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刘玲娣教授对拙著《秦汉儿童的世界》撰写的评论，为作者对儿童史研究的关注以及对我的工作的肯定深心感动。于是有就《秦汉儿童的世界》一书撰写的甘苦得失谈谈相关体会的想法，也愿意面对刘玲娣教授的一些批评有所回应，有所说明。
怎样真正亲近秦汉社会未成年人的心理和未成年人的生活，怎样更为真实地理解和说明秦汉儿童史，是《秦汉儿童的世界》定稿乃至出版之后，笔者长期萦绕于心的问题。这篇短文，或许可以说是就刘玲娣教授《秦汉儿童的世界》评论的评论，但是也可以看作这部拙著面世之后内心一些持续思考的表白。
我进行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工作，应当说正式始于《说秦汉“少年”与“恶少年”》（《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但其实此前发表的《秦汉民间谣谚略说》(《人文杂志》1987年第4期）一文，已经涉及童谣的发生背景和社会影响。这样说来，时间确实不短了。但是说来惭愧，工作习惯“贪多务得”（顾颉刚先生有联：“好大喜功终为怨府，贪多务得哪有闲时”），正如赵瑞民教授曾经批评的，往往“浅尝辄止”。许多思考未能深入。刘玲娣教授认真参考了美国学者Anne Behnke Kinney的《早期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图像》（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in Early China，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并指出：“该书以早期中国为时限，事实上由于先秦文献极少有关于儿童的记载，作者主要论述的是秦汉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可以视为秦汉儿童史专论。大量书评显示，作为英语世界第一部早期中国儿童史专著，它的开创性已得到西方学界的认可。不过国内学者却罕见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因为语言能力的障碍，竟然根本不知道这部“秦汉儿童史专论”。不仅海外学者的相关成果知之甚少，比较熟悉的学界同人的论著因视界狭窄，也参考不多。比如彭卫的论文《秦汉时期儿童生活初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多年前曾经读过，《秦汉儿童的世界》研究主题的设定，应当受到这篇文章的启示，然而在撰写时竟然没有直接参考。刘玲娣教授文对海外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使得笔者得以开阔眼界，对多数读者包括对“英语世界”“早期中国儿童史专著”了解不多的“国内学者”，应当也是有益的。此外，有关道家“擅长使用‘婴儿’意象表达其特殊的生命追求”，“在《老子》一书中，多见‘婴儿’‘赤子’和‘孩’等概念”的提示非常重要。所指出的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道家核心概念‘道’的代名词和主要价值追求”，“由此塑造了道教文化鲜明的民族特色”等认识，对笔者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这是应当深心感谢的。
对于刘玲娣教授书评中有些批评意见，可能基于阅读的误会，或认识的歧义，也有说明的必要。如关于“生育禁忌”的讨论中涉及“伤孕”的内容，拙著已经指出段玉裁注《说文》，以“月事及免身及伤孕”并说，以解释“姅，妇人污也”。此与京房《对灾异》所言“‘人君’行为导致的‘破胎伤孕’不同”。刘玲娣教授指以为“自相矛盾”，应是误解。笔者以为“可能自早期社会即形成的对生命的爱重”的判断，依然是有理由坚持的。又如《太平经》“天地之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贼杀女，深乱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笔者认为“体现了自然观的进步以及生命意识的新的觉醒”的意见，现在也仍确信不疑。刘玲娣教授说：“这些建立在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框架下的论述，在汉代文献里相当普遍，是否适合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分析，可能尚需斟酌。生命意识是一个内涵相当宽泛的概念，它主要指人类对自我的反思，对生命存在和生命价值的体认、感悟和理性思考，关乎生命的时空意识、超越意识和死亡意识等丰富内涵。唯有从此意识出发，我们才能将历史上那些看似爱护生命的现象理解为生命意识的自觉或觉醒。”笔者以为，尽管“这些建立在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框架下的论述，在汉代文献里相当普遍”，却不能漠视其文化深意，否定其社会意识的背景。至于“生命意识”作为“概念”，其界定，可能使用这一语汇的学者们认识各个不一。从可能比较浅近的层次理解，尊重生命、珍爱生命、保护生命的理念，在秦汉之际得到比较明显的提升，是确定的。从长平白起杀降到新安项羽杀降，演出了中国战争史上最惨烈的悲剧。而此后较大规模的杀降事件已经罕见。刘邦对秦王子婴处置“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的宣言，在生命意识史上有重要意义。此后史籍所见杀降记录，有李广、董卓等例。然而杀害对象均为异族，杀降人数也与白起、项羽时代不能相比。
对于拙著“分析广泛存在于秦汉时期的‘生子不举’和弃婴现象时，指出这种现象体现了‘当时社会生命意识的薄弱’”，对照就“汉魏文学遗存中的伤夭、悼夭和夭没主题”的“作品”有关“在‘大疫’背景下体现的对幼小生命的尊重”，“从较宽广的视野考察相关现象，可以发现当时人们生命意识的新的觉醒”的分析，刘玲娣教授说：“体现‘生命意识薄弱’的‘生子不举’和弃婴现象要远比体现对‘生命的尊重’的情况显得突出”，“秦汉时期成年人的生命意识究竟是‘薄弱’的还是‘觉醒’了，不免令人迷茫”。这种“迷茫”的出现，或许有逻辑思维方面的原因。某种社会情况远比其他现象“显得突出”，不能说明其他现象不存在。而汉赋作品中的《伤夭赋》《悼夭赋》多创作于汉魏之际，这一情形的时代意义显然是应当注意的。刘玲娣教授写道：“对于《史记》所载周人先祖弃和虞舜以弃婴身份创立功业，作者以为‘传播者或许通过这种圣贤神迹的宣扬，表达了对弃婴行为的曲折的批判’，似乎也仅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拙著所谓“或许”，承认这确实是“推测”。如果判定为“仅是一种想当然的推测”，可能还是提出反证才好。
刘玲娣教授的评论提出了若干非常好的建议，比如：“如果能进一步从成年人眼中的儿童称谓、儿童身份的角度对成年人看待儿童的心态作进一步的剖析”，相关“内容将更为丰满”。此外，对于“乳母”的作用应予关注的提示，也准确指出了拙著的缺失。
作为我承担的教育部课题“秦汉时期未成年人生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三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的《汉代儿童生活》收有30幅插图，然而《秦汉儿童的世界》没有来得及配图，不能不深心遗憾。记得好友北京大学徐天进教授得到呈奉的样书后，第一句话就是“连一幅插图都没有”的批评。身为作者，一时不禁满心惭愧。我的另一本书《秦汉名物丛考》也由于多种原因没有配图，受到一位著名学者的批评，说来亦不免赧然。为了补足这一缺憾，随后又有《图说秦汉儿童史》一书，未来出版社待出版。《图说秦汉儿童史》比较《秦汉儿童的世界》，首先在于补加了多幅插图，以便使读者可以直观地获得具体生动的秦汉儿童史知识，而文字篇幅则明显缩减。然而《图说秦汉儿童史》也并非《秦汉儿童的世界》的缩写本与通俗本，述说内容力避重复，而其中关于上古文物“子母”主题的内容，关于“小儿受赐”陶文的内容，关于“产舍”“乳舍”的内容，关于“九子母”的内容，关于“襁褓”形制的内容，关于女童教育的内容，关于“周公辅成王”画像的内容，关于瓮棺葬及“置于道侧”的内容，关于史学“童心”观察思考的内容等，都有新补充的研究心得。有的考察收获，在《秦汉儿童的世界》定稿发排及正式出版之后陆续发表。如：《史家的“童心”》(《光明日报》2017年2月28日），《汉代的女童教育》（“中国童蒙文化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广岛，2018年7月），《汉陶文“小儿受赐”试解》(《南都学坛》2019年第5期），《汉代“乳舍”及相关问题的社会史考察》(《理论学刊》2019年第4期）等。《图说秦汉儿童史》对于《秦汉儿童的世界》文字中已发现的一些错误，也有所纠正。这部新著出版，衷心期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批评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