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定具体时限来制定中长期规划以统筹安排经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工作，凝聚国家战略意图在各领域的工作重点，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和行为，引导并聚集资源，始自苏联。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建设的开端，同时也是人类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和宏观指导、调控与引导方式，使其开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较为迅速地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科技研究，尤其是尖端技术研究亦宏观调控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可以取得快速突破的成绩。鉴于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较普遍地借鉴其经验，迅速编制实施各自国家的五年规划，这些国家中就包括中国。
1955年，为了解决我国科学发展问题，并配合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制定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并就规划的目的、要求、注意原则以及内容作出指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首次对各学科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宏观规划，是我国各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至1956年，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的规划工作方案《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基本起草完毕。
但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由于学术界知晓人少，亲身经历该事件的当事人多已辞世，因此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湮没无闻。近年来，在储著武的关注与推动下，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定背景、过程轮廓已大体蠡清。同时，他对历史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编制过程也进行了详细梳理。而关于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定过程却尚待描摹。在爬梳已公开出版的日记、回忆之后，大体可以廓清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编纂与修改过程。以下，我将对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的起草、制定、修改和落实过程略作叙述，以使这段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上的大事不至湮没。
一、《规划》的起草筹备过程
1955年9月15日，中科院第39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科学院十五年发展远景计划的指示》，要求自当年10月份起，中国科学院各个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讨论制定本学科的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随后，哲学社会学部所属的历史、考古等所都开始讨论制定本学科的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至迟在1955年10月28日，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所属各所就已经开始开会讨论制订远景计划了。而国家决定制订十二年远景计划的要求与科学院的规划制订设想几乎同时。于是，科学院的十五年远景规划也就自然转变成了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中国科学院对制订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的安排，为后来国家制订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做了很好的准备，所提出的大部分任务都被纳入了十二年科学规划之中。11月4日，科学院学部常委会上，正式讨论了各学部长远计划的制订问题。
1956年11月29日，夏鼐视察黄河水库工作队的工作，自洛阳出差返回北京。11月30日，他至所了解进来工作，“下午与靳主任谈布置下月工作，以讨论远景计划及明年计划为主”，这是夏鼐第一次明确提及考古所已经介入此事。但从《夏鼐日记》看，在洛阳时候，夏鼐已经知道了各省市在编写远景计划。11月3日的日记中，夏鼐记“蒋若是、郭文轩二君来，谓市府文教科要求远景计划材料，在郭（宝钧）先生处大家商讨一会儿”。考古学科需要编制的远景规划，夏鼐作为考古所业务副所长，可能较早就已经知道。11月19日，文物局庄敏去洛阳，见到了夏鼐，二人也可能商谈了对远景规划编制的工作。《日记》中记，“晨间庄敏同志由京来洛，略谈工作情况”。所以，夏鼐在回京前，必然已是知道国家要编制考古学远景规划的。
12月3日，夏鼐主动去文物局，与张珩、陈滋德商讨“远景计划”事宜。12月15日，所长郑振铎来所，召集所内人员谈远景计划问题。当日下午，夏鼐又去古脊椎所，讨论远景计划，从后来《规划》的内容可知，《规划》中的旧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是由古脊椎所负责编写的[7]。所以从《夏鼐日记》这几日的记录推测，不排除在和文物局及郑振铎商讨后，夏鼐去古脊椎所落实了分工细节。
与此同时，到12月中旬，国务院因为哲学社会科学意识形态要求较强，因此在制订起草时确订“由中宣部领导，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做具体工作”。中宣部随即成立了制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计划的九人小组，由周扬具体负责。到12月27日，九人小组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按学科设置11个小组分头制定不同学科的长远规划，包括要发展的研究项目、培养的研究人才等问题，其中第三组为历史组，成员有范文澜、刘大年、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张稼夫、黎澍、向达、陈垣和夏鼐。按照当时《规划》编制的通例，中宣部要求，在正式起草前，科学院、高教部和行业主管行政机构需要分头从自己所属的系统中提交《规划》所涉及的起草人员和专家组名单。同时，各个学科都需要列出学科现状分析和现有资料、工具书情况。至迟在1956年12月，不同学科即以由各相关研究所开始组织整理基础信息数据并向上报告。
12月20日，中科院召开党组扩大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传达了中央关于文教工作的指示，该指示强调“1、两年内把全国科学力量组织起来。包括科学院、大学、实业部门等四个方面。七年建立全国十个中心，十二年达到世界水平。2、十二年出副博士一万二千人，博士四千人。主席指示，科学工作重要，科学家中有怕困难，怕赶不上的思想，要克服科学家中的保守思想。”潘梓年在会议上也发表了讲话。这次会议，实际上是长远规划编制的动员会，也是统一全院思想的会议。
张稼夫，原名张法古，是山西文水人。1927年在武汉加入共产党，在武汉中央农民讲习所任教员。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到上海，任上海中央研究院社科研究所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南京市委筹委会书记。抗战期间他在晋西解放区任山西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任中共中央晋绥敌工部部长、分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组成员，长期主管宣传工作。1949年3月，张稼夫奉调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担任宣传部长，并任西北局常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底，他调任科学院，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1953年初兼任副院长，是中科院党务和人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主管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直接领导人。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1927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华日报》的首任社长。1947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研究室主任。中原解放后，他辗转郑州、开封、武汉等地筹办中原大学，任中原大学校长，同时兼任中原大区的中原人民政府人民教育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1954年因为中科院筹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他被调去承担筹建任务，并担任哲学社会学部副主任、分党组书记兼哲学所所长，是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潘梓年不但资格老，党性原则和马列修养也很强，所以深受高层的信任，是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负责人。
他们两人的讲话和文件的传达，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最高层向科学院院属部门布置任务。12月21日，哲学社会学部召开常委会，其中讨论了长远规划中的缺门、各类指标等问题，会议决定大部分具体工作交由刘大年主持经办。
刘大年，湖南华容人，23岁即奔赴陕北，毕业于陕北抗日军政大学，之后长期在冀西、冀南的抗日根据地工作，是老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出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1950年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以后，他调入近代史所任研究员，同时兼任科学院编译局的副局长。因为当时科学院党员干部尤其是具有研究能力的党员干部稀缺，而刘大年本人是解放区的老党员，所以很快成为科学院的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他就开始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和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因为近代史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且身体不好，所以近代史所的日常所务工作都是由刘大年负责主持。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上述工作和身份的安排都可以看出，在科学院和中宣部上层，对刘大年政治、思想和学术的信任。
由于科学院的整体工作部署，刘大年从新年伊始就开始为长远规划而忙碌，在日记中，他对这些事情多少有些显得有些不耐烦，多次记录“忙于有关远景计划的许多零碎事（1月3日）……规划杂事多（1月4日）……下午组织计划规划工作（1月11日）……整天是搞长远规划活动（1月12日）……上午所长会，规划问题，下午规划填部门表格（1月13日）……处理规划和学部有关的杂事”。
在科学院紧锣密鼓进行布置和组织，考古所对考古学远景规划的编写当然也很重视。1956年1月5日，夏鼐在日记中记录，他审阅了学部关于远景计划的文件，由于档案材料未公布，未知夏鼐所看的文件内容。但1月6日，夏鼐应邀赴历史三所，参加学部十二年远景计划的讨论会。当天，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召开历史考古学科发展规划会议，制定历史考古学科的十二年发展规划。会议由胡绳主持，翦伯赞、尹达、侯外庐、向达、胡绳、夏鼐、黎澍、范文澜等人参加会议。所以，在1月5日夏鼐审阅的文件很可能与次日召开的会议有关，不排除是会议通知或会议审议讨论的相关资料。在1月6日的会议上，基本上确定了历史、考古学科的十二年规划的主要目标和编写大方向。由于未见会议纪要，不知道作为考古所代表的夏鼐，和同时参会但对考古情况熟悉的尹达作何表态。在这次会议之后，作为《规划》编写承担单位的考古所，明显将《规划》作为近期工作重点，开始组织人力进行编写。
1955年底到1956年初，考古所有两件重点工作同时进行，除了《规划》外，由考古所具体承办的首届全国考古工作会议正在组织筹备召开的关键阶段。同时，考古所的工作正轨化也在同时展开，商定第一届所学术委员会名单和召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议的事情，也在同时酝酿筹备。从后来的事情的实际发展走向看，考古所将《规划》编制和首届全国考古工作大会、学术委员会召开这三件事情结合在一起进行，加快编写《规划》的提纲或框架，在首届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中组织讨论，同时，在召开全国考古工作会议期间，召开学术委员会会议并听取学术委员对于《规划》的编写意见。
考古所的编写工作进入加速度的同时，在国家层面，对于科学研究的规划要求在年末年初的多个场合被不断强化。这其中既有苏联援华的要求，也有我国自身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宏观规划原因。1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为期六天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规格很高，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同志均出席了会议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中共中央在该会上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同时明确要求“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要制定之际的发展规划”，且要求“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下，以最紧张的努力争取在12年内使落后的中国科学文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周恩来的表态和作为国家的要求，无疑在客观上为正在编制的《规划》增加了工作动力和压力。郭沫若代表科学院在大会发言，汇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缺门”问题，而汇报的稿件由刘大年负责执笔。周恩来在发言中强调“我们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并不是把产业部门的力量都抽调到科学院来。但我们不能保守主义、本位主义，如果不集中一些人就没有办法加强科学院。各单位输送一点人到科学院提高了水准，对生产是有利的”。
知识分子会议结束后，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了中科院四大学部负责人吴有训、竺可桢、严济慈和潘梓年的汇报。潘梓年代表哲学社会学部介绍了哲学社会科学远景计划的制订情况和必要性[1。1月23日晚，科学院召开党组扩大会，传达了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布置了1956年科学院的两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全面规划的工作”。1月28日，哲学所社会学部又召开了学部联席会议，专门讨论规划问题。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范长江传达了陈毅、李富春与陈伯达等人关于长远规划的指示，要求“1、领导、中国专家和苏联专家相结合。光有专家讨论不了解领导意图，往往浪费时间；2、三个部门配合。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因为任何单方面都是资料不够，力量不够；3、反覆。不能一次两次就搞成。简单化做不成。（要）不怕推翻原来的方案”。会议传达李富春对长远规划的意见是“一定要认真搞，一定要搞好。需要一年搞一年，需要半年就搞半年……一定要以苏联和国际成果作基础，不能拿落后情况作基础。改变了这一点，就不是先进规划。此中要注意：（一）规划的内容要求是什么。（1）重要的空白的学科，不是一切空白学科，什么都补用不着。（2）综合的大题目，如黄河之类。（3）科学上的关键问题……（二）人和机构、进度、分工和配合的问题。整个地说以科学院为中心。高教部的任务：（1）了解人员设备情况。（2）调教授参加。（3）派遣留学生”。对于后续具体的工作安排，按照刘大年的记录，将是“（1）分部门讨论。（2）高等学校、科学院调人集中分组分学科审查，总要有二三百人。二月十五号后大集中。已拨西郊宾馆两座楼。（3）分工。社会会学科由宣传部做……二月十五以前各部门完成自己的初步方案，二月十五以后集中审查。三月十五以前完成第二阶段，脱产需要两个月。四月谈判，五月定案，六月行动”。陈毅对这一指示的补充说明是“（一）科学院的长期建设应和这次长期规划结合进行，不是科学院的，是全国的规划。有了全国的，科学院的就迎刃而解了。（二）科学院规划要有重点，不是一切都要补起来。（三）宁肯在其他方面受损失，各部门要拿出人力进行此事。”在联席会议上，新任的驻科学院苏联总顾问拉扎连科发表了意见。各学科都提名了制定计划和正反面的意见，最终确定社会科学“（一）分三方面进行。1、科学院有研究所的归所。2、科学院没有所，外面有单位负责的，（由外单位承担，如）法律、教育、国际问题。3、两边都没有的，科学院学部负责。（比如）亚洲、民族、艺术史、科学史、宗教无神论。（二）结果，做了三套东西：1、资料；2、缺门；3、规划”。
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主管国家一切有关计划经济和规划的事宜，更主要的是，李富春主管经费审批。而1954年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除担任常务副总理外，还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工作。1955年5月10日，周恩来召集陈云、习仲勋和陈毅三位副总理再次研究分工问题，确定陈毅分管国务院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所以，涉及全国科研、文教工作都是陈毅的分管范围，科学院更是陈毅直接分管的单位。因此，对于制定全国性科学研究长远规划的事情，陈毅和李富春都需要出面协调并确定工作的大方向。
1月31日，国务院召开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动员大会，陈毅、李富春参会并作了报告。李富春的报告是《关于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问题的报告》，提出要做到十二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有五个有利条件，“（一）毛主席提出了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号召。全国的科学界、知识分子正在响应。这是一个推动力。在这种情形下，党对科学、技术事业会全面地支持，并为之创造条件。（二）有苏联为首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技术援助……（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天天发展，新的工厂、学校不断在新建和扩建。新鲜事物一天天在我们面前出现……（四）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科学技术队伍，有专家、讲师以上大约十万人……这个队伍不算小。（五）全国工人农民正以无比的热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提出了制定规划的原则是“（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二）长远的需要和当前的需要相结合。（三）区别中心的、重点的学科和技术和一般的、普通的、辅助的学科和技术。（四）各单位和个人的研究计划都要服从于国家全盘远景计划。”他明确了社会科学的远景规划由中宣部主持进行，但“现有人力要注意加强科学院”。同时，他对远景规划的工作时间表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二月十五以前各学部分别讨论，然后科学院讨论。二、二月十五号以后，集中一批人专门综合审查。时间为二月十五到四月十五。集中的人脱离其他工作。不脱离其他工作的人也要参加讨论。没有集中的科学家，不是没有责任，等于半脱离……哲学社会科学同样很重要，特别是哲学、经济学更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由中央宣传部组织科学院的社会科学部进行”。
李富春的讲话强调“这是中国科学家空前的、艰巨的，但是光荣的一个任务。只要领导重视，科学家思想上一致起来，这个规划是可以完成的。规划准备反复讨论修改，并在执行中不断地补充修改。有了这个规划，便为中国人民的科学大进军开辟了道路”。
陈毅在讲话中也强调“做这个规划是不是野心太大，冒进。不是的！……关键在于共产党有勇气把科学掌握在我们手里。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是因为我们落后，斯大林说，谁落后谁就挨打……搞科学规划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反对的借口，一定要突破这一关。搞规划先要推开，然后收拢。各种怪论都可以讲，要放手。”
这次会议基本上使所有参加长远规划编制的单位和领导，在思想上明确了这项任务的重要程度，也明确了最高层对这一任务的重视程度，会议为长远规划确定了工作方式和时间表，也从组织形式上确定了《规划》的编写流程和设立规划制定管理办公室，并任命了刘大年为办公室主任。可以说，在上层已经统一了思想，安排好了工作的后勤管理及组织机制，工作的任务开始分解到各学科与各研究所。党中央和国家最高层如此重视《规划》的编制，工作的压力自然转移到各编制承担单位。
在这种背景下，考古所对于制订《规划》当然不敢怠慢。1月16日，夏鼐提交了自己对学部远景计划的书面意见，当天下午又参加了全国考古工作会议的筹备会。1月28日，考古所召开了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成立会和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商讨了十二年远景规划会的草案。由此可知，至少在1月28日前后，考古所已经拿出了一份可供讨论的初稿。而此时，距离夏鼐参加科学院历史学部的规划编制会议刚刚过去了20天时间。
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成员，是在科学院的统一要求下，经过了长期酝酿并仔细斟酌的。1955年3月17日，科学院院务常务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国科学院研究所学术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决定分发各研究所执行。按《规程》要求，为加强学术领导，科学院所属研究所应设置学术委员会。《规程》要求，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应该包括所长、副所长、学术秘书、研究室主任或相当于研究室的研究组组长、所内主要科学家和研究所党组织的代表，并邀请院外研究机构、高校和生产部门科学家参加；委员人选由所长提名，学部审议，院务常务会议批准。
自《规程》下发后，到考古所推选出首届学术委员会，长达10个月之久，可见考古所的慎重。首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尹达、李文信、陈梦家、夏鼐、徐炳昶、徐鸿宝（森玉）、黄文弼、郭宝钧、曾昭燏、裴文中和郑振铎，共11人。这11人中，除郑振铎、徐森玉外，绝大多数都有民国时期的考古学习与发掘经历，也是当时中国文物考古工作在中央和地方的实际领导人。而郑、徐二人却又有较高领导地位和较强的金石学研究能力，所以《规划》的草案由他们讨论，应该说代表了中国考古、文博行业核心管理与最高研究人员意见。
2月2日，科学院召开院务会，确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编制的具体事宜。会上确定了编写规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修改草稿并确定资料，第二步是审查并完善初稿。要求各学科“都包括五个内容。A中心问题，专门著作。B编写教科书。C编译出版的重要工作。D补足重要的缺门、加强薄弱部门。E干部培养计划。在这五个方面，目前最困难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确定研究的中心问题。有了中心问题，就能说明我们的研究方向，规划研究题目。中心问题是我们的计划草稿中缺乏的一个项目”。会议要求确定各学科的中心问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A各学科中可能有若干中心问题，在讨论中要确定哪一个、哪几个是最中心的问题。要成其为中心问题，必须（1）是这个学科中的关键，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推动一系列的研究工作。（2）中心问题是可能从各方面去接触去研究的。（3）中心问题是和本门科学发展和当前的经济文化建设都有密切的、广泛的联系的。B中心问题研究后要排队，谁先谁后。中心问题在配备人力等方面要保证其优先的条件。C提出国内外情况说明资料。D措施、研究题目和人力配备”。按照刘大年的记录，院务会确定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由各部门调人组成，学部负责组织“1、和科学院各所、各学术团体的联系由办公室负责，各所一律不对外、免得引起混乱。2、与政府各部门的联系，由中宣部科学处负责”。当天下午，刘大年即带领办公室进驻西苑大旅社。
同一天，考古所协商后，决定抽调并派遣金学山去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参加远景计划编写小组的工作。从《夏鼐日记》的记载看，金学山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都在学部作为起草人员专职联络秘书工作，开始驻西苑宾馆的规划办公室工作。
金学山，上海人，是北京大学1949级博物馆专修科学生，1952年大四期间，参加过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在洛阳和郑州的发掘。1953年毕业后即分配到考古所工作。按《夏鼐日记》的记载，在结束《规划》编写后，他曾动议调往中央民族学院（案，即今中央民族大学）工作，但后来还是留在了考古所从事考古工作。他曾在西安半坡、内蒙古河套地区和湖北进行田野工作。在张云鹏调离考古所后，他接任考古所长江队队长，主持领导了青龙泉等遗址的发掘。晚年因高血压造成血栓身体不便，1988年退休。1956年初被调回参加《规划》的秘书组工作前，在半坡遗址工作。
2月4日，张稼夫召集召开了规划编制会议，提出“规划是国家的全面考虑，然后分工进行。因此，拿出的草案是以科学院为中心的全国性规划”。此后，办公室在刘大年的具体领导下，密集展开工作。2月17日星期五，是大年初六，中宣部九人小组会议，刘大年参加。周扬在会议上要求规划的编制中，“首先要完成教科书，教科书要放在第一位”。
二、《规划》的专家组成员组成
2月3日，夏鼐和苏秉琦、王明一起讨论了远景计划的修改，向金学山布置了调查国内专家的任务。在1956年初，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单位重新整理远景规划参考资料，并给出了各学科远景规划参考资料的整理提纲。通知说“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前曾整理远景规划的参考资料，但该资料分类不明晰，不能使人一目了然。并且资料不完备，错误地方尤多，有著名专家不见其名的，有不应列入或属其他科学部门的专家而列入本门科学的，甚或有已死而仍列在表上的，种种舛误，以致该资料不能用作参考依据。为此，必须重新整理。因为需要紧迫，希望接到通知后，即可组织人员，按照后面所附提纲，从本日起，在四天内整理完毕，需要补充的补充，需要调查访问的，应即派人调查访问，其中已有基础的尽量利用原来的基础，务期求其详尽正确”。从行文看，这个通知应该是下发到了每个相关院所，但由于目前各研究所档案公布情况不明，不知道具体的公文流转时间。但根据文件的附件提纲可知，通知要求补充的项目主要是：一、专家名单；二、本门科学翻译力量情况；三、工具书编纂情况；四、本门科学的资料、档案情况，有多少资料，存在何处，目前管理、整理和使用的情况。
附件对这些内容都有较细致的要求。对于专家，当时对于专家库的范围下限是中级职称及以上，且需要有专家的著述等情况描述。
对翻译力量情况，《通知》要求，“1、在学术上有深造并有翻译能力者有哪些人，现在所处工作。2、在学术上虽无研究，但懂某种语文，有翻译能力或已有翻译者有哪些人，现在何处工作。3、能够把顾问翻成白话文的有哪些人（指明何种书，或何种学科），现在何处工作。”说明《规划》的翻译要求不仅仅有中外互译，还有文言的白话翻译需求。
联系《夏鼐日记》的记载，不排除安排金学山补充国内专家，是因为这分紧急文件通知的要求。虽然目前我们无法得知专家名单和专家信息统计的细节情况，但可能是由考古学科最终提交的名单还是颇值得深究的。
按照最终上交并公布的《考古学远景规划专家名单》，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共有51人。《名单》按时代对专家进行了分类。
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共四人，分别为：袁复礼、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案：名单备注“副研究员”）。专家表说明“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密切联系着，现由我院古脊椎研究室担任此项工作，专门攻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很少。根据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及地质学院的有成就的科学家二人，附带顾及者二人，约共四人。其中属教授研究员级三人，副研究员一人。其它青年干部，闻古脊椎研究室有研究实习员一人（案：承王世民先生相告，或即邱中郎），北大有助教一人（案：当指吕遵谔）。”
新石器时代专家十二人，分别为：尹达、夏鼐（名单备注“兼长汉唐及西北考古”）、安志敏、石兴邦、佟柱臣（北京历史博物馆）、林惠祥（名单备注“兼长民族学、民俗学、博物馆学”）、何乐夫、荆三林、顾铁符（名单备注“曾在武汉大学讲课《考古学通论》”）、曾昭燏、尹焕章和赵青芳。专家名单表有一段对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的说明文字，摘录于下：“新石器时代考古，过去基础薄弱，现有新老专家都不多。据科学院、各大学及文物机关的现有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约为十二人，教授研究员级六人，讲师助理研究员级六人（其他研究实习员助理级约有六、七人）。”在名单中的专家，尹达、夏鼐、佟柱臣、曾昭燏、尹焕章和赵青芳是在1949年以前参加过实际考古工作的人员。1949年后，除尹达、夏鼐在考古所工作外，佟柱臣当时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尚未调入考古所。曾昭燏为南京博物院院长，尹焕章为南京博物院保管组组长，赵青芳为南京博物院考古部主任。
林惠祥时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在1949年以前，林惠祥曾于1929、1935年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赴当时仍被日本侵占的台湾，调查了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并进行了高山族调查。1937年他又自费赴闽西，在武平调查，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几何印纹陶遗存。抗战期间，他流落南洋，但仍坚持调查研究，甚至在1941年在马来西亚发现并发掘了吉打史前洞穴遗址。1947年，林惠祥回厦大任教，因保护进步学生，传播进步思想而入狱。1949年以后，他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任教之余他还在福建龙岩、惠安、闽侯、长汀一带进行田野考古调查，发现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据此写出了《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锛》、《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等著作。
何乐夫（士骥），浙江诸暨人，出生于1893年，时为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求学于浙江师范学院和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抗战前曾任职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是西北史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中法大学等校的文字学及文史考古诸课讲师，曾编有《考古学提纲》讲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师范大学内迁，与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合组西北联合大学。他应聘在西北联合大学史学系，并兼任陕西考古会代理工作主任。1949年前，他曾考查北京地区的文物古迹，获得实地考察，并曾与刘厚滋、徐炳昶、顾颉刚等学者合作，对南北响堂山石窟及其附近的石刻作了详细的登记考证，并作了图录和论述。内迁至陕西后，他调查了长安鱼化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撰文发表，参与了陕西城固张骞墓的发掘整理工作，并在西安、兰州进行过一系列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兰后，他留在甘肃任教，并率领学生在兰州的十里店、崔家庄、孔家崖、安宁堡、徐家湾、盐场堡、四墩坪（今城关区伏龙坪）、太平沟、十五里铺、西果园、土门后山；临洮县的辛甸（今辛店）、寺洼等遗址作了考古调查和试掘、清理，撰有《兰州附近古物调查》、《十里店新发现屈肢葬与交肢葬》等散见于民国时期报刊。1946年师大校庆时，他举办过历史文物展览，这也是甘肃文化史上破天荒的大事。因其在甘肃文物考古界的地位，1950年他随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赵望云接管了国立敦煌研究所，1952年兼任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参与并负责筹建了甘肃省博物馆。
荆三林，河南荥阳人，时为山东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1930年他曾在河南省立博物馆任练习生。1934年至1935年，他写出《瑞人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于1945年发表，提出中国文化源于中国本土。1935年，他加入当时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侧重于博物馆学的研究工作。1947年在国立兰州大学任教时期曾出版发行《史前中国》一书。1948年他因参加地下组织在西安特种刑庭受审，被组织营救后去了解放区。1949年他与苏联学者司大力克率队在松花江流域进行过史前考古调查，调查报告在莫斯科出版。1950年后他在多间大学辗转。
顾铁符是清代学者顾高栋的后裔，在1949年前，曾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曾协助杨成志在海丰一带做过一些调查工作，在高剑父、岑仲勉的指导下，学习过国画和石刻知识。1950年，他作为地下党转入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先后担任文物局业务秘书和文物科科长，在1952年参加了考古所领导的长沙基建发掘工作。1953年8月兼任武汉大学讲师，讲授考古。1954年全国大行政区行政机构撤销，顾铁符转入北京文化部文物局工作，任业务秘书，后来由文物局调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晚年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
名单中石兴邦、安志敏两人虽然当时还是考古所的助理研究员，却是考古所当时的青年业务骨干，前者在西安主持半坡遗址的发掘，后者已经作为黄河水库考古队的副队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虽然职称不高，岁数不大，但在当时已是独当一面的青年专家。《规划》将他们列入专家名单，虽然不能不说有考古所的影响在其中，但从二人后来的学术成就看，却无疑是十分相称的。
商周考古在1949年以前，是中国考古学的核心，学术积淀深厚，相关学者也较多。所以，《规划》专家名单对商周考古人员的名单所列最多，共有18人。名单中对当时商周考古的研究人员储备情况有一段描述，“殷周考古的基础较强，但以偏重用甲骨和钟鼎文字研究的老科学家居多，后起的青年干部则较少。现科学院、各大学及其他文物机关的人数统计共约十八人。其中教授、研究员级十五人，讲师助理研究员级二人。而研究甲骨金文的占十人。（其他助教、研究实习员级的约有八、九人）”。18位专家中，有郭沫若、郭宝钧、陈梦家（名单备注“专长甲骨及铜器研究”）、王伯洪（备注“专长战国考古”）、陈公柔（名单备注“专长战国考古”）、徐森玉、徐中舒、张政烺、王献唐、邹衡。名单中还区分出殷周考古的甲骨文及金文部分专家，除郭沫若、陈梦家外还有李亚农（备注“专长甲文研究”）、胡厚宣（备注“专长甲文研究”）、于省吾（备注“专长甲文”）、唐兰（备注“专长甲文”）、商承祚（备注“专长甲文”）、孙海波（备注“专长甲文”）、容庚（备注“专长金文”）、杨树达（备注“专长金文兼甲文研究”）。这些人员都是久负盛名的研究者，除了在中央单位任职者外，其余几人都是各地商周研究的领军人物。王献唐时任山东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地志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兼山东省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李亚农时任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胡厚宣时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于省吾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教授，商承祚、容庚时任中山大学教授，杨树达时任湖南师院历史系教授、孙海波时任河南师院历史系教授。
名单中最年轻的邹衡，1955年刚刚从北大历史系副博士毕业，入职兰州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在名单汇总阶段甚至尚无著述发表，但他是新中国第一个商周考古方向的副博士。夏鼐对邹衡十分重视。1956年夏，夏鼐去新疆协助举办自治区首届文物干部训练班并讲课，飞机来往经停兰州时，都曾亲自去看望邹衡。7月17日去看望邹衡时，邹衡带领学生去西安参观未能见到。8月4日再到兰州，中午稍事休息后又亲自去兰州大学看望邹衡，这成为后来在兰大引起轰动的美谈。邹衡后来在中国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发展证明，1956年初确定的商周考古专家名单，选入邹衡，的确是夏鼐等人慧眼识人的结果。
名单中考古所的王伯洪，在后来的考古学史中，少有人提及。王伯洪在当时考古所中尚为助理研究员，他原是史语所图书史料整理处的工作人员，但因为他是地下党员，在1950年考古所成立后，是当时所内少有的党员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考古所除办公室主任靳尚谦外，王伯洪一直是唯一的业务党员），也是所党支部成员。由于特殊的政治身份，他也兼任了所学术秘书，可以列席参加考古所重要事务会议。王伯洪在进入考古所后，即被刻意培养，不但参加了辉县发掘，在1951年后参加陕西调查发掘团，与苏秉琦等人一起进行了西安调查。1952年他参加文化部文物局、考古所和河南省、洛阳市合组的“洛阳区考古发掘队”，参加烧沟汉墓发掘。1953年考古所成立商周研究组后，他先任组秘书，后来担任副组长，被派往主持沣西张家坡西周遗址的发掘，成为考古所丰镐队的首任队长并主编出版了《沣西发掘报告》。王伯洪与安志敏、石兴邦、王仲殊、马得志这五个年轻人，当时深受考古所器重，因此外界对他们曾有“五虎上将”的戏称。
汉唐考古在1950年代考古工作走上正轨之初，一方面因为全国考古工作人员稀缺，另一方面则因为“古不考三代以下”的原因，不太受重视。但《规划》对汉唐考古的专家还是认真加以遴选。名单对当时汉唐考古归类为“汉唐宋考古”，认为“自汉至宋时代悠长，但该段落考古工作者少。现有人数中，亦有兼顾及者。如西北考古寥寥几人而已，又非尽专力从事西北考古。现据科学院、各大学及文物机关中人数统计，共约十七人。其中教授、研究员级九人，副教授、副研究员级二人，讲师、助理研究员级六人（其他助教、研究实习员级约八人）。”名单中的17位研究者中，有黄文弼（备注“专长新疆地区考古及西北史地”）、苏秉琦（备注“兼擅新石器时代及殷周考古”）、许道龄（备注为“助理研究员，专‘北京庙宇调查’”）、王明（备注“专科学技术史及思想史”）、王仲殊、李文信、傅振伦、赵万里、阎文儒、陈直、王振铎、冯汉骥、陈万里、宿白、成恩元等人。另外，名单专设汉唐考古（西北考古部分），提出 “从事西北考古研究的专家过去和现在都很少，除夏鼐、黄文弼已见前外，据科学院内现有的人数，尚有研究员级二人，对敦煌学都有研究”所列名单为向达和贺昌群。这份名单中，大部分学者久负盛名。唯许道龄、王明、成恩元三人较少被人提及。
许道龄时任考古所助理研究员，他毕业于北平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去日本留学，但1936年因身体原因弃学回国，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参加并主持了抗战前北平寺观庙宇调查工作。这项工作原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为编纂《北平志》而进行的，对当时北京内外城十一区的现存庙宇进行了全面记录，不但绘有各庙宇的平面图，还对庙宇进行了拍照，对庙内所有的碑刻和主要器物进行过拓片工作，共制作金石拓片4000余张。在这项工作进行过程中，他就曾出版《北平庙宇通检》两册。他对南洋史地、道教史等问题都有过研究，在抗战前就已是小有名气的史学新秀。
王明，又名王则诚，是夏鼐的温州同乡，时任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并兼任考古所所务秘书。他1932年考入北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回乡参加抗日就亡运动。抗战期间，他考入西南联大，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治道教史。1947年入史语所工作，1949年以后由历史所调入考古所，参加了考古所的筹建。1950年曾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进修，因此回到考古所后任所务秘书。当时考古所与科学院、文物局之间的函件往来，所务会的记录工作，多由他处理。1957年，王明调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晋升为研究员。王明还努力从考古的角度进行研究，曾利用道教文献资料撰写发表关于古代造纸的文章。因此在《规划》的专家名单内，列入他的名字，估计仍是为了日常工作的方便，注明他研究“科技史”，当是权宜之计。
成恩元，是山西文水人，时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193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从裴文中学习考古学，是当时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第一位专业学生。1943年毕业后，曾在山西吕梁山地的隰县、吉县、乡宁等地进行过考古调查。后又考入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研究院考古部随郑德坤攻读研究生，成为燕京大学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个考古学研究生，也是是中国大学培养的第一位考古专业毕业生和研究生。1945年初，因日寇侵华，其山西老家的母亲和哥哥惨死，他奋而参军抗日，参加了抗日青年远征军而肄业。1947年起，在华西大学博物馆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西大学博物馆并入四川大学博物馆，他因之调入四川大学博物馆并兼任川大历史系讲师。1954年代理川大博物馆馆长。在1949年时，他在华西大学曾开设《史前史》课程，1953年起又在四川大学开设《考古学通论》课程。1944年，他在四川大学校内曾发掘唐墓，发现了著名的唐印本《成都县龙池坊陀罗尼咒本》。1947-1948年他又曾调查发掘了邛崃龙兴寺遗址，发现佛教窖藏。1950年代初，他又主动调查、试掘或测绘了川西地区的崖墓和邛窑、成都琉璃场窑址等。在当时，是比较少有的对汉唐宋时期各类遗存皆有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学者。
除上述人员外，考古所的郑振铎、徐炳昶和钟凤年被科学院学部要求从考古类专家移出名单，列入史学类。
郑振铎当时刚卸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物局）的局长，而专任文化部副部长，兼任考古所所长。但考古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夏鼐负责，只有在重要决策会议时，郑振铎方到所视事。
徐炳昶（旭生）1919年即留法回国。在1949年以前，他既是北平研究院考古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也是西北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资历深厚。他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平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50年考古所成立后，作为元老，他也是当时所内少有的研究员之一。
钟凤年的名字，在现在的考古学界少有提及，他是安徽桐城人，1911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的法文班。但他一生坎坷，终生并不得志，长期飘零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徐旭生的照拂下入北平研究院工作，终生深研《水经》和春秋列国地理，虽然著述不多，但深为胡适重视。1950年考古所成立后，他跟随北平研究院旧人归入考古所工作。当时，考古所曾短暂设置文献研究组，他归属于该部门。1952年院系调整人员分流时，险些被调离考古所。1956年时，他已68岁高龄，至1961年即已退休。虽然他晚景孤凉，但十分高寿，至1988年方辞世，也是考古所建所诸老中享寿最久之人。由于他毕生从事的研究，基本上是文献史学研究，所以未被列入考古专家名单，也是自然。
上述专家确定后，应该也基本确定了《规划》的专家组或审议组名单。从布衣书局拍卖的标有陈万里名讳的《规划》文本推测，《规划》起草后进入征求意见阶段后，被列入专家名单的专家们，很可能都会收到《规划》的审议稿。
三、《规划》的编写
除了确定、细化专家名单，摸清当时的考古学人员、资料和工作现状外，起草《规划》的文本，是当时远景规划制定工作的核心，也是考古所迫在眉睫需要推进的工作。2月8日，文物局召集人员讨论十二年规划的写作，曾昭燏参加了讨论，但这次讨论夏鼐并未参加。
但夏鼐无疑也对制定《规划》十分重视。2月9日、10日，夏鼐他召集所内人员，讨论远景计划写作。11日，虽已经是农历除夕，但在当天，夏鼐的工作仍然是一整天都在讨论远景计划的写作。当天下午考古所召开联欢会，但所有高研都没有参加联欢，而是继续讨论《规划》的编写。大年初三，假期尚未结束，夏鼐便去所中召集写作成员讨论远景计划的中心问题。
与今日不同，当时的春节假期不长，而对于中国考古事业影响深远的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议也在春节期间举行。可以想见，1956年的春节，对于承办这场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次大会同时又要编制全国考古工作计划的考古所领导层而言，会有多么的紧张和忙碌。大年初四上午，夏鼐仍然去考古所继续讨论修改《规划》的写作，下午则亲自去北京饭店，看考古会议的会场布置情况。在这一天，考古大会的秘书处已经进驻。之后的两天，他上午参加远景计划讨论，下午准备考古会议的会务以及帮郭沫若准备考古大会的发言稿。2月17日晚，与曾昭燏等人一起商议考古会议的主席团和分组人选问题。2月18日上午，考古会议的预备会召开，推选了主席团和各小组的召集人以及秘书长。下午，去西郊宾馆讨论远景计划写作问题。参加这次西郊宾馆的会议有范文澜、侯外庐、刘大年、刘桂五等人，可知会议一定是从宏观角度布置史学及考古学《规划》的写作。夏鼐在日记中说会议的主要任务是“略谈今后布置及集中人选”。从日记的记载可以推断，这次会议确定了要组成写作班子或秘书组集中写作，并且商量了写作组的成员。当天晚些时候，夏鼐回到城里，又赶去考古所与考古所的同志，一直讨论到下班左右，商讨远景计划的写作内容，并确定了考古所中选王明、王伯洪、陈公柔三人作为起草小组的成员具体执笔。
之后的两天，夏鼐和考古所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全国考古工作会议的筹备上来，不但要召开筹备动员会、高级干部会，还要接见各地代表，审阅参加大会各地代表的稿件和要通过的文件。2月21日，考古工作会议开幕，大会开幕式上，郭沫若致开幕词，郑振铎作报告，二人的讲话皆提到了远景规划问题。
郭沫若在致辞中说“中共中央最近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总理所作的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报告各位是看到了的，中共中央向全国的知识分子号召，要在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之下，以最紧张的努力争取在12年内使落后的中国科学文化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这在我们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是是必须完成而且能够完成的任务……这些都必须有全面的长远规划，有组织、有步骤、有领导地团结一切力量来进行，然后才能使为得到满意的解决。响应着党的号召，目前有关各部门都正在集中力量来进行着12年远景计划的拟订。我们的考古工作，在目前的新形势之下，也应该有一个12年的远景计划。到底应该怎样来扩大我们的队伍，怎样来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怎样来促进我们的政治觉悟，怎样来发挥我们的潜在力量，我们希望到会的同志们多多考虑一下，尽量提供意见。这在12年远景计划的制定上是有很好的帮助的。这层也就是我们召开这次学术性的工作会议的有一个主要目的”。
郑振铎的讲话站在文化部主管业务部门的角度，介绍了1949年以后的考古文博工作成就，提出“加强学术研究工作，为在12年内赶上世界考古学水平的目标而努力。大量培养新生力量……我们必须在12年之内赶上世界水平，而大量地培养新生力量更是关键性的问题，必须抓紧地办到、办好”。
21日考古会议开幕式的晚上，召开了分组的业务会。刘大年参加会议讨论。按他的记录，至少在考古通论组内对于制定长远规划有畏难或抵触情绪，所以刘大年认为“考古通论组要打气，指出其远大前途。讲规划的重要性，要首先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统一规划（要）加强领导，要解决此问题（一）学术业务科学院。（二）行政文化部（局长是党员）……（三）思想领导，要中央重视（曾昭燏提出）。”尽管《规划》的编制在当时涉密，《规划》本身也列为“秘密”等级。但刘大年对考古人员打气，鼓励大家讨论规划的制定，强调规划“没有什么神秘”。
全国考古工作会议的第二天上午是全体大会，新任的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代表文物局传达了李富春、陈毅关于制定各学科远景计划的工作报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秘书刘大年则代表科学院，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科院社会科学部的远景计划。刘大年的报告“首先指出这次要做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要性，然后谈及在规划时会碰到的问题，最后又谈到了规划的步骤和内容。他对怎样做考古科学的12年规划提供了初步建议”。
会议期间，参会的各省、高校代表之间也对远景计划进行了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这次大会的召开是适时的，各位首长和专家的报告对大家的启发很大。代表们纷纷提出具体的建议。年老的专家们提出保证，要在12年内带出若干徒弟来。年青的考古工作者诚恳地表示应老老实实地向年老的一辈学习，必须向科学的堡垒进攻”。在27日大会闭幕式时通过了事先由考古所草拟的考古工作会议决议，其中也提到要尽快制定远景规划。决议说“我们建议科学院和有关部门，按照‘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制定出有关考古工作的全面规划，对上述各项，作出统一的具体安排，规定进行步骤，来保证我国考古学在一定时间内，接近和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解决历史研究上的迫切问题”。
2月27日大会闭幕后，夏鼐的工作重心立即全部转移到远景计划的制定上来。2月29日、3月1日，郑振铎亲自连续组织召开考古所扩大学术委员会会议，讨论远景计划的制定。按照夏鼐日记所称之“扩大学术委员会会议”，则参会人员当有所扩大，推测没有进入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苏秉琦等人应该参加了会议的讨论。
3月1日下午，夏鼐代表考古所，赴西苑大旅社社会科学部远景计划办公室参会，汇报考古学远景计划的进展情况。这次会议由潘梓年亲自主持，并给了夏鼐具体的指示。之后的三天，除了日常所务，远景计划都是考古所工作的中心，夏鼐在三天中分别与郑振铎、陈梦家、王明等讨论《规划》的起草问题。按照《夏鼐日记》的记载，至迟在3月6日下午，远景计划即已有了可供修改的初稿。此后的几日，夏鼐连续修改远景计划的草稿，到3月10日，已经有一部分《规划》付印，而当晚夏鼐仍在加班起草或修改《规划》的剩余部分。至3月12日，远景计划可能已经有相对完整的初稿，已经可以被“审阅”。次日下午，夏鼐在日记中说，已经在“修改远景计划”。
3月14日，西郊宾馆礼堂召开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会议，陈毅、李富春、郭沫若、李四光参加。李富春再次强调“（一）、在十二年之内赶上世界水平。（二）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工农业生产服务。这两个任务是互相结合的，完成了这两个任务，又可以推动科学前进。任务的光荣性，艰巨性都在这里。规划工作是关系国家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关系国家命运的问题。……科学规划不是一个部门的个人的，是全国性的。只有先有了全国规划，才能有个人规划。”之后的两天，夏鼐都参加了会议。之后的几天，远景计划应是进入了分模块撰写或修改阶段。3月27日，金学山返回所中，和夏鼐商讨远景计划中有关“干部问题”，4月6日商讨“主要任务”。3月29日，刘大年为社会科学学部远景计划的考古学重要任务表，来找夏鼐。3月31日夏鼐将修改好的远景计划最重要任务表做好，交付尹达审核后寄给刘大年。
四、《规划》的修订与征求意见过程
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印刷本可知，考古学十二年远景研究计划在4月初，当已经有成稿印刷，并交各方审阅。按照曾昭燏日记的记录，4月1日星期天下午，曾昭燏已经“看《考古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毕”，到5日，她“上午写信与葛治功与罗（案，当为罗宗真）等，讨论考古所所拟《考古学十二年规划》并提出意见，嘱罗写成书面意见。下午修改罗的书面意见，重写一遍”。这说明，《规划》的草案稿至迟在3月下旬就已经寄到各审阅人手中征求意见。征求的范围，当是除了当时各地文博机构、考古所学术委员会成员，应该还包括了向规划办公室提交的考古学科各方向的专家名单中的各位专家。同时，考古所内也在积极修改编写《规划》。4月8日，尹达至考古所，召集郭宝钧、陈梦家等人，商讨修改远景计划的“中心问题”。
之后的一段时间，似乎远景计划的写作已经进入到各方审核修订的阶段。5月18日，在文物局任秘书的王去非找夏鼐“谈考古规划事”，说明该草案必然也已经进入了文物局的审核、修改阶段。从现有的资料看来，寄送出的《规划》，得到了全国同行的关注，对《规划》的修订也都基于各自实际情况提出了意见。从各方反映可知，意见的表述较为两极化，一方面，各地希望规划能更多地关照当地的工作，希望考古所能够给予他们宏观的指导，并在中心任务中更多给予关注和侧重，甚至有的意见对《规划》以考古所为本位，过多反映考古所的工作目的表达了不满；另一方面，各地又非常期待得到考古所的指导，甚至期望能将本地的考古机构直接划归考古所管理或接收。
在1956年4月以后，制订《规划》在考古工作中，已经不是中心任务。在这个阶段，对编制《规划》，考古所更多地的是根据规划办公室审议和各地修改意见，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另一方面，在西苑宾馆的规划办公室，整个四月和五月的前半段，都在密集进行各学科规划的审定和修改工作。但从刘大年的日记看，似乎考古学规划的修改任务不重，没有被刘大年单独提及。这可能是因为考古学专业性较强，且考古学的《规划（草案）》已经较为细致、全面的原因。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应该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艺术问题应该“百花齐放”，科学研究应该“百家争鸣”。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这一提法，提出要实行“双百方针”。5月26日，中南海怀仁堂组织召开了会议，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参与起草长远规划的专家们传达“双百方针”，这也是外界第一次正式听到毛泽东的这一新指示。刘大年、夏鼐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周恩来也发表了讲话，就长远规划和“双百方针”的结合提出要求，他强调，科学规划一要有重点，二要有先后，要在具体措施如分工、机构、人员等方面解决存在的问题。
6月初，远景规划草案进入最后的审阅阶段。规划办公室将各个学科的远景规划草案汇总，形成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并筹备召开协商会。6日，西苑大旅社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召开筹备会，召集各学科负责人商讨集中审议远景规划的事宜，并且布置规划编制全体大会的事宜。夏鼐原本要出差去洛阳，因为这个会议而退票改变了行程。按照刘大年的记录，他向大家强调了两条新的政策方向，“（一）规划是方向性的，大家可以选择；（二）总要的著作教科书组织，个人做要鼓励”。
10日下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编制会议。当天下午的大会有130多位学科的负责人参会，周扬、郭沫若等也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刘大年介绍了各学科规划修订的过程，周、郭二人都强调了“双百方针”对规划的意义和上层的意图。次日，召开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座谈会，讨论《草案（初稿）》。规划委员会按不同学科分小组开会，全会有500多人参加。考古组由郑振铎主持会议，全体进行了专项讨论，在规划的讨论中，“百家争鸣”的问题也纳入了小组讨论。6月14日中午，夏鼐接到紧急通知，说下午在西苑大旅社有重要会议。夏鼐参会后方知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规划委员会成员并合影，所有成员集体乘车去中南海怀仁堂，与毛泽东等人合影。会议之后，夏鼐当夜即乘车去洛阳出差。
毛泽东接见远景规划的制定同志，标志着以最上层的角度，规划的编制工作已经阶段性完成了工作。6月18日，郭沫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的编制情况。但由于工作并未全部结束，所以在西苑宾馆的办公室与写作联络小组并未撤消解散，不但刘大年仍然需要赴办公室处理后续事宜，《规划》的文本也仍然在进行修改和完善，其核心工作，已经由不同学科的《规划》开始凝练合并，撰写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规划草案，并由中宣部将其发往全国各地的当为宣传部或文教部，组织当地科研与教学人员讨论，比较广泛地征求意见。同年7月10日，曾昭燏在日记中记录在江苏省委宣传部讨论“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这当是该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修改阶段的流程。
8月下旬，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对自然科学的十二年规划做了总结性讨论，并形成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及四个附件。到当年9月，各地意见陆续返回，9月13日，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八次学部常委会讨论《草案（初稿）》。至9月29日，金学山回考古所，向夏鼐汇报十二年考古学规划修改的事情，报告夏鼐“下星期即可结束，返所工作”。
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中央呈交《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到1956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就陈毅等人的报告连同《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下发各地征求意见。但这个报告及《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及其附件都没有包含哲学社会科学的长远规划。到了1957年6月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才讨论了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长远规划的问题。在本次会议上，经过讨论，原则上通过了《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但该草案，在后续的时间内仍然在修改中逐步进行落实。1958年3月5-12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委员会副秘书长姜君辰在报告中透露“从去年十月起，国务院科委建立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办公机构，到现在已经五个月。在这五个月中，我们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先后成立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另外还有国际关系、语言、考古和民族等专业组和世界各国历代重要著作出版规划小组也在准备成立中。第二件是对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修改”。本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纲要，并于1958年7月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印发。
至此，自1955年底开始编制的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工作终于结束。但是，这个规划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全面落地的时机。在一年前的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大跃进”运动也波及到了科学界，中国科学院和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开始应高层要求，制定规模庞大的“红专计划”或“个人计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经过精心编制并经过充分征求意见形成的十二年远景计划已经没有可能落地实施。一些参与编制《规划》的专家也被划为“右派分子”或者走“白专道路”的专家，在考古界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1958年春天以后逐步升级。因此，1958年7月才印发的《十二年规划》，在时间、空间和研究环境各方面，实际上已经没有落实执行的机会了。
但就考古学科而言，《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编制仍然是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大事。由于依照法律，考古事业在我国是由国家各级机关领导的官方事业，但相较于各种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面前，仍然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如果脱离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在与经济建设行为产生矛盾时，文博机构往往难以发挥有效的影响力，各级考古机构的工作的开展，是十分艰难的。长远规划的制定，不但使考古工作在经费、人员编制、组织机构和工作方向方面有了可以依据的政策性指引。在研究层面，在地方人员储备不足、学术能力未能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有长远的总体规划作为工作的指导，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都有极大的积极作用。当然，对于全国的考古工作是否应该由考古所统一领导，以今日的眼光观察，必然见仁见智，但在当时的条件，是时势所然，当不必苛求。
《规划》虽然未能全面落地，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部分落实，后续中国考古工作的进行，也证明了《规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执行，各地文博机构也仿照《规划》，开始制订自己的长远规划。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科学院考古所、还是审阅修改了《规划》的地方文博机构工作者和高校教员，还有各级文物管理部门的领导，在通过编制和审议、修订《规划》的过程，明确了未来从全国到地方的考古工作方向和研究的重点课题是什么，也明确了考古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的总体目标，这对于全国考古文博工作者、教育者统一思想，凝练学科议题都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无论是主观倾向，还是客观上国家对中科院领导地位确立的强调，作为全国最高的考古学行业研究机构，考古所通过编制《规划》，进一步明确并强调、巩固着自己的行业领导地位，并试图通过《规划》扩大自己在全国业务方面的领导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规划》的编制，考古所明确了相对清晰的未来工作方向，全所的高级研究人员从不同的学科方向，凝练了后续的学科不同时段不同课题的具体研究目标，甚至为考古所后续数十年的工作发展目标，第一次提出了明确且可以落地的具体工作计划。这为考古所日后工作的开展，研究能力的提升甚至人员编制的确定、扩大都有了相对准确的依据。第三方面，《规划》的编制过程，也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积累了丰富的学术规划编制经验，也使考古所意识到，对于全国考古工作的引领，需要有可以落实的具体文件加以推行。这些经验和认识，为后续考古所编制《考古研究所八年规划（草案）》（1960年）、《考古所最近七年（1961-1967）工作的初步打算（草案）》（196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规划提要（草案）（1963~1972）》（1963）、《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考古研究工作八年规划纲要》（1978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五全国考古研究工作规划纲要（草案）》（1981），直至后续自“六五”规划（1983年）开始的，历次五年计划和总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相对成熟的编写队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编制，是中国考古事业领导方面规格最高，编写时间最长，参与人员最多，审议时间最长，涉及面最广的一次国家级行为。此后虽然不断有类似的考古工作和规划制订，但都未能达到《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的高度和细致程度。《规划》虽因特殊的历史原因，未能最终全面落实，但这项工作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规划》所思量的许多问题，仍在不断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不能不说是《规划》编制的深猷远计和制订者们的精心巧思。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