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可谓源远流长。秦汉时期就有古丝路贯穿东西，使得中国丝绸不仅成为古罗马贵族竞相追逐的奢侈品，还让西塞罗痛心疾首，伤叹金币外流。而中国出土的神人纹鎏金银盘、金币和玻璃等文物同样诉说着古罗马的灿烂文明。得益于中欧文明长时间的交流互鉴，学界形成了多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如以丝绸、瓷器为代表的器物类；以宗教、思想史为代表的精神文化类和以交流路线为代表的交通史类。不过，学界对于丝路上发生的中欧间物种大交换，除茶叶、鸦片外，研究较少。以原产于中国的“橙”为例，随着它引种到欧洲，在欧洲各国形成了一股长期的“橙子热”，不仅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物质生活，还改变其精神文化：它在园艺、绘画和文学作品中，成为一个常见意象，承载着丰富的艺术内涵。但是，对这样一个重要的物种传播现象，国内学者关注稍显不足。比如叶静渊主编的《中国农学遗产选集甲类第十四种柑橘（上编）》虽对中国各类柑橘的栽培、分类和繁殖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梳理，甚至收录了从先秦到清末关于不同柑橘品种的文献出处，但对中国柑橘文化的向外传播涉及不多。而有些专著虽有探究中国“橙”的西传时间和关键人物，如佟屏亚在《果树史话》中提及1520年葡萄牙人把甜橙从我国台湾带去欧洲；罗桂环在《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中认为是葡萄牙的果阿总督在1545年引种甜橙，不过，这种通过文献索引来确定传播时间的方法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并且，早期研究多止步于探究“橙”外传时间，而对欧洲各国社会生活文化产生的影响等领域研究阙如。本文在文献索引的基础上，借助现代分子生物学最新成果，重新梳理中国“橙”西传的时间范围、不同路线以及对欧洲社会的深刻影响。
一、后发先至：中国“橙”丝路西传时间、路线之再辨析
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曾说，柑橘从古代中国向西方的缓慢传播“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几乎可以与各种发明创造的传播相比拟。”诚然，柑橘西传所历经的王朝变迁、帝国更替，所跨越的千山万壑，所经转的集市货站，所乘载的交通工具等，足以编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图景。但来自中国的橙何时何地如何从原产地跋山涉水或是重洋远渡，在欧洲各国掀起一股“橙色旋风”，至今让研究者困惑不已。费朗就坦承：“目前还无法确认它们是如何从亚洲来到地中海沿岸的，可能是被航海的探险家们带回来的，也可能是民间贸易往来的结果。”
（一）陆上丝路西传
据李约瑟研究发现，橙入欧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段，经由两条不同路线：一是在公元前1世纪末，橙通过罗马—印度贸易路线；另外就是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由于伊斯兰教对植物和园林艺术的特殊感情，形成了另一条橙传播路线。不过，对欧洲橙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的并非是第一条路线，而是第二条。因为虽然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民已经种植橙，但由于火山爆发、气候变化、病虫害和战乱等因素，导致当时有所发展的橙文化意外中断。与之相反，在10—13世纪，随着文化、市场和技术的加持，柑橘不仅在中国成为“产销第一的南方水果”，更随着阿拉伯商人的转手来到欧洲，并搭乘阿拉伯帝国的兴盛，其种植区域从南欧渗入北欧，从欧陆走向英伦三岛。不过，无论是哪一条外传路径，印度在这一传播的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跳板作用。因为在古代中国，橙的产地集中在南方，而北方自身的需求都要仰仗南方供给，不可能有大量剩余进行对外商品贸易。而橙无论是走陆路还是海路，只要是从中国南方向外传播，印度是不可绕过的一站。托尔科夫斯基早已探明，橙进入印度，不外乎四条路线：第一条是越过阿萨姆河谷，进入印度；第二条是经西藏过喜马拉雅山东麓，进入印度；第三条是迂回路线，从西部出中国，穿过中亚各斯坦国、帕米尔高原和阿富汗，进入印度河北；第四条是走海路，经马来群岛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在此基础上，他更是指出，第一条路线虽然艰险，但中国植物，像橙的许多变种很可能借此进入印度。而第四条海上路线，因其便利则最有可能是橙树入印的主要通道。到达印度的橙，经印度与中东地区所建立的贸易线，把橙转运至下埃及，后传至意大利中部。橙的英文词源演变也佐证了这一传播路线。该词来源于印欧语系，最早能追溯到印度南部的泰米尔语中的“ārañcu”，意为“芳香的”。它在梵语中是“nāraṅga (narunka)”，在波斯语中是“nārang”，在阿拉伯语中是“nāranj”，在中世纪晚期的希腊语中是“narantsion”，在14世纪的西班牙语中是“naranjaen”，在葡萄牙语中是“laranja”，在古法语中是“orenge”。
受益于学界对于橙西传路线的确定，让许多研究者不假思索地以为中国橙（China orange）也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到达中东、北非和欧洲等地。但是，只要仔细考察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生活场景中出现橙的文献，就能发现橙在当地文献中主要呈现的是观赏、药用和食用价值。而橙的食用并非直接生食，而是加入蜂蜜制成糖果或果酱后食用，这足以说明当时通过陆路传到西方的橙并非是甜橙而是酸橙。中国橙入欧不是像酸橙那样走的陆路，而是另辟蹊径走的海路。至于何时何地何人把中国橙从中国带到欧洲，学界也存在多种说法。
（二）海上丝路西传
中国橙经海上丝路西传的主流说法是16世纪中叶，葡萄牙驻果阿总督若昂·德·卡斯特罗把从印度带回的树种献给时任首相贡多·梅勒。后者广泛种植，但仅存活一株。这株橙树后来开枝散叶，成为欧洲所有此品种的祖先。考虑到引种中国橙的葡萄牙，得益于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而迅速成为中国橙的重要产销国，因其生产的甘美且可直接生食的橙享誉欧洲、北非和中东地区，以致“葡萄牙果”掠人之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橙的代称。比如意大利语的“portogallo”，罗马尼亚语的“portocálâ”，保加利亚语的“portokal'”，阿尔巴尼亚语、希腊语和格鲁吉亚语的“portokáli”，土耳其语的“portakal”和波斯语的“porteghal”，都是“甜橙”的意思。这种轰动效应使得多数人都认为是葡萄牙人把中国橙引种到欧洲。早期来华传教士李明就在《中国近事报道》中复述了这一历史事件。不过，对于引种时间是否是16世纪中叶和引种人是否为葡萄牙人，学界分歧较大，因为有无数的航海日志、旅行日记和贸易清单等文献资料显示，早在15世纪末，欧洲人就已经知晓中国橙的存在。欧洲最早记载甜橙的文献是意大利利古利亚发现的一份1472年贸易清单，上面提及15000个甜橙。西班牙人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奥维多·巴尔德斯曾在哥伦布在西印度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圣多明戈城工作。据其记载，在城中看到数不胜数的甜、酸橙树。考虑到他的工作年限是1513—1525 年，可以推测出甜橙树种是随着哥伦布一行到达美洲。那也进一步说明，甜橙树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前，就在西班牙成为重要植物。另外，达·伽马船队经过非洲东岸蒙巴萨时，就吃到了“甜美的橙子，比葡萄牙的要好”。
根据这些文献，园艺学家韦伯推断，在15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就通过热内亚人与阿拉伯、巴勒斯坦和印度地区建立的商道，对甜橙有所了解，因为“假如对达·伽马来说，甜橙是一个新鲜水果，但他却不把它和其他已知品种进行对比，这着实令人奇怪。而那一时期的旅人也从未因见到甜橙而惊奇，这就足以说明他们早就认识甜橙，也不觉得它是个新鲜事物。”
（三）甜橙西传路线的科学证据
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助力，使文献迷雾逐渐清晰。徐强课题组根据不同地区甜橙内的糖酸比分析，勾画出一条甜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西传的路线图。甜橙从中国南方起航，经东南亚传入印度。路线在印度一分为二。第一条是从公元8世纪到13世纪，主要通过阿拉伯海，先抵波斯湾，再进红海，最后到达地中海沿岸。第二条是1498年的达·伽马航线，穿阿拉伯海，沿东非海岸线，绕好望角，到达葡萄牙。新大陆发现后，甜橙经哥伦布带到美洲，完成全球之旅。
综合看来，第一条航线贴合文献中酸橙的传播路线，而第二条与葡萄牙人的航线吻合。所以，欧洲人早在8世纪就对中国橙有所耳闻，但当时的文献资料显示，那时的中国橙并没有大范围地产生轰动效应。而葡萄牙人才是真正使中国橙风靡欧洲的大功臣。他们在15世纪末，通过新航路引入中国橙，然后大力种植，最后通过葡萄牙和各国商人分销到英国、荷兰和法国等欧洲各地。所以说，虽然南欧商人很早就引种了中国橙，但由于气候、土壤和技术等原因并没有真正建立先发优势。否则，几个世纪之后的法国等地也不会舍近求远去葡萄牙进口中国橙。
二、从园林到饮食：中国酸橙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来自中国的“橙”进入欧洲后，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园林景观，还丰富了传统的饮食习惯，增长其医学知识。总之，“橙”不再只是一个实体，还是一个文化符号，散播在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中国酸橙对欧洲园艺的影响
如上文所述，酸橙经由阿拉伯商旅带到阿拉伯世界后，得益于伊斯兰教对植物怀有的特殊宗教感情和日益成熟的栽培技术，酸橙树逐渐遍及阿拉伯世界，尤其以西班牙、西西里和耶路撒冷等地的酸橙种植蔚为壮观。而这三地又是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从公元11世纪到公元13世纪间，相互争夺的前线，所以地中海东岸和南欧的酸橙树也逐步扩散到欧洲腹地。其中，天主教托钵修会多明我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修会创始人圣多明我亲种酸橙树，而该派教徒阿尔伯图斯·麦格努斯更是基督教世界中首位正确描述酸橙的人：“它的果肉很软，与香橼相比，果核要更硬，树干也更高更粗，但没那么怕冷。”麦格努斯的著作被来自博洛尼亚的皮耶罗·德·克里森齐收藏，并与他所有的希腊文、拉丁文和阿拉伯文农书一道编入《农业协定》。书中不仅记载了如何在冬天防止酸橙树免遭霜冻，还介绍了酸橙的用途。而且，该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在近三个世纪里，是农学家和园艺学家们的主要参考书，对酸橙向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西班牙农学家加布里埃尔·阿隆索·德埃雷拉同样博览希腊、罗马和阿拉伯农书，并结合父亲和自身实操经验及对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实地考察，在1513年出版《农业论》一书，成为关于西班牙农学和园艺的权威之作。该书在16世纪再版16次，在17世纪再版8次，18世纪3次。1646年，耶稣会士乔瓦尼·巴蒂斯塔·法拉利在罗马出版4卷本的《赫斯珀里得斯，金苹果的种植与使用》。作者不仅从克里森齐的农书中借鉴许多有关柑橘属植物的知识，还记载了他本人栽种柑橘属植物的经验之谈，使该书成为欧洲第一部关于柑橘属植物的专著。
这些理论总结也标志着欧洲柑橘文化的蓬勃发展。西班牙的格纳那达、科尔多瓦、塞维利亚、巴塞罗那，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等地都成为重要的柑橘种植地，尤其是塞维利亚更是以其优品酸橙而在欧洲家喻户晓；而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等地都以拥有酸橙树为荣为贵。威尼斯驻西班牙大使纳瓦盖罗曾描述他在西班牙境内见到的酸橙树盛景，巴塞罗那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地理位置优越，有许多长有桃金娘、酸橙和香橼的美丽花园。”不同于西班牙人把酸橙树直接种植在空旷地里，意大利人把它们移植在小桶、小盆内，成为可以随意移动的盆栽，不仅可以随着蜿蜒的楼梯拾阶而上，还可以放置在围墙栅栏后做成墙树，形成私密空间，以至于酸橙树成为“文艺复兴式别墅”和“意大利式花园”中不可或缺的园艺景观。佛罗伦萨豪门美第奇家族斥重金在国内外收集不同柑橘属植物品种，在1544年建造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柑橘园。
欧洲南部如此兴旺的柑橘文化，随着自身的政治影响、政治联姻和栽培技艺的成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整个欧洲。1533年，法国王储亨利二世迎娶凯瑟琳·美第奇。后者不仅给法国王室带去了丰厚的陪嫁品，还使意大利风尚得以在法国上行下效，弥漫开来。自此，柑橘园也成为法国建筑一景。待到1600年，奥利维尔·德·塞尔出版第一部以法语写成的关于法国农业、园艺和畜牧的书籍《农业艺术和田园管理》时，已经显示出法国通过兼收并蓄，熟练掌握柑橘属植物的栽培技艺。比如，为了便于移动，他记录了如何量体裁衣，把酸橙树放入大小不同的盆内；为了避免霜冻，他记载了德国人如何通过搭造木棚和在棚内放热炉的方法来使酸橙树过冬。不过，虽然技艺成熟，但栽种酸橙树依然花销不菲，因为园丁看护、暖房搭建和盆景装饰等都远超常人负担，即使到了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凡尔赛宫里成百上千株酸橙树仍是他彰显国力和展示品味的重要凭据。
（二）欧洲对酸橙的使用
伴随着酸橙树的广泛传播，欧洲人民对酸橙的了解越来越深，对它的使用范畴也逐渐扩大，完成了从观赏、食用、药用的叠加式转换。据乌戈·法坤多记载，在12世纪的西西里，酸橙只是“愉悦眼睛之物，没有其他任何用途。”不过，这一实物景观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逐渐演变成艺术景观。在上千幅文艺复兴绘画中，比如波提切利的《春》和《维纳斯的诞生》、扬·凡·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等经典画作中，酸橙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意象，暗含着圣洁、多产、高贵和富有等多重艺术内涵。随着时间推移、丝路上的商品交换和文化交流，酸橙花的香，酸橙汁的调味价值及它的药用价值都慢慢被欧洲人接受和使用。中世纪的城堡因室内封闭潮湿而空气不佳，常把橙子的果香当成空气清新剂。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贵妇的闺房弥散着橙花的香味，而且有通过橙花香水浇灌的植物，会芳香四溢的描写。而咸肉、熏鱼和沙拉辅以酸橙的搭配也随着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文明冲突和交流互鉴，成为欧洲餐桌上的美食。在《欧洲烹饪：1250—1650》中，记载了欧洲各地无数带有酸橙的食谱。它可以配烤孔雀肉、牛腰脊、烤阉鸡、海鱼和鸡蛋等不同食物，以至于“在餐前，它可以是开胃品，它的果汁可以增加食物的风味，而经过糖制的橙皮也是宴会后最受欢迎的甜点。”而酸橙之所以成为宴会后最受欢迎的食品，主要是因为时人意识到在宴会结束前吃点酸性水果，可以有效地抑制胃气上涌和延缓呕吐。这一记载也说明酸橙的药用价值被欧洲人民所认可。后来，酸橙对瘟疫和传染病的防治作用也为人所深信。佛罗伦萨的马尔西利奥·费奇诺曾告诫同辈，为了防止瘟疫入侵，我们最好手里拿一些像香橼、酸橙和柠檬等散发香味的水果，并时不时地闻上一闻。威尼斯的多梅尼科·罗摩尼同样认为，在瘟疫期间，闻一闻香橼、酸橙和柠檬是一件有益健康的事。而酸橙清热解毒、防治头疼脑热等功用也散见于欧洲不同医书。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功用并非欧洲人的创见，只是阿拉伯世界对酸橙使用方式的再一次复现，甚至在中国古籍中都能找到类似记载。南朝梁文学家刘峻在《送橘启》：橙“可以熏神，可以芼鲜，可以渍蜜”，唐代大文豪韩愈的《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也有，“芼以椒与橙”。到了宋代，酸橙搭配洗手蟹、鲈鱼等河鲜野味，不仅是生活日常，还常见于诗文，如傅肱撰的《蟹谱》和“三苏”的诗集。而对酸橙药用价值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伤寒杂病论》多处提及酸橙，尤其是“枳实橘皮”是许多药汤中的常用药。中国最早的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也认为：“枳实，味苦，寒。主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生河内川泽。”中国古代对酸橙的用法如此丰富，以至于韩彦直的《橘录》虽是世上第一部柑橘类专著，但书中记载的橙子用途，并未超出前人范畴。
三、内涵外溢：英国剧场场域里的中国橙及其影响
古代英国虽然地理位置上看似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孤岛”，但随着罗马征服、蛮族征服和诺曼征服，英国自古深受欧陆文化的影响。后来，英国人又因为参加十字军、与欧陆国家的政治联姻和商贸往来，他们也知晓了酸橙这种水果，但对它的认识和使用，即使与欧陆略有不同，也只是强弱之分和侧重差异，并无本质区别。以水果酱（marmalade）为例，古希腊罗马人最初用榅桲做成水果酱，风靡一时。而随着酸橙的引种和扩散，酸橙也成为欧陆人民制作水果酱的水果之一。但在英国，只有柑橘属水果，尤其是酸橙制成的果酱，才是真正的水果酱。直至今日，在冷藏保鲜技术如此成熟的情况下，英国人还是热衷于自制酸橙水果酱。而欧陆艺术界盛赞其美的酸橙，在英国戏剧中却成为戏谑之物。伊丽莎白喜剧双子星莎士比亚和琼生都使用过酸橙意象。莎士比亚更是不止一次地利用酸橙来传递言外之意。据不完全统计，酸橙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科利奥兰纳斯》和《哈姆雷特》等剧中。在这些戏剧中，酸橙不仅有字面意思，还暗含深意。比如，在《无事生非》中，彼得罗王子询问克劳狄奥伯爵是否在悲伤难过时，贝特丽丝答道：“这位伯爵无所谓高兴不高兴，也无所谓害病不害病；您瞧他皱着眉头，也许他吃了一只酸橘子，心里头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The Count is neither sad, nor sick, nor merry, nor well, but civil count, civil as an orange, and something of that jealous complexion.）。”这里，莎士比亚通过“civil”和“seville”的发音相似，巧妙地建立联系，用来指剧中人物心酸苦闷的心理。因为在当时的英国，“seville orange”是指塞维利亚产的酸橙。至于英国人对酸橙的其他用法，并没有超出欧陆酸橙文化的影响。因为它多出现在食谱、医书和植物志等文献，而通行的食用方法要么是肉类的调味汁，要么是加糖煮食。但是，随着中国橙的到来，它与英国喜剧的紧密结合，不仅使它成为一个富有内涵的喜剧性载体，还让英国的橙文化出现了与欧陆不同的形态。
由于年代久远，中国橙传入英国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已无法考证，但根据英国人约翰·雷于1665年在《植物志》上的记载：“即使橙树在英国非常少见也不为众人所知，但大家对甜橙却习以为常”，可以得知在复辟时期，虽然英国的甜橙树不多，但甜橙不少。究其原因，主要归功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而非离英国更近的荷兰和法国。据菲利普·米勒记载，直到18世纪，中国橙盛产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地每年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种水果。”当时的游记也佐证了葡萄牙的杜罗、米尼奥和西班牙的瓦伦西亚是向英国伦敦出口中国橙的主要产区。初到伦敦的中国橙，因其稀缺和甜蜜口感，不仅成为伦敦那些走街串巷叫卖女贩（criers/roaring girls）的必备货品，还通过她们的分销直接进入万千家庭，成为复辟家庭果盘里的常见水果。而这群无名叫卖氏也因为中国橙的到来被命名为“卖橙女贩”（orange woman），从而走上复辟舞台成为剧场文化中极具典型性的次要角色。不过，中国橙和叫卖女贩的逐渐结合，她们被称为“卖橙女贩”的过程，也开启了中国橙从一种可口水果演化成女性身体和欲望象征的“堕落”之旅。
西方文化中的厌女传统自古根深蒂固，因为“古希腊神话中预言家特瑞西阿斯关于女性性欲更强的判断对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中的“祸水”海伦、爱神维纳斯，还是导致“人类”失乐园的夏娃，女性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是替罪羊式的存在。活跃于16世纪英国伦敦的叫卖女贩也由于这种传统偏见和自身的失德行为，更是成为诱惑的代言人。她们游走于城市边缘地区，未受行会认可，未经法规允许，一直干着非法营生。正是因为她们的营生不受允许，只能偷摸着经营。而她们走街串巷无需固定摊位、不付租金，劳动所得又无需交税，这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定价，引来了不少非议和污名。叫卖女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仅被当成兜售商品，还被看成一个自带娱乐属性的行为表演艺术，更是被曲解成出卖自己。“她随意游走、殷勤揽客容易让大众联想到妓女。”身处16—17世纪伦敦剧场场域中的“卖橙女贩”更是印证了这些看法。她穿行于剧场中的各个区域，除了兜售中国橙、干果等商品，也成为观众肆意取笑、触摸和搂抱的对象，还当上了男女观众暗结珠胎的信使，极大丰富了剧场场域的功能用途和行为活动。“卖橙女贩”的越位表演也被演出团体当成是他们的有益补充。喜剧家们把她写入剧本，演员们把她呈现在舞台。“卖橙女贩”台上台下遥相呼应，共同服务于喜剧效果。至此，“卖橙女贩”不再只是一个身份名称，还是一个喜剧符号。艾特利吉的《风流人物》剧中有一幕，“卖橙女贩”不仅把当天最新鲜的中国橙送到公子哥府上，还送上了哪位乡下富家小姐来到城里，何处居住等消息，让睡意惺忪的公子顿时精神亢奋。托马斯·达维尔的《真正的寡妇》就在舞台指导中说明：“几个年轻公子在和卖橙女贩鬼混”，后来，“其中一个坐卧在卖橙女贩的腿上”。苏珊娜·森特利弗的《柏拉图式妇女》的后记中也提到：小商人就像是“公雀一样在长凳上串上串下，拿着六便士，勾搭着肥胖的卖橙女贩”。而奈尔·格温从“卖橙女贩”到喜剧演员再到查理二世国王情妇的“逆袭”之路，更是魔幻现实般地使文学想象成为社会现实。
随着“卖橙女贩”的舞台表演和现实表现，中国橙也成为她的客观对应物，被逐渐赋予了独立于她的喜剧内涵。除了水果的属性之外，中国橙也独自成为求爱象征、暗通款曲的媒介，还被当做女性身体。在英国复辟时期，中国橙真正成为一个指代欲望之物。“当你去剧院的时候，你应该买点中国橙，或者想着去买点。它被看成是求欢仪式的必需品。”这种社会风气也被敏锐的剧作家写入了剧本中。查尔斯·塞德利《桑园》中就有一位人物传授他的经验之谈，想要向时髦女士求爱，你就得“打奥伯尔牌的时候，亲吻纸牌；在剧院的时候，拿出中国橙。”中国橙的妙用还不止于此。在森特利弗的《爱情诡计》中，男女双方由于女主父亲的棒打鸳鸯，无法见面。男主只能和朋友商量，想要以中国橙藏信。两人的妙计却被浑然不知的女主打破，致使诡计败露。
马丁：夫人，请尝尝这个橙子。
露辛达：别拿你的橙子来烦我。[打掉橙子，藏在里面的信也露了出来] 我才不管它甜不甜。
马丁：唉，夫人！[想要收好信，但被舍夫维尔先拿到]
舍夫维尔：这是什么？橙子里藏了封信？——好一个藏污纳垢的新把戏。
如果在这些剧本中，中国橙还只是一个象征符号、一个媒介，在《乡下女人》中，中国橙不仅只是一个求爱的象征，还是女性身体，带有明显的性内涵。
浪子霍纳在得知好友皮其怀夫在乡下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之后，心急火燎地想要一睹她的芳容。但熟知霍纳秉性的皮其怀夫严管妻子，让其深居简出，以至于霍纳一直无缘相见。某日，皮其怀夫架不住妻子想要去剧场看戏的苦苦哀求，只好把她女扮男装后带入剧院。霍纳一行人看到皮其怀夫及其“妻弟”后，对他们胡搅蛮缠。霍纳趁机带走皮其怀夫的妻子。皮其怀夫发现妻子走丢之后，深感不安。待她回来之时，看到她手捧橙子，顿时明白一切。
霍纳：朋友，我不过是给你妻弟一个橙子。
皮其怀夫：谢谢你，朋友。旁白：我猜你已经玩弄了我的橙子（squeeze my orange），然后再把它还给我。
在这里，中国橙既是求爱象征，又是女性身体。因为“玩弄了我的橙子”在当时就有“享用我的女人”（enjoy my woman）的内涵。这种戏谑也符合当时对中国物的大众认知，“中国商店（China shops）被当成是幽会的密所……，在瓷器、橙子和性欲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符号联系。”这种中国物和女性、欲望之间的强联系在欧洲“中国风”强势时期，更是一种主流的艺术表达。
结语
哥伦布携橙种西行，播散美洲大陆，使美洲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美国等原本难觅橙踪迹的地区，如今都已成为橙的主要产地。然而，我们却忽视了为何哥伦布能携种西行？假如没有源自中国的“橙”随丝路西传，先到东南亚，再经印度，然后在不同的世纪航向欧洲，15世纪的航海家们就不可能带它来到美洲，完成它的全球之旅。
进入欧洲的中国酸橙，不仅美化了欧洲王公贵胄的园林，还丰富其饮食文化、拓展了他们的农学和医药学知识。在英国，中国橙与沿街叫卖女贩的结合，不仅使后者有了“卖橙女贩”的职业身份，还使中国橙从果蔬食品成为英国王政复辟剧场中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丰富的情感内涵。中国“橙”的西传不仅是中西植物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还是“丝绸之路”全球延伸的典型代表，标志着中国“橙”除了自身的实用价值外，还显示了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并深刻影响着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西方社会，直至现今。
（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