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由于“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雨雪风霜等气象条件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收成，也间接影响着王朝的国运兴衰。在缺乏有效科学技术的状态下，农业祭祀在国家应对气象灾害的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先秦时期，雩祭就是国家吉礼的重要内容。《左传》中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可见遇水旱疠疫等灾害，要禜祭山川之神；遇雪霜风雨非其时，要禜祭日月星辰之神。但事实上，在宋代之前并无制度性的祈雪之典，《宋史·祈报礼》载：“凡旱、蝗、水潦、无雪，皆禜祷焉”，才明确将“无雪”纳入祈禜祭祀的范围。对此，清人纳兰性德也发现在《唐书·礼乐志》《文献通考》中都没有祈雪的记载，而在《宋史·本纪》中记有“终北宋之世，祈雪凡十有五见”，故他认为“祈雪礼实昉于宋”。梁章钜也有“祈雪之典起于北宋”的类似说法。遗憾的是，二人对于祈雪之典在宋代出现的原因却并未深究。目前，学界对于祈雪活动的关注较为有限，相关研究不是将祈雪视为冬季的旱灾祈祷，在祈雨活动中一笔带过，就是用祈雪活动的有无来推断气候的变迁，祈雪活动本身却并非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长期以来，祈雪这类通过调动超凡力量来消除或追求某种气象的仪式大多被视为民众的迷信活动，是科学知识的对立面。然而，涂尔干提供了一种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他认为包括宗教仪式在内的“理想世界的形成并不是脱离科学之外的不可还原的事实；我们通过观察，是可以了解其形成条件的”。启发我们从物质层面观察宗教力的起源。事实上，宗教并未阻止人类从社会实践中获得认知与经验，反而通过宗教观念的外在形式——仪式——传递着物质层面的知识。仪式是知识的一种隐性形态，尽管它不是实践经验和认知的直观反映，但它以“实践性知识为目标和媒介，所以具有一定的反射性（Reflective），即仪式可以作为传递知识的凭借，同时仪式又是这些知识的外在表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仪式的产生、演变、消亡都意味着物质层面的知识更新，而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虚幻想象。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知识史的角度讨论祈雪活动在宋代产生的原因，以作为阐述知识与思想关系的一个切入口，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宋代祈雪活动及其时空特征
雪为水汽冷却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所凝结成的冰晶。《说文解字》中称雪为“凝雨”，《埤雅》也认为雪是“雨之可埽者也”，可见在古人看来，雪不过是雨的特殊形态。又因《春秋谷梁传》有言：“冬无为雩也”，清人郭嵩焘对此解释说“旱雩以旱行之”，冬季已是农闲，无旱灾之虞，故不必举行雩祭。既然冬天不必祈雨，那与雨相类的雪自然也不必祈了。尽管《后汉书·顺帝本纪》中出现了因“冬鲜宿雪，春无澍雨”而遣使“分祷祈请，靡神不禜”的记载，但祈雪之名并未单独出现。直到唐末五代，以“祈雪”“祷雪”为名的祭祷活动才开始出现，唐人封敖所撰《太清宫祈雪青词》为目前已知的最早祈雪文献。不过，唐至五代时祈雪活动极为少见，直到两宋时期，祈雪活动才变得日益频繁，并逐渐成为中央与地方应对冬季无雪时的例行祭祷活动。以下对宋代祈雪活动的基本概况及时空特征进行探讨。
（一）宋代中央祈雪活动及其时间特征
清人纳兰性德与梁章钜根据《宋史·本纪》的记载认为北宋时的中央祈雪活动有15次，事实上，这一统计远非完整。为便于分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对五代迄宋中央祈雪活动的情况列表整理，见表1。
根据表1统计，排除五代7次祈雪，在两宋320年中，中央朝廷共祈雪90次，平均约每3.5年一次。其中，北宋169年中，祈雪49次，祈雪频度为28.99%；南宋152年中，祈雪41次，祈雪频度为26.97%，两宋祈雪频度基本持平。不过，两宋中央祈雪活动因在位皇帝、时段、季节的不同而表现出以下特征。
首先，如图1所示，两宋共有10位皇帝在位期间有祈雪活动。其中，宋太祖在位16年，祈雪4次，祈雪频度为25%；宋太宗在位22年，祈雪7次，祈雪频度为31.82%；宋真宗在位25年，祈雪1次，祈雪频度为4%；宋仁宗在位41年，祈雪10次，祈雪频度为24.39%；宋神宗在位18年，祈雪24次，祈雪频度为133.33%；宋哲宗在位15年，祈雪3次，祈雪频度为20%；宋高宗在位36年，祈雪4次，祈雪频度为11.11%；宋宁宗在位30年，祈雪31次，祈雪频度为103.33%；宋理宗在位40年，祈雪5次，祈雪频度为12.5%；宋度宗在位10年，祈雪1次，祈雪频度为10%。其他宋代皇帝未见有祈雪的记录。其中，宋神宗与宋宁宗在位期间是宋代中央祈雪频度较高的两个时期，每年的祈雪活动都不止1次。
其次，如图2所示，宋代中央祈雪活动频次变化十分明显，基本呈现出两个波动周期：第一波（920—1120）波长为201年，波峰在1060—1080年之间，峰值为18；第二波（1120—1280）波长为161年，波峰在1200—1220年之间，峰值为22。总体上看，南宋祈雪的峰度高于北宋，北宋祈雪的年际分布相对较为均匀。
最后，相对祈雨而言，祈雪的季节比较固定，主要出现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即仲冬与季冬。虽然表1中记录了正月祈雪的情况，宋人也有“气候未春终是腊，祷祈方得合称祥”的说法，但一般来说，春雪并非祥瑞，反而是灾异。《旧唐书·王求礼传》记载：“时三月雪，凤阁侍郎苏味道等以为瑞，草表将贺，求礼止之曰：‘宰相调燮阴阳，而致雪降暮春，灾也，安得为瑞？如三月雪为瑞雪，则腊月雷亦瑞雷也。’举朝嗤笑，以为口实。”在《宋会要辑稿·瑞异》中有“瑞雪”与“雪异”之分，所谓雪异，即雪降非时，主要指在二月或三月降雪。此外，秋季降雪也非祥瑞，“是当为灾”。故宋代的祈雪基本上在十一月或十二月进行，最多前后延及一月。
（二）宋代地方祈雪活动及其空间特征
一般来说，宋代中央的祈雪活动主要针对的是都城及其附近地区的降雪情况，并不涉及其他地区。不过，地方也会根据本地冬季的降雪状况，由地方长官举行相应的祈雪活动。如袁说友任四川制置使期间，在成都江渎祠“以雨祷者七，以晴祷者三，以雪祷者一”。许份在扬州时，“岁杪无雪，斋祈备至”。在这些祈雪活动中，祈雪文、谢雪文作为与神沟通的文字具有特殊意义，那些曾任职州县的宋代士大夫们为此撰写了大量祈雪文、谢雪文，其中不少被收入他们的文集。现存宋人文集中，仅《全宋文》就收录祈雪文103篇、谢雪文46篇。根据这些文章中的记述并结合作者的生平履历，笔者首先对其中所反映的宋代地方祈雪活动进行了初步统计（表2），再根据统计结果整理出这些祈雪地点所属路区（表3），最后结合北宋《元丰九域志》与南宋《方舆胜览》中的州县行政区划，绘制成图（图3），由此可以看出两宋地方祈雪活动的空间特征。
第一，在不同的时代，宋代地方祈雪活动的主要分布区域不同。北宋时期的地方祈雪活动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河北、河东、京东等路，南方地区仅有两次祈雪活动的记录。南宋时期的地方祈雪活动主要分布于两浙和长江下游地区，包括两浙、江南、淮南、荆湖、福建、四川等路。南宋国土面积虽然不及北宋，但地方祈雪活动的分布区域更广。
第二，在不同的区域，宋代地方祈雪活动的次数差异较大。两宋有记录明确地点的地方祈雪活动共28次。其中，两浙路最多，有6次祈雪记录，其次为京东两路，有5次。河北两路、河东路、京西两路、淮南两路、福建路、江南两路、荆湖两路、四川四路相关祈雪记录为1至3次不等。其他地区则未见祈雪的相关记录。总体上看，围绕北宋与南宋政治中心的京东两路与两浙路的祈雪活动最为密集，而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地区则很少出现祈雪的记录。
二、小麦种植：宋代祈雪活动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中国古代的主要农作物中，稻、黍、稷、菽为一年生作物，当年种植当年收获。但是，小麦根据其对气温要求的不同可以分为春小麦和冬小麦两个生理型，其中，春小麦开春播种，夏末成熟，可在一年内完成整个生长过程；冬小麦则秋季播种，来年春季或夏季成熟，因其经岁乃熟，故又称宿麦。冬小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的生长周期意味着冬季正是其全苗壮苗的关键期。在冬季的各种气象条件中，又以冬雪对小麦的生长影响最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雪水渗入土壤起到抗旱保墒的作用。现代农学研究表明，小麦出苗至分蘖、越冬期间是其整个生育过程中田间耗水量最多的时期，土壤水分要维持在田间最大持水量的75%左右。但一般来说，冬季雨量较少，除了人工灌溉，麦地保墒主要依靠冬雪融水。宋人在总结前人农业经验的基础之上，对此已有深刻认识，在他们看来，雪水可以“濡土润麦”“大滋宿麦”，冬天得雪，则“农家无冬旱之忧也”。反之，如果时雪不降，则“麦根无泽”，进而导致“宿麦稀种”，甚至“麦不生苗”，最终“获不偿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冬雪的抗旱保墒作用非冬雨所能代替。宋代有“宿麦病于冬雨”的记载，说明冬雨反而有可能伤麦。陆佃认为，“骤雨不如久雪之入土深，且无泛溺，又可以覆阳于根著”，相较于可能造成泛溺且入土不深的骤雨，积雪能较为平缓地渗入土壤，进而润及麦根。
第二，低温严寒有助于减轻小麦的虫害。《玉堂大法》载：“夫蝗之为灾，乃冬雪不降，阴中生虫。妖乘火而生羽，故遇夏能飞，害苗损稼。盖虫之种子，一经雪炁，入地三尺。一年之内，三经雪炁，入地九尺。一年无雪，出地三尺。三年雪少，必旱，蝗出为灾矣。”因此，“若腊雪凝冻，则（蝗）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从而保护了麦苗。苏轼《雪后书北台壁》诗有言：“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就显示出寒雪在消除小麦虫害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三，雪中含氮物质能增加土壤中的氮肥，有助于小麦的生长。古人虽然不一定了解雪水当肥的原理，但对其肥田的功效是认可的。如杨万里诗云：“雪花销尽麦苗肥”，熊克也说：“雪渍冰濡土脉肥”。此外，地面积雪可以防止土壤中的热量向外蒸发，进而使土壤温度不至于过低。宋代民谚有云：“欲宜麦，见三白”，所谓三白，即“三度见雪也”。说明麦地覆盖的积雪越厚，则其保温效果越明显。
正是由于降雪在干旱的冬季对小麦的生长具有重大意义，在宋人的诗文中冬降时雪几乎就预示着麦子的丰收。如苏轼“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陆游“苦寒勿怨天雨雪，雪来遗我明年麦”等诗句都揭示出冬雪与小麦收成之间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图2所反映宋代中央祈雪活动频次的两处波峰，正分别对应北宋与南宋干旱程度最高的两个时期，这也说明救旱保苗是宋人祈雪的主要目的。
然而，冬雪对小麦越冬保苗的积极作用并非宋人创见，早在北魏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明确指出了冬雪“立春保泽，冻虫死，来年宜稼”的功能。既然如此，制度性的祈雪活动为何在宋代之前未见踪迹，反而出现在天人感应被基本否定的宋代？笔者认为这与宋代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张及其在国家税赋中地位的变化有关。尽管春秋时期麦就已经被视作“五谷”之一，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种植与加工技术的限制，即便是在北方地区，小麦也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到隋末唐初，颜师古还将麦视为杂稼，说明当时的小麦种植仍不普遍。只是随着唐代碾硙等制粉工具的发展与粟麦轮作制度的形成，小麦才逐步具备可以与粟、稻等作物抗衡的种植规模。到唐中期两税法实施后，小麦作为夏税的主要内容，其种植面积随之扩张。但这也仅是北方的情况，在江南地区，因为稻麦轮作尚未成为普遍推广的种植制度，直到宋初小麦的种植范围仍然有限。在唐代实际的赋税收入账目中虽粟（谷）、麦并称，论地位则粟居麦前。反过来讲，既然小麦收成的好坏对国家税赋的影响并非根本性的，那么官方对小麦具体生长环节的关注也就相对有限了。
到了宋代，小麦的种植区域开始向全国扩张，特别是南宋时期，随着以面食为主的中原人口的大量南渡，促进了南方麦类作物的种植和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到南宋中后期，小麦已经成为江南各州广为种植的农作物，南宋末年的黄震甚至有“天下百姓皆种麦”之语。小麦种植区域的扩张使其在国家两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宋初继承唐代的两税法，以钱为夏税、米为秋税，但政府有时会将夏税折麦输纳，是为“折变”。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推行方田均税法，规定夏税为绢、小麦、杂钱三色。即便到南宋时期，小麦仍然是不少州县夏税的重要名目。由于可确考的宋代全国夏税总收入不多，这里以长江中下游的润州（镇江府）为例揭示小麦在国家税赋中地位的变化。润州在长江以南，唐代时已有小麦种植，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润州四县（丹徒、丹阳、金坛、延陵）夏税大小麦各7122石，及至南宋嘉定年间，镇江府三县（丹徒、丹阳、金坛）夏税中大麦9752石、小麦9284石，合计增长了33.6%。小麦在国家赋税收入中地位的提升促使了官方对小麦种植情况的关注，宋代政府不仅在技术上为小麦种植提供实际指导，而且对麦子生长过程中遇到的冬季无雪等灾害也颇为关切。诚如苏辙所言：“赋税百须，所恃惟田。终岁不雪，麦将大干。患始于民，卒迨于官”，冬季无雪不但影响民众的收成，最终也将影响到国家的税收。事实上，从北宋到南宋，南方地区祈雪活动的增加（图3）正是小麦种植区域扩张过程的间接反映。因此，当冬季无雪时，由官方组织的祈雪仪式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疾疫认知：宋代祈雪活动产生的间接原因
如果说冬雪对小麦生长的积极作用是祈雪活动得以产生的直接动力，那么宋人对疾疫发病原理的认知则构成了祈雪活动产生的间接原因。我国传统观念认为春夏秋冬四时与“气”相联系，按照《管子·四时》篇的理论，风、阳、阴、寒四气流转而成春夏秋冬四时。在“天地之气，不失其序”的正常情况下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而当四时之气错位时，就会引发各种灾异，疾疫也将由此而生。《吕氏春秋·十二纪》就指出孟春行秋令、季春行夏令、仲夏行秋令会有“疾、疫”，而孟秋行夏令则“民多疟疾”，季秋行夏令则“民多鼽窒”，仲冬行春令则“民多疾疠”，季冬行春令则“国多固疾”。传统医学充分吸收了这种观点，张仲景《伤寒论》所引《阴阳大论》将四时之气为病分为两类：一类是“冬时触寒所致”的伤寒；另一类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时行，后者是具有流行性的传染病。所谓“非其时”，即“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的状况。其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又被称为“冬温”，它与伤寒虽然看起来相似，但实际上“冬温之毒，与伤寒大异，冬温复有先后，更相重沓，亦有轻重，为治不同”。张仲景的“时气说”确立了温热疫病病因说之大纲，直到明末吴有性提出“异气说”之前，后世各家之论，多出于此。
宋代医学家接受了前代的“时气说”，并进一步对伤寒和温病进行了区分。北宋的庞安时认为伤寒是“由冬时触冒寒毒所致”，而温病则是由“冬时伤非节之暖”的冬温所致，温病有可能立即发作，但也可郁而待发，其云：“冬月温暖之时，人感乖候之气，未即发病，至春或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泄，至天气暄热，温毒乃发，则肌肉斑烂也。”南宋医学家陈言也指出：“假如冬合寒，时有温暖之气，则春必患温疫；春合温，而有清凉之气，则夏必患燥疫；夏合热，而有寒气折之，秋必病寒疫；秋合清，而反淫雨，冬必病湿疫。”南宋的郭雍进而主张在疫病的治疗上，区分不同的时令，“各因其时而治之”。总的来看，宋代医学家基本上都认为瘟疫是由时令错位所引发的，主要致病因素是冬季的“非节之暖”，即应寒而反大温的状况。
受这种致疫观念的影响，冬季的寒气在宋人眼中就有了避免瘟疫流行的特殊意义。“寒气胜，则大雪散下”“寒气不至，时雪不降”，是否降雪是判断冬季有无寒气的重要标志，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这样的逻辑链条：降雪→寒气→消除瘟疫。因此，冬雪在救旱之外，还成为宋人心目中的“疠疫之药”，受到进一步的重视。雍熙元年（984）十二月，宋太宗曾对宰相言：“今冬天气和暖，开春恐有疫疠。今郊礼、酺宴之后，若得三五寸雪，大佳。”绍兴十七年（1147）十二月，宋高宗也对秦桧说：“雪后便觉寒，非惟有丰稔之望，来岁疫疠亦必消弭，可为民之庆也。”在不少写雪的宋代诗词中，寒雪的除疫功能成为文人们争相咏诵的内容。如黄庶《观雪》：“冬温成俗疫，得此胜针砭。”赵蕃《雪中四诗》：“疫疠潜攘却，埃氛一洗苏。”吴芾《和刘判官喜雪》：“万家疫疠一扫除，尽道年时无此雪。”而在医药方面，腊雪水则被认为是“治天行时气、温疫、热痫、丹石发”的良方。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人观念中，随寒气而来的冬雪不仅有助于消除时令错位所引发的疫疠，而且对于南方地区特有的致疫因素瘴气也有清除作用。一般认为，南方山林间湿热瘴毒之气会引发具有传染性的恶性疟疾，古人称之为瘴病或瘴疟。如隋代医学家巢元方认为，“南地暖，故太阴之时，草木不黄落，伏蛰不闭藏，杂毒因暖而生”。及至宋代，徽宗时编纂的《圣济总录》这样解释广南瘴气流行的原因：“……及秋草木不凋瘁，冬令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岭南地区即便在秋冬时节仍然气温较高，“故阳燠之气常泄”，加之南方特有的“阴湿之气”，二气相合，“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这里的寒热之疾就是疟疾。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恶性疟菌（plasmodium faciparum）需要高温才能生存，最低生存温度为28℃。如果冬季的低温寒气不足以使恶性疟菌丧失活性，那么到次年春季，疟疾就会大面积爆发，宋人所谓“冬温土燥生春瘴”即指此。根据前文分析可知，冬季降雪则意味着寒气充足，反之，时雪不降则寒气缺失，而瘴疟亦会因此而生。苏轼有诗云：“江南无雪春瘴生”，说明冬无雪则春有瘴。黄庭坚在比较戎州和黔州时指出前者“地热，春冬时作瘴疠”，而后者“地寒，有雪霜，风土宜人”。范成大在《骖鸾录》中记载了岭北、岭南的分界点——严关，“相传过关即少雪有瘴”。可见冬季是否降雪几乎成了判断一个地区有无瘴疟的标准，这也间接反映出宋人对冬雪清除瘴疟功能的笃信。对此，宋人的诗词中也多有体现，如韩淲《雪作》：“腊里春前雪，江南瘴疠清。”陈襄《咏雪》：“三日连绵雪……阴寒驱瘴毒。”李廌《兴安道中雪晴见群山偶成》：“滕六自知迁客近，前驱一洗瘴烟消。”李诗中所言的“滕六”为有降雪之能的雪神，此处作为雪的代称出现。
两宋时期，作为四大灾患之一的疫病对民众生活影响巨大。尽管冬季并非疫情多发期，但基于对疾疫发病机理的感知，宋人在关于时疫的记载中常有意将疫情的爆发与冬季时雪不降的状况联系起来。如宋仁宗皇祐六年（1054），“雨雪不时降”，结果次年“时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历冬无雪，煖气如春”，次年夏天“厉疫大作，弥数千里，病者比屋，丧车交路”。总之，冬季是否降雪与疾疫的有无有着密切关系。可以想见，冬季无雪则“民有疫疠之忧”几乎是当时的普遍状况。而祈雪活动最为频繁的两浙地区（图3）也正是宋代疫灾最为严重的区域。因此，即便不是从救旱的现实角度出发，出于对寒雪潜消疠疫功能的认知，在冬季无雪或少雪的情况下进行祈雪也有其观念上的合理性。特别是到了南宋，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在“长年南雪不到地，瘴疠惨毒愁北人”的情况下，官方组织的祈雪活动就更显示出其意义所在。
四、结语
我国雨热同期的季风性气候在许多方面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季风的不稳定也造成了灾害性气象频发，其中以大范围的持续性旱灾为害最烈。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物质层面的变动，先民关于灾害成因及其应对的知识也在不断更新与积累，农业祭祀仪式的变化正是知识体系更新的外在表现。唐宋之前，冬小麦的种植范围比较有限，故以“阴云不雨”为旱，与之相应的“大雩”仪式，乃是“夏旱雩祀”，因冬季已是农闲，无旱灾之虞，故“有祷无雩”。唐宋以后，随着冬小麦种植范围的扩张，冬雪对小麦生长的积极作用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在“不雨”之外，冬季无雪也成为旱灾的一种形式。更值得关注的是，民众对冬雪的认知逐渐摆脱了“凝雨”的概念，进而意识到伴随冬雪而来的寒气对于消除疾疫的独特作用。正是由于现实层面关于冬雪知识体系的更新，最终促成了作为农业祭祀的祈雪仪式在宋代的出现。
宋代的祈雪活动为元、明、清所继承。元皇庆元年（1312）十二月，元仁宗曾“遣官祈雪于社稷、岳镇、海渎”。同时，民间也出现了专门的“祈雪法”。明代对祈雪活动也极为重视，据学者统计，《明史》中共有21条祈雪记录，相应的祭祀规格颇高，明代后期甚至规定祈雪祝文必须由皇帝本人亲自撰写。清代从乾隆至宣统都有祈雪的记录，乾隆帝“德胜祈雪”的故事更是人所共知。而且，后世举行祈雪活动的原因基本未脱离宋人对冬雪功能的两个认识，即救旱与除疫。
表面上来看，祈雪仪式作为一种祭祀活动是思想与信仰的体现，它的出现似乎与知识、经验、技术无关，但本文的研究却发现：正是由于唐宋以来冬小麦种植经验的积累与冬雪相关知识的更新，才最终促成了思想与信仰层面的回应——祈雪活动的产生。正如葛兆光所言：“知识的储备是思想接受的前提，知识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先兆”，思想与知识总是如影随形的，任何思想观念的形成都有其知识背景。因此，揭示思想背后的知识体系无疑是一项方兴未艾的工作，由于本文主题所限，对此问题笔者将当另作文探究，此处暂不言述。
（作者陈渊，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