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尺素。如今，名人尺牍珍贵起来，收藏家储以收藏，从中取得观赏乐趣；学者也把研究的目光投向尺牍或日记，从中发现文献史料价值，每有所得即可填补历史空白，得以尺牍证史之乐。历史上的学人无非分为两类，一是著述家，一是实干家。著述家的著述，即便是暂时被藏之名山，但他们的业绩也不会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实干家常常是作而不述，他们做过的事虽然会变成历史陈迹，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益发显现出灿烂的光彩，而对做出如此贡献的人则鲜为人知了，只能从别人的信札、日记或著述中，寻找他们已经消失的身影。
徐森玉（1881-1971）就是这样的实干家学者。中国近百年文博大业，几乎都有徐森玉的参与和贡献，出于对他的学养及为人的尊敬，人们很早就称他为“森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则又称他为“国宝”。时间相去并不遥远，人们对他却陌生了。我只是从与他共事者的口述、学人著述及信札中，知道他那些名垂青史的业绩。
20世纪初，考古发现了甲骨、敦煌经卷、简牍、石经及大量墓志，为中国学术开辟了新天地，把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领域。在这方面学术研究成绩卓著者当推王国维和罗振玉。在这些发现和研究背后，则是徐森玉等实干学人。这里要说的就是徐森玉与汉代熹平石经。
《鲁诗》《尚书》《周易》《春秋》《论语》等经学典籍传到汉末，多有舛误。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李巡等主持订正经籍文字，经灵帝许可，刊于碑石，历时9年，至光和六年（183）刻成，立于太学讲堂的东侧，计有46碑。董卓毁洛阳宫庙，石经遭破坏，流散民间，用作础柱，偶有发现，也是从书法的角度进行研究，因经文是蔡邕用标准汉隶写成。1922年冬，洛阳石经残石出土，徐森玉、马叔平闻讯即西下洛阳，对石经残石进行调查，有的做成拓本，又将拓本分寄给王国维和罗振玉。
罗振玉寄徐森玉信说：“寄石经拓本并绍介韩君，至感至谢。”信中所说的韩君可能是与徐森玉共同研讨唯识论的韩净清。另一信说：“弟旅辽匆匆四年，无可告慰，前年撰《汉石经集录》，苦见闻之隘，蒙惠尊藏本，欣幸无已。闻贵馆尚有藏石，已托松村兄代拓，不知此外尚有新出者否，祈代为觅购，尤为感荷。”此期间，罗振玉正热衷熹平石经及魏石经研究，急需觅得石经拓本，所以屡屡致信徐森玉，请求协助支持。罗振玉在紧急时曾向洛阳古董商人直接购买石经拓本，但未能如愿，故他在给王国维的信中说：“洛贾汉石经亦寄示叔平，此辈种种狡猾，然舍此辈又不获寓目。”（罗振玉致王国维1922年2月11日信）
对石经深入研究即是对石经残石上的残字进行识别，这种识别带有猜测性，有时需要识者的敏感。王国维、罗振玉得到徐森玉、马叔平石经残拓本之后，即着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罗振玉致王国维有一通信云：“承示汉石经‘黍父’石，恐是校记。弟意此石乃《毛诗·唐风》残石，第一行乃‘之社’；而第二行虽损泐，当是‘不 ’二字；第三行乃‘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之‘黍父’二字。又‘常其鸨羽’一石，乃‘曷其有常’，殆夺其字，而注于常字之下。‘鸨羽’则是篇题，‘鸨羽’三章，章七句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23年12月11日信）
《石经》拓本释文在排印时，而是根据马叔平抄录之本，罗振玉信中有云：“所排之稿为叔平持志抄录矣。叔平处之拓本仍汉石经，乃‘邱’‘来’，二字（直排）。又一石，有‘后’‘醢’ 二字可识（横排）。”（罗振玉致王国维1923年6月7日信）在致徐森玉信中也说：“魏石经九字残石交公赐下，想已交到。月初公赴津，求携来，至叩。前有隶书‘邱来’二字残石，是否归公尊斋？弟考之为《公羊春秋经》襄公廿有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之残字，特以奉闻。”这两封信讲的都是襄公廿一年的事，属于公羊春秋经。
罗振玉在致徐森玉另一信中写道：“承允赐元遥夫妇两志，能便中赐下，至感；果杨公则志尊鉴以为未确，能将墨本见赐，尤感。篆书残石，张君既云购，故弟未便出面，请函洛商购，不必提弟所购，为荷。价以四百元为限。洛中唐志能悉数购来，弟可期五六十石。但一切有劳倾画耳。”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罗振玉除了和徐森玉讨论石经经文残字的考识，更希徐森玉能帮助购进更多的石经、墓志拓片，以著书见长的学者无法离开实干学者的筹划和帮助。
罗振玉和徐森玉的交往，不只是在石经研究，其他方面也多得徐森玉在学术上对他的支持。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也多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信说：“前在京与人闲谈，言及《西清古鉴》中金文出于摹写，恨不得墨本，有徐森玉言定，可介绍拓墨。此间拓手已固定，而前途无消息，此事果能做到，亦一快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9月24日信）此当为罗振玉初识徐森玉之时。信中“前途”指言及的第三方，在叶恭绰致吴湖帆信中，谈及张葱玉多称之为“前途”，是那个时代信中惯用的称谓。1924年，溥仪出宫，罗振玉致信给徐森玉表述自己的心情，信中说：“自随扈至津，即违雅教逾两月，至念至念。溯自住京华半岁，百事颓废，近甫重理故纸，然方寸尚未宁谧，日益临池勘书遣日而已。洛下近出各志，苦不得一纸。尊藏能假录示，最感。”
石经残石流散各地，也有个别学者作收藏与研究。这从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中也有记述，信云：“今日得周季木所得三字石经残石，乃《益稷》篇之文，其文录后。与徐森玉赠弟之拓本（即洛阳寄来者）正衔接，但中缺二字耳。乞转告森玉兄，并乞为弟索熹平石经及赵遨二字残石各数纸，因见赠者已为人索取也（叔平兄处新寄来之拓本，能见示乎）。又或之索叔平北魏冯迎男墓志，亦求代达。又启。”（罗振玉致王国维信1923年6月5日信）信中“周季木”为天津藏书家周叔弢之四弟，名进，字季木，金石学家，所藏三代彝器、汉石刻及封泥甚为丰富。“益稷”为《尚书·虞书》中之一篇。“式之”即章钰，版本学家，校勘过《资治通鉴》。从罗振玉得信中也可看出，当时收藏研究石经为一时学术的风气，学者常为得一残石而乐不可支。上海收藏家龚心剑也收藏一方熹平石经残石，为《诗经》，有句为“既见君子”， 爱如头目，现藏百里溪斋中。
和罗振玉相比，王国维获得石经较多。他在1923年撰写的《魏正始石经残石考》一文中说，去秋，距洛阳城东三十里之大东郊朱家古墩农民掘地得石，乃魏正始石经《尚书》《春秋》残石，售诸贾人，以石大，中割为二，致损一行。在致徐乃昌信又说：“初到北平忙于应酬，惟不甚有所见闻，所知者洛阳新出魏石经较多，除三十块外，尚有小块无数，又出一字石经《论语》一小块，尚有相似者数块亦似汉石经。”他从马叔平、徐森玉获石经拓本70余纸，在与罗振玉、陈乃乾通信中所谈者也多为研究石经的残字，对石经经文由右向左书写，每石为35行，每行75字不等，每篇大小标题的位置，王国维都一一作考证。所著《魏正始石经残石考》与罗振玉的《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成为石经研究的开山之作。
罗振玉在《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序》中亦说：“岁辛酉（1921）中州既出魏正始石经，明年壬戌，与吴兴徐君鸿宝（森玉）、四明马君衡（叔平）约，偕至洛阳观汉太学遗址。已而，予以事不果，乃语徐君曰：正始石经与魏《典论》并列，石经既出，《典论》或有出土者，此行幸留意。徐君诺之。既抵洛，邮小石拓本，询为《典论》否？阅之，则汉石经《论语·尧日篇》残字也，亟移书，请更搜存，遂得残石十余，此汉石经传世之始。嗣万岁有出土者，率归徐、马两君，他人所得，不及少半也。”罗振玉在《蒿里遗文目录续编补遗·序》又记：“己巳（1929）秋季，既写定《蒿里遗文目录续编》，逾月，吴兴徐君森玉寄新出六朝墓志墨本数十通，其少半为巾笥所无，爰录为《补遗》，附续编之后，以志徐君之佳惠。”
继王国维、罗振玉的研究，马叔平也不断有石经著作问世。《石经词铎》对石经的起源、后世继起、历史石之概况，原石之存轶、复刻本及传托之流传、石经与教育之关系均作了详细考述。《魏石经概述》，对魏石经刻石的起讫年代作了断代考订，文中说，式传云载式上表曰：陈留邯郸淳以《书》教诸子，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是魏《三字石经》为齐王芳正始所立，信而有徵。以其每字具有古文、篆书、隶书三体，世谓之《三体石经》，又谓之《正始石经》。其他还有《汉石经易用梁丘本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诸篇。从洛阳归来，与叔平在北京作演讲，题为《从实验上窥见汉石经之一斑》，对石经之字体、经数、经本、行数、人名等石经基本情况作了介绍。
《汉石经集存》是写叔平的石经研究专著，书中提到徐森玉对汉石经残字得之较多，见解亦较深，多有赞许，请徐森玉为该书题签，并亲自镌刻“汉石经斋”印相赠森老。
北京房山石经自隋静琬法师始刻，至辽通理大师尚未完成，先后数百年，刻石的时间较长，经典的内容也较为丰富，除儒家经典，还有佛道两家经典多达1506石，其间经过多次大规模刻经，对传统文化研究有很大的意义。因年代久远，有的已经破碎，游客有时也能捡几块带回去赏玩。后来，有妄人干脆开洞取石，运到北京，送给当道要人。徐森玉得知此事，遂将刻石追回，归还房山，加以保护。这事也鲜为人知，但罗振玉记述此事时，颇有感慨地写道：“呜呼，宇内名迹，亡于此辈者多矣。房山经石，殆琬师之灵，冥冥之中为之呵护，而假手与徐君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徐森玉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十分重视石经残石的收藏。他说：“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视原石和拓本的收集工作。近年来，上海征集的后蜀广政石经宋拓毛诗残本及北京嘉祐石经宋拓珍本等都是非常难得的。”现在石经大块残石及拓本收藏最多者要数上海博物馆和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了。
2010年，陆灏等在筹划出版“海豚书馆”时，选题中就有徐森玉文章结集，由森老之子徐文堪整理。全书只有11万余字，计论文6篇、序跋5篇、回忆1篇、信札12通、诗词2首。文堪在前言中说：“不少前辈和友人曾建议我编辑他已刊未刊的文章，由于他的不连续的日记、书信、草稿和其他文字，历经抗战、文革之难，大部分已荡然无存。”这是何等无可奈何的心情。虽然以马叔平当年为徐森玉篆刻“汉石经斋”印为此书题名《汉石经斋文存》，但书除了《蜀石经和北宋二体石经》一篇文章外，其他没有谈石经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作时间都在20世纪50年代，徐森老已经进入晚年，所以他在文章中说：“由于年岁过高，一些校刊、核对工作都假手于青年同志。”由此可知，徐森老晚年已经无意撰文了。书中的几篇重点文章都是谈碑帖的。陈麦青《风范：汉石经斋文存读后》一文，评论的是有关碑帖著述的文章，并及徐森老无言为大的风范。
1971年，徐森老与世长辞，其婿、诗人王辛笛有绝句二首吟悼，诗中有句：“万事于翁都过了，夕阳无语对秋坟。”森老骨灰葬于苏州七子山麓，此时是“落日衔山，人影在地，四顾苍茫，怆然久之，惟闻远处传来寒山寺钟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