认为这场事业注定走向失败，是悲伤、贫穷和奴役的叙事。

　　为什么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这与叙事者的着眼点不同有关。进步叙事着眼于19世纪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描述人类成功地从土地上获得黄金、牛和小麦等财富。衰败叙事则强调开采黄金、建立牧场和大规模农场对生态的破坏。

　　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崛起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成就了美国的“帝国事业”，这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取得胜利的故事，与衰败叙事是相悖的。博尼菲尔德的进步叙事的出发点便是美国边疆的改进事业，而边疆不仅产生了财富，也产生了美国的民主。这也是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特纳的观点。特纳不止是把“边疆”带进美国历史的叙事，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城市在自然、西部荒原中的成长。他指出，“商站”的选址和建立皆由自然所赐，它们占据着全国水文系统的关键位置，从而成长为阿尔巴尼、匹兹堡、底特律、芝加哥、圣路易斯、康瑟尔布拉夫斯和堪萨斯城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的建立及其繁荣，让美国人志得意满，笃信“进步”的力量。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沃斯特等人采用的衰败叙事便没有了历史依据和意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19世纪末的美国，其“城市病”从负面、城市改革从侧面为衰败叙事提供了佐证。纽约、费城、芝加哥等城市均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代，陷入了城市环境恶化的境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创造城市，因此，城市亦是自然的一部分。”城市所具有的这种自然属性也使它本身和自然一样容易遭受人类活动的破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环境恶化或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再者，南北战争结束后，大批南方黑人进入北方城市，造成了中心城市衰败。加之自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以来，许多美国精英所持有的“城市恐惧”心理、“反城市倾向”，使得怀旧主义写作、伤痕文学在19世纪末大有市场。除了社会工作者、活动家对城市问题的批判外，许多作家对城市的好感也在减少。阿尔弗雷德·卡津曾经指出：“在内战前，美国那些伟大的作家中间只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城市的好感，他就是惠特曼。他把纽约看作许多种族和各色人等居住的首都，是现代美国写作的首选主题。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连他也不得不承认美德正在从城市中消失。”从这一时期的城市文本中均可看到衰败叙事的影子。

　　克罗农评价道，博尼菲尔德和沃斯特“从尘暴中得到截然不同的教训，但都不能否认尘暴本身”。也就是说，无论是进步叙事，还是衰败叙事，不过是对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持有不同的认知。尘暴这一自然灾害是生态恶化、环境衰败的结果，导致尘暴发生的城市化因素，以及城市遭受尘暴袭击的后果，说明人类的活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带来了财富累积并用于社会进步，也造成城市环境的衰败。可见，就美国19世纪末历史研究的对象而言，我们是选择象征荒原意义的边疆还是选择代表人类文明的城市，会使相关研究的形式和意义随之被完全改变。环境史学家格雷格·密特曼指出，随着工业化发展、移民增加及“边疆终结”，美国人不再把自然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而是将其视为远离城市景观并有别于人类的地方。梳理18世纪以来的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的历史叙事，20世纪的美国环保主义者发现，“衰败”竟是主角。

　　回顾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进程，人们发现美国城市在19世纪末“生病”了，只有在远离美国人生活和劳作的纯净的土地上才能找到自然。这也使美国城市从进入历史叙事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以“城市社会问题”的方式受到关注。尽管美国的“进步”也为人瞩目，但是衰败叙事有其生长土壤。今天，城市化是这个星球不可避免的宿命，多数城市环境史学者也仍然对城市的持续发展满怀信心。只不过，就那些对未来忧心忡忡的城市环境史学者而言，衰败叙事不会走远。

　　二、转向希望叙事

　　正如海登·怀特所说：“历史学家不必拘泥于叙事形式来报告现实世界的真相。”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尘暴历史的讲述，既可以是进步叙事，也可以是衰败叙事。如前文所述，两种不同的叙事方式实际上有相同的逻辑起点。同样，对于19世纪以来北美城市环境史的历史叙事，人与自然、城市与乡村，唐纳德·休斯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即“互动论”，侯深则主张“适应论”。近年来，有学者通过“环境史中的希望”议题挑战和反思衰败叙事。一些年轻学者开始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转向希望叙事，旨在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更令人怀有希望的方式来推动城市变迁。

　　从长时段来看，内战后的美国是充满希望的，南北双方重新团结起来，实现了新的统一。铁路的扩张加快了美国西部开发的速度。到1900年，美国联邦在40年内从33个州发展到45个州。尽管官方定义的“边疆”消失了，但总的情况绝非如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所认为的那样“无望”。一方面，城市进步主义改革者在美国东西部主要城市发起了一系列社会、市政改革，意在洗刷“城市之耻”；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发起了自然资源保护运动，试图恢复西部定居点的原初状况。自1900年以来，美国政府在灌溉干旱土地、排干沼泽地、保护矿产资源以及植树造林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因此，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历史的描述，并不只有“进步”和“衰败”的较量，还有“美好”和“希望”。

　　弗雷德里克·C.豪在那个城市环境衰败、问题重重的年代，仍然满怀希望地相信：“现代城市在我们文明中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如果不是遭遇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可能就会出现更多的“希望叙事”。但即便如此，“新政”“战时生产”和“战后高科技转型”都奠定了美国城市繁荣的基础，尤其是“阳光带”城市的高速发展。

　　早期的“希望叙事”仅是昙花一现，甚至还称不上城市历史研究中的“希望论”路径，而真正开始转向希望叙事的是环境史研究。在1993年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克罗农认为，衰败叙事是对环境史的关键挑战：“真是咄咄怪事，一个学术问题的解决之道却是令人‘绝望’的。”在克罗农看来，环境史不能仅是关注已破坏的过去，他呼吁环境史学家以一种更有希望的方式来交流经验教训。这与麦克尼尔的判断——“对环境史的一种批评是，认为它的叙事总是无情且令人沮丧地描述着环境的破坏：该死的衰败一个接着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关于城市环境史的议题，麦乐西主张回到问题产生的源头，而不是从结果来进行分析。也就是说，要关注人在城市建设和城市进程中的意图，通过对人类意图的控制，获得一个更有希望的结果。他认为，衰败叙事的焦点仅限于人类建造城市、破坏自然的结果，很少关注人类的意图，如建造城市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人类生存？是寻求安全，还是一种保存财富的方式？在确定人类意图时，将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与人类生存的基本目标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可能更有价值，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不失为更有希望的结果。相反，衰败叙事只是关注“衰败”这一事实，而不思考以上问题。人类的许多行为看起来都具有破坏性，或者说是随机的破坏性。那么，无论是对于过去的描述，还是对于未来蓝图的设计，都是令人绝望的。“人类真的试图通过建造城市来逃离自然吗？”当然不是。

　　1997年，美国学者兰伯特·温纳说道：“许多国家已经采取行动，减少或扭转环境衰败的趋势。在今天的西方工业国家，许多城市的空气更加清洁，一些景观更加绿色，一些有毒化学品得到更好的控制，许多鱼儿在曾经被污染的湖泊和溪流中畅游。汽车的行驶里程更长，新房子的隔热效果更好，而且越来越多的可用垃圾被回收利用。虽然每年世界人口仍在以创纪录的速度递增，但在大多数国家，年增长率开始放缓。”可见，当时世界环境虽然面临困境，但未必令人绝望。城市环境因为工业技术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并不必然会越来越糟糕。通过城市环境治理，人们看到了希望。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希望叙事的面目已然清晰，羽翼渐趋丰满。2017年，美国和加拿大的年轻学者发起一场主题为“环境史中的希望”的讨论。他们通过反思和挑战衰败叙事，回应了克罗农的号召——以一种更有希望的方式进行交流。更为重要的是，“希望”得到了正名。多萝茜·施雷伯强调了“希望”与“期望”的不同。她援引奥地利哲学家伊万·伊利奇的批判性语言，解释道：“希望意味着相信大自然的美好，而期望……意味着依赖于人类计划和控制的结果；希望聚焦于人的欲望，而期望则是盼望着从一个可预测的过程中（会产生我们有权要求的东西）得到满足。”正如前文所言，希望叙事通过相信自然、发现人的意图，进而制定控制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的方案，并与自然和谐共处，“希望”在这里是愿景；或者通过分析人类与自然互动中的欲望，使人类能够更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避免过度开发，“希望”在这里是动机。举例来说，格雷格·密特曼讨论了丹佛的“希望景观”，揭示19世纪至20世纪人们不断地被吸引至丹佛及其周边地区，“获得健康”是那些移居丹佛的人的愿景。朱莉·考特赖特则揭示了“下雨的希望”是使农民留在大平原的半干旱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原因。他们通过探讨历史事件中的“希望”，再现了与衰败叙事完全不同的人与自然及城市环境变迁之间的故事。

　　希望叙事强调的是破坏和修复。马库斯·霍尔的《地球修复》就是这种叙事方式。霍尔将“希望”作为历史研究的主题，专注于环境修复的比较历史，表现出环境史研究中的“希望”或“提升”转向。布莱特·沃尔克在《毒岛：日本工业病史》一书中展示了环境衰败的可怕结果。但在结论里，他说：“我还是留下一个给人以希望的结尾吧……对我来说，尤金·史密斯拍摄的遭受汞中毒的上村智子及其母亲在一个小浴缸里一起洗澡的画面，绝对是无与伦比的。同样无双的是，在足尾小滝矿区废墟上破土而出的雪松，这也是猕猴哺育后代的摇篮……这些充满无私怜爱和超越美好的时刻使我充满了希望，即使当环境在工业化智人脚下崩溃时，也会出现‘大美’的时刻。”他启迪人们，在城市废墟上依然还有超越现实的美好之物——在历史的衰败叙事中找寻“希望”。

　　三、回到“资本统御”中理解“衰败”和“希望”

　　衰败叙事和希望叙事都离不开资本话语。在衰败叙事中，财富的攫取、资本的积累付出了经济和生态灾难的代价；在希望叙事中，地球修复、环境治理都离不开资本的注入。回到城市议题，当资本注入城市时，城市环境趋向“希望”，但当资本撤走时，城市环境就走向“衰败”。这恰恰是19世纪以来城市化进程中最为现实的问题。

　　首先，希望叙事越深入，越能看到资本的张力。站在城市废墟上，回顾伤痕累累的历史，唉声叹气于事无补，人类仍然要怀着希望走向未来。

　　多赫拉·艾哈迈德考察了“二战”前未被研究的反殖民话语，展示了反殖民话语力量的孱弱、资本的张力和霸道。这提醒我们，要在历史的衰败叙事里找到“希望”的出口，并不是一件易事。在反殖民话语中，要理解历史中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与地方和族群生存之间的关系，其关键正是资本。

　　其次，人的行动被资本左右。从本质上说，衰败叙事把城市视为人造的、使人类沦为掠夺者；希望叙事则把城市视为自然的，认为自然是美好的，并聚焦人的意图。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除了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族群拥有利用自然及改变自然的力量外，资本也是塑造自然、城市和人的重要力量。克罗农和沃斯特都表达过资本是左右自然的关键力量的观点。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之所以被称为“新经济史”，是因为该书揭示了芝加哥与其广阔腹地之间的经济（资本）联系。克罗农敏锐地察觉到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消费，美国内陆腹地对东部商品、东部城市对西部农产品的消费等。正是人类社会和城市将自然变成了商品，进而创造了价值。每座城市的商品都是由身处动荡关系的人类生产，这种关系就是克罗农重点分析的“市场”，是一种“更加包罗万象的消费性生态关系”。虽然，克罗农没有直言，但资本在上述“生态关系”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相比之下，沃斯特则更为直白。他认为，大平原的故事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衰”。“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是存在巨大危机的时期。事实上，资本主义早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相信，尘暴也是这场危机的一部分。这是因为美国的扩张性能量最终触及动荡的边缘地带，破坏了那里脆弱的生态平衡……资本主义是这个国家利用自然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沃斯特的很多看法都饱受美国学界争议，但他的这一认识可谓一针见血。

　　最后，生态系统的资本化。美国城市政策研究者和地理学家肖特夫妇指出：“现在，人们认为城市和荒野一样具有自然属性，环境和城市一样带有社会属性。”城市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人类将生态系统作为具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来使用。生态系统资本是财富和创收的来源”。在这一逻辑下，美国的许多历史名城、西部的“鬼城”（昔日的矿业城镇）都可以视为生态系统资本，它们提供各式商品、旅游及周边服务。过度开发或缺乏城市管理资本，都会使城市持续地衰败，不可能看到希望，城市环境历史就难以展开希望叙事。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希望叙事，也仅能停留在美好的愿景中，恰如衰败论者所不断重复的故事：“二战”前野心勃勃的黑人作家群体在反殖民话语之后，并未能实现超越种族主义的乌托邦理想；理查德·怀特笔下的印第安人部落都难逃衰败的命运，无论欧洲白人是否在他们的家园拓殖；戴安娜·K.戴维斯殖民主义叙事下的阿尔及利亚人悲惨过去和现实状况，都注定是衰败叙事。

　　这里并不是说，去殖民话语和反资本主义就意味着衰败叙事，而只是说在近代以来的历史研究中，不论进步叙事，还是衰败叙事，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叙事范式，资本在事实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资本的流动方向甚至决定了东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美国历史已经证明，资本的撤离是城市衰败的重要原因。这既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在希望叙事和衰败叙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是未来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可以深入挖掘的主题。因此，只有回到“资本统御”的话语中方能更好地理解衰败和希望的问题。

　　四、余论  

　　19世纪以来美国城市环境历史中出现的进步叙事、衰败叙事和希望叙事，都是对历史事实的叙事选择，而每一种选择背后皆隐藏着书写者对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关系的不同看法和价值取向。从长时段来看，20世纪中叶前，进步叙事为史家所青睐；20世纪中后期，衰败叙事占据主流；进入21世纪，希望叙事渐成气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叙事方式诞生于它们各自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恰恰相反，它们都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可以说，衰败叙事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城市环境衰败及其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事实的路径。城市与自然、人类一样，都是生命有机体，从生到死，有兴盛有衰败，城市环境史就是一部城市的盛衰史。重要的不是“去衰败叙事”，而是用什么来消解衰败叙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历史证明，仅以衰败叙事是看不到城市盛衰的全部历史的。希望、资本都是这部城市环境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2022年1月14日、15日和17日，南太平洋岛国汤加的洪阿哈阿帕伊岛连续发生了火山喷发。首都努库阿洛法观测到海啸，周边国家和地区皆受到影响。此次汤加火山喷发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其造成的巨大破坏已经呈现。它与过去类似的自然事件如尘暴一样拷问着人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究竟是人类的活动加速了自然的衰败，还是自然灾害的发生迫使人类加速采取保护自身的措施，从而反作用于自然。在具体的自然灾害面前，人们所有的叙事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同样，在将来的历史叙事中，汤加火山喷发可能被描述为自然本身的行为，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都是这种自然行为的受害者；也可能被描述为自然对人类破坏行为的惩罚——这是以往很多环境史学家不断重复的人与自然的故事。所以，与突然出现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新冠”病毒一样，汤加火山喷发也注定会被加进理解环境变迁的宏大叙事中，成为理解自然的一个节点。

　　这些节点始终以挑战人类的方式存在。它们向人类昭示自然的力量——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遵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原则；它们警示人类自然的恶化。从生态方向上来说，环境的衰败不可避免；从文化方向上来说，人类的技术进步和生态自觉能够修复自然的恶化。正如格雷格·密特曼指出：“像老鼠、虱子或者跳蚤等非人类生物的行为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互不相关。知识生产的历史通过这些联系为世界增添新的意义和力量。”故而，就像历史上的自然故事一样，“新冠疫情”“汤加火山喷发”也会成为将来历史叙事中的知识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并被不断地赋予意义。虽然衰败叙事受到许多质疑甚至诟病，但正如海登·怀特所说：“‘衰败论’历史能够激发进步的变革。”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并非简单的线性叙事方式所能涵盖的，其中充满变数。毕竟在城市的废墟上不仅能够建立起新的城市，还能建立起人们对过去的历史记忆。对于这些变数，将来的历史学家仍然会选择或创造一种叙事方式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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