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青铜器纹饰涌现出多种类型，早期流行的各种凤鸟纹，特别是昭穆时期流行的垂冠大鸟纹，成为此时极具标识性的纹样。但极具特色的凤鸟纹主要集中于昭穆时期，且未能在同时期纹饰中占据主导地位，反倒是此后流行的波带纹、重环纹、窃曲纹（常与瓦纹搭配）成为西周中后期青铜器纹饰的主体，并使西周青铜器纹饰形成一种迥异于商代的自身风格。正是因为这几类典型纹饰的出现，学界一般认为西周青铜器纹饰一改商代庄严肃穆、静谧神秘的风格，形成了一种自然生动写实的风格，变形动物纹、几何类纹饰成为主导，青铜器纹饰从此褪去了神秘的面纱。这种认识在这几类青铜器纹饰的命名上得到了体现，而且波带纹、重环纹被划归几何类纹饰。虽有学者试图纠正，无奈此认识影响已深。其实，一般所称的波带纹、重环纹、窃曲纹都是抽象化形成和序列化装饰的幻想类动物纹，只有对以上几类纹饰从源流上进行梳理，才能重新认识西周青铜器纹饰的风格特点，从而揭示西周青铜器纹饰风格转变的意义。

　　一、西周青铜器典型纹饰类属辨析

　　如果将目光静态地集中在西周中后期流行的这几类纹饰上，则很难理解其中的内涵。若从纹饰源流的角度，动态考察纹饰的发展演变过程，就能分辨它们真正的类属。

　　1.波带纹

　　一般认为波带纹是西周中期偏晚阶段才流行起来的纹饰，其实它的标准形态在穆王时期已经形成，目前所见多件时代明确的铜器可以印证。山东龙口归城小刘庄出土的启尊、启卣均记启从王南征之事，其时代应属于穆王初期。启尊颈部和启卣盖、颈部均饰一周波带纹（图一∶1），波带较窄，弯曲处间隔类似半圈形的纹饰，应是标准波带纹的最初形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器物颈部装饰的波带纹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纹饰中间有一个龙首。洛阳北窑庞家沟M368出土一件铜卣盖（M368∶6），饰有与启卣同样的纹饰（图一∶2）。该墓还同出尊、爵各一件，从形态上判断，尊、卣时代与启尊、启卣接近。绛县横水墓地亦出土有形制类似的铜卣，时代应相近或略晚。盖沿和腹中部各饰一周波带纹，其中腹部波带纹弯曲处所填充的纹饰已呈明显的半环形。类似的纹饰还见于上海博物馆藏伯康簋。此外，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伯卣（图一∶3），形制与启卣类似，颈部波带纹的组成也与启卣相同。不同的是，盖面和器腹饰有与重环纹形态类似而排列方向不同的纹饰。此种纹饰系垂直层层叠压并连片成饰，装饰方向与重环纹相异，无法将其视为几何类纹饰，所以学界一般称其为“垂鳞纹”。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铜觚（76FZJ1∶86）圈足装饰有类似纹饰。这两件器物表明，垂鳞纹的出现要早到西周中期偏早阶段或更早，对于从侧面解读重环纹的含义也有帮助（详见下文）。伯卣颈部波带纹下布满垂鳞纹，这种纹饰组合再加上波带纹中间装饰龙首的特点，很容易使我们将波带纹与动物形纹饰联系在一起。其实，波带纹本身就是幻想类龙纹的抽象化表现，其最初形态可以从晚商到西周早期常见的双身龙纹上找到痕迹。如随州叶家山M28出土的曾侯方鼎（M28∶156），上腹双身龙纹波曲的身体十分写实，中间为龙首，弯曲的身体上下填充一个个环形圆圈（图一∶5）。这种纹饰组合形式与以上几例最初形态的波带纹完全一致，只是前几例身体部分已经抽象化，而不再是写实的龙躯。不过更写实的单体龙纹，在晚商时期就有例证。如殷墟花园庄东地殷墟二期偏晚阶段M54出土的三件铜刀（M54∶87、88、94），刀身上均饰有昂首向前的龙纹，弯曲的龙身上下亦填充环形圆圈（图一∶4）。但随着龙纹向波带纹的演进，这种环形圆圈开始转变为半环形，结合伯卣的装饰特点分析，其很可能就是龙鳞的抽象化表现，因为龙躯极度线条化后，已不可能在其上装饰其他纹饰，此时龙鳞就需要有其他的表现形式。波带纹发展到下一阶段，如年代稍晚于以上几件的扶风齐家村窖藏两件铜罍，形制、纹饰相同，颈部波带纹弯曲处上下填充的已是半环形圆圈演化后的类似垂鳞的纹饰（图一∶6）。至于顶峰期的波带纹，形态已十分完善甚至多样（图一∶7、8）。弯曲的龙躯形态不变，但是弯曲处填充的除了多见的鳞纹外，还有角、首甚至兽面等形象，已有学者依据波带纹的构图方式与空隙间的填充纹饰，将之归入“简省与变形动物纹”类。因此，根据波带纹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将其称为“龙躯纹”，表明其抽象形态的原型。但要指明早期龙躯纹身体弯曲处填充的半环形纹饰源自鳞纹，还需要进一步解读重环纹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