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东周时期，北方长城沿线农牧兼营人群在秦、赵、燕等列国的冲击下，部分被中原农耕文明浸润并逐渐同化，成为华夏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深入认识北方长城沿线农牧兼营者华夏化的过程，本研究以冀北山地张家口地区为主要研究区域，以白庙墓地出土人骨为研究对象，重建了白庙先民的食物结构，综合分析了白庙先民的生业经济与文化面貌之间的关系，以及白庙先民为代表的农牧兼营者融入华夏集团的生业基础。白庙先民的δ13C与δ15N(－8.6‰±0.6‰，9.9‰±1.0‰，n=41)显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当地居民以粟、黍两种谷物及用粟作农业副产品饲养的家畜为主要食物，畜牧业产品仅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分析认为，白庙先民对于粟作农业的依赖或承袭于本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生业传统，而畜牧经济的出现则可视作当地先民在牛羊畜牧业随东西方文化互动不断东传的大背景下，根据生态过渡地带资源环境的特点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如果说以农业为主、兼有畜牧业的生存策略是本地作为北方草原畜牧区与中原农业耕作区之间缓冲区在生业经济方面的呈现，那么白庙先民对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依赖则可能是战国中期之后冀北山地被纳入华夏列国统治疆域的生业经济基础。
关键词：白庙；碳、氮稳定同位素；生业经济；华夏化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北部边疆地带(又称为北方长城沿线)作为连接黄河流域农耕区和欧亚草原畜牧区的通道而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文化面貌。这一绵延数千公里的文化带孕育了一大批农牧兼营或畜牧为业的族群，其中包括先秦两汉时期文献史书中反复出现的戎、狄、东胡诸族，以及后来的匈奴联盟。北方长城沿线的农牧兼营者在中原农耕人群和北方游牧人群之间起了缓冲器的作用，他们与农耕人群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碰撞和文化融合，最终于东周时期部分融入秦、燕、三晋等列国文化。这一过程代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大历史进程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由于先秦文献大多散佚，存世者多语焉不详，再加上史料文献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核心的叙事方式，导致我们对于北部边疆地带诸多族群融入华夏文化圈的过程并不十分清楚。如何在文献之外另辟蹊径，重建北方族群融入华夏的历史过程，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为此，有必要分区、分期地对相关遗址和地区开始细致的文化谱系、人群结构、社会形态、生业经济等研究工作，并将各方面的认识予以综合，从考古学的角度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总结和阐释。
本文关注的冀北山地位于北部边疆地带中段东部，本地在春秋初期至战国早期(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文化遗存可归入玉皇庙文化的范畴，或与文献中的“狄”有关。作为中国北方青铜文化晚期的代表，玉皇庙文化的形成被认为与关中、陕北等地西周晚期至东周时期以花格剑、虎形牌饰等为主要特色的青铜文化东向传播密切相关，其发展过程中还吸收了包括殉牲、青铜连珠泡饰在内的以畜牧经济为主要特色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玉皇庙文化存续期间，一直与以燕文化为代表的东周列国农耕文化紧密互动。春秋中期晚段开始，玉皇庙文化的大中型墓中屡屡可见三晋两周地区流行的青铜礼器与兵器;战国早期开始，随着燕文化等中原文化的强势北进，以玉皇庙文化为代表的土著文化逐渐衰落，冀北山地人群在华夏文化的浸润下，至迟于战国中期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诸多考古学研究领域中，生业经济的研究近年来为学术界逐渐关注，并已经发展成为认识文化变迁与社会演进的重要视角。这是因为，饮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饮食及相关生业活动和文化行为对人和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塑造无所不在。就考古学研究内容而言，饮食相关的生计活动会极大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心理状态、文化认同、宗教观念、艺术形式等，并在聚落布局(宏观和微观)、建筑方式、储藏设施、器物组合、工具类型、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方面留下烙印。具体到东周时期的北方长城沿线文化带，如何理解生业经济在当地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对于玉皇庙文化人群等相关戎狄族群融入华夏这一过程的影响，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玉皇庙文化生业经济的认识分歧较大。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支以畜牧与狩猎为主、农业为辅的移动性较强的文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玉皇庙文化居民是定居的农业人群，尽管畜牧与狩猎活动仍然非常重要。鉴于此，本研究以北方长城沿线中段东部冀北山地的张家口白庙墓地为对象，采集部分墓葬的人骨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复原个体与群体食物结构的基础上，将分析白庙先民的生计方式，为认识该墓地所代表的玉皇庙文化的生业经济状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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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