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十余年，从新政到革命，形势急剧变化。清政府在庚子事变中推行新政，目的在于挽救统治，但随着新政展开，旧制度与新势力的裂痕逐渐加深，终于引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回望110年前的这段历史，可以说清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

　　“保大清”终成败局

　　历史有自己的逻辑，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改变。清末新政旨在维护清政府统治，即所谓“保大清”，但是由于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结果“保大清”的目的非但没有实现，反而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矛盾。

　　一是清政府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矛盾。慈禧太后惯用各派势力矛盾来维系统治稳定。在“丁未政潮”中，奕劻、袁世凯击败瞿鸿禨、岑春煊等人，势力开始膨胀。为了抑制前者，慈禧太后调袁世凯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明升暗降；同时调湖广总督张之洞入军机处，对袁加以牵制。慈禧去世后，宣统帝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身分总揽朝政，为对付奕劻、袁世凯集团，他一方面罢黜袁世凯，闲置张之洞，打击汉族大臣；另一方面自代宣统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任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大臣，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种“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做法使满汉关系更趋激化。载沣个人庸碌无能，难以控制皇族亲贵，以至于“政出多门”，愈发混乱。总之，皇族亲贵们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分配上的争斗。

　　二是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湘军、淮军势力崛起，地方督抚逐渐与中央离心，经庚子事变后，此种趋向日益明显。清末新政推行过程中，地方督抚通过练兵、筹饷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军权与财权，而清廷则迫切希望加强中央集权，于是集权与分权产生矛盾，双方关系愈发紧张。在“预备立宪”初期的地方官制改革中，清廷希望在各省设立直属于中央各部的机构，以削减地方督抚权力。如以行政与司法分离为由的“司法独立”，即有剥夺地方督抚司法权的意图。但各省督抚普遍反对，抵制地方官制改革。清廷一味加强自身集权，结果只能使自己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

　　三是清政府与立宪派的矛盾。立宪派，是清末政治舞台上一股以新兴绅商为核心的政治势力，他们希望实现君主立宪制。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设谘议局，开资政院，给了立宪派期望，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并多次发动全国性国会请愿运动，以图推动宪政改革。然而，他们的要求与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1911年，清廷推出“皇族内阁”，彻底打破了立宪派的幻想，把立宪派推到了对立面。清末政治舞台上的三股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的关系与势力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走向，其中立宪派颇为关键。立宪派起初支持清末新政与立宪，而后弃清廷而与革命派合流，这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失败。

　　清末新政是一次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各派政治势力的矛盾焦点即在于此。在统治者内部矛盾不断激化之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日益尖锐。清政府既不能有效化解内部矛盾，更无力应对外部矛盾，覆亡在所难免。

　　“保中国”势成磅礴

　　与清政府推行新政“保大清”不同，辛亥革命是为了“保中国”，它着眼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探索近代中国的救国之道。从政治体制变革的角度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其功绩彪炳史册。

　　革命是走向共和的必由之路。纵观世界近代历史，实现近代民主主要有两条道路：一是改良，即通过旧政府自上而下进行渐进式改革，最终实现君主立宪；二是革命，即用暴力推翻君主制度，实现民主共和。在近代中国，清末“预备立宪”陷入绝境，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剩下的只有革命。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制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这个宗旨的基本精神—民族、民权、民生，被概括为“三民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即反抗满洲贵族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为国家争自由；所谓“民权主义”，即人民享受平等、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所谓“民生主义”，即实现经济平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发展国家资本，谋求民众之共同幸福。对此，孙中山总结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同盟会成立以后，坚定走武装起义的反清革命道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相继独立，清王朝统治顷刻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3月11日，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效仿西方资产阶级建立起“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从封建君主制度走向共和制度的重大历史转折。

　　随之而来的是共和理念深入人心。孙中山等人在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时，特别强调政治革命的目标是要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资产阶级的共和制度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制度，是历史的巨大进步。

　　然而，残酷的现实击碎了革命的理想。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从此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代。时人感叹，辛亥革命牺牲了无数先烈的生命，仅换得一块“民国”的招牌。但正是这块招牌，象征着封建君主制度在中国已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据，1915年袁世凯洪宪帝制和1917年张勋复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闹剧、丑剧。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民众的心理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认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民国以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刊杂志空前活跃，群众活动蜂起踊跃。辛亥革命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热烈的社会氛围和积极的民众心理，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历史条件。

　　革命开启进步闸门

　　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启动新政，本来是为了挽救垂危的统治，然而事与愿违，推行新政不久后便被辛亥革命推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话题，也是当今学界时有反思且颇有争议的问题。

　　改良与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两条道路。清末新政是改良，辛亥革命当然是革命。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会按照清政府改革的方向和平实现社会转型，即所谓“告别革命”论。这种论调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贡献，解构革命的历史叙事，且一厢情愿地假设清政府的改良是好的。那么试问，清末新政的结果如何呢？梁启超曾尖锐地抨击道：“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当时人疾呼：“以前不办新政，百姓尚可安身；今办自治、巡警、学堂，无一不在百姓身上设法。”清政府积重难返，企图改良，但是走不通，也不可能走得通。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面对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者腐朽无能，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推翻封建君主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当封建制度的剥削与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相联合，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无以为继之时，革命便成为唯一的选择。

　　辛亥革命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打开了新的愿景，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尽管革命后不久，军阀混战仍旧，但从长远的历史看，这只不过是一段插曲。在其后40年不到的时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革命的洪流便荡涤了一切反动腐朽力量，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夙愿得到实现并胜利开启了下一个百年梦想。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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