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北朝的部分墓葬中常出土有帐座、帐钩等遗物。《说文解字注》记载：“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帷的本义即围在四周的布幕。帐座、帐钩等遗物与中国古代的帷帐、帷幄等器具关系密切。就其功能而言，无论帷帐还是帷幔等与“帷”相关的器具，其共同之处在于通过张设“帷”进行覆盖或遮蔽行为。受考古报告编写体例所限，组合式器物往往根据材质及器形被分别记录，难以展现其组合后的具体形式。目前，帷帐的复原研究以曾侯乙墓、满城汉墓最具代表性，朝阳袁台子墓亦发现保存较为完整的组合式帷帐。汉晋时期，墓室中帷帐的摆放位置已较为明晰；十六国北魏时期，墓葬中帐座、帐钩的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后者的具体构成及组合形式目前少有论述。本文拟将十六国北魏墓葬中与张设帷帐有关的遗物、遗迹等统归为“饰帷”现象，梳理该时期墓葬中帐座、帐钩及相关遗迹的摆放与布置形式，探讨其性质及墓葬中使用该类器物的原因。
一、 十六国北魏墓室空间中的“饰帷”现象
目前，明确发现有“饰帷”相关遗物的十六国北魏墓葬包括辽宁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辽宁省朝阳市八宝村1号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美岱村北魏墓、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大同南郊田村北魏墓、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大同七里村2001DQM1、大同七里村2001DQM37、洛阳宣武帝景陵、洛阳吉利区北魏吕达墓、甘肃张家川大赵神平二年墓、河北景县北魏高雅墓等。出土遗物主要由石帐座、铜帐钩、铁帐钩、铁杆头、彩绘木杆等构成。虽然相关遗物的数量、类型较少，但将这些遗物还原至墓室空间进行组合后，可发现各类“饰帷”的形式大相径庭。根据组合方式，可将“饰帷”现象分为四类。
A类 仅使用帐钩，将帐钩嵌于墓壁，通过挂钩、长杆及四通管连接。
如辽宁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图一〕。该墓为石椁墓，出土有鎏金螭首铜杆头、铁四通管、铁挂钩等遗物。其中，铁挂钩钉入椁壁，钩身贴壁下垂，被认定为供悬物之用。原报告还记录椁壁南北两侧依次发现三处相似器物留下的痕迹，表明椁内可能存在覆盖面积较大的悬挂行为。由于墓葬内随葬品遭受扰动，鎏金铜杆头等器物的出土位置并不明确，但与该墓形制相似的辽宁省朝阳市八宝村1号墓中，同出的铁杆头顺序放置于棺外侧，据此推测类似的杆头、四通管等应置于棺外组合使用。
B类 环绕式布局，使用帐座摆放。
如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墓〔图二〕。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墓室中后部放置木棺，棺的四角各放置一件石帐础（据图可知这些帐座距木棺均有一定距离），帐础旁可见饰于棺上的帷帐木构架残痕，表明木棺四周可能设置有帷帐等器具。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同样出土石雕柱础四件，分别散落于墓室后室甬道及墓棺附近。石雕柱础附近还伴出有木栏杆、贴金木兽头等相关遗物，应是当时“饰帷”类器具的组成部件。
C类 以帐座与木质帷榻组合使用。
如大同七里村2001DQM1〔图三〕。该墓为带耳室的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墓室中部发现木质帷榻一件，底部利用木板搭建帷榻地栿。南部前廊的地栿处发现石质帐座三件，柱孔残留有木痕，帷榻四周顶部有横木跌落的迹象，表明这些帐座应为木质帷榻前廊支撑柱的基座。与此类“饰帷”现象相似的还有大同七里村2001DQM37，但该墓因盗扰严重仅余石帐座一件。
D类 设置帐座、帐钩围绕石棺床，利用彩绘木杆搭建。
如洛阳宣武帝景陵〔图四〕。该墓为砖室墓，由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石帐座主要出土于墓室西侧，围绕石棺床四角摆放。因盗掘严重，墓中仅存一件帐座。原报告指出，石棺床西南角表面较为光滑，与棺床其他部分因腐蚀导致的粗糙明显不同，可能存在相应的覆盖现象。与此相似布局的还有洛阳吉利区北魏吕达墓，该墓墓室坍塌，仅发现陶莲花帐座一件，且出土位置靠近棺床，可能是石棺床附近搭建床帐的部件。大同南郊田村北魏墓墓室内同样设置石棺床，但布置方式稍有不同，该墓石棺床四角嵌有铁质圆环，分别插入饰纵向环状忍冬纹带的木杆，应是石棺床上幔帐的支撑。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使用、组合方式各具特色，既有将帐钩嵌入墓壁直接张挂的形式，也有使用帐座、帐钩等器物组合搭建帷帐的形式。其中，C类“饰帷”受到葬具形制的影响，依托木质帷榻进行装饰。该类“饰帷”方式较为特殊，不易辨识。虽然不同墓葬中的“饰帷”组成形式各异，但围绕墓主人所在区域进行布置是十六国北魏时期“饰帷”的共同特点。从发现“饰帷”墓葬的年代来看，有多座明确纪年的墓葬。如辽宁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415）、大同沙岭村壁画墓（435）、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484）及洛阳宣武帝景陵（515）等。由于相关遗迹、遗物数量较少，不同类别的“饰帷”尚难以明确器物形态是否具有年代演变关系。但可以确定的是，“饰帷”在十六国北魏墓葬中应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此外，出土“饰帷”的墓葬多数集中于大同，也就是北魏的平城地区。作为北魏早中期的政治、经济中心，平城地区人口构成较为复杂，拓跋鲜卑文化、汉文化等多种因素在此交融，形态多样的“饰帷”正是在这种时空背景下出现于墓葬中的。
二、“饰帷”的图像表达与布置形式
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布置形式颇为多样。然而，囿于相关墓葬保存状况有限，客观上造成了“饰帷”现象难以通过物质遗存直观复原。因此，在关注墓葬中“饰帷”实物遗存的同时，也应注意同时期墓葬壁画中的“饰帷”元素。这些图像资料对于理解“饰帷”的形态与布局颇具参考价值。
根据“饰帷”形式的不同，可将墓葬图像中的“饰帷”元素分为三类，分别是帷帐、屋帷与车帷，后两类分别依托屋宇和车舆为载体进行装饰。
首先是帷帐。这种“饰帷”方式自汉晋时期便广泛流行，单独设帐是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类“饰帷”以墓主人坐帐图最为典型，如在朝鲜安岳发现的永和十三年（357）冬寿墓〔图五〕，该墓西侧室西壁与南壁分别绘制有冬寿及其夫人坐于帷帐下的图像，画面中帐架支于榻的两侧，帐顶饰莲花，顶部及两侧皆施有帐幔，两侧立杆顶端装有“L”型管状饰并下垂流苏。冬寿的帷帐下还有围屏，其侧室西壁留有“帐下督”的朱书榜题。这种墓主人坐榻的帷帐元素在东汉至北齐的墓葬壁画中长期延续，与此类似的还有洛阳朱村壁画墓、辽阳上王村壁画墓、大同智家堡石椁壁画墓、太原市北齐娄睿墓等。辽阳上王村壁画墓、大同智家堡石椁壁画中的帷帐架顶端所绘龙首状帐钩与墓葬中出土实物遗存的形制十分相似。需要区分的是，除了方形的帷帐，一些墓室壁画中还绘制有个别圆形帐顶的毡帐，如辽阳南雪梅1号墓宴饮图。圆形帐顶的毡帐下可容纳多人，与强调私人空间的方形帷帐具有明显差异。
其次是屋帷。相较于单独设置帷帐，屋帷的装饰方式表现为悬挂于瓦顶屋宇下，这类“饰帷”元素同样出现于墓主人坐榻图。如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中〔图六〕，其墓室东壁（正壁）有一庑殿顶建筑，额枋之间为红色一斗三升“人”字形斗拱，是典型的汉式建筑。其横楣与楹柱之间挂着分段的帷幔，建筑下方墓主人夫妇坐于榻中。屋帷类“饰帷”须与建筑组合展现，“饰帷”元素在此处显示出更强的装饰色彩。大同南郊仝家湾北魏墓M9、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洛阳孟津北陈村北魏墓中的壁画等，同样反映了这类“饰帷”。
最后是车帷。与屋帷相比，“饰帷”元素与车驾搭配使用的情况较少，且在搭建形式、画面布局等方面较前两者有所区别。如大同智家堡北魏墓中的棺板绘画〔图七〕，其中一块棺板绘制有以牛车为中心的出行场景。车帷的使用集中体现在载有墓主人的牛车上，该牛车卷棚顶上设置有前后坡状的帐顶，支撑车帷共用六根木杆，其杆顶部绘有龙首形装饰。这类车顶“饰帷”出现较晚，与之相似的有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酒泉丁家闸M5等。
魏晋北朝时期墓葬壁画中的“饰帷”元素体现了该类器具的主要构成单元及使用场合。当然，墓葬壁画中绘制的“饰帷”图像并不直接等同于墓葬中实际出土的“饰帷”实物，除画匠的主观因素外，主要还受到“饰帷”器具材质的影响。图像资料显示当时各种形式的“饰帷”主要由丝帛、木质长杆等材料进行搭建。待到墓葬发掘时，有机质遗物往往未能留存下来，仅剩余部分帐座、帐钩等零散部件。不过，从图像中认识“饰帷”，可以确定该类器物在画面中起到了界定、划分内外空间的作用，正与墓葬遗址中“饰帷”实物形成的封闭空间相吻合。由此可见，无论图像资料还是实物遗存，“饰帷”具备明确的空间属性。基于这种共性，比较图像资料与实物遗存的异同，结合墓葬中“饰帷”相关遗物的构成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可为明晰墓葬中“饰帷”的基本结构提供可能。
从墓室空间来看，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饰帷”现象满足了两个基本要素：首先，墓室主要由砖室墓构成，立体空间是“饰帷”成立的基础；其次，无论组合方式如何，该时期“饰帷”相关遗物多分布于墓主人周围。根据展现方式的不同，十六国北魏墓葬中不同类型的“饰帷”大体可归纳为两种模式。
第一类可称为帷榻式，即“饰帷”与墓棺或床榻进行组合，围绕墓主人设置。如前述B类“饰帷”方式较为典型，即在墓棺四周放置帐座，从形式上构成了环绕墓主人的特定空间。D类“饰帷”同样具备该特征，其棺床四角分别竖立彩绘木杆，呈现出以墓主人为核心构建封闭空间的特性。图像资料中的帷帐元素直接反映了帷榻式“饰帷”的基本布局，包括环绕于墓主人的帷帐及其坐榻，通过隔绝内外形成了墓主人的私人空间。帷榻式“饰帷”的构成方式比较明确，在墓室中通常以搭建帷帐来完成。
第二类为屋帷式，“饰帷”主要作为装饰性元素悬挂于屋宇梁柱间，这在图像中多有直接体现。C类“饰帷”遗存符合“屋帷”的布置方式。由于该模式的“饰帷”依附建筑构成，故其形式受建筑结构影响较大。如大同七里村2001DQM1中的帐座被视为木质帷榻的组成部分，这些帐座成列分布于帷榻的一侧，其构建的空间将木质帷榻一分为二。原报告指出，这些帐座应位于木质帷榻的前廊。过往研究多因材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一些葬具的相似性，如部分北魏墓葬中的房型石椁结构与屋帷式“饰帷”类同。例如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图八〕出土的房型石椁，其形制仿木构单檐悬山式殿堂建筑，该建筑南侧使用廊柱和柱础构建出前廊空间，可为屋帷式“饰帷”的布局提供一定的实物参考。比较帷榻式“饰帷”与屋帷式“饰帷”，二者虽然都设置于墓主人周遭，但前者更强调帷榻内外对墓主人私人空间的构建，而后者依托于建筑的基础上，将墓主人所在空间进一步区分为“前后”两部分。此外，帷榻式“饰帷”的布局形式一般较为明晰，而屋帷式在组合形式上显得相对隐蔽，其“饰帷”特征并不突出。
与前两种不同，A类“饰帷”方式形制较为特殊。冯素弗墓考古报告中提到墓中出土“饰帷”类器具时，对器具功能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钉入椁壁的铁钩，报告认为其性质当如“荒帷”；铁四通管被视作随葬仪仗用具“帐钩”以支撑帐顶的帐角；鎏金龙首铜杆头是用于悬挂旌幢流苏的挂钩，原报告中认为其中两件当供车舆插旗使用。荒帷、帷帐乃至车舆上都需使用“饰帷”类器具，但三者性质完全不同，目前单座墓葬也少见同时出土以上三类器具，不应将其混淆。在判断该墓“饰帷”形式时，有必要结合墓葬共出遗物展开分析。原报告着重提到墓中出土有铁旗座，该类遗物应为安车、辒辌车上的建旗用物，而荒帷、帷帐中皆不见该类器具。这类车舆原本即悬挂饰物，《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辒辌本安车也，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翣，故遂为丧车耳。”不仅如此，报告在论证铁旗座性质时引用顾恺之《洛神赋图》的车舆图像，该图中车顶盖上也有幕布和挂钩等“饰帷”器具出现。《晋书》记载，桓玄篡位后，群下认为殿上布置的帷帐“颇类轜车”，可见当时车帷的悬挂形式与帷帐颇为相似。结合冯素弗墓中与“饰帷”类器具共出的相关遗物，其“饰帷”的性质可能与车舆关系密切，当属车舆上使用的车帷。墓葬中出现使用“饰帷”的车舆应指向丧葬仪式上的通幰车。《晋书·舆服志》：“通幰车，驾牛，犹如今犊车制，但举其幰通覆车上也。诸王三公并乘之。”通幰车是高等级贵族的丧葬用具。发现该类现象的冯素弗墓墓主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天王冯跋之弟，也是北燕创建时的核心人物之一，从身份等级上符合使用此类用具的标准。墓葬中随葬车帷的现象至迟在汉魏之际已有发现，如安阳西高穴M2后室南侧室出土有众多“遣册”性质的石牌，其中刻铭有“輴车上广四尺长一丈三尺五寸漆升帐构一具”，丧葬所用车舆及其车帷被明确记录于随葬品清单中。而该墓中出土的多件铁质帐架构件也为上述记录提供了印证。冯素弗墓内的车舆饰帷可能是对汉晋丧葬制度的模仿与延续。总体来看，目前发现A类“饰帷”方式的墓葬极少，表明其并非十六国北魏墓葬“饰帷”的主要布置形式，且其张挂、使用的方式还有赖未来更多材料予以说明。
三、“饰帷”现象的承袭与变迁
根据组合形式来看，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结构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种为单独搭建的帷榻，另一种则用于屋帷装饰。这两种“饰帷”模式反映的墓室空间布局与汉晋时期墓葬中帷帐的摆放并不相同。汉晋时期墓葬中的帷帐总是与墓棺保持着相对距离，帷帐在墓室中构成了区别于墓主的独立空间。这种布局形式与汉晋之际墓葬结构的变化有关，帷帐发挥了隔绝内外构建墓祭空间的功能。而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饰帷”则以墓主人所在区域为中心进行搭建，并未沿用汉晋墓葬中帷帐的布局特点。使用形式的差异可能反映了器物功能已发生变化。要理解十六国北魏墓葬“饰帷”结构的变化及其来源，可在墓葬中“饰帷”的空间布局与图像表达之间寻找线索。
与同时期墓葬中单独设立的帷帐不同，汉晋时期墓葬壁画中“饰帷”图像的装饰属性更为突出。密县打虎亭东汉墓M2的中室北壁展现了宴乐百戏〔图九〕的场景，画面上部悬有红色和黑色的幔帐与绶带，模仿居室内部场景。“饰帷”在壁画中仅作为装饰性元素或是画面的界栏，并非画面的核心要素。这类“饰帷”图象在汉晋时期颇为流行，其形式甚至一直延续至十六国时期，甘肃高台县三湾村的木版画〔图十〕中，人物上部亦装饰有帷幔。强调装饰性的“饰帷”不仅作为壁画内容有所展现，一些“饰帷”图像还与墓室结构相结合仿作室内建筑。如内蒙古鄂托克旗凤凰山M1墓室后壁〔图十一〕，墓门顶部的横梁用黑线勾勒，并垂挂有花纹复杂的帷幔。与此相映衬的是墓门左右的门吏画像。东汉少数墓葬壁画中甚至直接绘制庑殿顶建筑加以垂挂帷幕的图景，如辽宁辽阳北园1号墓后耳室的宴饮图〔图十二〕中绘制有单檐庑殿厅堂，堂下帷幕高卷。这种用于建筑内部装饰的“饰帷”与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屋帷类“饰帷”实物遗存及图像皆有类似的表现形式，可能是屋帷类“饰帷”布置方式的来源。
汉晋时期墓葬出土的帷帐鲜有围绕墓主人布局，但是该时期墓葬壁画中已经开始有少量以人物为核心的“饰帷”图像，这类图像中的帷帐同样与床榻或坐榻相结合。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图十三〕墓室中室右侧室南壁中发现有墓主人坐帐图，其中帷帐盝顶，用红线勾勒。这一形式明确表现了“饰帷”元素与墓主的关系，十六国北魏墓葬中榻帷式“饰帷”与这种图像表达当存在一定渊源。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图像中已经出现了环绕墓主人的“饰帷”结构，但是就整个墓室空间而言，这里的“墓主人坐帐”元素仍是服务于墓室壁画整体叙事的组成部分。如上述安平逯家庄东汉墓中，墓主人坐帐图〔图十四〕仅作为整个中右侧室的官吏治事、拜谒场景一部分，并未绘制于墓室主室，在整个墓葬壁画中居于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在类似的汉晋墓室壁画中，即使出现了墓主人夫妇坐帐的图像，两人仍多以侧身对坐完成画面构图，从属于整个场景的叙事主题。而十六国北魏墓葬流行的“饰帷”图像多处于墓室的核心区域，位于墓室正壁的中心，“饰帷”图像中墓主人正视墓室前方，“饰帷”周遭的出行、仪仗等元素皆围绕其展开。墓主人于“饰帷”结构中直接与墓室内的实际空间产生互动，摆脱了原有的从属地位，成为墓葬礼仪中的核心内容。
综上所述，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形式、来源受到汉晋时期墓葬中“饰帷”的直接影响，但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沿用，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饰帷”并未继承汉晋墓葬中随葬帷帐的布局方式，以帷帐划分墓葬空间的功能也并未延续。但是，前者却能够在汉晋时期墓葬壁画“饰帷”图像中找到相似布置，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布置形式或许来源于此。在承继汉晋时期墓室中“饰帷”图像表达的同时，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两种“饰帷”模式又有所区别。除了通过墓室壁画展现其装饰属性，屋帷式的“饰帷”还依托墓室中实际搭建的建筑单元（木构或石构）进行装饰，以此表现墓葬中的“饰帷”空间。帷榻式“饰帷”则取材于墓室壁画宴饮图中的墓主人坐帐元素。从十六国北魏时期“饰帷”的布置形式来看，无论图像表达还是实物遗存，“饰帷”原本用于划分空间的属性趋于减弱，其器物布置与墓主人的关系愈发密切。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饰帷”之间并无明显的年代早晚演变关系。
四、十六国北魏墓葬“饰帷”现象的文化内涵
“饰帷”存在多种形式。针对汉晋时期“饰帷”的类别，有学者对比了帷、幄、幕、帟等不同器具形式及使用的差异。除了名称与形式，影响“饰帷”内涵的重要因素还涉及器物的使用场合。《论衡·书虚》：“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这里的帷薄指向其器具本意，也就是帷薄与挂帘的基本功能。《汉书》中记载“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则又赋予帷薄以男女道德审视的含义。与此类似，帷盖在《管子·事语》中被记录为“帷盖不修，衣服不众，则女事不泰”的装饰用具，可是同样的描述在汉代又被称之为“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恩，况国之功臣者哉”的受恩报恩之意。在使用方式上，“饰帷”亦用于车驾，如《后汉书》中记载“绛襜络”，其中“襜，帷也。车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络之以为饰。《续汉书志》曰：王公列侯安车，加加交络帷裳也”。车舆饰帷不仅发挥了其本身遮蔽的功能，还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将这种装饰用于屋宇，“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帷堂又成为举行丧礼的场所。同样是进行“饰帷”，在不同阶段和场合中，其功能与意义颇为多元。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文化内涵亦受到器物所处环境及时空背景的影响。
汉晋时期的墓葬中单独设置帷帐，其布局区分了生者与逝者的内外空间，生者面对帷帐进行墓内祭祀活动，而逝者则居于帷帐后相对封闭空间内。这种特质不仅体现在“饰帷”类器具上。在墓室空间中，包括一些多室墓中的前室，单室墓中的祭台甚至陶案等遗迹遗物，多被视作墓内可能存在祭祀行为的证据，原因在于以上诸多材料都在墓室中构成了区别于墓主人（墓棺）的祭祀空间。关于“饰帷”与墓内祭祀的讨论，李梅田等学者在观察汉唐时期墓室中的帷帐布局时，已注意到了帷帐空间属性的延续，并指出“饰帷”（帷帐）在汉唐墓内祭祀活动中肩负有营建祭祀空间的价值。然而，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布置方式并不完全符合上述特征，其多依附于墓主人所在区域搭建，且并不完全以“饰帷”区分礼仪空间，即“饰帷”对墓内祭祀空间的构建作用并不显著。从上述变化来看，汉晋以来形成的墓内祭祀传统在十六国北魏时期的部分墓葬中似乎有所更张。但司马金龙墓中的“饰帷”是一个例外，其中的石帐座、漆食盒等遗物散落在棺床前至甬道处，这种摆放形式依然显示出汉晋时期帷帐的布局特点，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以帷帐营造墓内祭祀空间的传统，这一现象可能与墓主人的身份背景有关。司马金龙作为南来皇族，深受汉文化影响，自然对墓葬中以“饰帷”构建祭祀空间的传统更为了解。需要注意的是，“饰帷”作用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十六国北魏墓葬中不再进行墓内祭祀活动，如北朝墓室壁画中多绘制墓主受祭场景，这种场景即可视作墓内丧葬仪式的体现。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搭建方式及布局等方面的变化，使其界定礼仪空间的属性趋于衰弱，而墓内祭祀的形式也由此受到影响。这种内涵的转变反映出十六国北魏时期鲜卑等部族在认识、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虽然从形式上表现出对汉晋物质文化的继承与延续，但可能未必完全理解其背后蕴含的礼仪制度，因此造成了这一时期“饰帷”遗存“形似而神不似”的结果。
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内涵的缺失也反映了草原地带人群对“饰帷”现象的理解与重组。随着北方草原民族的南移与华夏化进程的深入，十六国北魏墓葬从早期新旧风俗交替的多样性特征，逐渐统一于“晋制”的文化面貌中。过往研究多关注该过程中物质文化面貌的转变，如十六国时期墓室壁画中墓主人坐帐图多用帷帐进行搭配，而北魏早期的墓室壁画中则多将墓主人绘制于装饰有帷幔的瓦顶建筑下。有观点认为墓室“饰帷”图像的改变源于河西文化因素对北魏早期墓葬的影响。这种思路虽然注意到了不同物质文化面貌背后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但是具体到不同文化对外来器物的认识、接受乃至使用情况等方面则少有论述。本文所涉墓葬中“饰帷”布局的转变则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初步探索。
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饰帷”承袭了汉晋时期墓葬内使用帷帐的传统，但在接受这种传统的过程中，十六国北魏的统治者们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无论帷榻式、屋帷式的“饰帷”还是一些墓葬中房型石椁的出现，都是其形式被继承后的重新呈现。一方面，这种改造并未完全摆脱汉式传统，其帷榻、屋帷两种“饰帷”模式都脱胎于汉晋时期墓室壁画中的“饰帷”元素。另一方面，在接受“饰帷”的同时，通过改变布置形式，这类组合式器具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在实物资料与图像表达中，屋帷与帷榻都被布置于墓主人周遭，显示其突出的地位。二者共同反映出强调居室化、宅邸化的倾向。《魏书·杨播列传》载：“厅堂间，往往帷幔隔障，为寝息之所，时就休偃，还共谈笑。”“饰帷”多被使用于厅堂等建筑装饰，汉晋时期的壁画亦存在类似特点：“饰帷”作为墓内壁画的界栏，配合墓室的实际建筑构件，表明墓室可能被视作居室进行塑造。这种模拟建筑化、宅邸化的倾向可能是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核心意向之一。也正因此，墓葬中才会出土与房型石椁结构相似的屋帷式“饰帷”或宅邸内部的帷榻。比较而言，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功能及内涵已与汉晋时期墓葬内的帷帐大相径庭。作为具备特定文化意义的组合式器具，十六国北魏墓葬中不同类别的“饰帷”皆显示出居室化的共同特征。这种布局上的共性反映了当时自草原向南迁徙人群的普遍认可，“饰帷”类器具成为了体现十六国北魏时期文化认同的标识之一。
五、结语
“饰帷”是十六国北魏墓葬中一类较为特殊的组合式器物，其布置形式来源于汉晋时期墓葬壁画中的“饰帷”元素。就其搭建方式而言，十六国北魏墓葬中的“饰帷”可主要分为帷榻式与屋帷式两种组合模式，但两种模式所构建的空间都聚焦于墓主人这一核心要素。汉晋时期，墓葬中的帷帐单独设置并承担构建祭祀空间的功能。而从十六国北魏时期墓葬“饰帷”布局的变化来看，其原有的功能似乎并未延续。在这一过程中，“饰帷”可能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
出土“饰帷”的十六国北魏时期墓葬多分布于远离中原的边缘地带，尤以大同地区较为集中。王明珂曾谈到，考古发掘所得遗物，一定程度上可说是有意被制造、收集及保存下来的文物，这些器物的形式面貌，常刻意地表达了某种社会价值，或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此为线索，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的搭建、布置方式所反映出的居室化、宅邸化倾向或许是部分草原地带人群认同的集中表达。在北魏历史上，对于居住方式的争论一直贯穿于华夏化进程中。公元339年，拓跋什翼犍提出都城迁移，而部族人群多有异议，反对迁都的诸多理由中即涉及对定居生活的抵触，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其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这种坚持游牧生活所形成的文化认同长期延续，且在拓跋鲜卑内部颇显强势。如孝文帝迁都洛阳时，以穆泰、元丕、陆叡为代表的拓跋政权元老坚决反对这一政策，其理由便是迁都洛阳改变了鲜卑族群长期以来游牧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随着南迁进程逐渐深入，拓跋鲜卑以及其他草原部族在逐渐认识、了解汉文化后最终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居室化、宅邸化的布置方式或许正反映了草原地带人群对定居生活方式的理解与认同。
以往研究多倾向于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构建墓葬单位中不同遗迹、遗物的文化属性乃至判定墓主人的族属。然而，器物的使用并不完全依赖族群划分，同类器物也可以在不同族群间流通。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器物的文化内涵产生于不同族群对自身所处客观世界的认知与理解，即便外形相似的器物也会因各自族群的文化属性而被赋予不同的社会价值。本文讨论的“饰帷”便属于此类，汉晋时期用于界定祭祀礼仪空间的帷帐，至十六国北魏时期则以“饰帷”完成了墓室内居室化的构建。同样是使用帷帐等相关器物，十六国北魏墓葬中“饰帷”沿用了汉晋时期业已成型的器用传统，但在具体布置过程中则有所变化。通过改造器物的搭建方式与布局，分布于草原地带的人群最终完成了“饰帷”文化内涵的重塑。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