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是谁？
沃勒斯坦1930年生于纽约。1954年和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
1958年－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年－1976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1976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2000年起任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1994年－1998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1993－1995年任哥宾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
他著述丰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
沃勒斯坦高度关注两个主题，即世界体系分析和历史社会科学。沃勒斯坦对百年来现代知识体系的建制与发展极为不满，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未来深表堪忧，但对中国崛起及其对世界发展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
沃勒斯特曾在接受中国学者采访中如下表述：
简言之，如今根本就不存在本体论安全、信任和自信的东西。虽然很多学者都在努力构建本体论的安全感，但这都是徒劳，为读者提供一种幻觉和安眠药。这个世界现在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以后也将永远如此。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与不确定性的状况共处，而不是去如何创造确定性。根本就不存在诸如确定性的东西，未来也不可能存在。
在学术研究的工作中，人们应该做他们自己感到舒坦的东西，不同的人对做不同的事情有着不同的舒坦感受。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所有学者都应该尝试去理解深藏在他们所从事的研究背后的认识论问题，这是不可忽视的。但紧接着，有些人喜欢关注大问题，有些人喜欢做适中的问题，有些人想关注他们自认为是小的问题。每个人都认真、小心、持久地扎根其中。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研究活动都同样是有用的，只要他们首先看到了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尽可能使自己的研究转化成一个富有社会意义的总体框架。我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制定规则作为他们应该做的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有让自己感到舒坦的东西去做。学术界应该让所有学者都感到舒适和满意。所以，我不会把人们往一个方向推进，但我主张，每个学者对自己和别人所研究的东西应该某种理解水平。个人而言，我们似乎一直想追求一副巨大的图画。我可以把这种宏大理想的梦想追溯到我的青少年时期，所以，我跟随我自己的步伐和道路，而其他人也走他们自己的路。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老头。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由下述事实确定的，即作为一个物质经济实体，它们的自足是以广泛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而且在体系之内包含多种文化。”沃勒斯坦接受了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概念，同时增加一个“半边缘”概念，以此从理论上建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整体结构。
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
他认为，在世界体系中，极少数国家处在“中心”地区，“半边缘”地区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这三个不同的地区是由“劳动分工”决定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我们名之为中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
“世界体系”理论与古代社会
世界体系理论大量采用了依附理论的观点，但又与依附理论存在差异：依附理论认为，边陲地区一旦从它与核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它就可能获得这些核心国家曾经经历的发展。
而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影响发展的外部因素不能以某个核心与某个边陲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相反，问题的关键应当是某个国家“在单一世界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所带来的结果。”
在沃勒斯坦看来，国际阶层化不仅是世界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维持该体系之延续所必要的结构性安排。一个国家离开某一个结构性位置，决不意味着它从该世界体系中逃脱，而仅仅意味着它将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扮演另一个新的角色。简而言之，某一国家在结构位置上变动的可能性需要依靠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迁，而该国与此一部分却未必需要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邓正来先生曾如是总结过：
沃勒斯坦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发起了“否思”（ｕ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的挑战，矛头所向便是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社会科学取向。沃勒斯坦指出，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是一种理论上的化约：它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性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传统社会科学所追问的乃是“什么是社会”这样的问题。然而，沃勒斯坦所倡导的历史社会科学却认为这是一种伪问题，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独立的社会，相反，存在的只是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性的具体的社会。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始终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国家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是人为创造的制度，而且它们的形式、力量和边界也是通过其在国家体系中的互动而不断变化的。就像世界经济随着时间不断扩展一样，世界经济的政治表现———国家体系———也一直在扩展。”在把这种分析单位变成一个质疑对象的同时，世界体系理论转换传统社会科学“什么是社会”的问式，转而追问“社会存在于何时和何地”或者“社会生活发生于其间的实体存在于何地和何时”。正是在这样一种追问中，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得到了开放。
沃勒斯坦明确主张用“历史体系”这个术语替代原有的“社会”或“国家”术语。根据他的分析，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存在着三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体系的形式或变异，即他所谓的“小体系”（ｍｉｎｉ-ｓｙｓｔｅｍｓ）、世界帝国（ｗｏｒｌｄ-ｅｍｐｉｒｅｓ）和世界经济。所谓“小体系”，是指一种空间相对较小而且时间也可能相对较短的体系；这种体系在文化的和支配性的结构方面具有着高度的同质性（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其基本逻辑就是一种在交换方面的“互惠”（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逻辑。“世界帝国”是一种含括了多种“文化”模式的巨大的政治结构。这种体系的基本逻辑是中央从地方自治的直接生产者处榨取贡品。“世界经济”则是为多元政治结构所支解了的但又经过整合的生产结构，它呈现为极为不平等的链条。“世界经济”的基本逻辑是不平等地分配积累起来的剩余产品，从而它是一种有助于那些能够在市场网络中实现各种暂时垄断权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逻辑。沃勒斯坦还指出，在世界体系的变化进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并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牟取最大利润从而成为“核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发生在边缘区的“边缘化过程”，即一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由于技术落后以及使用大量的劳动力而成为“边缘国家”。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发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则出现了弱国。
沃勒斯坦并不否认国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一项关键建制。他认为，对于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过程来讲，国家乃是一项能产生深刻影响的建制。“很明显，要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研究，都必须首先对国家的种种机制有所了解。真正不需要的倒是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国家构成了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沃勒斯坦上述关于历史体系之共存的历史和形式的论辩，尚不构成世界体系的分析，它们还只是世界体系分析中的一系列“临时性”的假设，仅“供人们进行论辩、修正和反对的”。
埃文斯（ＰｅｔｅｒＥｖａｎｓ）和斯考契波为首的“回归国家学派”认为沃勒斯坦的理论隐含着高度的“结构决定论”。沃勒斯坦宣称社会科学分析单位只能是那种用经济过程把它界定出来的世界体系，从而表现出了一种“经济化约论”倾向。他忽视了那些对社会变迁具有重大作用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沃勒斯坦的“结构主义”倾向还表明他注重分析单位整体中的关系而忽略具体的非关系项。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看作是沃勒斯坦理论的缺憾。
跨界研究的未来
曾国之谜是20世纪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在传世文献中记载有一个姒姓的鄫国，分布在今天的山东一带。然而，在1933年安徽寿县的楚王墓中出土了一对曾姬壶，显示出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一个姬姓的曾国。此后，有关曾国的考古发现越来越多，尤其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发现，更是轰动世界，但古书中却没有任何有关这个姬姓曾国的记载，让考古学家们困惑不已。
为此，李学勤先生专门写了《曾国之谜》等文，并指出，曾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姬姓曾国并非没有在《左传》等传世文献中露面，只是以随国的名称出现而已，考古发现中的曾国就是古文献的随国，曾、随是一国两名。
跨界的一个优势就在于，你不用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最好。当然，李学勤先生在自己的领域做到了最好。用别人不知道的事情证明你做的还不够好或只是不想做好。同样，沃勒斯坦和许多学者一样，回答了当代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他所描述的世界体系，不仅用一个宏观视野解答了高更三问，更解释了世界体系的内在逻辑。2019年的7月1日，沃勒斯坦自己写下了第500篇评论，他自己在文中说“这是第500篇这样的评论。这将是最后一篇评论。我一直致力于从不间断地撰写这些评论。但没有人能长生不老，我也实在不能把这些评论继续写下去了。”
我们应当怎么阅读古代的世界？观念的冲突构建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考古学家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对现象做出解释，而非对理论进行建构。跨界的研究，仍需学者付出耐心与毅力。
（编者注：本文来源于2021年4月11日北京大学考古学者董珊《金道锡行，南方无疆 ——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看曾国的兴衰》的讲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