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23年，德国外交部秘密顾问阿斯米斯在俄属中亚和中国新疆调研，搜集了大量情报，将之汇报给德国外交部。德国外交部将其中的经济情报印刷成册转发给了德国的各大经济组织和相关驻外使领馆，为德企打开了来疆合作的视野。正是有了这些信息基础，德国与主政新疆后实施引德抑苏策略的金树仁一拍即合，金树仁派包尔汉到德国考察双边贸易的可能性，因包尔汉访德洽谈顺利，金树仁临时决定将原定的三个月考察期限改为让包尔汉常驻柏林，并设立新疆省政府驻柏林办事处。新德双边经贸往来由此迅速发展。阿斯米斯1923年的新疆考察报告在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期，新疆与德国贸易的快速发展，既是金树仁政府不断积极努力的结果，也是德国魏玛共和国前期精心策划的结果。
一 魏玛时期的德国暗中关注新疆
1902年11月到1914年3月，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德皇威廉二世的资助下，先后四次来到中国新疆，盗掘大批文物运回了柏林。这种文化层面的考古盗宝活动，不仅没有引起在新疆盘踞多年的英、俄势力的反感，还得到了他们的帮助。然而，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俄帝国和德国分属两大阵营，在疆的英、俄势力开始视德国为敌国。
1916年来到新疆的德国派往阿富汗的亨提希使团一行本计划与新疆当局接触，建立双边关系。[2]但是，德国这次在双方交战期间的政治出访，引起了英、俄势力的高度警惕。在英、俄的极力排斥下，亨提希使团被对外国势力严加防范的新疆省主政官杨增新及其亲英的下属喀什提督马福兴遣送出疆。[3]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英俄所在的协约国，使得当时的德国成了中国的敌对国，因此在这一时期，新疆和德国的交往几乎为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此时，德国面临《凡尔赛条约》的制裁，除了全力拓展国内工商业和经济贸易外，他们对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并且资源丰富的俄属中亚和中国新疆地区亦有所图。俄属中亚被刚刚崛起的苏联视为软腹，防范甚严，德国不易染指；与之毗邻的中国新疆积贫积弱，由于新疆主政官杨增新的警惕和英、俄势力的排挤，要想插足也绝非易事。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开局面，发展德新贸易，全方位了解新疆的信息自然成了当务之急。魏玛时期的德国政府吸取了亨提希使团遭挫的教训，转而采取单个专家秘密调查的策略。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经济学家阿斯米斯1923年经俄属中亚来到中国新疆，被新疆当局当成间谍驱逐出境。1923年9月8日德国外交部收到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发来的一份德文报告。该件译自中文报纸《时报》1923年7月13日的报道，题为《一个德国人潜入新疆》：
政府不久前从杨增新处收到如下电报：一个名为阿斯米斯的德国人潜入新疆。他自己说，他想要研究经济形势，但因为他的行为狡猾并且秘密，人们不能确定其是否关注了其他问题，因此已经将他再度驱逐出境。
翻译人 威廉（签字）
7月14日[4]
阿斯米斯全名鲁道夫·阿斯米斯（Rudolf Asmis），1879年6月12日出生，德国人，信仰基督教新教，哲学博士（国家经济、地理、哲学）兼法学博士。阿斯米斯1906年进入德帝国外交部帝国殖民分部工作，1906～1911年在德国驻非洲喀麦隆和多哥的殖民管理部门工作，1912～1914年在博马城任德国驻比属刚果和法属赤道非洲领事，1914～1918年在德占比利时总督署工作，1919年在德国魏玛共和国内务部担任政府秘密顾问兼报告顾问，1921年应外交部邀请重返外交部工作，任外交部公使情报顾问、经济分部领导，随后担任部指导。后因反对引渡战犯等原因被新任领导——外交部的国务秘书希姆森（V.Simson）免去部指导职务。1922年阿斯米斯任德国驻远东共和国赤塔的外交代表，兼顾东西伯利亚和外蒙古事务。1923年阿斯米斯任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流动顾问，因肩负特殊任务而前往俄属中亚等地区……[5]阿斯米斯的特殊任务，就是根据德国政府的指示，到俄属中亚等地区收集情报，让德国政府在摆脱国内经济困境时，能拓宽视野、抓住机会、制定有效的对外政策。用阿斯米斯本人的话，就是“作为经济先锋前往俄属亚洲”。[6]事实上，由于经济和政治密不可分，加上阿斯米斯既是博士学者又是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因此阿斯米斯在考察时搜集的就不仅仅是经济情报，也关注政治情况，自然就引起了新疆主政官杨增新的警惕。
在收到这份报告前5天，也就是1923年9月3日，德国外交部就已经收到阿斯米斯自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发来的长达36页的秘密报告《1923年7月底的俄属中亚的政治局势》。[7]
该秘密报告涉及的范围是“俄国官方表述中的俄属中亚即自治的突厥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包括布哈拉和希瓦两个人民共和国，也就是指西到里海，南到波斯和阿富汗，东抵中国，北达吉尔吉斯共和国（Kirgise Pepublik，今哈萨克斯坦——译者注）的有限地区。”[8]
该秘密报告分为18个部分：1.序言；2.内部政治形势；3.宪法状态和管理组织；4.原始居民问题；5.伊斯兰教和布尔什维克主义；6.巴斯马奇起义；7.在布哈拉的起义；8.伊斯兰教对布尔什维克主义；9.俄国政府的吉尔吉斯政策；10.大图兰运动；11.布哈拉和希瓦的形势；12.俄属中亚的对外政策；13.与中亚的关系；14.与阿富汗的关系；15.与中国西部的关系；16.与英国的关系；17.与土耳其的关系；18.与德国的关系。[9]
1922年10月，苏俄红军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0]标志着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同时，苏俄在俄属中亚地区也于1923年底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数年战争引发的社会动荡，使俄国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巨大影响，人口大量减少，俄国对中国新疆的贸易也大幅萎缩。因此1923年，德国派阿斯米斯对俄属中亚和中国新疆的政治、经济、外交状况进行调查，就是为了抓住机遇，在这片亚洲腹地有所发展。这次秘密调查被杨增新发觉并果断地将其驱逐出境。因此直到1928年7月7日杨增新遇刺身亡，德国都难以再派出人员到新疆进行类似的考察。
二 阿斯米斯关于新疆的考察报告
1923年9月11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又向德国外交部发来另一份阿斯米斯用德文撰写的报告，主要是对中国新疆的情报调查。德国外交部于9月25日收到。[11]该报告摘要如下：
我的报告涉及关于俄罗斯—中部亚洲的政治局势。在这份附件中我谨呈上一些关于中国新疆的笔记，其中一部分是在塔什干，一部分是在去哈萨克斯坦的斜米的路上收集的。确切地说，由于中国驻阿拉木图的外交和商业机构不承认我的签证，因此我不能自行访问中国新疆，报告的内容也不能到现场实地核查。但这些情报都来自可靠的人，或者来自俄国和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斜米的代表的官方公告，他们是有目的地转发给我的。关于南疆的报告，正如我秘密侦察的，来自于塔什干商品交易所的主要经纪人伊斯道尔·普莱策尔（Isidor Pletze），他是为俄国政府整理的。
阿斯米斯[12]
附件标题：《南疆成为俄罗斯商品的市场》，共11页。分为19个部分：区域、人口、行政划分、耕作、畜牧业、农产品加工、捕鱼和打猎、养蚕业、矿业、棉制品、羊毛制品、丝绸制品、金属制品、商业、钱币系统、银行、交通道路、出口产品、进口产品。[13]现摘要如下：
区域：
南疆属于中国新疆省，东至乌鲁木齐地区，北抵俄属中亚的斜米和费尔干纳，南邻印度。南疆在地形上是个由高山群（喜马拉雅、帕米尔、天山）环抱的盆地，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绿洲散布其间。这些绿洲中最重要的是：焉耆、库车、阿克苏、巴楚、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叶城（Kargalyk）、和田及克里雅绿洲。这些绿洲的总面积占整个南疆的七十五分之一，不超过100万俄亩[14]（1800万亩），喀什噶尔绿洲超过了2万5千俄亩。[15]
显然，阿斯米斯在这里所指的南疆大致是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南疆盆地，但方位表述并不准确。
人口：
南疆的人口约200万，其中喀什噶尔绿洲近40万，阿克苏绿洲近20万。人口组成，有75%是定居人口，其余是游牧者和半游牧者。游牧者（柯尔克孜人和蒙古人）在山间坡地；半游牧的在南部、在森林里；定居人口在绿洲。根据宗族划分有：维吾尔人占89.5%，柯尔克孜人占2.6%，蒙古人占2.8%，东干人占1.5%，塔吉克人占0.8%，汉人占0.4%，撒拉人占0.2%，印度人占0.3%，达斡尔人占1.8%，还有少量罗姆/吉普赛人（Zigeuner）。根据宗教划分：逊尼派穆斯林占96%，什叶派穆斯林占0.8%，佛教徒占2.8%，儒学信徒占0.4%……[16]
需要指出的是，阿斯米斯关于南疆人口的数据，是当时他通过调查得出的大致数据，仅供给当时的德国政府参考，并不精确。
钱币系统和银行：
南疆的钱币系统是统一的，与伊犁和乌鲁木齐的情况不同。南疆的钱是由喀什噶尔道台衙门监制的。在铸造的合金钱币中，银的含量是币值的基础。最大的银币萨尔（Ssar）重0.416斤（1斤等于半公斤），早期平均价值为1.6银卢布。另有1、2、3、5米尔卡（Mirkal）的银币，1米尔卡=0.1萨尔。最小的铜币是切卡（Tschka），相当于1/40米尔卡，有2、3、5、10和20切卡的铜币。除了金属货币外，还有纸质的信用票，但它几乎只在喀什噶尔流通。另外还有银锭铔木本（Iamben）在流通，其估值根据是重量（一般为60萨尔）。[17]
阿斯米斯提到了当时喀什噶尔道台有铸造货币（民国喀造货币）的权力，这些货币在南疆发行流通。报告中提到的萨尔、米尔卡、切卡、铔木本等本土度量衡单位间的兑换关系是：1萨尔=0.416斤[18]，1米尔卡=0.1萨尔，1切卡=1/40米尔卡，一个铔木本银锭重60萨尔。这也是当地特色。货币以金属货币为主，有铜币、银币、银锭，此外还有纸质的信用票，种类较多。
直到1919年还有很多俄亚银行[19]的票证作为零钱流通。它们在1920年退出交换领域。除了中国国家银行以外，在喀什噶尔有一家俄亚银行的分支机构。早期在伊宁也有一家这样的分支机构，但它于1920年转移到新疆的省会乌鲁木齐。这个分支和在印度及印度支那的分支一样，隶属于上海分支机构。自1917年以来，在喀什噶尔的分支机构的工作就几乎进入停业状态，这时因南疆与俄属中亚的贸易中断，信用操作和转账都停止了。1919年银行停止接收俄国外币。同时银行加强了内贸和与印度贸易的工作。由于银行工作涉及法国私人资本以及中国政府资本，因此对重新开展与俄国的贸易往来，在喀什噶尔的分支机构非常感兴趣，他们从1920年就开始尝试和俄国国家央行（Gosbank[20]）在安集延的分支机构挂钩了。[21]
可见俄国等外国资本对新疆金融的渗透和影响由来已久。以上关于新疆地理、人口、钱币系统和银行的情报，让德国政府对当时的中国新疆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交通道路：
从（俄属）突厥斯坦苏维埃共和国前往南疆的主要交通道路是：
1）从安集延经过伊尔克什坦山口前往喀什噶尔，2）从纳伦(斜米)经过边境山区吐尔尕特山口前往喀什噶尔……
除了这条路以外还有荒漠商路：……
前往中国内地的道路是穿越戈壁的官道（喀什噶尔—伽师—巴楚—阿克苏—库车—焉耆—乌鲁木齐以及更远）；从阿克苏到库车的羊肠小道要经过泥泞的山脊。
前往印度的道路在和田以南，是山间羊肠小道，很难走，且一年只有7个月可以通行。剩下的时间只有行人（英属印度的邮递员）可以通过，一个人最多只能携带5普特（Pud）[22]，相当于82公斤的负重。从喀什噶尔前往英属印度的白沙瓦大约需要2周。充当畜力的有驴子（4普特）、马（8普特）、骆驼（12普特）；在软路和薄冰路面上，骆驼不能用，因此其主要在6月至8月中旬运输。唯一的中型交通工具是所谓的马爬（Mapa），一种在中亚地区常见的马车，有时主人会套上两匹前后行走的马。[23]
交通运输是开展经贸活动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阿斯米斯的以上情报简明扼要地提供了进出中国新疆的主要商路和交通工具，并在后文对运输工具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出口产品：
在关闭边界或者说在俄属中亚和南疆之间正常的商品运输中断前，南疆主要出口的是原料。在重启贸易的情况下，考虑到目前的经济形势，以下商品出口到俄属中亚存在问题：1.生棉，2.生丝，3.碎丝，4.棉花，5.毛皮帽子，6.牲畜（马、驴、阉羊），7.羊毛制品：地毯、高师米（Koschmy）、帕拉斯（Palasse）、巴以巴其（Pajpaki）、笔尔巴其（Bilbaki），8.肠衣，9.铜、酸、氯化铵，10.铜炊具和铜餐具。
在南疆有种植美洲棉花的可能性。早期曾向俄国费尔干纳的本地工厂提供丝绸，在那里人们把它制造成博卡萨木（Bokassam）或者更轻的织物、布料等等。[24]
进口产品：
俄国的进口，早期主要是工业制品（占84%），然后是原料和半成品（8.8%）。今天能穿越俄属中亚边境运往南疆的商品有：1.手工制品（主要是便宜的种类），2.石油，3.女性时髦服饰用品。
稍远的未来的过境货物有：1.铁制品，2.火柴、糖，3.毛皮。
俄国的手工业品1922年初在新疆喀什噶尔估价很高；在1922年夏天，一个阿尔希乐（Arschine）的薄印花平布卖1萨尔，相当于当时的4000苏维埃卢布或者战前货币1.6银卢布。
石油最早于1899年进口到南疆。但这类产品的运输受到当地交通和不相适应的包装阻碍。石油被放在5普特的球形木制包装桶中。一匹马负重8普特，一头骆驼负重12普特；对一匹马来说负重2个桶太重，对一头骆驼来说还不够。此外，从奥什或者纳伦前往新疆喀什噶尔需要走25～30天，这中间需要大量的转运。因为在那里如果直接运输，运载的货物常常会在悬崖边被撞碎，造成许多石油损失。因此将来必须像在满洲或在远东那样，使用小的金属加仑（每个1普特）包装，成对地固定包装在木箱里……
南疆的市场，对俄国货物而言就像一块干海绵一样，能大量接受所有能通行的商品。[25]
阿斯米斯关于新疆进出口状况的分析，特别是俄国（苏联）当时在新疆经贸状况的变化，对德国如何规划对新疆开展经济贸易，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德国外交部还收到了另一份情报，标题为“中国新疆”，共6页，作者也是阿斯米斯，现摘要如下：
根据在阿拉木图的中国领事的陈述，住在乌鲁木齐的新疆省督军，在其掌管的事务中是拥有自主权的，北京政府只是在对外政治、军事和个别特殊事项上保留了决定权。根据俄国在阿拉木图的外事委员会代表的表述，新疆是被新疆省督军绝对独裁地管理着的，中国东部地区有效的宪法在这里得不到遵守。无论任何民主活动都会马上被镇压。所有的报刊都要被审查。就连北京政府的刊物现在也要被官员拆散开、分成片段后才能进入。在省督军之下有相互平级的下一级领导：伊宁（Kuldscha）、喀什噶尔、伊犁（Ili）、塔城和库车。在阿拉木图有和他们平级的中华民国外交和商业代表噶尔迪亚（Guardia）先生（汉文名：赵国梁——译者注）[26]，他是由乌鲁木齐的省督军任命的。这是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居然从来没去过北京。他出身于一个满洲家庭，其家族大约300年前被作为戍边人员迁居到新疆。这样的满洲人现在大约有2万人。他们在新疆省政府公职人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噶尔迪亚先生在俄国阿拉木图的一所文理中学学习了十年，又从那里出去前往高加索和俄国南部考察，最终成了乌鲁木齐的中国文理中学的俄语教师，并在那里受到督军杨增新的赏识，被任命为驻阿拉木图领事代表。这项任命根据的是苏俄和中国1919年在伊犁签订的合约。根据该合约，中国要向苏俄阿拉木图派遣领事代表。苏俄在中国新疆伊宁也设立一个这样的代表。[27]关于奥索尔宁（Osornin）先生的使团最终和新疆省订立的贸易合同，我已经在所提及报告的一开始报告过了。[28]旧政权的俄国前领事还在新疆的海关工作，但没有任何领事权力。在喀什噶尔居住着英国驻中国新疆的领事，现在一位叫爱德华（Edwards）的先生被分配到那里做了副领事费茨茅利斯（Fitzmaurice）的助手。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被占领时是军事专员，确切地说他在那个被外国势力占领的俄国领土上和布尔什维克战斗过。根据俄国的官方陈述，爱德华不仅是南疆的重要人物，而且是整个中国新疆的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缘故，俄国政府实施了对中国边境的严格封锁，特别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山口。俄国政府认为他应该对俄国在中国新疆的宣传颓势负有责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一开始成功，后来被强力压下去了，负有责任。1923年7月初中国和阿富汗关于准许在南疆和喀布尔互派领事的谈判悬而未决。我不知道这个谈判现在是否有了结果。1923年7月在整个新疆没有其他任何外国政权的代表。[29]
阿斯米斯在这里又对当时的新疆政局作了分析，对新疆督军杨增新的统治及其和北京中央政府的玄妙关系作了介绍，对中国新疆在阿拉木图的外交和商业代表噶尔迪亚以及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助理爱德华的来龙去脉作了分析，还提到了中国新疆和阿富汗互派领事的谈判。这些情报对德国人在新疆如何处理好上层关系，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整个新疆省的欧洲人的数量，总的来说是很少的。在伊宁附近，以前有一些德意志人，他们是在俄国革命爆发后逃到中国领土上的。一个比利时传教协会在伊宁设了一个站。根据中国领事的官方陈述，这个在伊宁的比利时传教站，在最近把其以前拥有的良好声誉给大大损坏了。[30]
在南疆有一个瑞典传教协会在活动。在乌鲁木齐有一个美国的公司布莱内（Brenner），还有一个我说不出名字的公司，在中国新疆收购毛皮。现在没有其他的商业公司在中国新疆活动。俄亚银行至今还在喀什噶尔、伊宁和塔城有分支机构，但它们全部都在清算。这家银行现在只在乌鲁木齐维持了一家分行。但它不执行银行操作，而是做一些商品代销。这些商品是从其在上海的总部发来的。在整个新疆省没有其他的外国银行存在。所有的财政金融活动都是通过乌鲁木齐督军府的财政厅及其在每一个地区的分部完成的。省内流通着特殊的纸币。纸币在北京印刷并由乌鲁木齐督军府盖章。5两相当于大约2个中国银元。一个乌鲁木齐两等于两个中国卢布（面值为五钱的饷银货币）。这里和俄属中亚的关系是不好的。在俄国的中国商人由于俄国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损失了大量金钱。因为新疆省的中国官员经常参与商业贸易，所以他们也遭受了损失。这样的结果使得中国人对俄国普遍反感，造成现在这儿与俄国官方的贸易关系几乎断绝。中国拒绝贸易垄断。俄国把关税提得如此高，以致于即使在合法的道路上也几乎没有商品会穿越边界。7月初通关的费用被俄国人提高到20个金卢布。茶叶的合法出口，纺织品和火柴的出口，前期都有很大的规模，现在几乎停止。因此走私乘机兴盛起来。根据俄国外事委员会在阿拉木图代表的官方陈述，在俄国阿拉木图出售的所有商品中，大约有四分之三是从中国走私而来的。一位秘密警察的官员在卡尔卡拉的年度集市上充满自豪地说：他骑的马是一匹适合走私的卡尔梅克马。中国人对出口商品只征收5%的从价税。然而，俄国方面的通关费用根据俄国的规定是20个金卢布。一车货物从伊宁运到阿拉木图，在1923年7月规定为80两。（当时一辆车的载重是按照一匹马可以拉得动的重量来换算的。）可以看出，边境运输的这些规定被俄国人执行得多么严格。为了推动边境贸易，乌鲁木齐的督军接受了关于缔结一个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这样俄国也就有可能在中国新疆以及更多的地方设置领事代表机构。中国方面正在等待奥索尔宁使团：最终有秩序的贸易往来再次变得可能，从而再次恢复俄国和中国之间古老而活跃的关系……[31]
这里阿斯米斯对外国在新疆的宗教活动、金融机构以及新疆政府的财政金融活动、新疆当局与苏俄政府缔结贸易协议的谈判、政府官员参与商业贸易的现状，甚至因俄国（苏联）提高关税造成走私盛行的状况都做了介绍，加上后面所说的邮政状况和劳务输出，都必然使德国方面对新疆有更深入的了解。
……早年在伊宁的俄国邮局于1919年被关闭了。从那时起，在中国新疆和俄属中亚之间就再也没有缔结过邮政—电报协议。因此，发往伊宁的电报，先要发送到俄属霍尔果斯，再从那里由中国信使带到中属霍尔果斯，再带到伊宁。俄国政府把他们的邮件通过信使从霍尔果斯送往伊宁，然后让他们在那里分发。根据《突厥真理报》（Turkprawda）的一条简讯，一个真正的邮局在塔什干；根据中国的官方陈述，（真正的邮局）确实不在伊宁。因此，现在俄国的报纸、学校和驿站，或者这一类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就没有了。
根据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的官方陈述，中华民国可能乐意让大量的工人前往俄属中亚工作。由于中国新疆的失业率比较高，因此将近两千人可以马上从伊宁派出。他们当然理应得到和俄国工人同样的工资。并且中国政府还将采取特殊的谨慎措施，保护中国工人不受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传染。中国工人的工资也可以用俄国纸币支付，因为中国工人很快就把挣到的钱换成商品。在整个中国新疆对欧洲各种商品都极度短缺。
阿斯米斯[32]
三 阿斯米斯的经济情报的作用
从以上情报可以看出，阿斯米斯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新疆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让德国政府详细了解了在俄国内战期间中国新疆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是俄国和新疆商贸活动的减少带来了潜在的商机。当时，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刚刚站稳，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恢复和新疆的经贸往来。德国政府在这时看到阿斯米斯的报告，自然希望德国企业能够抓住机遇，在新疆开拓市场，购销商品。尽管该情报提供的信息是否精准还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但由于杨增新的坚决抵制和排斥，德国在短期内无法再次派人进入新疆调查，加之德国外交部对阿斯米斯工作能力的信任，还是决定在1923年10月底，就先把阿斯米斯的情报转发给了德国的外贸企业，帮助他们决策。
1923年11月16日德国从事进出口贸易和银行业的著名跨国公司施鲁巴赫·铁梅公司，从汉堡的长米伦街9号致函德国外交部：[33]
非常感谢你们10月31日发来的那封信和附在后面的大使顾问阿斯米斯博士的三个附件。阿斯米斯的这些报告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我们已经将其收录，并且希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能够把这些报告使用起来。[34]
为了进一步推动德国和中国新疆的贸易，德国外交部委托德意志经济服务有限公司，以阿斯米斯的情报为基础，汇编一份关于中国新疆经济生活的报告。1924年3月22日，德意志经济服务有限公司向德国外交部发来报告，外交部于1924年3月25日收录。[35]该报告写道：
在附件中我们谨向外交部四部提交五份我们的第六期杂志。它包括了一篇作品《中国新疆的经济生活》。我们相信，它满足了贵部的需要并回答了驻外机构的问题。我们高兴地期待提供更多的印本以供使用。[36]
在该附件中有《经济信息服务——外国信息》杂志在1924年3月15日出版的第十年度第六期。该期杂志用第87～92页共六个版面报道了中国新疆的经济状况，分为七个方面：1.中国新疆的经济生活；2.中国新疆的交通；3.中国新疆的银行和金融；4.中国新疆的矿业；5.中国新疆的工业；6.中国新疆的贸易；7.中国新疆的对外贸易形势。[37]德国外交部收到这份资料后，认为很有价值，于1924年4月10日，把该资料分发给了德国驻北京公使馆、驻上海总领事馆、驻天津总领事馆、驻莫斯科大使馆并转阿斯米斯本人。前三封经过西伯利亚传递，后一封通过信使传递。[38]
另外，德国外交部还把这份资料转发给了11家德国的涉外机构供参考。分别是：普鲁士地质局、德意志工业帝国联盟、外贸联盟、工贸组织、德意志批发贸易中心联盟、德意志进出口贸易帝国联盟、德亚银行、远东联盟、殖民地经济委员会、汉堡东亚协会、汉堡德意志出口商联盟。此外这份资料还转发给了一个居住在德国图林根州巴特布兰肯堡的山间森林别墅的康斯敦·巴德先生。[39]以上资料都通过明文发送。
这些资料能够帮助德国的驻外机构和企业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华民国时期的新疆，旨在激发他们前往新疆开展经贸合作的兴趣。
在阿斯米斯提供的经济情报的支持和德国政府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德国商人和企业对新疆发生了兴趣。虽然当时的新疆主政官杨增新高度警惕、对外严防，但随着1928年杨增新的遇刺身亡，新上台的金树仁为了降低苏联在新疆外贸一家独大带来的政治风险，积极发展与德国的贸易，企图以新德贸易的增加来平衡新苏贸易的占比。1929年9月，金树仁“派遣包尔汉和潘治义到德国考察，了解进行双边贸易的可能性”[40]，限期3个月。[41]包尔汉抵德后写成报告发回乌鲁木齐，这使金树仁真切地感受到了德国对中国新疆的兴趣，于是金树仁改变了原定给包尔汉的3个月期限，让包尔汉在德长住下来，并在柏林设立新疆省政府办事处。金树仁与德国合作的意向和德国前期的精心策划及秘密工作不谋而合。很快，双方贸易迅速展开：包尔汉与德国玛法艾公司签订了购买筑路机器的合同，玛法艾公司派专人把设备送到新疆，并由德国政府选派了一位名为沙赫特的德国筑路工程师，作为新疆省政府的特聘人员常驻新疆指导筑路机器的操作使用和规模性的公路建设。随后，世界著名的德国公司，如：西门子·舒克特、戴姆勒·奔驰、图尔勒机器制造公司等一大批德国公司来到新疆建立合作关系。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高级工程师韦尔夫林还应金树仁邀请，在1932年秋到新疆对当地的石油开发、水电站建设、棉花贸易等进行了考察和咨询。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在乌鲁木齐和沿海之间建立了新的航线。期间，金树仁还聘请了一名德国飞行员在乌鲁木齐专职为自己服务[42]……至此，德新经贸合作全面启动，不久便进入了民国时期德新经贸合作的颠峰。1923年阿斯米斯的新疆经济考察报告终于见到了成效。
伴随着德新经贸合作的全面启动，客观上德国的设备和技术为新疆的工业、交通和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新疆与德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也推动了当时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几乎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镇压中国工农红军，也积极与德国合作，交易范围从一开始的购买德国军火、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发展到大量对德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材料物资并依靠德国支持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训练嫡系军队。[43]这一时期金树仁和蒋介石的积极对德政策，客观上都有利于中德贸易的快速发展。随着1933年春金树仁政权的垮台和盛世才上台初期一边倒地亲苏，新德经贸迅速衰落。而中华民国政府与德国合作的持续时间则相对要长一些，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德国政府逐渐弃华联日，1938年5月德国与伪满洲国签订修好条约，1941年7月德国承认汪精卫伪政府，随即中华民国政府与德国断交，中德合作也就此告一段落。
[1] 本成果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编号：留金发［2016］3100）。
[2] 居政骥，许建英：《亨提希新疆之行的真相》，待刊。
[3] C.P.Skirne & Pamela Nightingale，Macartney at Kashgar-new Light on British Chinese and Russian Activities in Sinkiang 1890-1918，Methuen & Co Ltd，London: 1973，pp.249-253.
[4] “Deutsche Gesandtschaft in Peking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4.7.1923，J.No.2829，AA，Deutschland.
[5] “Personalien Dr.Rudolf Asmis”，NL.Asmis Band1(I/1)，AA，Deutschland.
[6] Ruldolf Asmis，Als Wirtschaftspionier in Russisch-Asien，Berlin：Verlag von Georg Stilke，1924.
[7]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3.9.1923，IV a Ru 6059，AA，Deutschland.
[8]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3.9.1923，IV a Ru 6059，AA，Deutschland.
[9]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3.9.1923，IV a Ru 6059，AA，Deutschland.
[10] 张建华：《俄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页。
[11]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12]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13]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14] 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俄亩并不统一，1个新俄亩大约相当于1.1公顷，参见Oscar Mothes，Illustriertes Bau-Lexikon，Vol.2：“Praktisches Hülfs-und Nachschlagebuch im Gebiete De Hoch-und Flachbaues，Land-und Wasserbaues，Mühlen-und Bergbaues，der Schiffs-und Kriegsbaukunst (Classic Reprint)”，London：Forgotten Books，2018.
[15]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16]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17]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18] 1759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后，新疆使用官方颁行的部尺和库平两标准，称为“官制”或“库部制”。 1914年民国政府公布的《权度条例》规定权度采用库平制及万国权度通制，即旧制、通制并行。库平制1两约合37.301克，1斤即16两约合596.816克，0.416斤约合248.275克。参见王锦荣：《中原度量衡文化对新疆计量的影响》，《计量与测试技术》2019年第9期，第98页。又参见史慧佳：《民初北京政府划一度量衡的制度建设与实践》，《近代史学刊》2018年第1期，第157～158页。又参见丘光明：《营造库平制》，《中国质量技术监督》2002年第5期，第49页。
[19] 俄亚银行，1895年成立，在1910年之前名为华俄道胜银行，是由法俄两国出资、名义上中外合办的俄控金融机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工具。十月革命后，俄亚银行被苏维埃政权接管，作用被削弱，1926年被清理停业。参见Chang Tao Shing，International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hinese Eastern Railway，Nachdr.der Ausg.Shanghai 1936，Taipei：Ch'eng Wen Publ.，1971.
[20] Gosbank，是俄文缩写Госбанк的拉丁文转写，俄文全名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банк，即国家银行。
[21]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22] 1Pud=16.38Kg
[23]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24]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25]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26]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27] 从1919年到1920年，苏俄和新疆当局在伊犁附近进行了谈判，于1920年5月27日签订《伊宁会议定案》，又称《伊犁临时通商协定》，内容包括：双方在伊宁和阿拉木图互设商务和交涉机关，处理两国外交与通商事宜。参见郝建英：《民国时期关于新疆对外关系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37页。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四）》，台北：兰溪出版社，1980年，第2253～2254页。显然，噶尔迪亚就是杨增新根据谈判结果派出的驻阿拉木图代表。
[28] 1923年9月，苏联派奥索尔宁（又译作阿作尔宁）来到迪化继续商谈通商问题。参见郝建英：《民国时期关于新疆对外关系的研究》，第38页。
[29]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30]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31]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32]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1.9.1923，IV b Chi 2206，AA，Deutschland.
[33] “Schlubach，Thimer Co.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6.11.1923，IV Chi 2632，AA，Deutschland.
[34] “Schlubach，Thimer Co.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16.11.1923，IV Chi 2632，AA，Deutschland.
[35] “DEUTSCHER WIRTSCHAFTSDIENST G.M.B.H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22.3.1924，IV Chi 779，AA，Deutschland.
[36] “DEUTSCHER WIRTSCHAFTSDIENST G.M.B.H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22.3.1924，IV Chi 779，AA，Deutschland.
[37] “Wirtschaftlicher Nachrichtendienst-Auslandnachtichten”，15.3.1924，IV Chi 779，AA，Deutschland.
[38]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an die Deutsche Gesandtschaft in Peking，das Deutsche Generalkonsulat in Shanghai，das Deutsche Generalkonsulat in Tientsin und die deutsche Botschaft in Moskau”，10.4.1924，IV b Chi 779，AA，Deutschland.
[39] “Auswärtiges Amt Deutschland an die Preußische Geologische Landesanstalt，die Reichsverbindung der deutschen Industrie…”，10.4.1924，IV b Chi 779，AA，Deutschland.
[40] 许建英：《金树仁时期英国和苏联在新疆的竞争》，《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131～140页。
[41]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第125页。
[42] “SIEMENS-SCHUKERTWERK an das Auswärtige Amt Deutschland”，6.4.1933，AKT:AU 2c/KW.-1062，AA，Deutschland.
[43] William C.Kirby，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Press，1984.
（作者：居政骥 南京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研究生；许建英 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