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座位于中国中部的城市，在近代历史中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其社会文化史中，医疗与慈善救济事业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更揭示了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交融以及政府角色的多重变化。这一时期，武汉在医疗和慈善救济方面的发展较为发达，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近代武汉的医馆：技术与社会的交织
（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明清开始，各方名医云集于此。清末时期，流派纷呈，从铃医、坐堂医到后来的西式医院，以及中药店铺、善堂寺观，行医方式五花八门。据武汉地方史志资料记载，清末武汉著名的中医名家有38人之多。据史料记载，民国时期武汉三镇会聚中医从业者达1559人，在同期全国的中医群体中堪称阵容强大。清朝咸丰年间，武昌贡院街的杨燮医馆名噪一时，被太平天国洪仁玕誉为“江夏名医”。近代第一个受清廷之聘，出访欧洲的中医杨恭甫，是倡导中西医结合的先驱，回国后出任汉口第一家中西医院院长。与此同时，清廷大员柯逢时积极响应张之洞在武昌开展的戒烟运动，开办了武昌医馆，并借鉴西式办学模式，创办了当时规模最大、学制体系最完备的中医学堂。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湖北的中医传承者，也会聚了萧延平、冉雪峰等医界翘楚坐馆施教行医，刊印医籍，影响深远。1922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制定《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贬低中医地位的做法，引起全国中医界的抵制运动。时任武昌医馆馆长冉雪峰联合山西名医杨百诚等医界贤达奋起抗议，致电黎元洪，要求取消该法案；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提议“废止中医案”，再次遭到武汉各大医馆的名医集体抵制。冉雪峰不负众望，在《大公报》撰文批驳此提案，为捍卫当时受到西医和殖民文化冲击的中医药事业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在坚守传统、捍卫中医文化的舆论场，始终有武汉医馆的声音。
近代武汉医馆在医疗技术的传承和创新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医馆都是家族式传承。研究发现，这些医馆通过世代相传的医疗技术，有效地传承了历代名医的医术精髓，为当时社会提供了高水准的医疗服务，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早在20世纪30年代，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广州陈李济、汉口叶开泰并称中华老字号“四大药堂”。叶开泰制药，始终恪守“虔诚修合、遵古炮制”的传统。在他的店堂里，高悬两块金匾，“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武汉文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发表了《中国四大中药店之一的叶开泰》，文章谈到药材选料时写道：“如制虎骨追风酒的虎骨，要选购前有风眼后有帮骨的腿骨来炖制虎胶，并配用高度汾酒。制参桂鹿茸丸，要选购一等石柱参、正安桂和马铌茸，并配以高丽参。制八宝光明散所用的麝香要选购杜圣兴的，冰片要选购炒草堂的正大梅。”至于配方和操作规程，都有严格规定。制丸药一定要“炒老烘干”，如“制药酒，必须浸泡两年以上”。作坊屏风上贴有“宁缺毋滥，不好再来”的警示语。在叶开泰大药房的影响下，武汉三镇各大医馆药铺严遵古法，继承传统，守正创新，在近代中医药行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盛名一时的武汉叶开泰的参桂鹿茸丸、存仁堂的上清丸、马应龙的眼药、保和堂的阿胶、金同仁的药酒，享誉天下、名满杏林。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武汉的医馆大多由私人开设，医生以传统中医为主，医馆既是治疗疾病的场所，也是医生传授医术、交流医术经验的平台。冉雪峰坐堂“武昌医馆”、胡书城坐堂“刘有余药堂”、杨闻川坐堂“杨寿丰”、陈远超坐堂“仁德堂”、彭子玉坐堂“太和春”，可谓高手云集。据《汉口指南》记载，20世纪20年代，汉口一带医馆多达105家，抗战胜利后尚有38家名中医的堂馆在济世救民。如此密集的医馆群落，实属少见。武汉医馆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地带和人口密集区域，方便患者就医。杨燮医馆为了方便三镇病患，其孙杨闻川在汉口楚善里设置医馆，以“杨八味”（用药处方在八味左右）蜚声大江南北。杨闻川侄子杨小川在汉口汉润里坐堂开馆，杨氏家族为了照顾三镇患者往来的便利，开馆施治，风雨无阻，世代在武汉留下极佳口碑。
医馆的运营主要依靠医生的医术和口碑，以及患者的信任和支付能力。在医疗设施方面，医馆的条件相对简陋，但基本能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武汉的传统医疗以中医为主，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与西医开始了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不仅体现在医疗技术的差异上，更反映了两种文化、两种哲学观的冲突与融合。这一时期的医疗实践，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与发展，在武汉这座城市中彰显得尤为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武汉第一家西医诊所在汉口创办，到清末有9家西医院，均为洋人开办。至1949年，武汉的西医院有42家，其中一部分为西方教会开办，如汉口梅神父纪念医院、汉口普仁医院、武昌圣约瑟医院、武昌博爱医院等。新式医院和诊所的建立，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市民的健康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西医急剧扩张、普及的态势下，武汉的中医堂馆并不逊色。20世纪30年代，武汉中医堂馆治疗小儿痘疹、急慢惊风扬名天下，汉口儿科三杰——陈远超、徐士英、吴士雄影响最大。1945年，武汉登革热病流行，中医堂馆在防治该病时作为当时的主力，以徐相恒、韩培春为代表的中医屡起沉疴，在流行病防治中名噪一时。1946年，武汉市区再度流行天花，中医彭子玉、熊济川、熊雨农等再次创造了中医治疗天花的奇迹，至今传为美谈。
（二）公共卫生的兴起与历史角色的转换
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进程，公共卫生问题日益凸显。武汉作为早期半殖民化的城市，在传统与西方殖民文化交织、碰撞的发展历程中，开始接受公共卫生理念的传播。这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先例。早在1917年，汉口慈善会中西医院就创办了看护养成所，培养了两批看护人员。他们的职责也就是服务于新兴的公共卫生机构，改变了传统医馆对公共卫生的一般处置习惯和人才培养，在当时中西医共存的环境中，是一大进步，也是中国近代早期中西医融合借鉴的先例。在当时的其他城市并不多见。这一举措不仅改善了武汉的卫生环境，也体现了当时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角色转变。中西医文化理念的交融促进了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的建设，如设立卫生机构、开展防疫宣传、建设下水道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当时武汉的卫生环境，减少了流行病的传播。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武汉是较早注意建设公共卫生的城市之一，这与当时的医疗环境密不可分。
近代武汉的医馆作为民间医疗机构，其诊疗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历史资料表明，武汉医馆的诊疗对象主要是社会普通人群，因此，武汉的医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贫困人口因疾病导致的生活压力，对当时的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武汉医馆作为民间医疗机构，其慈善活动也为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到了晚清，大量的医馆渐渐承担了官办药局的职责。据武汉地方史志资料显示，医馆经常进行义诊活动，其慈善活动对当时社会的健康事业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近代武汉的医馆在历史的重要节点上也有浓墨重彩的记录。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昌医馆在维持当地动荡时局下的社会治安和市民生活秩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据当时的《神州日报》特别纪事专栏记载，武昌医馆的创办人清廷要员柯逢时被革命党人扣押后，因其在武昌督府堤一带有极高威望，在清朝官场也有较大影响，黎元洪因此释放了柯氏，还派兵保护其家宅。柯逢时利用这个机会坐镇武昌医馆，集结群僚、富绅成立保安团，维护武昌医馆周边的治安，推动了武昌督府堤地区民间自我管理、自我救助体系的建立。武昌医馆成为当时社会聚集的焦点，在辛亥革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场景。据柯逢时后人的回忆：武昌医馆设置在柯逢时的私宅息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抓捕革命党人，董必武同志正是利用与柯家的交往关系在此处躲过一劫。
二、近代武汉的善堂：社会责任与人道关怀
（一）近代武汉善堂的特点
近代随着西方慈善思想的传入和社会救济需求的增加，善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慈善机构在武汉出现。善堂不仅提供医疗救助，还涉及养老、育婴、济贫等多个领域。善堂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募捐等。在组织运营上，善堂通常采用董事会或理事会的管理模式，注重制度建设和资金使用透明化。慈善会的成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医界同仁的慷慨捐赠，尤其是商人的大力支持。善堂在近代武汉的慈善救济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为贫困人群提供救助，还承担了社会教育、文化传承等多重功能。这些组织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的重视。
武汉善堂具有几大特点：一是善堂的举办者既有政府、社团，也有个人、家族。善堂的救助对象也涵盖了贫病交加的民众、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各个群体。二是许多善堂与宗教信仰相结合，如佛教、道教、基督教等。这些善堂在救助他人的同时，也传播了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三是善堂的成立和运作往往源于民间自发，民众在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互助合作的模式。
（二）灾害救济与社会动员
清末民国时期，武汉的慈善救济事业主要由善堂承担。这些组织通常由士绅、商人和宗教团体发起，旨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救助，主要以日常施救为主，包括火灾救援、殡葬服务、施粥施衣、医疗救助和创办义学等。在寒冷的冬季，施衣施粥是善堂最常见的活动之一。每年冬天，善堂施粥，武汉的贫民都会远道而来。这种社会动员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灾害救济也促进了社会互助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三）善堂运作方式的转型：医疗和教育
为了提升慈善救济的效果，一些善堂和善会还开设了学校、培训班等教育机构，为贫困群体提供教育机会。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也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做出了一定贡献。传统的善堂并非完全救济、施予弱势群体，其弊端容易滋生大量不能自食其力的贫患人群。清末李鸿章在天津广仁堂首创“教、养结合”模式，改变了“重养轻教”的善堂问题，推动了近代善堂“兴养立教”的转型。武汉的善堂也受其影响，开始创办慈善学校，从教育上扶困济贫。
光绪年间汉口永安堂开办了新式小学，随后，慈善会、培心堂也相继办学。培心小学设有初级、高级课程以及半日制班级。这些义学专门为家境清贫的儿童而设，入学完全免费。除了常规的文字教学，老师们还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也为社会培养了人才。这种长远之计体现了慈善事业的智慧和前瞻性。
善堂行医始于1847年，武汉三镇各善堂开展送诊送药。至1929年，武汉三镇有75%以上的善堂都施行了此善举。善堂药材多为社会各界慈善人士捐赠，坐诊医生多为善堂聘请，不计报酬，仅接受往来车马费，施诊时间多为上午半天，下午回各自医馆正常营业，其间涌现出了曾少达、蒋洁尘等医德医术备受社会民众推崇的名医。善堂除了延请中医施治外，还有扶乩请神活动，导致一些庸医装神弄鬼坑害病人的事情发生。1929年，汉口社会局为此专门制定《各善堂例办事业应改良条例》，明确规定：“施医以延聘经政府审查合格之中、西医生为主，尤以施诊能惠及真正贫民为原则，多备药料，概不取资。”
（四）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善堂的历史性改造和变迁
武汉的善堂起源于清朝末年，主要由当地官员和工商界人士发起。起初，这些组织的目的是进行公益活动，如灭火、点亮路灯、救济水灾等。随后其范围扩大到提供医疗服务、药品、孤儿和寡妇的救助、抗击疫情的救济、冬季粮食援助以及创办免费学校等等。
1949年之前，武汉地区的善堂主要由政府官员、帮会头目和商人领导。而汉口的医馆，则往往被富有的家族和巨头控制。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大量难民的安置成了新政府的一大挑战。为了筹集资金，政府呼吁社会捐助。有人提出，作为社会救济机构的善堂应当捐款。然而，这些组织拒绝了这个提议，引发了社会群众的不满。1950年后武汉市政府开展了整理善堂会馆工作，开始把善堂纳入民政部门的专属管理行列。武汉市是全国第一个进行此类社会团体改造的试点城市，其成功经验后来经中央内务部推行全国采用。
三、近代武汉医馆和善堂的历史启示
武汉，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在清末民国时期，不仅以其地理位置和商贸繁荣著称，还以其医馆和善堂的发展而闻名。这些医馆和善堂为当时的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医疗救助和社会救济。
医馆和善堂的成功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这体现了社会力量的巨大作用。医馆和善堂所体现的慈善精神，不仅是当时社会的需要，更是对中华民族慈善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清末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生活困苦，医馆和善堂通过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和社会救济，缓解了民众的痛苦，减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
（作者冯春，系湖北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