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采用可移动X射线荧光光谱仪(PXRF)对淅川马岭遗址仰韶早期居址和墓葬出土陶器进行检测，讨论居址和墓葬陶器对陶土选择和制备的差异。并对陶器的尺寸进行数据化变量分析，探讨陶器生产的标准化程度。结果表明居址和墓葬的陶器生产方式不同，结合考古情境，本文分辨出至少三种不同的陶器生产方式。
1.研究背景和方法
近年来，对陶器生产专业化的研究日渐深入，论者多指出专业化程度和社会复杂化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此类研究有很多角度，比较流行的有同时段内不同地区陶器生产的比较研究、有同一地区或聚落陶器生产的历时性研究，也有同一聚落内不同位置出土陶器的研究等。居址和墓葬陶器生产的差异属于其中之一，对这种差异的揭示有利于我们了解陶器生产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过，这些研究更多地是关注比较“复杂”的社会，讨论陶器生产专业化与社会上层出现的关系。分层不明显的社会则受到忽视。其实，广义的“专业化”是指：某种物品的生产者比使用者少，就可以说出现了该物品的专业化生产。学者的研究表明，非分层社会的手工业专业化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早期专业化生产的出现至关重要。为此，本文拟对河南淅川马岭遗址仰韶早期居址和墓葬出土陶器进行对比研究，讨论日用陶器和丧葬陶器生产方式的不同。
马岭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盛湾镇高营村一处临江台地上，现存面积约10000平方米。遗址堆积丰富，其中仰韶早期遗存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文化面貌与下王岗“仰韶文化一期”遗存接近。遗存可分为三期，绝对年代约为5000——4300BC。居址出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夹砂棕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等。器型主要有鼎、釜、假圈足碗、钵、折沿盆及小口瓮等（图一）。墓葬发现于第二、三期。根据葬俗和随葬品差异可分为两类。甲类墓以黑陶钵覆面，几乎没有其他陶器随葬品（图二）。乙类墓部分墓葬随葬陶鼎、弦纹罐、蒜头壶、敞口壶等，器型较小，应为“冥器”。其中陶鼎、弦纹罐一般为夹砂棕陶，壶类一般为泥质红陶（图三）。这个时期的社会形态属于典型的非分层社会。没有大型的公共建筑，房屋面积普遍较小，仅能容纳一个核心家庭。没有发现大型墓葬，少量墓葬随葬几件小型陶器、骨器等，大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无玉石等高等级和长距离运输的物品随葬。农业生产和采集经济并存，没有发现个人或家户控制资源生产和分配的现象。发现了2座陶窑，表明遗址这个时期确实进行了陶器生产。
即使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程度生产出的陶器也会有不同，这是进行深入讨论的基础。有各种方法发现此不同，成分检测和标准化研究是两种最常用的方法。本文首先采用可移动X射线荧光光谱仪(PXRF)对居址和墓葬陶器样本进行陶土元素分析，目的在于发现陶器原料或制备方式的差异。可移动X射线荧光光谱仪在陶器检测上已经比较成熟，被广泛应用于陶器研究中，并被证明在单个聚落（地方性社群）和区域层面具有很好的效果。对于陶器生产来说，通过尺寸的数据化变量分析，可以推断陶器制作的标准化程度，进而了解陶器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本文选用研究者们通常使用的平均值(Mean)、标准偏差(Standard Deviation)、变异系数(the CoefficientVariation)等指标进行分析。其中，变异系数相对更加可靠，一般而言，变异系数值越低，标准化程度越高。
2.可移动X射线荧光光谱仪分析
本研究使用的是德国Bruker公司生产的型号为Bruker Tracer IV的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该仪器采用金属铑（Rh）作为X射线源管，激发电压可达40KV，电流17μA。过滤器为Ti/Al。
样品的检测点一般为陶片的侧面，如果陶片太薄（一般为泥质陶）则检测正面。首先用清水洗净陶片，再用经过蒸馏水清洁过的180号砂纸对检测面进行打磨，使之显露出新鲜面，如果检测面杂质较多或者凹凸不平，则先用电锯进行切割。样本的检测结果在一定时间和若干次数后会趋于稳定。通过实验，本次检测采用单个样本在不同检测点检测两次，每次60秒的方法。检测完成后对生成的元素反射强度曲线进行拟合，将前后两次数据进行平均，如果两次检测数据差异过大，则会被舍弃并重新检测。检测所得数据只是元素反射的强度，而非质量。由于Rh（铑）作为源管材料并且罕见于土壤中，样本数据中Rh（铑）的数值是非常稳定的，因此可以通过与Rh（铑）数值的比值来将其他元素的强度数值标准化。然后再根据数据对各个变量的进行聚类分析。
本次检测的108个样本中，样本36没有读数，另有7个样本由于前后两次读数误差太大没有参与分析，因此，共有100个样本参与了分析。样本一共检测出22个元素，除了仪器自带的Rh（铑）和Pd（钯）外，对剩余20个元素的强度进行聚类分析，将100个样本分为10个集合（见附表）。但集合9两个样本的各个元素变异幅度太大不纳入讨论；集合3、8和10均只有1个样本，在讨论问题时，这三个集合不宜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证据。
9个集合98个样品的聚类系统树图如下:
通过对检测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居址陶器的集合较多。第一期居址陶器有六种集合（附表一）；第二期则多达九种（附表二）；第三期样本数据量较少，仅有6个样本，却也有多达四种集合（附表三）。
二、墓葬陶器的集合较少。甲类墓葬中用于覆面的黑陶钵都属于集合2（附表八，据发掘记录M170未出土黑陶钵）；乙类墓葬随葬夹砂宽沿陶鼎和弦纹罐为主，在选取的二十四个样本中，仅样本42陶鼎为集合1，其余均为集合5和集合6（附表九）。但是，样本42这件陶鼎形制与其他陶鼎差别很大，并非同一类型器物。
由于居址陶器比墓葬陶器更加多样化。因此，我们需要考虑陶质和器型是否对结果有决定性影响。根据附表四和附表五可知，居址泥质陶集合有1、2和5三个，夹砂陶有九种集合。表明相对于夹砂陶，泥质陶集合确实会更少，原因应当与陶土中添加的羼和料有关。但即便如此，居址泥质陶集合依然多于甲类墓葬中的泥质陶钵，夹砂陶的集合更是远远多于乙类墓中的鼎和罐。这表明陶质差异并没有影响上述结论的成立。为了考察器型对结果是否有影响，本文选取黑陶钵和鼎两种器物为对象进行分析。由附表六和附表七可知，居址中黑陶钵集合为1和2，多于甲类墓黑陶钵的集合；居址陶鼎集合多达八种，远多于乙类墓陶鼎的二种。这说明器型对结果也没有根本性影响。
因此，检测结果表明，墓葬中的器物其陶土的选择和处理比居址中的器物更单一。
3.标准化分析
居址陶器共选取样本270件，均出自年代确定的灰坑中，按照器型对样本口径进行数据化分析。之所以选择口径作为变量是因为样本大多为残片，底径、通高等其他变量没有数据。而且，有学者研究表明口径是反映陶器制作标准化程度较好的变量之一。样本量对变异系数会有一定的影响。莱斯认为一组数据最少样本数量为30个，戴向明根据南关遗址二里岗下层陶鬲在不同的样本数量下其口径变异系数值的分布和变化的情况得出结论，认为最小样本数量为20个。因此，本文以20个为最小样本量，如果少于20个的样本，需要对变异系数进行校正，公式为:。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期选取的陶器有釜、假圈足碗、鼎和小口瓮四种器型。所有器型口径变异系数（部分校正）的变化范围在12.5%——24.4%之间（图五）。第二期选取了黑陶钵、红顶钵、鼎和小口瓮四种类型的陶器。其口径变异系数（部分校正）的范围在11.1%——24.3%之间（图六）。第三期选取的陶器有鼎、红陶钵和小口瓮。其口径变异系数（部分校正）范围在12.8%——29.1%之间（图七）。总体而言，居址陶器三个时期变异系数的范围差异不大，同类器的变异系数尤其接近。但是不同器类的变异系数差异明显，陶鼎类的变异系数最高，瓮类和钵类变异系数相对较低。
墓葬陶器种类较少。甲类墓以黑陶钵覆面为主，少见陶器随葬品；乙类墓则以随葬陶鼎和弦纹罐为主。甲类墓黑陶钵口径的变异系数为11.5%，乙类墓陶鼎口径的变异系数为17.4%，弦纹罐口径的校正变异系数为20.2%（图八）。
标准化研究结果显示，墓葬陶器口径尺寸的变异系数明显低于居址中同类陶器的变异系数。甲类墓黑陶钵口径的变异系数为11.5%，而居址黑陶钵口径的变异系数为15.4%；乙类墓陶鼎口径变异系数为17.4%，而第二期和第三期居址中陶鼎口径变异系数分别为24.3%和29.1%；弦纹罐由于居址中发现很少不具可比性。以上结果表明，墓葬陶器比居址中同类陶器标准化程度更高。此外，甲类墓黑陶钵的变异系数低于乙类墓陶鼎和弦纹罐的变异系数。这意味着甲类墓中用于覆面黑陶钵，其标准化程度应该比乙类墓葬中的随葬品陶鼎和弦纹罐高。
4.讨论
可移动X射线荧光光谱仪的检测和陶器口径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均表明马岭仰韶早期居址和墓葬的陶器生产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并至少可以分辨出三种不同的陶器生产方式。
第一种是居址中陶器的生产。这些陶器都是日常生活用器，它们的陶土选择和制备比较多样和随意，标准化程度很低，专业化程度也很低。其生产并没有严格的限制，可能大量的家户都在从事这种生产活动。
第二种就是乙类墓的随葬品——陶鼎、弦纹罐等的生产。分析表明这两类陶器比居址陶器对陶土的选择和制备更加严格，标准化程度也相对较高，但总体的专业化程度可能仍然较低。乙类墓葬共发现67座，其中仅31座墓葬随葬了陶器随葬品，占比不到50%。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陶器随葬品与死者的年龄、性别、或社会地位等因素相关。鉴于这些陶器在墓葬中的作用主要是象征居址中的生活用器，而且每个墓葬的组合往往不同，因此，这种陶器更多与死者的“地下生活”相关，属于死者的个人用品。从这个角度说，乙类墓陶鼎和弦纹罐可能更多是一种与墓葬有关“特殊经济产品”，并且，生产此类产品的家户相对少一些。
第三种则是甲类墓覆面所用黑陶钵的生产。陶土选择和制备比较严格，其口径变异系数接近10%的临界值，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较高。甲类墓葬共发现76座，用黑陶钵覆面的墓葬达61座，其余的15座墓葬均是被破坏严重，有的头部不存，有的仅能见到残余骨骼。因此，这类墓葬中使用黑陶钵覆面是普遍现象，并没有因人而异。这些黑陶钵仅用于覆面，不具有经济属性，应当是一种仪式物品。它们的生产可能由固定的陶工（或家户）完成，并且整个生产过程有一定的规范和控制。
这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显示出史前社会中陶器生产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体现在诸如陶土选择和制备、标准化程度、生产者准入、生产控制程度等方面（表一）。考斯汀早就指出，在一个社会中，可能会共存几种不同的陶器生产方式。通过马岭遗址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史前一些非分层社会中，陶器生产也并非简单的一种模式。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有研究者发现，影响陶器标准化的原因多样且复杂，根本原因在于消费者（或使用者）对于各种陶器尺寸变异的宽容程度。也就是说，社会对各种陶器的重视和容忍程度不同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生产方式。仅以马岭遗址仰韶早期而言，人们明显对甲类墓葬的丧葬仪式用品——黑陶钵更加重视，对这种陶器尺寸变异的宽容度很低。而相应的，对于日常陶器来说，则并没有那么重视。乙类墓葬中随葬的鼎、弦纹罐的重要程度则介于两者之间。由此推测，丧葬仪式和活动在马岭遗址仰韶早期社会中可能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
致谢：武汉大学考古系余西云教授惠允资料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先生对本文修改提出意见，并致谢忱。
（作者：李默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