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江西省的版图与两汉扬州豫章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东汉末年孙策分豫章另设庐陵、鄱阳二郡，东吴又先后析置庐陵南部都尉、临川郡和安成郡，西晋时期割荆、扬二州为江州并增设寻阳郡，江西地区遂被完全纳入江州管辖范围，东晋因循未改（肖华忠）。在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下，本区行政区划的相对稳定与其三面环山、一面向水的地貌特征有关，具体而言，江西东以怀玉山、武夷山脉与浙闽相分，南有大庾岭、九连山脉横亘粤北，西以幕府山、九岭山和罗霄山脉与两湖相隔，除了山岭之中的险要关隘以外，北部的鄱阳湖平原成为其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深处南方腹地的地理格局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决定了江西地区在统一和分裂时期的地位不尽相同，汉晋以来，随着帝国统治的崩溃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本区于南北政权及南方政权内部的分立对峙间实现了由“边陲之郡”到中流重镇的跨越式发展，而墓葬作为影射现实生活的物质文化集成也在这一过程中反映着江西文化、政治乃至经济地位的稳步提升。
据笔者统计，截至目前，江西境内经过发掘并见诸报道的汉墓近200座，六朝墓 300余座，均以砖室墓为主，其中大部分已刊布了较为详细的材料。以此为基础，曾昭明《江西汉墓综述》、刘慧中《生死观视野下的江西汉代墓葬分析》、胡志群《江西汉墓初步研究》等以及以韦正《江西六朝墓葬综述》、《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相关章节为代表的综合性研究与以谢明良《六朝陶瓷论集》有关内容为代表的专题性论著已基本建立起本区汉六朝墓葬的时空框架，而如近期赣江新区（即南昌）七星堆六朝墓群等重要发现又不断为其增添了新的内涵。但总体而言，江西地区的墓葬材料相对零散，无论在数量、形制抑或是规模等方面，皆难以与两汉时期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及六朝以后以古武昌和建业（康）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相媲美。在以类型学为主导的对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初步分析以外，本区汉六朝墓葬于变化消长间所体现的历史现象也较少为学界所关注，相关问题仍有进一步深入的余地。本文即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从墓葬材料入手，结合考古新发现，对江西在从统一走向分裂的汉晋数百年间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历史地位变迁略作探讨。
一、统一汉帝国的“边缘”
两汉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帝国统治重心所在，统一中央集权下的政治向心力和军事威慑力使各类新兴事物往往孕育或汇集于此，之后影响才达都城外围以至边境地带，墓葬文化亦是如此。西汉以来特别是东汉以后，伴随砖材的广泛使用和筑造技术的进步，首先出现于两京地区的以实心小砖为建材的券顶、穹窿顶砖室墓日益兴起并风靡全国，推动着中国古代墓葬发生跨时代的变革。
鄂豫之间的交通孔道向来是南、北方人群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甚至是必经之地，由核心区域向外扩散的新兴砖室墓，或者说使用砖室墓的人群和以砖室墓为表现之一的中心文化，也多取道于此，自北而南进入长江流域。综观长江流域汉墓的发展演变，西汉晚期砖室墓正是于毗邻都城的南阳鄂北一带率先流行，进而才向南传播至江汉平原和湘江流域，相比之下，江西地区砖室墓的出现更为滞后（杨哲峰）。1980 年在赣州南郊蟠龙狮子岭清理的一座东汉早期的长方形单室画像砖墓，墓顶早年已被铲平，考古工作者从发掘现场推测其应为木构平顶墓，若判断无误，那么这种砖椁墓或可视为木椁墓与砖室墓之间的过渡形态（2017 年发掘的南昌象南中心东汉早期“M11 是南昌首次发掘砖木混合结构墓葬，为研究南昌地区竖穴土坑墓向砖室墓转变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材料尚未正式发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本区开始接受核心区域的文化渗透，先秦以来传统的土坑墓和木椁墓日渐衰落，砖室墓逐渐兴起并成为主流。
江西东汉砖室墓的数量不多，以长方形券顶单室墓和双室墓为主，其次以带甬道的凸字形券顶砖室墓居多，受北方地区间接影响而出现的前堂横列式墓如单后室的南昌第一交通路墓和上高泗溪城头 M1（图一）（上高泗溪城头 M1 全长达 11.26 米，据其平剖面图判断该墓应是前堂横列，但简报称其为“中室”与“左右耳室”且“左右耳室高度低于中室”、“中室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并列双后室的宜春下浦坝M70和樟树观上横里墓（图二）、三墓并列相连的南昌青云谱施家窑墓（图三）等发现较少，且时代多已到东汉中晚期，而迄今为止，像发券穹窿一类顶部结构较为复杂的墓葬终东汉之世也未曾在本区得见（1991年发掘的吉水城郊1号墓形制独特，结构复杂，前室（简报称“藻井”）、后室和回廊四角的藻井皆为砖/石叠涩穹窿顶，简报断其年代为西晋早期，存疑，可能早至东汉，至少也应是汉末吴初，如此规模在隐而不显的江西汉墓中可谓孤例；相似的顶部结构亦见于南昌小兰乡东吴墓）。事实上，不仅是江西地区，汉末三国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砖室墓均是以结构相对简单的券顶砖室墓为主，穹窿顶砖室墓的数量较少且分布零散，除了湖北境内沿汉水和长江一线的老河口、襄阳、当阳、武汉、蕲春等地作为北人南来的第一站有较早而集中的发现以外，其他地区如湖南常德南坪 M5、长沙沙湖桥A·M41、邵东冷水东汉墓、冷水滩老祖坡 M4、耒阳廖家山 M1（另外，湖南邵阳白仓东汉墓中“墓室为近正方形，墓砖为自四角至中部起券顶”者可能为四隅券进式穹窿顶）、江苏高淳固城东汉墓等只有寥寥数例，显然与长江和五岭之间中国南土的广大面积不成正比。究其原因，虽然不能不考虑考古发现的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当与包括江西在内的南方地区开发程度和江西在大一统时期的政治地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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