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著作等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然而，他生前和身后都饱受非议。很多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并不真正了解他的信仰和忠诚。

　　在日本留学期间，32岁的郭沫若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这本书对于他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时，河上肇强调在时机不成熟时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很多中国留学生在听了河上肇的课后,反对中国进行共产革命。郭沫若在翻译这本书时,参考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和苏俄的革命道路，结合自己和底层百姓接触的经验，进行了一种批判性的解读，同河上肇的中国学生开展论战，明确提出不同意河上肇的时机不成熟的说法，认为在中国进行革命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紧迫性。

　　瞿秋白和蒋光慈拜读了郭沫若的文章后访问了他，并与郭沫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瞿秋白等人的推动下，1926年3月，郭沫若前往广东大学，就任文科学长。1926年6月，郭沫若加入了北伐军总政治部并随军北伐，担任了总政治部副主任，这个官职很高，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当时武汉打下来过后，邓演达兼任了湖北省主席，要留在武汉。蒋介石要带政治部走，就带着副主任郭沫若走。所以那时郭沫若在外人看来，是蒋介石的心腹，前途一片光明。但是他却在那时写了反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与蒋介石决裂，因为他在安庆发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不久后，他秘密抵达上海,向周恩来等人汇报了蒋介石的情况。1927年5月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8次会议议决，批准总司令部特别党部呈文，以“趋附共产、甘心背叛”为由，开除郭沫若国民党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被任命为主席团成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8月4日晚，郭沫若一行赶到南昌，第二天随部撤退。8月底，部队在瑞金停留期间，郭沫若在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周恩来的同意下，1928年2月，郭沫若一家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隐居生活。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期间一直受到日本警察和宪兵双重监视，常常做噩梦。国内很多人对郭沫若长期滞留日本也不理解，甚至谣传他领日本政府津贴。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沫若克服种种困难开始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本历史研究著作，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转变的过程，证实了中国古代确实存在过奴隶制社会。这就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过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一致，从而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这给当时寻找救国道路的青年以正确的指引，尹达回忆说，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影响下，“从资产阶级考古学的象牙之塔中走出来,决心离开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奔向革命圣地延安。郭老可以说是我的引路人”。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郁达夫等人的活动下，国民党政府默许郭沫若回国。如果一家七口同时回去,目标太大，走不掉。郭沫若只能将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日本，在朋友的帮助下，乔装改扮独自秘密回到国内。他在归途写下了“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的诗句。郭沫若刚到上海，各方力量都争取他。中法研究所的沈尹默劝他继续研究古文字，他婉拒了。党在上海领导文化工作的夏衍协助郭沫若创办了《救亡日报》，郭沫若担任社长，并以此为平台积极宣传抗战。郭沫若带着田汉等人冒着被轰炸的危险，常去军中采访。他们把军队抗战的情况通过《救亡日报》报道出来，鼓舞民众的抗战信念。

　　早在日本时，郭沫若作为中共秘密党员，以代号K缴纳党费，回国后受周恩来单线领导。他曾经跟周恩来说，“这个秘密身份很难受，你干脆就公开我的党员身份，让我痛痛快快去活动。”但周恩来告诉他，这个秘密身份对党的工作更有利。1938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组建，陈诚担任部长，周恩来担任副部长，其中第三厅负责宣传，需要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厅长人选。郭沫若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很多高层人士关系较好，是最适的人选。

　　1946年底，国共和谈失败，周恩来返回延安。他给郭沫若写了两封信。在12月17日的信中，周恩来高度评价郭沫若在民主运动中的贡献：“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在12月31日的信中，周恩来交代说:“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有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解放战争分为前线的军事斗争和国统区的民主运动两条战线。周恩来要求郭沫若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头”，配合前线军事斗争演出“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充分体现了对郭沫若的器重和期待。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做了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在党员很少的时候，党组的力量发挥得少，领导中国科学院是院长办公会。后来很多人入党，党组开始领导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那时还没有公开党员身份，参加不了党组会议，所以那时他的身份很尴尬。在一次主管科学院的陈毅副总理召集的会议上，郭沫若提出想辞职，建议中央派一个更高级别的党的干部来领导中国科学院，让他回去写文章，他觉得写文章更适合他。陈毅副总理批评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说郭沫若虽然是在党外，但是他比一般的同志更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是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大家要尊重他。郭沫若的辞职也没有被批准。

　　1958年，很多年轻人给郭沫若写信，说要学习郭沫若，不学刘少奇。郭沫若走的是“白专道路”，不入党。我们把学问做好了，也是为社会主义作贡献，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入党。在那种情况下，为了教育年轻同志，郭沫若以重新入党的形式公开了他的党员身份。实际上，从1949年到1958年那段时间，他在好多事情上还是挺委屈的。

　　郭沫若在弥留之际握住妻子的手说：“要相信党，相信真正的党。”1978年6月18日，郭沫若追悼大会在京举行，天安门广场、新华社、外交部为郭沫若下半旗致哀，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全部出席了追悼大会。邓小平在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这代表了党和人民对郭沫若的崇高评价。

　　读完郭老生平中的这一页，我不禁对他严守党纪、克己奉公的精神肃然起敬。他是在共产党处境最艰难的情况下加入的，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难以做到的。他在作品中多次讴歌非洲的蚂蚁。这些蚂蚁在过河的时候，前面的蚂蚁跳到河里，搭成一座蚁桥，后面的蚂蚁踩着前面蚂蚁的尸体前进。高翔院长曾说，“干真事业要有真情怀。”郭老正是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才能一生严守党纪，不计个人得失，甘愿做牺牲生命搭桥的蚂蚁，为“国之大者”奉献终生。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调研督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