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马、《相马经》与相马法式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今天很多人是通过韩愈的散文，才知道伯乐相马的故事的。
在古代，相马却是广为人知的技艺，这就像“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一样，那时的马作为“六畜之首”“上与国家建功立业而决战，下与士庶任重致远以骑乘”，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的祖先长期驯化和选育良马，很早就总结出一套凭借眼力和经验，从外观上鉴别马匹优劣的本领——相马术，并写成专门的著述——《相马经》。
比较确切的考古材料显示，家马在中原地区出现是在商代晚期，从那个时期开始，就有了相马的技术。甲骨文中出现了一些与马相关的文字。
成书于东汉的《说文解字》，搜集了一百二十多个有关马的各种派生字。这些文字根据马的齿龄、性别、毛色、鬃尾、四肢、脾性等多方面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借助于中国 文字的造字原则，用不同的汉字加以概括。如果不是对马的个体特征有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做这么细致的区分的，这些了解的过程，本身就已经具有“相马”的成分，只不过那时的相马人没有能够留下姓名而已。
伯乐是历史上第一个因善于相马而出名的人，他是秦穆公时代的人。伯乐出现在春秋中期的秦国不是偶然的。在春秋争霸的战争中，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国直接统治的地域，西界达到今甘肃中部甚至更远的地方，当地人善畜牧，多养马。《史记·秦本纪》记载秦部族的先祖非子就“好马及畜，善养息之……马大蕃息”。穆公派出护送晋国公子重耳的军队中就有“畴骑二千”，可见秦官府马匹之多。伯乐出现在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也就毫不奇怪了。
战国时期，秦国的战马最强。“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趹后，蹄间三寻者不可胜数。”（《史记·张仪列传》）有人研究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认为秦马主要是产于甘肃、青海相毗邻的黄河弯曲处的河曲马，这种马形体高大粗壮，后肢发育良好，能持久耐劳，但奔跑速度不快，主要是挽用马。然而在盛行车战的时代，这种马可以增强“虎狼之师”秦国军队的作战 能力。
伯乐著《相马经》
伯乐所著《相马经》原貌已经不可知。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与相马有关的帛书，其中可能保留了一部分《相马经》的内容。
帛书《相马经》共有七十七行，五千二百字，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并不是伯乐《相马经》的原本。但其第一篇就提到“伯乐所相，君子之马”，并且多次使用相马“法曰”和“吾请言其解”的措辞，说明帛书《相马经》和伯乐《相马经》还是有传承关系的。
帛书《相马经》的内容侧重从头部和眼睛相马，它把 相马法的要领概括为“得兔与狐，鸟与鱼，得此四物，毋相其余”，认为良马需要具备眼大有神的特点。
古代的相马术分为许多家，各家自成传统，自有师承。《吕氏春秋·观表》篇说：“古之相马者，韩风相口齿，麻朝相颊, 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皆天下之良工也。”这么多名目的相法，今人不好理解，在古人眼里，却殊途同归，《淮南子·齐俗训》就认为伯乐、韩风、秦牙、管青虽“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
相马法的发展
两汉时期，养马业大盛。汉唐号称盛世，王夫之认为原因离不开畜牧业的发展，他说：“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汉人自己对马的看法是：“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济远近之难。”所以，汉朝政府极力倡导发展养马业，同时还不惜动用武力，引进外来“天马”，以期改良中原原有马种。顺应这种形势，两汉也出现了许多“以相马立名天下”的相马名家。
两汉时期的相马不再像先秦那样流派众多，而是趋向一致，曾经铸造出作为公认标准的“相马法式”。
西汉的相马名家东门京曾经“铸作铜马法式献之，有诏立马于鲁班门，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东汉名将马援出身于相马世家，曾经在边郡畜牧，“转游陇汉间”“至有牛马羊数千头”。他亲自经营养马业，积累了丰富的选育良种马匹的经验。他将远征交趾时所得的铜鼓熔化后，铸造了一匹高三尺五寸的铜马。他还写了《铜马相法》，对马的头部和眉骨四肢都有具体的要求。马援铸造的铜马后来经皇帝下诏置于宣德殿下，作为天下鉴别名马的标准。
学者比较了汉朝前期和后期出土的马匹形象后，认为汉代后期的马匹都有明显的“天马”特征，说明这种“相马法式”至少影响了马的艺术创作。
北魏时期，游牧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养马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时蒙古马大量引入中原，相马术也进一步发展。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整理汇编了系统的相马、养马和医马技术，《齐民要术》重视对马做整体观察，也对马的头部、腰脊、腹胁、四肢、后臀和尾巴，以及耳、鼻、口、唇、齿等器官，有形象而精辟的论述，比如说鼻子，“鼻欲得广而方”，因为“鼻大则肺大，肺大则能奔”。
《齐民要术》的相马部分，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但不是古本的相马经。《齐民要术》中相马经验的改进有其必然。时代在发展，所相马匹的种类也不相同，所以相马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即使伯乐的《相马经》在汉朝和北魏可以看到，相信汉朝和北魏的人也无法“按图索骥”，翻着伯乐的《相马经》找到当时的千里马。
原载《马的中国历史》，香港商务印书馆，2008年
作者简介：
杭侃，1965年5月出生。曾供职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现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元考古、佛教考古、文化遗产学。先后发表《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清明上河图再研究》、《云冈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云冈五窟最初的布局》等论文四十余篇，出版有《东京梦清明上河图》、《中华文明传真》两宋卷和辽金元卷、《永远的三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