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阐释观的迷失导致理论转场的失败。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各种丧失知识公共性的阐释形式表现出来，注定无法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公共文化成果。鉴此，在当代历史书写中务须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为价值诉求，充分整合并吸纳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的优秀理论资源，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展示史实的真实现场，澄明思想的演进谱系，回归历史的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从而在当代历史书写中真正消除历史虚无主义，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以历史的至真达成文化的至善。

　　关键词： 阐释观; 历史虚无主义; 知识图谱;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有其文化情境、政治动机、社会诉求，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阐释观的迷失。消除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要清除其文化情境，消解其政治动机，解构其社会诉求，同时也要深入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内部，从历史的阐释立场、阐释目的、阐释路径、阐释方法入手，反思当代历史书写中虚无主义的阐释观迷失之根本，在当代历史书写中重建阐释的知识图谱，为实现当代历史书写的史实真实性、思想真理性、知识公共性提供确当而合理的阐释观。

　　一、当代历史书写中的三种虚无主义阐释典型及其根源

　　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以“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和“戏说式阐释”为典型，导致历史书写真实性歪曲、真理性遮蔽、知识性丧失。究其失误之根源，在于历史书写中理论转场失败，进而导致强制阐释。

　　历史书写的宗旨在于对纷繁杂多的生活现象和社会状态进行理性的逻辑整合与普遍性的理论建构，实现历史的知识阐释。通常，借用具体阐释文本之外的其他理论立场、观念、方法来阐释历史文本，是历史书写的重要路径与方法。“如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来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中国古代美学的主要观念，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西方美学的概念范畴大多源于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1】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转场。合理的理论转场是中外历史书写不断复制、进化、发展的关键方法，也是历史阐释持续拓展、深化、超越的重要路径。

　　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也采用了理论转场的路径与方法。不过，由于其历史书写的阐释观迷失，历史虚无主义却不能正确合理地实现理论转场，从而产生了严重的历史阐释错误和书写谬讹，集中体现为“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和“戏说式阐释”三种典型。

　　“粘贴式阐释”误用历史就是思想史的理论，以某些既定的理论、观念粘贴丰富的生活现实与社会现场，用独断的主观逻辑剪裁客观的历史发展。如用韦伯的市民社会理论和新教伦理观念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剥离出中国近代历史现场，导致中国近代史的书写严重失真。再如错用康德审美非功利观念，用所谓“审美标准”为中国现代作家重排文学史座次，使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名家作品失去文学史经典地位，从而背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性等。这种“粘贴式阐释”使当代历史书写被虚无为观念的剪裁史、理论的粘贴史，正像当年马克思批评黑格尔辩证法时说的那样，观念主宰现实、逻辑强暴历史，“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2】

　　“病历式阐释”滥用“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理论，将完全个体私域的日常生活混同为社会现实的客观历程，个人的性格特征甚至心理缺陷被阐释为历史的根源，书写成历史的本体，消解了历史的社会性和真理性。如通过阐释个人的婚姻生活，质疑郭沫若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再如，将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个人生活失误、个别行为失当书写为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化的疯癫与乖张，很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的法国作家左拉那样。

　　《现代汉语词典》把“戏说”界定为“附会历史题材，虚构一些有趣或引人发笑的情节进行创作或讲述。”【3】“戏说式阐释”为吸引眼球，用隐私叙述历史，用戏说判断是非，用饶舌书写真实。如某伟人偷窥、某名人好色等。且不论这种“戏说式阐释”的文化动机和社会责任何在，凡此种种皆无可靠证据，有悖史学之伦理和学者之品格，更辱没了历史书写的真实性、思想性、知识性，属最恶劣的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为学术所鄙夷。

　　以“粘贴式阐释”、“病历式阐释”和“戏说式阐释”为典型的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虽形态各异、手法众多、病源种种，一旦置于阐释的知识图谱中，其共同的错误在于:在其阐释中，在进行理论转场时，出现场外征用，导致强制阐释的书写结果。所谓场外征用，“一是话语置换。这是指为贯彻场外理论的主旨诉求，将批评对象的原生话语转换为场外理论指定的话语”。“二是硬性镶嵌。这是指搬用场外理论的既定方法，将批评对象的原生结构和因子打碎分割，改变其性质，强硬镶嵌到场外理论所规定的模式和程序之中，以证明场外理论的前在判断和认识”。“三是词语贴附。这是指将场外理论既有的概念、范畴、术语直接贯注于批评对象，无论其原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何，都要贴附上去，以创造一个场外语境，作出文本以外的专业评述。”【4】场外征用的错误，使当代历史书写的虚无主义丢弃了历史的史实真实，擦删了历史的真理价值，错乱了历史的知识内容。当然，当代历史书写中故意替换历史的经典语义，新构历史的文化图景，重写历史的社会属性，再生一个别样的历史状况，就成为“背离文本话语”，“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即强制阐释了。【5】当阐释失去真实性、思想性、知识性，历史书写注定不能成为当代社会共同的公共文化成果。

　　二、传世的历史书写为正确历史观提供了理解参照和知识维度

　　当代历史书写中缺失真实性、放弃思想性、逃避知识性，导致其虚无主义在场不散。因而，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构建确当合理的当代历史书写，就须以科学的态度、方法和标准，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而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传世的中国古代对历史的理解与言说，西方关于历史的思考与阐发，皆为重返阐释的正确历史观提供了历史的理解参照和知识维度。

　　阐释的知识图谱指阐释的知识图景和知识谱系。阐释的知识图谱源于阐释的历史客观性和知识公共性。现实个体的理解或当下群体的言说，关乎个体或群体由当下日常生活统摄的现实语境。现实个体的理解或当下群体的言说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历史真实性、思想真理性、知识公共性，才成为具有历史客观性的知识图谱。

　　阐释是一种多层级言说与书写的社会行为。阐释的原初层圈由个体的理解构成。社会中的每一位个体皆有表达其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现实感受、领悟、理解的本能和权利。在这个层圈中，“审美无争辩”、“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必须明确地指出，个体理解无论多么自由、随意、个性，都逃不脱历史影响、社会规则、生活内容、语言方式等诸种客观力量的牵引与规约，完全自由自在的理解甚至阐释是不存在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个体的理解始有可能生长为社会观念、公众意识。阐释的第二层圈是阐释中形成的社会群体意识与观念。它是诸多个体的理解在历史影响、社会规则、生活内容、语言方式等诸种客观力量的作用下逐渐汇成的公众意识、公众话语，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公众舆论、主流文化等，进而直接影响社会生活，最终成为客观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阐释的最高层圈，则是在社会意识与观念之上，由人们对社会与自然的一般观念高度普遍性、概念化、工具化而形成的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公共知识。阐释的知识图谱正居于这个阐释层圈中。当然，阐释活动的三个基本层圈是循环的，它们不断交互、异质同化、同构异形、再生共建。这既是自然界热力学法则的客观体现，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原理的现实写照。

　　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考察当代历史书写，可以更清楚地昭明历史虚无主义阐释观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断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6】恩格斯在致梅林的信中说:“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7】阐释是对自然、社会、生活的公共理解、社会言说、文化书写，是对历史的呈现与表达，也是历史存在的自我方式。历史书写就是一门历史科学。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在真实性、真理性、知识性上的缺位，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迷失。纠正当代历史书写中的虚无主义错误，就必须返回阐释的历史本位，在阐释的知识图谱中恢复并重建“历史”一词的核心意涵。

　　历史既是阐释的对象，也是阐释自身的起点与终点。作为科学概念的历史，其内涵与外延建构着“阐释”一词的基本知识构造，可在知识图谱中予以科学的阐明。

　　在知识谱系中，历史的内涵在人类阐释历史的过程中历史性地形成着。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有“历”字，书写为。中为山林。中意为止或行。甲骨文中“历”字造字本义是翻山越岭、穿林过丛。司马迁说:“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8】金文中，“历”书写为“曆”。“曆”中“厂”，指由人耕种的广阔田地。“厂”中双“禾”，为丰茂的庄稼。“禾”下之“日”，则指控伺庄稼的时令节气。“历”字之本义为时光流逝。《三国志》云:“已历三世”。【9】在中国文化谱系中，“历”字含义又逐步拓扩，用于指称星辰运行、时令交替、朝代变化、生活作息。《后汉书》说:“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10】历是客观世界依其天道在时间中的运动。历是自在的、客观的，不受意识操控。相反，意识只有遵从于历的客观规律，方能自然而然，游于自由。在甲骨文中，史被书写为。字中指仲，又通中，意为仲裁决断。中为手，意为持笔记述。甲骨文中，史字造字本义是书写观星测象、卜凶筮吉等国家大事和生活要事，作出结论，记录在册。《礼记》曰“史载笔”。【11】《仪礼》云“辞多则史”。【12】《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13】古代中国，早在商周时代就将从事此类工作的国家行政官吏称为“史”，也就是史官。

　　在中国文化语境积淀与建构的漫长历程中，“历史”这一概念逐渐形成了较稳定的内涵与外延。一是史实。指社会生活中曾经发生的客观自然事件、社会事件、生活事件和日常文化事件。如汉成帝年间，柏江地震山崩，皆壅江水。如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如公元745年前后，韩愈、柳宗元发起了唐代古文运动。又如公元1295年，黄道婆从海南崖州返回家乡江南松江乌泥泾镇，教人制棉，错纱配色，推广捍弹纺织之具，衣被天下。二是史识。指对史实的记述、辨识、阐发。《战国策》是以国家为单位记叙历史的国别体史识。《史记》是以人物传记方式记叙历史的纪传体史识。《汉书》是记录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历史的断代体史识。《资治通鉴》则是以时间为顺序编撰和记述历史的编年体史识。中国还有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体史识，即以事件为中心，每事各详记起止，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前后连贯，又不重复的纪事体史识。此外，还有不间断地记叙自古及今历史事件的通史体史识等。史识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体。三是史论。在思想理性的统摄中，对史识进行分析、综合、反思即史论。如唐代刘知幾的《史通》，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四是史观。史观为中国古代对社会历史的根本看法。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史观有儒家史观、道家史观、法家史观、释家史观等。在中国的阐释知识图谱中，史实与史识是历史最基本、最本质的规定性。

　　在西方的知识体系中，“历史”一词出现得比较晚。《荷马史诗》最早表达了西方人对历史的原初意识。《荷马史诗》中，诗人荷马将探访、询问、了解目击者，阐明目击者的证词，揭示事实真相视为历史。可以说，西方语境中的“历史”一词之本源不在于事而在于相。公元前430年前后，古希腊学人希罗多德写就一部9卷本的巨著。该书前5卷记述西亚、希腊、北非诸地区的地理、历史、风土、民俗。从第5卷第29章起，专题记述了公元前478年波斯人与希腊人的数十年战争。希罗多德为该书取名为Iστοραι，后人将这本书释为《历史》，希罗多德也被后世称为“历史之父”。而在古希腊语中，Iστοραι一词本意为探索或探究，有印欧语系词根wid中观看或明白所见之含义。在古希腊语中，还有一词叫historia，本义为研究知识或通过研究获取知识。古罗马时代，古希腊语融入拉丁语汇中，Iστοραι和historia都为古罗马人所用。公元109年，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写就古罗马帝国从公元69年至公元96年的编年史著作，取名为Historia。此后，historia取代Iστοραι，成为西语中“历史”一词的标准书写。在“历史”一词的西语词根谱系中可发现，历史是一种与现场直接关联的调查、研究、获取知识的活动。它的本体是认识与表达而不是史实。它的根本目的是获取知识而非确认事实。在西语中，理解与知识是历史概念的本质属性。在中世纪，这种古老的历史意识被基督教转化为历史由上帝设计安排的宗教历史观:历史是人由原罪到获救的历程;历史的目的在于最终实现永恒之善的上帝意图。在中世纪神学中，“历史”之义进一步趋向主观化。从启蒙运动至德国古典哲学的时代，无论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正义、自由、平等，还是康德的自觉自律、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历史的内核更加主体意识化、理性精神化。直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现后，这种情况才有了深刻的改变。

　　在20世纪的文化场域中，西方“历史”一词的阐释知识图景和演化谱系日益个体化、观念化。20世纪20年代，新黑格尔派代表人物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论。克罗齐认为史实是沉默的，史实成为知识须由史学家言说。史学家活在当代，史实对他而言是当代之事。史学家的思想是当代的，他的史学水平也是当代的，他对历史的解释与言说也只属于他所在的当代。历史的阐释以当代的现实为参照，否则历史不可理解。没有解释历史的当代人，也就没有所谓的历史了。克罗齐突显历史言说与书写的当下特征，不能说毫无合理性，但他轻视史实之在这一历史之根本，为历史虚无主义“病历式阐释”的滋长植埋了土壤。20世纪40年代，英国思想家柯林伍德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表现主义历史观。他声称历史的书写是反思的，历史不是在说明史实是什么，而是在阐明思想与史实的关系。历史研究关乎史实，更与史学家的思想直接相关。历史虽不是史学家杜撰出来的，但史学家有怎样的思想就会书写出怎样的历史。柯林伍德意图强调历史言说与书写的思想性，却使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史实客观性为阐释历史的史学家思想性所取代，为当代历史虚无主义“粘贴式阐释”准备了理论工具。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提出“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贝克尔相信历史是无数事实与事件的总和，没有人能完整全面地表述这无数事实与事件总和的历史。事实上，历史只能是在记忆中被记住的史实。不同的人记忆的史实是不同的，况且在言说与书写这些记忆的史实时还不可避免地渗入了记忆者的想象。所以，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历史，人人也就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了。的确，阐释历史与阐释者的记忆与想象有关，《史记》写作可以说明这种现象。但是，记忆与想象不是历史的根本规定性。决定历史的不是记忆与想象，而是史实与公共知识。贝克尔“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为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戏说式阐释”提供了口实，使当代历史书写的阐释知识图谱遭到了某种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