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作为晚商王朝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大邑商”无论等级、规模、人口、物质文化发达程度，还是人员与文化来源的多样性，都远超同时期的任何城邑。在任何地域生活的人群，必然需要应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生活在殷墟不同来源的人群，尤其是基层人群，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还是用其来源地文化属性的物质文化遗存，在逝去后埋骨大邑商时是否还坚持自身族群传统的葬仪和随葬物品特点，是当时社会基层日常但必须面对的事情，但这一颇为重要的问题讨论却十分稀少。
对殷墟陶器的认识，是晚商时期遗存研究的基础。随着材料的积累和认识的深入，学术界已经认识到，殷墟遗址群陶器的文化因素和来源并不单纯，构成也并不单一。殷墟遗址群陶器的主体，是由二里岗文化陶器群结合豫北地区早商陶器发展而来的。都城人员来源复杂，殷墟遗址群的陶器群中也包含有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因此晚商殷墟遗址群中的文化因素较复杂。这既是晚商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过程中开放、变化的表现，也是当时人群流动的物质反映。
由于全国各地晚商时期考古资料丰富程度及公布情况有别，考古学文化谱系构建与认知深入程度不同，即便是殷墟陶器多样性的辨识和分析，目前也尚处于起步阶段。牛世山等曾对殷墟文化多样性做出过框架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殷墟的硬陶、釉陶、原始瓷器类和徐家桥墓地发现的鄂东地区因素进行过分析，我亦曾对殷墟所发现的晋陕冀三地同期考古学文化风格的陶器尝试分析。
长期以来，对于殷墟身前与死后的物质文化遗存差异及其勾连关系的讨论，多集中在等级、铜器礼制等方面。但通过日用陶器与葬用陶器的对比，讨论不同人群在殷墟的组成线索，似乎是一条理论上可行的道路。对殷墟墓葬遗存中物质文化遗存最大宗的陶器，虽有专文讨论，但视角多集中在器物的组合规律、编年和以酒器为中心的礼制构建，将随葬陶器与日用陶器进行比较研究的视角反而较少。
在殷墟无论居址还是墓葬出土的所有陶器中，陶鬲无疑是最具指标意义的器物。鬲是商文化研究中的标志性复杂器物代表，自先商阶段至周代长期使用，具有年代学标尺作用。同时，鬲也是黄河流域到北方长城地带同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共有的主要器物，是用以区分考古学文化和人群差异的代表器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期以来中国夏商周考古的年代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研究的基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陶鬲谱系的研究。虽然陶鬲不是殷墟随葬陶器中数量最多的，但却是最具分析意义的器类。
虽然商代陶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研究目的和尺度不同，对殷墟各类陶鬲的形态分类和演变规律反映的阶段性变化已有共识。但分析目的不同，决定了结论尺度的差异。陶鬲种类繁多，形态繁杂，既往研究的分类、认识不尽相同，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逐渐深入，对殷墟陶鬲的分类也逐渐细化。但由于视角和分析深度程度不同，学者间还未有共识。比如，最新的研究中，牛世山将殷墟陶鬲可细分为三类34型（包括亚型），李晓健则将殷墟墓葬随葬陶鬲与居址发现的陶鬲皆分为9型。两相比较，牛世山的研究分析尺度较明显更为细致。
总体来看，殷墟时期陶器研究，以辨识文化因素为目的的研究刚刚开始，对于居址和墓葬随葬用用陶器的差异，更是少有涉及。由于墓葬随葬器物往往与墓主身份、等级有特定的连带关系，也较日用陶器更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主观选择。在尝试分析殷墟以外族墓地时，我曾发现不同地区的族墓地，选择的主体陶器器类存在差异，明显有以鬲为主和以簋为主两种倾向，甚至不排除有以豆、罍（罐）为核心的随葬陶器组合方式。
有鉴于此，我在下文将尝试对殷墟中小型墓葬与居址所见陶鬲进行讨论。由于讨论目的并非年代学研究，所以本文不做类型学的重复分析，采用我对殷墟陶鬲的谱系研究结论，根据足部和陶质差别将殷墟发现的陶鬲分为四大类：夹砂实锥足鬲、夹砂柱足鬲、夹砂无实足根鬲、泥质陶鬲，共22种型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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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