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汉镜“人民昌”“中国强”引起重视，该馆研究人员进行了细致的释读与考论，前期工作质量很高。关心这件重要文物的朋友受到颇多启示，也以为镜铭的理解及其所包含文化信息的认识，还有继续推进与深化的空间。汉代用语“人民”与“中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与文化理念。而当时“人民”与“中国”的语境与现在并不相同。“人民”按照当时语境，指代人口总体，语意接近“百姓”。“多贺君家人民昌”与常见镜铭“多贺国家人民安”“多贺国家人民息”“多贺国家人民富”类同，“人民”与“君家”“国家”形成对应。“中国”可能更多表现文化地理的意义，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符号。“四夷皆服中国强”，可以比照汉代瓦当文字“四夷尽服”予以理解。这里“中国”可以解读为“中原”“中土”“中域”。而当时社会国家意识的表现，是“大汉”“皇汉”“强汉”语汇的使用。
一、镜铭文字释读与纹饰图案解说
大唐西市博物馆研究者提供了镜铭释文：“天禄辟邪曰有喜，上有龙虎四时置。长保二亲乐无事，子孙顺息当大富，侯王寿命长。多贺君家人民昌，四夷皆服中国强。”文字起始处与文字终结处有三个点，可以解读为起读符号。这样的情形，在汉镜中并不很多。从“天禄辟邪”作句首读，则镜铭内容比较顺畅，语意大致明朗。
现在看来，按照汉镜铭文通例，“曰有喜”应当读作“日有喜”。通常“日有喜”多写作“日有憙”，这面铜镜因为锈蚀处清理不到位，“日有”后一字究竟是“喜”还是“憙”，目前尚不能确定地判读。然而作“憙”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汉镜有“日有喜镜”，然而铭文作“日有憙”。又多见题“日有憙镜”者。还有“日日有憙镜”，“日有憙月有富镜”。
这样，镜铭或许应当读作：“天禄辟邪日有憙，上有龙虎四时置。长保二亲乐无事，子孙顺息当大富，侯王寿命长。多贺君家人民昌，四夷皆服中国强。”
镜围附属图案形象的解说也大致得体。“白虎载戴胜鸟”与江西省博物馆藏“伏鸟双星青铜虎”美术主题的相互关联，体现出敏锐的眼光。只是图案所见“相思鸟：装饰于玄武之上”的解说，可能并不能够最后确定。所引相关资料均言“比翼鸟”，并非“相思鸟”。南京大学周晓陆教授提出的对于这面铜镜纹饰有必要进行更细致更全面的观察和分析的意见，是正确的。
二、文物遗存所见汉代习用语“中国”与“人民”
镜铭“多贺君家人民昌，四夷皆服中国强”引起关注。人们熟知的《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汉代文物资料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汉镜有“中国大宁”铭文。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岁利研究员告知，长沙和武汉曾经出土两面汉镜均有“中国大宁”铭文。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即1952年湖南长沙出土，《汉镜文化研究》题“西汉末新莽，鎏金中国大宁铭四灵博具镜”。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指出：“中国铜镜中有‘中国’铭文，当为珍品。迄今所知，还见‘中国大宁宜孙子’（《广西铜镜》图71，直径18.4厘米），‘中国安宁兵不扰’（《嘉德2006春拍》图2750，直径20.6厘米），‘四夷降伏中国宁’（《古镜今照》图99）。”以文字纹饰及面径来说，大唐西市博物馆藏“人民图片”“中国强”汉镜，自是“珍品”中的“珍品”。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中国大宁”，“是普世一致的愿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汉镜铭文“中国强”，同样“是普世一致的愿望”。
其他汉代文物出现“中国”字样者，比较著名的有新疆出土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镜铭出现“中国”者，又有千石唯司《中国王朝的粹》图52所见西汉中晚期的“铜华（游中国）铭圈带镜”末句铭文“游中国，时来盥”。有研究者说：“末两句铭文‘游中国，时来盥’十分罕见，这里的‘盥’字若是认读正确时，可释作祭名，即灌祭，酌酒浇地以降神。”“古文多见‘时来归’。”今按：从镜的用途来说，“盥”字或取其本义。
“人民”文字亦见于汉代镜铭。石刻文字所见“人民”，如新疆拜城刘平国石刻。王炳华的“判释”，很可能是最接近原意的比较合理的释文。考虑到“直建”应与“乙酉”连读，则释文应作：“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口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得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坚固万岁人民喜”文字醒目，受到学者重视。朱玉麒、李肖主编的刘平国刻石与西域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以此为题名。
正史文献说到“人民”与“中国”者，《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由于“汉末”“中国多事”，“北边”不能稳定，“乌丸、鲜卑”较前更为“强盛”，进侵“杀略人民”。介绍外域文化的文字，有《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大秦”条：“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载录薛综上疏：“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然而土广人众，阻险毒害，易以为乱，难使从治。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这里说南土僻远之地，“人民”“男女”，其实就是“土广人众”的“人”。这些地方与内地的经济交往，可以“以益中国”。
三、关于“人民昌”“中国强”的理解
“人民”也写作“民人”。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介绍“三河”地方的地理形势，这样写道：“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其中所谓“土地”“民人”形成对应关系。“土地小狭，民人众”，既介绍了经济地理的格局，也体现了行政条件的特殊。“土地”和“民人”是国家行政的基本要素。《汉书》卷七四《魏相传》记载，魏相为与匈奴作战时上书谏言：“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于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于动兵。”说到“利人土地货宝”的贪求和“矜民人之众”的骄妄。“土地”和“民人”是国家行政权力把握者深心萦怀的执政要素。又《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写道：“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故权卑辞上书，求自改厉，‘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这里所说的“土地民人”，就是国家权力控制的主要对象。
《汉书》卷二九《沟洫志》论述水利的重要意义：“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明确指出与“土地”对应的治国要点是“居民”。《史记》卷三〇《平准书》写道：“《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则说“土地”“人民”是国家管理的主要对象。《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狦子孙十五人为单于。”也说治国者管理控制的，就是“国土人民”。《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说国情，即“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介绍燕国，则说“燕土图片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虑”。从这样的视角理解“人民昌”“中国强”，或许是适宜的。
“人民”与“中国”都是汉代社会习用语。《史记》“人民”41见，“中国”108见。
《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记述，驺忌子与齐威王有关音乐学的对话中，涉及政治。其中可见“国家”与“人民”两个概念对应：“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王曰：‘善。’”“国家”与“人民”涉及政治理论与行政操作，似乎是政治概念，然而更多迹象显示，这组语汇可能更多地显示体现社会学与文化学意识的内涵。“国家”是“治”的对象，“人民”是“弭”的对象。
《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褚少孙补述提示我们，对历史与社会的观察应当注意“人民与君王者异道”。这是清醒的认识，也可以看作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规律性的总结。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司马迁把天下划分为4个基本经济区，他写道：“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司马迁最先使用“中国人民”一语，提示汉代社会意识与文化意识的历史性进步。而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汉镜铭文“人民昌”“中国强”，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相关历史文化现象的。
四、“多贺君家”镜铭语例
“多贺君家人民昌”镜铭，是可以看到类似语句的。
汉镜铭文多见“多贺国家人民息”，“多贺君家人民息”。或作“多贺国家民人息”。亦有作“多贺邦家人民息”者。
“贺”或简写作“加”，作“多加国家人民息”。
也有“多贺君家受大服”镜铭。
又有“多贺新家人民息”，应是新莽时代器物。故宫博物院藏“新莽，王氏昭竟四夷服铭四灵博具镜（一）”和“新莽，王氏昭竟四夷服铭四灵博具镜（二）”也可以为例。研究者指出，“若干镜例证明，莽式镜铭文多用‘新家’‘君家’或‘官家’代替‘国家’，多数‘王氏’镜铭文第二句中有‘新家’二字，故‘王氏’镜的下限年代断至新莽当无疑问”。而“尚方用竟四夷服，多贺王氏天下复”，则直称“多贺王氏”。《古镜今照》图69“新莽，黄帝治竟四夷服铭四灵博局镜”亦可见铭文“多贺新家人民息”
又有作“多贺百姓人民息”者，语式比较特别。
所谓“人民息”，有镜铭作“多贺国家人民蕃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息”的文义。“息”另一镜铭句末，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释文“延寿益年，子孙番（昌）”。补一“昌”字，是合理的。我们联系“蕃息”与“番昌”的关系，可以知晓大唐西市博物馆藏镜所见“人民昌”与其他铭文“人民息”的一致关系。
五、“四夷皆服”镜铭语例
读“四夷皆服中国强”镜铭文字，首先会想到包头出土汉“四夷尽服”瓦当。这种语言文字形式，是代表了汉代社会的普遍意识的。《史记》卷二四《乐书》：“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处尊安之实，扬名广誉于当世，亲天下而服四夷，余恩遗德为数世隆，南面负扆摄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则说“服四夷”。《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王者得之，长有天下，四夷宾服。”“四夷宾服”又见于《汉书》卷二二《礼乐志》，《汉书》卷六八《霍光传》，《汉书》卷八五《谷永传》，《汉书》卷八六《何武传》，《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上》，《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四夷”“不服”，被看作政治失败的表现。
体现这种民族意识的镜铭，有“青胜作竟四夷服”，“青盖作竟四夷服”，“王宋氏作竟四夷服”，“李氏作竟四夷服”，“张氏作竟四夷服”，“王氏作竟四夷服”，“王氏昭镜四夷服”，“龙氏作竟四夷服”，“肖氏作镜四夷服”，“刘氏作竟四夷伏”，“杨氏作竟四夷服”，“周仲作竟四夷服”，“青羊作镜四夷服”，“三羊作竟四夷服”等。对于“王氏昭镜四夷服”，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在讨论故宫博物院藏“新莽，王氏昭竟四夷服铭四灵博具镜（一）”和“新莽，王氏昭竟四夷服铭四灵博具镜（二）”时指出：“‘王氏’镜既是典型的莽式镜，亦是最早的姓氏镜，出现在与中国最早纪年镜（居摄、始建国镜）同步的时代。”“对于莽式镜铭文中的‘王氏’”，“历来众说不一”。“莽式镜铭文开头两字‘王氏’和‘尚方’‘新家’皆可任意更替互换。‘王氏’的身份如今已经十分明确：‘王氏’即王莽家族的‘王氏’，就是‘尚方’与‘新家’的同义词，亦系‘官制’或‘官家’的代名词。而存世有限的‘王氏’镜，……似当为王莽家族所使用的‘御制’镜种。”这一意见，可以参考。
又有“王氏镜”：“王氏作竟亖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另一件“王氏镜”铭文作“王氏昭竟亖夷服，多贺新人息”，“多贺新人息”全文应为“多贺新家人民息”。“亖夷”的写法，也正是新莽时代标志。
《古镜今照》图69所见“新莽，黄帝治竟四夷服铭四灵博局镜”有铭文“黄帝治镜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与王莽自称“黄帝”之后有关。
又有一件“王氏镜”，可见铭文“王氏作竟百采服”。“采”，应是说行政权财政权相对独立的采邑。“百采服”言天下归顺之义，与“四夷服”有大致接近之处。
六、“侯王”：“宜侯王”“如侯王”
西藏噶尔门士乡故如甲木寺附近清理的墓葬，出土丝绸、黄金面具、铜器等文物。所谓“‘王侯’铭文的鸟兽纹锦”，被认为墓葬级别较高。其年代为距今2000—1800年。考古学者因此认为，“这些新发现显示出，早在铁器时代早期，西藏西部已经与周边的各文明中心建立起了广泛联系”，出土织锦应为汉代产品。现场仔细察看文字，被读作“王侯”者，其实是汉代社会习用吉语“宜侯王”。
汉代铜洗有“大吉宜侯王洗”，“宜侯王□□洗”，“富贵昌宜侯洗”，“富贵宜侯王洗”。而“富贵昌洗”铭文为“富贵昌宜侯王”。称“日昌洗”者，铭文为“日昌宜侯王子孙”。又“宜侯王洗”铭文：“富贵昌宜侯王矣”。传世“宜侯王洗”数量较为集中。
汉镜铭文“宜侯王”例亦颇多。有直接称“宜侯王镜”者，镜铭三字即“宜侯王”。又如“富贵昌乐□□宜侯王寿脩”，原文或应为“富贵昌，乐未央，宜侯王，寿修长”。又有“张氏作镜宜侯王”。《汉铭斋藏镜》图125“三国吴（260），永安三年铭重列式神兽镜”有铭文“宜侯王”。还有“浮游天下□四海宜侯王□□”。铭文可见纪年信息“建安廿四年四月壬午朔廿九日□□造”及“建安廿四年六月辛巳朔十七日丁酉□”的两件“建安二十四年镜”都有“吾作明景宜侯王”字样。《汉铭斋藏镜》图118“东汉中晚，吾作铭变形四叶兽首镜”铭文可见“乐未央，宜侯王”。南阳市博物馆藏“东汉（105），元兴元年铭变形四叶首首镜”铭文：“富且昌，乐未央，师命长，宜侯王”。周圈铭文又有“……宜侯王，富且昌”。这六个字表现的祝愿，重复出现两次。日本东京五岛美术馆藏“东汉（169），建宁二年铭变形四叶兽首镜”铭文出现“宜侯王，乐未央”，又说“十男五女为侯王”。也重复“宜侯王”祝愿。
“宜侯王”也有其他表现句式。如“天神集会，祐父宜兄。男则封侯，女即侍王。”“男则封侯，女须侍王。天神集会，祐父宜兄。”
“宜侯王”被看作汉代镜铭文字中的“吉语”，是正确的判断。
又有言“如侯王”者。如“长保二亲贵富昌如侯王兮”，“长保乐富昌寿效金石如侯王”等。
“宜侯王”“如侯王”对铜镜这种商品使用者的祝愿或者预言，也有一定的广告效应。有学者讨论“两汉镜铭广告文化”，举列“服者君王”“服者君卿”“宜君王”“君宜高官”等，都与“宜侯王”有类同的涵义。
缺字省文，在汉代镜铭文字中并非罕见。如前引“富贵昌乐□□宜侯王寿修”，“寿脩”应为“寿修长”。汉镜铭文有“位至三公宜王如山石”。“宜王”，依一般通例，应作“宜侯王”。“如山石”，显然是“寿如山石”的省文。前引多例“多贺国家人民息”，有作“多贺国家民息”，缺“人”字的情形。所谓“王氏四神博局镜”铭文“王氏作竟四夷服，多贺新家民息”，亦缺“人”字。而“多贺新家人息”，则缺“民”字。前引“多贺新人息”镜铭，又缺“家”“民”二字。而《汉铭斋藏镜》图112“新莽，新有昭面目铭重圈博局镜”内圈铭文“昭面目，身万，宜官，衣服，好可观”，缺文的情形是明显的。《汉铭斋藏镜》图184“东汉中晚，吾作铭变形四叶兽首镜”铭文“上有守（兽），辟不”，研究者指出，“‘辟不’后缺‘羊（祥）’字”。
我们推想，大唐西市博物馆藏汉镜“侯王”铭文，应是“宜侯王”的简写形式。镜铭其他各句皆七字，仅此句五字，也说明缺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这种社会通行的熟语，缺写一字，并不会影响文意的理解。所祝愿的主题，依然可以明朗地申达。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