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生活史从微观层面反映了古代居民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图景。目前的研究多是以“物”为中心展开的，而弱化了人的主体作用，导致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也不够全面。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复原古代人类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工具。我们尝试以“人”为切入点，利用显微分析技术、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和古DNA技术从牙齿微磨损、骨骼压力标记、骨骼创伤以及古病理四个方面去复原古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社会行为、战争史以及疾病史。通过骨骼考古学深度解读人类生活的历史场景，从而揭示不同人群的社会差别与联系，认识不同历史条件下社会行为的特点、准则、方式及其形成原因。
“人们普遍关注唯物史观的宏观维度，而市民社会史、日常生活史的研究这一微观维度一直处于遮蔽状态”。社会生活史提倡研究“来自下层的历史”，关注普通民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国家联系起来，强调自下而上地看历史，通过生活方式的转变考察民族关系，阐述社会的变迁。其研究内容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目前为止，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系列丰硕的成果，涵盖了人类的衣、食、住、行、娱乐、战争、丧葬、医药、宗教、礼俗和艺术等各方面。但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围绕“物”展开的，而忽略了人的主体作用，造成“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对人的忽视会造成我们对世俗社会的任何变化都不能做出更全面的解释。而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人类骨骼遗骸为我们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允许我们从不同角度去复原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
自20世纪以来，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古代人骨的研究中，但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探讨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人类种族的起源、发展和变异以及人类的起源演化等问题。20世纪90年代，朱泓先生根据先秦时期黄河流域、内蒙古长城地带、燕山南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和部分南方沿海地区出土的古代人类遗骸，将我国先秦时期的居民分为古中原类型、古华北类型、古华南类型、古西北类型、古东北类型五个大类，建立了区域性人种学研究的框架。此后，关于古代人骨的研究也大都是在此框架下进行的，包括对鲜卑、匈奴、蒙古等古代族群族源的探索。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古病理学、古DNA、骨化学等多个学科逐渐被应用到对古代人骨的研究中，推动了体质人类学的快速发展与变革，人类骨骼考古学也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不再局限于对人类起源和古代居民体质特征演变过程的研究，而更注重与考古学研究目标的统一，聚焦于一系列的考古学问题，包括人类的起源与进化、古代人类的体质特征、生长发育、生活方式、健康状况、饮食结构 、社会经济、人口结构 、迁徙行为、社会冲突以及人群亲缘关系和遗传结构等，着力探讨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不同角度阐释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接近历史的本原。人类骨骼考古学为我们提供更多有力的工具允许我们从多个角度去深入探讨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演变史、战争史以及疾病史，它体现了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与适应，以及文化施加于人类的印记，为我们重新看待人类的社会生活历程、评估历史的客观真实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一、牙齿微磨损所反映的生活方式
不同的饮食会导致不同的牙齿磨损速率，因此牙齿磨损程度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的饮食结构和食物制备方法。根据数据获取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牙齿宏观磨损（Dental macrowear）和牙齿微磨损（Dental microwear）。牙齿宏观磨损是通过肉眼观察来实现的，它反映的是人类长期饮食结构的变化，而牙齿微磨损被称为“最后的晚餐效应”，它反映的是死亡前几周甚至几个月内消耗的食物的机械性能。常用的量化分析方法为牙齿微磨损纹理分析 (DMTA)，通常使用共聚焦显微镜生成代表咬合面表面的数据云，然后通过尺度敏感分形分析计算出的特定变量对其进行表征。评估指标包括各向异性程度（Asfc）、复杂度（epLsar）、复杂度异质性（HAsfc）和纹理填充体积（Tfv）等。其中各向异性指的是表面特征的方向，通常与饮食的硬度和食物中包含的植物种类有关；复杂度描述的是表面的粗糙度，高的复杂度通常归因于研磨性饮食，包括咀嚼硬颗粒或者饮食中酸性物质的侵蚀。牙齿微磨损的优点在于不仅能够辨别出巨大的饮食差异，而且还能够辨别其他类型的饮食重建方法无法检测到的细微变化。因此，该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饮食结构、生计方式和婴幼儿断奶年龄的研究。
（一）牙齿微磨损与饮食重建
饮食的重建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常用的方法包括碳氮稳定同位素、植物微化石（植硅石和淀粉粒）以及牙结石上的古DNA研究。其中碳氮稳定同位素主要用于评估摄入食物的植物来源（C3类植物/C4类植物）和蛋白质来源，植物微化石和古DNA则用于复原饮食中的具体动植物类型。与其他手段不同的是，牙齿微磨损不仅可以反映出饮食结构的不同，还可以反映出摄入食物的物理特性和食物加工方法的信息。通过将牙齿微磨损与稳定同位素等其他方法的结合，我们可以从资源获取类型、食物加工方式、群体的饮食偏好等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不同生存环境下古代人群的生存策略、景观利用、营养健康和社会等级分化等重要问题。
施密特对来自北美和南美、欧洲、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的26个地区的51个考古遗址的719例个体进行牙齿微磨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农民和牧民相比，狩猎采集人群通常具有更大的复杂度和更低的各向异性；农民往往比狩猎采集者具有较低的复杂性和较高的各向异性，但比牧民更复杂。狩猎采集者显示出更高的复杂度，可能源于他们倾向于吃一系列较硬且加工较少的食物，从而产生凹痕、粗糙的咬合面，而农民经常食用更多加工过的食物，这些食物可能更柔软。狩猎采集人群在各向异性方面远低于农民和牧民，这表明其在咀嚼过程中颌骨向多个方向移动，农民和牧民的颌骨在咀嚼过程中则以相当恒定的方向移动。此外，早期农民和晚期农民之间复杂度的显著差异表明旧大陆的农业饮食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软。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改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在饮食中引入了更少的粗砂。例如，罗马人使用由役畜转动的大型玄武岩旋转磨石代替早期用于手工研磨的沉积石。这也进一步提示我们牙齿微磨损不仅可以用于生计方式的区分，还可以展示出更多关于食物加工方法的信息。
希尔维斯特（Silvester）对奇切斯特的圣詹姆斯（St James）和圣玛丽抹大拉（St Mary Magdalene）麻风病院出土的人骨样本进行研究，并选择圣迈克尔利滕（St Michael ’ s Litten）作为非麻风病的比较人群。结果表明患有麻风病的个体出现更高比例的Ⅰ期颊侧磨损，这与习惯食用大量肉类的群体有更多的相似性。而埋葬在圣迈克尔利顿的个体可能更多地食用以小麦、大麦和燕麦为主的饮食，肉类含量有限。在中世纪，肉类的获取量被认为可以作为区分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因素。麻风病人和非麻风病人在牙齿磨损上的差异，表明麻风病人可能被特殊照顾。文献记载也表明了国家政策对于麻风病院的特殊照顾，为他们提供更多的食物资源，包括肉类资源的倾斜。而对于肋骨和长骨碳、氮稳定同位素的研究，也进一步证明麻风病人可能得到了国家的特殊照顾，获取到了更多的陆地/海洋蛋白质。
（二）牙齿微磨损与断奶年龄
母乳喂养和断奶之间的过渡，即母乳逐渐被其他种类的食物所取代，是一个具有重要生物学影响的文化过程。儿童喂养和断奶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信仰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个人、家庭和文化群体之间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如何喂养婴儿以使其健康成长和发育对于家庭、文化和物种的延续至关重要。临床研究表明，生命的最初1000天是一个关键阶段，充足的营养对终生健康和发育至关重要。6个月被认为是断奶的最佳时间，在6−24 个月期间，补充喂养变得越来越重要。过早断奶会增加婴幼儿腹泻病、肠胃炎和死亡的风险。过晚断奶也是有弊端的，因为在一定的年龄后仅母乳喂养已无法提供足够的营养满足生长发育的需求，需要加入牛奶、谷物类粥、汤等软质食物补充营养。因此确定断奶的年龄，或确定断奶期间引入的食物类型，对于了解人群内部和人群之间的健康和疾病模式非常重要，也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儿童生命观。
2016年马奥尼（Mahoney）等人利用牙齿微磨损对英国坎特伯雷的圣格雷戈里修道院和公墓（公元 11 至 16 世纪）出土的44具1−8岁婴幼儿的乳牙进行牙齿微磨损分析。作者将这些样本分为不同的年龄组，结果发现在1−2岁的婴幼儿中有7 名儿童的臼齿上存在微磨损，这表明这些个体在此年龄段已经不是单纯的母乳喂养，至少已经开始混合喂养。到2岁之后儿童饮食的硬度逐渐增加，4岁之后其饮食的物理特性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标志着可能开始引入“成人食品”。6−8岁儿童食物硬度持续增加表明可能添加了更多的“成人”硬食物。历史记载也表明，从7岁左右开始儿童逐渐被当作成人对待，可以在家庭之外独立生活，成为学徒或者家庭雇佣。
中国古代对于婴幼儿保育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明代《万病回春》中记载“小儿生四五个月，止与乳吃；六个月以后，方与稀粥哺之；周岁以前，切不可吃荤腥并生冷之物，令儿多疾。若待二三岁后，脏腑稍壮，才与荤腥方好。”《 证治准绳·幼科》中也提到“钱乙云：儿多因爱惜过当，三两岁犹未饮食，致脾胃虚弱，平生多病，半年后宜煎陈米稀粥、粥面，时时与之，十月后渐与稠粥烂饮，以助中气，自然易养少病，惟忌生冷油腻甜物等。”说明古人对于儿童的喂养或者断奶时间是有一定认识的，但因为社会阶层、家庭条件、父母意愿和儿童自身身体条件的不同，在不同的家庭和人群中断奶的时间会有所差异。国内断奶模式的研究都是基于稳定同位素的结果，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儿童的断奶年龄大致在2−4岁，且男性的断奶年龄是晚于女性的，这表明喂养策略似乎存在性别差异，但受样本量的限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种差异是否能达到显著性。与同位素反映的断奶年龄相比，牙齿微磨损可以提供更精细的人类生长历程的研究。遗憾的是，牙齿微磨损目前尚未在国内得到大范围的应用，我们尚无法确定牙齿微磨损所显示的断奶年龄与同位素是否一致，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深入的研究方向，为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提供更多的研究角度。
总的来说牙齿微磨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关于古代人群的饮食结构、生计方式、食物断裂特性和食物加工方法的信息，它的关注点既在群体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关注群体内部的微小差异。而与同位素的结合，则为我们从不同角度复原古代居民的生计方式、饮食结构、食物加工方式和婴幼儿的断奶模式提供了新的契机。而且牙齿微磨损可以反映短期内的饮食信息，为我们研究人类短期内的饮食变化尤其是由突发事件引起的人类饮食结构的变化意义重大，例如瘟疫、战争等突发因素。这对于我们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利用方式、中国古代儿童生命观以及国家对特殊群体的关怀与照顾等历史问题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骨骼压力标记所反映的社会行为
根据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固有的行为特点，特定的骨骼因长期承受重复的活动压力而在骨骼上留下一些标记，这些标记允许人类学家更好地了解被研究个体的活动水平，开展对古代居民的社会行为的重建。例如查尔斯·特纳·塔克拉赫在织布工人中发现有“织布者臀”，劳伦斯·安吉尔（Lawrence Angel）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狩猎采集者中发现的“梭镖投射器肘（Atlatl elbow）”，都是与特定的行为有关。这种研究主要依赖于骨重塑理论（沃尔夫定律，Wolff’ s Law）和磨损理论（Wear-and-tear theory），骨重塑理论是长骨横截面几何形态分析以及起止点改变研究的基础，而磨损理论主要用于分析骨性关节炎、脊柱应力性损伤等病理现象与活动的关系。我们通过对骨骼上表现出来的压力标记的研究，复原古代居民特定的社会行为，包括骑马行为和缠足行为。
（一）骨骼压力标记与骑马行为
马的驯化和使用对文化交流、贸易交流、战争方式、社会组织和疾病的传播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游牧人群中，马不仅为人们提供着日常必要的生活物资、承担交通运输，同时也是游牧、狩猎和驰骋战场的主要乘骑。而对于定居的农业人群来说，马既具有礼制意义，被用于祭祀和身份等级的象征，同时也是重要的战备资源。通过对大量现代人类样本及古代出土人类遗骸的研究，发现了一系列可以用于阐释人类骑乘行为的标记，称为“骑马综合征”。它涵盖了各种病理和非病理变化：（1）脊柱的变化：骨关节炎、施莫尔结节、楔形胸椎和腰椎；（2）脊柱外关节变化：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变化；（3）肌肉附着点的变化：内收肌（Adductor）、臀肌（Gluteal）、股四头肌（Quadriceps）、腘绳肌（Hamstring）、闭孔外肌（External obturator）和比目鱼肌（Soleus）；（4）股骨头−颈交界处变化：骑马人小平面（Poirier ’ s facet）、斑块（Plaque）和艾伦颈窝（Cervical fossa of Allen）；（5）特定部位的损伤。
根据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阿瓦尔人（Avarian）比农业人口更多地将骑马作为经济、战争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来自中世纪的阿瓦尔人和农业人群的骨骼比较发现，骑马人群与农业人群在腘绳肌、股内侧肌和三个内收肌存在显著差异。这项研究进一步确认了马在阿瓦尔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提示我们内收肌与骑行特别相关，可作为在一般人群中识别骑马者的可靠标准。对蒙古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的人群进行研究，也观察到了可能暗示反复和长期骑马的肌肉附着点的变化，表明马在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影响着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早期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对匈牙利Sárrétudvari-Hízóföld墓地出土的人骨研究发现，与没有出土与骑马相关的物质遗存（鹿角弓板、箭袋、箭头、马镫、马鞍等）的墓葬相比，出土有与骑马相关的考古物品的墓葬中的人骨表现出髋臼垂直椭圆度的增加。没有骑马相关物品的人骨其髋臼椭圆化指数与组外的比较组（几乎没有密集的或者定期骑马）相似，这可能与股骨头对髋臼施加的压力的增加有关。在克罗地亚Kamen Most-Kaldrma 遗址出土的35具人类遗骸中，有8例个体发现有明显的与骑马有关的骨骼标记，包括普遍的施莫尔结节、严重的骨关节炎、明显的臀肌、骑马人小平面和创伤等。表明骑马者在该人群中并不是社会的主导部分，而是他们试图保存的传统文化的一个方面。
（二）骨骼压力标记与缠足行为
身体作为社会文化再现的载体，可以被改造、重塑，而女性的身体自古以来就体现着权力关系对它的控制和干预。缠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是封建制度下男权主义以畸形的审美观强加于女性的审美烙印，是当时社会统治者和权力阶层对社会风俗影响的集中反映，曾经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它与缅甸人使用的颈环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胸衣一样，都是通过束缚和塑造女性的身体以适应社会的审美标准。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李渔《闲情偶寄》、李汝珍《镜花缘》等文献资料中都有关于缠足的记载，但通过这些资料并不足以重构这种社会风俗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以及其对于女性的影响。
而通过对陕西杨官寨墓地、天津桃花园墓地和山西冯堡墓地等墓地发现的人骨的研究，让我们对缠足这种风俗习惯有了新的认识。杨官寨明代墓葬中出土的女性人骨中，有一半的个体足骨出现较严重的变形，跖骨和趾骨小而纤细，跗骨的尺寸略有减小。邱林欢对天津桃花园墓地出土的缠足骨骼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骨骼改变，包括跖骨和近节趾骨的纤细化和弯曲、关节面形态改变、近远端以及跖骨体和趾骨体的上下径和横径也发生变化。赵永生等人则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发现，缠足不仅造成了骨骼尺寸和重量的减小，也导致跗骨骨小梁密度的降低，尤其是跟骨的骨小梁大量缺失，足跟失去了承重和跖屈功能。而孙晓璠对山西冯堡墓地出土人骨的生物力学分析进一步表明缠足行为导致女性下肢骨纤弱化，其抗压、抗拉伸、抗扭转、抗弯曲的能力减弱，这极大地影响了她们的行动能力。同时缠足也改变了女性的步态特征，其步幅变小，步频变快，膝关节和踝关节移动范围减小。缠足行为对足部结构和运动模式的改变增加了其跌倒和受伤的风险，并进一步诱发了其下肢骨骨性关节炎的高患病率。通过对缠足骨骼的研究，我们发现缠足不仅造成足骨外部形态的变化，更导致了骨骼内部结构以及生物力学参数的变化。
我们通过骨骼压力标记在古代人类遗骸上识别出了骑马行为和缠足行为，这两种社会行为的识别深化了我们对相关历史问题的认识。骑马行为的识别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身份或者职业的重要标记，另一方面可以用于探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群对马的利用方式，进一步探讨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而对于缠足行为的识别，让我们对这种行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历史文献、唐诗宋词和小说中多描述了古人对于女性小脚的喜爱与赞美，而很少提到这种缠足行为对女性的身心健康的影响。对古代遗址中出土的缠足样本的研究，则为我们直观地展现出这种畸形病态的审美对于当时女性正常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导致她们平衡能力的降低、骨折风险的增加、行动能力受限等。它重现了这种社会风俗背后的客观真实，更是对这种畸形审美的强烈讽刺与抨击。
三、骨骼创伤所反映的战争史
人类是战争或者暴力冲突的直接见证者，在他们的遗骸上保存着战争留下的印记。通过对损伤时间和位置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这些损伤是事故还是故意暴力造成的，提供了有关人们过去所经历危险的信息，以及暴力的程度和致命性，甚至可能是死亡原因。在现代临床病例中，最常见的创伤形式是由于攻击而影响颅骨，特别是鼻骨、颧骨和下颌骨。大多数长骨骨折（不包括格挡骨折）通常是事故的结果，故意暴力通常通过面部、头部骨折以及横向骨折来确定。由剑或火器等武器造成的骨折，或嵌入点的存在也表明故意暴力行为的存在。对暴力受害者的识别，为古病理学家提供了有关人际暴力的信息。
通过对玛雅前古典时期（公元前 600−300 年）到后古典时期（公元 1050−1542 年）14个考古遗址的116个个体的颅骨创伤的研究，发现在每个时期男性都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颅骨创伤治愈率，伤口位置和形态的模式进一步阐明了这些性别差异的含义。与玛雅的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更依赖于公开战斗而非突袭，这可能与其平坦开阔的地形有关。此外，后古典时期颅骨创伤频率的增加支持了长期以来将后古典时期视为军国主义增加的观点。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文献记载了许多血腥的军事和暴力冲突。然而，对该地区出土人类遗骸的研究表明美索不达米亚人遭受头部打击的风险非常低，远低于黎凡特等近东其他地区、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和伊朗。它可能反映出该地区比其他地区更早地出现专业的军队和有组织的暴力冲突，普通民众和城市居民不再像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那样卷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他们的社会冲突可能得到了行政部门的缓和。这一解释得到了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地区颅外伤频率差异的支持。
对甘肃磨沟遗址出土人骨的创伤模式的研究表明，在该人群中有8.58%的个体发现了暴力伤害，且主要集中在成年男性，其中43.5%的个体出现严重的死前颅面创伤，围死期伤害的高发生率及其创伤位置表明了创伤是具有致命意图的。在造成这些伤害的暴力遭遇中使用了多种武器，其中刀刃武器占颅骨和颅后骨骼创伤的大部分。大多数遭受锐器创伤的个体上发现的线性切口是由剑或匕首等薄刃武器造成的，有可能是青铜时代发现于中国中部的青铜戈或者发现于齐家遗址的青铜斧等。磨沟遗址内暴力直接导致的致命结果占主导地位，这表明该社区的成员参与了以致命结果为目标的冲突。这些暴力遭遇的致命意图，再加上遭受创伤个体的男性倾向，支持对包括战争、袭击、争斗和伏击在内的群体间暴力的解释。而生前和死亡过程中创伤的同时发生表明，其中的一些人经历了反复的暴力事件。
1995年山西省考古所对长平之战遗址的1号尸骨坑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出土人骨约130个，从髋骨判定其皆为男性，30岁左右的个体超过总数的1/3。病理研究表明，在这些个体中发现有明显的箭伤、砸痕、刃痕及骨折现象。根据遗址中出土的遗物判定这些遗骸可能属于赵军亡卒。历史上对长平之战中赵军死因记载多为“挟诈而尽坑杀之”，坑杀多数时候被解释为活埋，但从长平之战出土的人骨看，未被扰动的60例个体中有近半数的个体表现为有头骨而躯体缺失，或者头骨与躯干分离，表明这些个体可能先是被砍首，然后再进行掩埋，另有1例个体表现似乎表现出被捆绑的痕迹，并且未见其他伤痕，可能是被活埋。这表明对于长平之战的失败者，胜利者可能对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创伤性损伤的古流行病学模式为古病理学家提供了有关跨时间、空间和跨文化的暴力和危害变化的信息，为阐明我们对过去社会中人类行为、社会文化实践和暴力动态的理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来源，也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在不同历史背景下战争因果关系的资源压力模型和政治不稳定模型的适用性，为战争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古病理所反映的人类疾病史
古病理学是在临床医学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需要了解疾病在人类身体上的发生、发展过程，然后将其应用到对古代人群的研究。根据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人类骨骼遗存可以了解疾病在人类历史中的发生发展过程、人类如何与疾病共生、如何应对疾病，为我们研究人类疾病史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
（一）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与肿瘤性疾病的诊断与重建
近年来，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古病理的研究，它使得我们对古病理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骨骼表面病理现象的简单描述，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病变部位内部结构的改变，提高了对于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尤其是对于肿瘤性疾病。研究表明，无论是成骨性的、混合性的还是溶骨性的转移癌，CT 扫描都是一种敏感度非常高的技术。它可以帮我们识别出在骨骼外表面还没有显示出来的癌症病理，提高癌症病患的检出率。并且通过三维重建、虚拟填充等手段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模拟疾病的发展阶段。
贺乐天对山普拉遗址出土的一例人骨进行研究，发现其颅骨上显示出大量的溶解性损伤，涉及的部位包括顶骨、额骨、蝶骨大翼、枕骨，病灶边缘大致呈圆形，边缘不规则且呈“虫蛀”样，并且部分损伤表现出骨重塑。计算机断层扫描的结果表明除了穿透性损伤，还有部分损伤仅影响至骨松质。通过该个体表现出的病理特征以及与相关肿瘤性疾病的比较，作者认为该个体可能患有转移癌。而左、右侧蝶骨的两处病灶出现外周硬化和骨重塑，说明其在患病后并未马上死去，可能经历一个相对漫长的发病过程。此外，在东信广场北魏墓地的一名青少年个体上也发现有恶性肿瘤，该个体左侧股骨远端存在成骨性和溶骨性过程，中部三分之一处形成灰色不规则的厚骨层，左侧髌骨也形成不规则表面。CT检查表明皮层的后侧和外侧出现一个清晰的、高密度和分叶状的外生肿块，骨干的密度分布不均匀，紧邻骨骼的外生性肿块为中心呈致密的成骨，“弦征”的存在表明肿块与左侧股骨的受累骨干分离。通过CT的辅助诊断，作者认为该个体可能患有骨旁骨肉瘤，并且在该个体死亡时，肿瘤还处于比较活跃的阶段。
在法国圣科斯梅中世纪修道院发掘出土的一具男性颅骨上发现多处溶解性损伤，通过 X光片和CT扫描图像可见清晰的损伤形式。根据病理现象推断其可能与多发性骨髓瘤和转移癌有关。作者通过对颅骨上溶解性病变的三维重建及虚拟填充，尝试通过量化肿瘤体积来重建肿瘤的发生过程及病理阶段，结果表明肿瘤占据的体积似乎已经充分发展到通过骨髓侵入产生贫血。这对我们认识该个体的病程有重要作用，是复原古代疾病史的重要方法与材料。
（二）古DNA技术与传染性疾病的起源与扩散
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使得古DNA被更多的应用于古病理的研究，尤其是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病原体与其宿主在进化时间尺度上的相互作用，揭示病原体的起源及传播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策略由狩猎采集经济逐渐进入定居的农业经济。动物的驯化使得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人类暴露于一系列新的传染源，增加了人畜共患病的传播。而人口的快速增长则进一步增强病原体在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传播的潜力。目前已经获得了鼠疫耶尔森氏菌（鼠疫）、天花病毒（天花）、霍乱弧菌 （霍乱）、HBV（乙型肝炎病毒）以及结核分枝杆菌（结核病）、麻风分枝杆菌（麻风病）和梅毒螺旋体（梅毒）等病原体的完整序列。
鼠疫耶尔森氏菌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影响了人类，是历史上数次毁灭性流行病的罪魁祸首，对其遗传多样性的分析揭示了欧洲鼠疫的进化机制和传播机制。Slavin对来自欧亚大陆的17个基因组数据（5000−2500BP）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种遗传上不同的鼠疫杆菌平行进化并且都分布在广阔的地理距离上，它们可能占据不同的生态位。结合考古背景，这一时期鼠疫的传播可能与人类流动性的增加和畜牧业的集约化有关。天花病毒则是一种相对年轻的病毒，被认为是最具破坏性的疾病之一，它的传播与人类之间接触的逐渐发展、战争和征服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有关。大约出现在3000到4000年前，很可能是从动物宿主传播到人类宿主的。目前认为天花病毒起源于非洲大陆的假设是最合理的。从一具可追溯到18世纪早期的西伯利亚木乃伊冷冻组织中直接鉴定出的天花病毒序列（PoxSib毒株）首次使人们有可能了解病毒的一种古老毒株，以及与俄罗斯征服该地区同时发生的历史流行病事件。
古代中国保存大量的医书、医方（包括简牍、墓志），但是对具体疾病的描述相对较少，且这些名称很难与今天我们所熟知的疾病进行对应。而古病理学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途径去研究中国古代疾病史，尤其是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和古DNA技术的使用，一方面提高了对于疾病的检出率和诊断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能够去探讨疾病的起源、传播和扩散的过程，为医疗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翔实的数据。
五、展望
社会生活史从微观层面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人生活的历史场景，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历史文献、图像资料、田野调查等都只能窥探到冰山一角，而无法窥得历史全貌，如盲人摸象，因为触摸到不同的部位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我们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共同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
近年来，人类骨骼考古学开始尝试整合各方面研究力量，如稳定同位素、古DNA、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等学科，针对某个考古学问题进行多方面综合研究，试图从多个角度去复原古代社会历史。尤其在人类的迁徙交流与融合、亲属关系的构建、行为重建以及古代居民的营养健康状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为重建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古代居民的生存策略，如狩猎采集、农耕种植、劳动分工等，还可延伸到社会等级分化或政治变革等社会问题，是我们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手段。而古代居民的营养健康状况的调查则是研究疾病史的重要手段，结合古DNA和稳定同位素可进一步探索疾病的起源、发展和传播，以及人类对于病患的关怀与照顾，填补了中国古代医疗史中的疾病史这一巨大的空缺。
时至今日，人类骨骼考古学在复原古代社会、探索历史本原方面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部分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例如关于牙齿微磨损与生活方式的重建、社会行为的识别、疾病的起源与传播等问题。需要我们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与创新，充分解读人类骨骼上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实现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从不同角度出发全方位地、客观地、真实地展现人类历史的场景。在未来的研究中，人类骨骼考古学也将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三到九世纪北方民族谱系研究”（20&ZD212）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