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帝时代，汉王朝控制的海岸线空前延长。在此前后，“天下”与“海内”并说的语言习惯体现了政治文化意识中的海疆观。“楼船”军在战争中作用的突出，以及东洋和南洋航运的开发和繁荣，体现出汉文化面对海洋的进取风格和突出成就。“海人之占”诸论著的问世，应视作早期海洋学的收获。《汉书》比较具体地记录了相关历史迹象，可以看作中国史学论著中较早较充分地重视海洋纪事的典籍。
秦汉大一统政体成立之后，中央执政机构面临的行政任务包括对漫长的海岸的控制，神秘的海域亦为秦皇、汉武等有作为的帝王所关注。沿海地域共同的文化特征，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汉书》作为记录西汉和新莽历史的史学经典，有关海洋的纪事反映了当时执政集团和社会各层次对于海洋的认识以及这一时期海洋开发的历史。海洋学的早期成就亦因《汉书》的记载而保留了文献学的遗存。《汉书》可以看作中国史学论著中较早较充分地重视海洋纪事的典籍。
一、“天下”与“海内”
战国以来，政论家频繁使用“海内”这一政治地理学概念。《孟子·梁惠王下》：“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墨子·辞过》亦有“四海之内”的说法。《非攻下》则谓“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荀子·不苟》：“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韩非子·奸劫弑臣》“明照四海之内”，《六反》“富有四海之内”，《有度》“独制四海之内”等，更集中地体现了在宣传政治理念时对“海”的关注。
“海内”与“天下”地理称谓的同时通行，说明当时中原居民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西汉时期政治语汇中，“海内”与“天下”对应关系的表现更为明朗。《新语·慎微》：“诛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残贼之类，然后海内治，百姓宁。”又《新书·数宁》：“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则万生遂茂。”同书《时变》也有“威振海内，德从天下”的说法。《汉书》比较客观地表现了当时人把“海洋”与“天下”并称的观念。对于“天下”和“海内”的关系的意识，也可见具有典型意义的记述。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记载刘邦即皇帝位故事，有诸侯王劝进，汉王辞让而终于接受的过程：
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
对于中国古代政治体制史中这样一个重要情节，《汉书》的记载远较《史记》详尽。这段文字出现“海内”2次，“天下”4次。由文意可知“天下”与“海内”涵义相近。《汉书》作“平定海內”，“德施四海”，也体现出当时的文化倾向。
《汉书》多见“天下”与“海内”并说的情形，如卷三一《项籍传》：“分裂天下而威海内。”卷三九《萧何曹参传》赞：“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内。”卷四八《贾谊传》：“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卷四九《晁错传》：“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卷五六《董仲舒传》：“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卷六四上《严助传》：“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卷七二《贡禹传》：“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卷九九上《王莽传上》：“事成，以传示天下，与海内平之。”“海内”即“四海之内”，有时又只写作“四海”。如《汉书》卷六四上《严助传》：“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卷七二《贡禹传》：“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海内”和“天下”形成严整对应关系的文例，《汉书》中可以看到：
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卷二一上《律历志上》)
临制天下，壹齐海内。(卷四五《伍被传》)
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
威震海内，德从天下。(卷四八《贾谊传》)
海内为一，天下同任。(卷五二《韩安国传》)海内晏然，天下大洽。(卷六五《东方朔传》)
“海内”和“天下”对仗往往颇为工整。卷四九《晁错传》：“德泽满天下，灵光施四海。”则是“天下”和“四海”对应的例证。
《汉书》反映的，看来是当时社会的语言习惯。《淮南子·要略》：“天下未定，海內未辑……。”《盐铁论·轻重》可见“天下之富，海内之财”，同书《能言》也以“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并说。又《世务》也写道：“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在这种语言型式背后，是社会对海洋的关心。
讨论汉代社会的“天下”观，不应忽略《汉书》等文献所见有关“天下”与“海内”、“四海”文字遗存透露的思想史信息。
二、“楼船”“横海”事业
汉景帝削藩，极其重视对沿海地方统治权的回收，突出表现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对于沿海区域的控制，创造了对于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空前有利的形势。
《盐铁论·晁错》：“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所谓“削之会稽”，“夺之东海”，指出削藩战略的重要主题之一，或者说削藩战略的首要步骤，就是夺取诸侯王国的沿海地方。
汉武帝时代除强制性实行推恩令使诸侯国政治权力萎缩，而中央权力空前增长，对原先属于诸侯国的沿海地区实现了全面的控制之外，又于元鼎六年(前111)灭南越、闽越，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郡，其中多数临海，就区域划分来说，均属于沿海地区。《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述元鼎六年事：“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颜师古注：“应劭曰：‘二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儋耳者，种大耳。渠率自谓王者耳尤缓，下肩三寸。’张晏曰：‘《异物志》二郡在海中，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珠崖，言珠若崖矣。儋耳之云，镂其颊皮，上连耳匡，分为数支，状似鸡肠，累耳下垂。’臣瓒曰：‘《茂陵书》珠崖郡治瞫都，去长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儋耳去长安七千三百六十八里，领县五。’”可知这是对遥远的海上陌生世界的征服。当年，“秋，东越王余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这是又一次利用海上军事优势的远征。随后，“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宣布开始专心对“西蛮北夷”用兵。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灭朝鲜及其附庸，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进一步扩展了汉王朝面对海洋的视野。朝鲜原本与中原有比较密切的文化联系。然而汉武帝时代朝鲜置郡，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海路出击朝鲜。《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讨右渠。”此据中华书局标点本，“兵五万人”与“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分断，可以理解为“兵五万人”随“左将军荀彘出辽东”。其实，也未必不可以“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兵五万人”连读。有的研究论著就写道：“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楼船兵5万人”进攻朝鲜。《汉书》卷九五《朝鲜列传》即作：“天子募罪人击朝鲜。其秋，遣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兵五万，左将军荀彘出辽东，诛右渠。”
汉武帝以楼船军远征朝鲜，是东方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史记》卷三○《平准书》：“齐相卜式上书曰：‘臣闻主忧臣辱。南越反，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汉书》卷五八《卜式传》：“会吕嘉反，式上书曰：‘臣闻主媿臣死。群臣宜尽死节，其驽下者宜出财以佐军，如是则强国不犯之道也。臣愿与子男及临菑习弩博昌习船者请行，死之以尽臣节。’”《史记》所谓“齐习船者”，《汉书》更具体地说到“博昌习船者”，指出了杨仆楼船部队出发地点航海能力的优越。博昌，在今山东广饶西。
三、汉武帝“海上”之行
汉武帝与秦始皇同样，是一位对海洋世界充满好奇的帝王。他多次巡行海上，行程超过了秦始皇。《汉书》对相关历史迹象保留了珍贵的记述。《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
(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诸侯王列侯，受郡国计。夏四月，诏曰：“朕巡荆扬，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穷者粟。”还幸甘泉，郊泰畤。
汉武帝所谓“会大海气”，可能透露了对于海洋的具有神秘主义风格的崇敬心理。颜师古注：“郑氏曰：‘会合海神之气，并祭之。’师古曰：‘集江淮之神，会大海之气，合致于太山，然后修封，总祭飨也。’”
对于汉武帝的海上之行，《史记》卷三○《封禅书》记载：元封元年(前110)“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宿留海上，与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封泰山后，再次至海上，“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元封二年(前109)，“至东莱，宿留之数日。”元封五年(前106)，“北至琅邪，并海上。”太初元年(前104)，“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太初三年(前102)，汉武帝又有海上之行：“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除了《史记》卷三○《封禅书》中这五年中六次行临海上的记录外，《汉书》卷六《武帝纪》还记载了晚年汉武帝四次出行至于海滨的情形：
(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
(太始三年)行幸东海，获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
(太始四年)夏四月，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门宫，若有乡坐拜者。作《交门之歌》。
(征和)四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行至海滨。汉武帝则远远超过这一纪录，一生中至少十次至于海上。他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的高龄。
《汉书》比较好地保留了相关资料，使得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社会文化面貌重要表现的汉武帝对于海洋的特殊热忱。
四、长安“海中神山”模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张守节《正义》：“《汉书·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白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至，三神山乃居水下；临之，患且至，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看来，《汉书》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始皇时代的“海中”“三神山”崇拜。
《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关于“八神”，司马贞《索隐》：“用事八神。案：韦昭云‘八神谓天、地、阴、阳、日、月、星辰主、四时主之属’。今案《郊祀志》，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东莱山；七曰日主，祠盛主；八曰四时主，祠琅邪也。”《史记》卷三○《封禅书》所谓“三山”，司马贞《索隐》：“小颜以为下所谓三神山。顾氏案：《地理志》东莱曲成有参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中三神山也。”则又成一说。而《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颜师古注：“‘三山’，即下所謂三神山。”这作为“《汉书》学”的成果，也是值得重视的。
汉武帝追求海中神山的行为，明确见于《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
据《史记》卷三○《封禅书》，太初元年(前104)作建章宫，特意设计了仿拟“海中神山”的模型：“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洲、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的对应记述是：“作建章宫，度为千门万户。前殿度高未央。其东则凤阙，高二十余丈。其西则商中，数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颜师古注：“《三辅故事》云：池北岸有石鱼，长二丈，高五尺，西岸有石鳖三枚，长六尺。”王莽事败，就是在这里结束了他的人生和事业。《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记载：“莽就车，之渐台，欲阻池水，犹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黄门郎从官尚千余人随之。王邑昼夜战，罢极，士死伤略尽，驰入宫，间关至渐台，见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还，父子共守莽。军人入殿中，謼曰：‘反虏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渐台。’众兵追之，围数百重。台上亦弓弩与相射，稍稍落去。矢尽，无以复射，短兵接。王邑父子、恽（因排版限制，无法显示）、王巡战死，莽入室。下餔时，众兵上台，王揖、赵博、苗欣、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参等皆死台上。商人杜吴杀莽，取其绶。”《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说，“营建章、凤阙、神明、馺娑，渐台、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莱。”颜师古注：“渐台在泰液池中。渐，浸也，言为池水所浸也。”“服虔曰：‘海中三山名。法效象之。’”
王莽垂死挣扎，选择渐台顽抗，除了控制制高点的动机之外，或许还有其他心理背景。
五、海：财用之所出
田肯为刘邦分析天下形势，强调齐地的重要：“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这一记载先见于《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而《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所谓“东有琅邪、即墨之饶”，颜师古注：“二县近海，财用之所出。”可知秦汉时期海洋资源开发，已经在经济先进地区显见成效。
在“削藩”政治过程中，皇帝与诸侯王对沿海地方控制权力的争夺，应当首先出自一种政治目标的追求。当时社会观念中，对于“海”的控制，是据有“天下”的一种象征。贾谊《过秦论》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的说法。而《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和《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两见“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都透露出执政集团上层值得重视的政治理念。“削藩”之“削之会稽”，“夺之东海”，不仅仅是贪求“海盐之饶”，即针对个别的盐产地的争夺。也就是说，并非主要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以力争对食盐生产基地的掌控。
然而汉帝国中央执政集团又不可能没有看到沿海开发的利益。争取强有力地控制沿海区域的战略策划，有“富有四海”政治理念的因素，然而可能也有经济利益的图谋。晁错对吴王刘濞的指控，首先即考虑经济方面：“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
《盐铁论·刺权》也指责诸侯王“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在经济生活方面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所谓“巨海鱼盐”是重要的资源。《盐铁论》中所谓“山海之货”、“山海之财”、“山海之利”，“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等等，也反复强调海产收益的经济意义。《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赞曰明确说“山海之利”：“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使其众，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与《盐铁论·复古》的口径完全一致。而《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言“山海之货”：“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亦与《盐铁论·力耕》同。《汉书》同样重视所谓“巨海之富”、“鱼盐之利”的经济利益的眼光，也是值得注意的。这样的史学意识的形成，应是以当时社会逐渐重视海洋资源开发的情形为背景的。
六、东洋与南洋航运
秦始皇使徐巿“入海求神异物”，《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汉书》卷四五《伍被传》的说法是：
使徐福入海求仙药，多赍珍宝，童男女三千人，五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泽，止王不来。
《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二年(230)“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事，也说到：“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中则已将徐福所止王不来处与日本相联系，其事系于“倭”条下：“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畏诛不敢还，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数万家。人民时至会稽市。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不可往来。”
日本一些学者也确信徐福到达了日本列岛，甚至有具体登陆地点的考证，以及所谓徐福墓和徐福祠的出现。许多地方纪念徐福的组织有常年持续的活动。有的学者认为，日本文化史进程中相应时段发生的显著进步，与徐福东渡有关。《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已经出现关于“倭人”政权的记述：
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在带方东南万里。”又谓“《魏略》云倭在带方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国，度海千里，复有国，皆倭种。”所谓“百余国”者，可能是指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规模不大的部落国家。自西汉后期起，他们与中国中央政权间，已经开始了正式的往来。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述了西汉时期初步开通的南洋航路的交通状况：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
这些地区与汉王朝间海上商运相当繁忙：
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
王莽专政时，还曾经利用南洋航运进行政治宣传：
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
由黄支国还可以继续前行：
自黄支船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关于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夫甘都卢国、皮宗等国家或部族的具体位置，学者多有异议，而对于黄支国即印度康契普腊姆，已不程国即师子国亦今斯里兰卡，中外学者的基本认识是一致的。
广东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还常常出土玻璃、水晶、玛瑙、琥珀等质料的装饰品，并曾出土迭嵌眼圈式玻璃珠和药物蚀花的肉红石髓珠。经过化验的玻璃珠样品，含钾5—13.72%，而铅和钡的成分仅有微量或根本没有，这与中国古代铅钡玻璃系统制品截然不同，应是由南洋输入。
西汉时代，中国远洋舰队已经开通了远达南印度及斯里兰卡的航线。东汉时代，中国和天竺(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相当艰难，然而仍大致保持着畅通，海路于是成为佛教影响中国文化的第二条通道。江苏连云港孔望山发现佛教题材摩崖造像，其中又多有“胡人”形象，结合徐州东海地区佛教首先炽盛的记载，则可以理解海上交通的历史文化作用。
应当注意到，《汉书》是保留了东方早期海上航运史最完整的记录的史学文献。
七、海人之占
《汉书》卷三○《艺文志》有“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其中可见题名“海中”的文献：
《海中星占验》十二卷。
《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
《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
这些论著，有的篇幅相当可观，然而现今皆已亡佚。其内容，应包括海上航行时判断方位和航向的经验的总结。
《汉书》中所谓“海中”，语义是明确的。《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始皇南至湘山，遂登会稽，并海上，几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少君言上：‘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僊者乃可见之。……’”“(栾)大言曰：‘臣常往来海中，见安期、羡门之属。……’”“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治大池，渐台高二十余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州、壶梁，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汉书》卷二六《天文志》的说法可能有益于理解《艺文志》著录冠名“海中”的“天文”家学术收获：“汉兵击拔朝鲜，以为乐浪、玄菟郡。朝鲜在海中，越之象也；居北方，胡之域也。”《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则曰“乐浪海中”。所谓“朝鲜在海中”以及“倭人”在“乐浪海中”，都说明“海中”一语体现的空间距离已经并非近海。而前引诸例，似乎可以说明“海中”语汇的使用，较早或与李少君、栾大一类“燕齐海上方士”的航海实践有关。
曾经活跃于渤海地区的燕齐海上方士，是最早进行海洋探索的知识人。而《艺文志》列入“天文”类的题名“海上”的文献，张衡《灵宪》曾称之为“海人之占”，应有数术学的意义。《唐开元占经》卷一依然采用“海人之占”的说法。
宋代学者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卷九“《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条写道：“《后汉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图海中占》各一卷。即张衡所谓‘海人之占’也。《唐天文志》：开元十二年，诏太史交州测景，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髙。老人星下，众星粲然。其明大者甚众，图所不载，莫辨其名。”可知其学术脉络至后世依然清晰。
这些可以归入“海人之占”的文献，自然有神秘主义色彩。但是能够总结成为专门著作，应有海上航行的实践经验以为基础，可以看作早期海洋学的成就。《汉书》载录相关论著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
八、“北海出大鱼”记录
早期海洋纪事多以帝王行迹为中心。而《汉书》卷二七中之下《五行志中之下》有关“北海出大鱼”的记录，则提供了海洋生物学的重要信息：
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
所谓“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以汉尺相当于现今尺度0.231米计，长13.86米，高2.31米；“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则长18.48米，高2.53米。体长与体高的尺度比例，合于我们有关鲸鱼体态的生物学知识。当时的尺度记录，应是粗略估算或者对“大鱼”一枚的实测，不大可能“四枚”、“七枚”尺寸完全一致。这很可能是最早的关于鲸鱼群在浅滩集体死亡的历史记录。这里“大鱼”又称“巨鱼”，自然会使人联想到秦始皇“梦与海神战”之后“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的行为。
《续汉书·五行志三》“鱼孽”题下写道：“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刘昭《注补》：“京房《易传》曰：‘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臣昭谓此占符灵帝之世，巨鱼之出，于是为征，宁独二王之妖也!”司马彪和刘昭一说“大鱼”，一说“巨鱼”，至少后者认定两种称谓指代的对象是一个海洋物种。
中国历史学者对于这种自然现象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最早保存了具体历史记录的，是班固的《汉书》。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有“鲸鱼失流而蹉跎”句。可知东汉学者对这一现象已经比较熟悉。《唐开元占经》卷八八引《春秋演孔图》曰：“海精死，彗星出。”又引《春秋考异邮》曰：“鲸鱼死，彗星合。”纬书有关“海精死”、“鲸鱼死”的说法，反映西汉后期至东汉初年鲸鱼死亡情景已经受到普遍关注。我们又看到《淮南子·天文》：“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麒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又《淮南子·览冥》：“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高诱注：“运者，军也。将有军事相围守，则月运出也。以芦草灰随牖下月光中，令圜画缺其一面，则月运亦缺于上也。鲸鱼，大鱼，长数里，死于海边。鱼之身贱也，彗星为变，异人之害也，类相动也。”《淮南子》所谓“鲸鱼死”导致的“害”，体现自然生物现象影响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相关观念的形成，有汉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而我们在这里特别关注的，是《汉书》对这一海洋生物的生命现象进行了世界最早的具体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