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晚期至魏晋十六国时期，是鲜卑崛起和高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鲜卑势力跨域广大，被划分为东、中、西三部。东汉晚期的檀石槐鲜卑大联盟，曹魏时期的轲比能鲜卑大联盟，都曾试图统一鲜卑各部。此后，中、西部鲜卑以拓跋鲜卑为首，建立了代国；东部鲜卑相互征战兼并，最终以慕容鲜卑为首，建立了前燕。在这个过程中，檀石槐为了建立与匈奴帝国比肩的新草原帝国，意图创建鲜卑新文化，以凝聚众心，抵御中原文化。考古发现有一批经过拣选的器物，如中口短颈陶罐、马形牌饰、鹿形牌饰、漩涡纹耳饰、圈点纹骨角器等被组合到一起，出现在长城地带，呈现出与中原文化反差强烈的新文化面貌。其中，马形牌饰、鹿形牌饰和漩涡纹耳饰等常被制作成金器。这些不见于中原的样式，当由檀石槐鲜卑大联盟中的相应工匠部落来完成，为了解鲜卑金匠及其文化传承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檀石槐鲜卑系统的金器形制与设计内涵
（一）马形牌饰
据统计，目前发表的见于中国境内的檀石槐鲜卑系统马形牌饰至少有32件，其中有金质11件、铜质18件、铜鎏金1件、铜包金1件、1件质地不详。这种马形牌饰在蒙古国境内也有发现。
按图像主题，可将上述马形牌饰分为单马、子母马两种形式。其中单马者为少数，下部多不见围框。金质的，如三道湾M17:1〔图一：1〕、善家堡M1:17〔图一：2〕、内蒙古赤峰地区征集品一件〔图一：3〕、河北赤城县马营村征集品一件〔图一：4〕等，仅第四件下部有围框；铜质的，如《鄂尔多斯青铜器》收录品一件，下部有围框〔图一：12〕。马形牌饰中更多见的是大马驮小马的子母马形式，下部皆有围框。金质、铜包金的，如三道湾M15:1〔图一：5〕、内蒙古开鲁县福兴地墓葬出土的一件〔图一：6〕、塔坨90M11:7〔图一：7〕、塔坨90M1:10〔图一：8〕、东大井SDM4:5〔图一：9〕、内蒙古赤峰地区征集品一件〔图一：10〕、辽宁义县西关村出土品一件〔图一：11，铜包金〕等；铜质、铜鎏金的，如三道湾M2:5〔图一：13，铜鎏金〕、三道湾M5:3〔图一：14〕、吉林大安市后宝石墓地出土的三件〔图一：15-17〕、《鄂尔多斯青铜器》收录品一件〔图一：18〕、鄂尔多斯征集品E·1050〔图一：19〕、青海互助县泽林大队出土品一件〔图一：20〕等。
（二）鹿形牌饰
此种金器发现数量很少。目前所见全部为单鹿形，作卧伏状，大角横贯背部，下部皆有围框。镂空，既有纯金质的，也有铜包金的，基本都属于金质。纯金质者，如三道湾M122:2〔图二：1〕，仅存上半部；铜包金者，如大安后宝石墓地出土一件〔图二：2〕、三道湾M122:1〔图二：3〕。
（三）漩涡纹耳饰
漩涡纹耳饰有金、铜、骨三种质地，一般有坠钩。依漩涡纹的个数，从单涡到九涡的型式均有发现。
金质、铜包金的，可见到六种型式。双涡纹，左右对称，大小相同，如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孟根楚鲁苏木白云乌拉墓地M6出土的两件〔图三：1、2〕。三涡纹，各涡大小相近，呈斜直线排列，如三道湾M110:27〔图三：3〕。五涡纹，以一大涡居首，两侧各有两涡对称排布，涡径依次递减，如塔坨90M6:2〔图三：4〕和另一件同形制出土品〔图三：5〕。七涡纹，以一大涡居首，两侧各有三涡对称排布，涡径依次递减，如后宝石墓地出土的一件〔图三：6，铜包金〕、三道湾M20:2〔图三：7〕。八涡纹，以大小相同的两大涡居首，两侧各有三涡对称排布，涡径依次递减，如东大井SDM1:9〔图三：8〕。九涡纹，以一大涡居首，两侧各有四涡对称排布，涡径依次递减，如石家沟墓地出土的两件〔图三：9、10，铜包金〕。
铜质的，也见到六种型式。单涡纹，如石家沟墓地出土的一件〔图三：11〕。四涡纹，上下成对排列，各涡大小相近，如三道湾M104:5〔图三：12〕。五涡纹，特点与金质相同，如石家沟墓地出土的一件〔图三：13〕。六涡纹，左右对称各排列三涡，各涡大小相近，如东大井SDM8:2，残缺右下方一涡〔图三：14〕。七涡纹，特点与金质相同，如东官井村M1:8〔图三：15〕、石家沟墓地出土的一件〔图三：16〕、东大井SDM17:1〔图三：17〕。九涡纹，上部为四涡纹，下部为五涡纹，特点分别与金质四涡纹、五涡纹相同，又以边框围绕五涡纹，与四涡纹隔开，如三道湾M104:8〔图三：18〕。
骨质的很少见，仅见七涡纹，特点与金质者相同，如石家沟墓地出土的两件，其中一件比较完整，坠钩为铜质〔图三：19〕，另一件坠钩残〔图三：20〕。
金器在檀石槐鲜卑系统的金属饰件中占比较高，数量较多，又是设计特殊的器形，应当是由专门的工匠部落按照上层要求负责制作的。通过观察这些金器的型式和制作特点，可以认识其两点设计内涵：
1、寓情于物，追求草原情感因素的表达。
马形牌饰中，子母马形牌饰最多，相比单马形明显占据数量优势和主流，有的单马形不排除是从子母马形切割、改造而来。大马姿势呈前、后腿内蜷的卧马状，是对东北中西部地区东胡系文化因素的传承；在牌饰的下半部分，从马的前、后腿直到马尾串联成一个封闭的圆角长方形围框，这种设计明显受到匈奴文化的影响。子母马则是颇具创意的一种造型。东周时期长城地带的动物牌饰上，重复出现的动物纹样都是等大的、形制完全相同的，机械复制感很强。但在檀石槐鲜卑系统中，二马不再是简单重复，而变化为一大一小，以大马驮载小马，突出了二者之间亲密的互动关系。虽然表现的是动物间的舐犊情深，却流露出牌饰设计者对草原生活的深切体验和情感重视。由此激发出的艺术创作灵感，绽放出人性的光辉。
2、援西自立，注重对欧亚草原西部图像造型的吸收。
鹿形牌饰和马形牌饰一样，采用了下半部围框的做法，应是统一设计所致。鹿的头部并未后仰，但大角能从头部一直纵贯到尾部，写实中带着几分夸张。这种做法比较符合欧亚草原西部的造型传统，这种传统在战国中晚期已传播至中国北方地区。所以，鹿形牌饰的鹿角造型与欧亚草原西部存在文化关系，但还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直接传播关系。而漩涡纹耳饰，则更有可能是从欧亚草原西部直接输入。至迟于公元前第二千纪，漩涡纹饰件已广布于希腊、高加索及伏尔加河下游等地区；公元前第一千纪，已广布于希腊、罗马、高加索、南俄－乌克兰草原。然而两汉时期漩涡纹饰件由西方向东方传播的迹象并不明显。匈奴统治的核心地区，迄今也没有发现漩涡纹饰件。长城地带出现漩涡纹耳饰，大概率是远距离上层交流的结果。从另外两种金牌饰的浓厚草原风格看，漩涡纹饰件作为欧亚草原西部的特色物品，有可能是被专门挑选、有意引入的。只不过漩涡纹饰件在欧亚草原西部用途多样，而长城地带的漩涡纹饰件主要用作耳饰。如此强调草原文化，甚至从遥远的欧亚草原西部借鉴新特色，显示了檀石槐鲜卑建设自身文化体系、追求文化自立的迫切感，政治意义强烈。
二、檀石槐鲜卑系统金器的分布与制作部落的推定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载，檀石槐“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东汉延熹九年（166），“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按照檀石槐大联盟东、中、西部的划分，东、中部的分界线在右北平郡，右北平归东部；中、西部的分界线在上谷郡，上谷归中部。东汉时，右北平郡治土垠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东南），辖地大致在今河北省东北部的唐山市、承德市、秦皇岛市境内。上谷郡治沮阳县（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东南），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张家口市怀来县、宣化区、涿鹿县、赤城县、沽源县以及北京市延庆区等地。据此，我们可将鲜卑金器的分布情况列表如下［表一］。可以看到，檀石槐鲜卑系统的金器在中部发现最少，主要集中在东、西部。东部出土较集中的墓地是吉林省大安市后宝石墓地和河北滦县塔坨墓地。西部出土较集中的是内蒙古察右后旗三道湾、商都县东大井、卓资县石家沟墓地。其中塔坨墓地出土金器数量最多，出土檀石槐系统金器数量最多的则是三道湾墓地。
西部的三道湾、东大井、石家沟三墓地域邻近，围绕在檀石槐鲜卑王庭周边。《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余里”，高柳即今山西阳高县。三道湾墓地、东大井墓地正在阳高县城以北三四百里的范围内。而且这两处墓地的规模很大，墓葬分布密集：三道湾有300多座，东大井有200座左右，文化特点以檀石槐鲜卑文化因素为盛，应与檀石槐鲜卑王庭直接相关。尤其三道湾墓地，不仅墓葬数量最多，而且出土檀石槐系统金器的种类最全、数量最多，都显示出其更为重要。鲜卑王庭是这些特制金器最重要的供奉对象，在与其关系密切的墓地中出土金器更为集中亦是顺理成章的。
在卓资县石家沟墓地中，除汉文化因素的铜镜、铜钱外，数匈奴文化因素为最多，另外还有较多的檀石槐鲜卑文化因素，表明该墓地的主要人群应是南匈奴，但受到邻近檀石槐鲜卑王庭的紧密控制。该墓地约有四分之一的墓葬是使用石块砌出边框、上覆石板的石椁墓，反映出辽西鲜卑的墓葬特征。由此可以推断，石家沟附近的这支匈奴部落或是南匈奴中相当重要的部落，实力较强，檀石槐因其地近王庭，恐产生威胁，而必须派东部鲜卑部众直接入驻，加以监管。有学者认为石家沟墓地是宇文鲜卑在阴山地区活动时留下的遗迹，此说可从。宇文鲜卑最后东迁至辽西，与东部鲜卑在其领导层中占重要地位有很大关系。石家沟墓地集中出土漩涡纹耳饰，包括铜包金九涡2件〔见图三：9、10〕、铜质单涡1件〔见图三：11〕、铜质五涡1件〔见图三：13〕、铜质七涡1件〔见图三：16〕和骨质七涡2件〔见图三：19、20〕，另外两种马形、鹿形金牌饰则不见。其所属部落有可能是漩涡纹耳饰的专门制作者，拥有南匈奴较好的手工业基础，主要生产铜饰件，金器则采用铜包金工艺，还用骨器进行仿制，说明金料来源不足。
东部的后宝石、塔坨二墓地和石家沟墓地一样，也与鲜卑金器的生产部落有关。吉林大安县后宝石墓地已全部遭到破坏，估计至少有20余座墓，规模并不很大。但该墓地出土的檀石槐系统金、铜牌饰却十分集中、齐全。在征集回收的36件器物中，有马形铜牌饰3件〔见图一：15－17〕、铜包金鹿形牌饰1件〔见图二：2〕、铜包金七涡纹漩涡纹耳饰1件〔见图三：6〕。且鹿形牌饰均为金质（含铜包金），除后宝石墓地外，仅见于三道湾墓地，并不流行。这一定程度表明后宝石墓地所属部落或为鹿形牌饰的制作者，但金器产量并不高，以生产铜牌饰为主。金器常采用铜包金工艺，目的是为了节约金料，明显受到附近无金矿资源的限制。
河北滦县塔坨墓地的大部分墓葬亦被破坏，共清理残墓17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未发现尸骨和葬具。墓地不大，规格也不高，但至少出有马形金牌饰2件〔见图一：7、8〕、漩涡纹金耳饰2件〔见图三：4、5〕，还有金耳环7件〔图四：1〕、圆形金泡2件〔图四：2〕、方形金泡1件、包金剑鞘1件、长方形片状金饰件1件〔图四：3〕、条形金带饰1件〔图四：4〕等。加上被盗掘流失的金饰件，该墓地出土的金器可谓十分集中、惊人。公安局缉私所获一件双鹿纹金牌饰，据悉也可能与塔坨墓地有关〔图五〕。可见金饰件基本是该墓地常见的随葬品，普及程度胜过三道湾墓地。塔坨墓地所在的冀东地区金矿资源丰富，今河北迁西县的金厂峪金矿等开采历史悠久，距离塔坨墓地不远。故塔坨墓地所属部落应是利用本地资源制作金器的部落。由于金料丰富，不使用节省原料的铜包金，生产的檀石槐系统金器有马形牌饰、漩涡纹耳饰，没有鹿形牌饰，其他品种的金饰件亦较多。
塔坨墓地所在的辽西一带，是东汉时期乌桓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研究者也认为塔坨墓地的族属应该为乌桓，年代大致在东汉晚期至曹魏时期。但是在东汉中期，辽东鲜卑也入据了辽西。塔坨墓地一方面出土檀石槐系统的典型金器，另一方面所出陶器和同时期鲜卑陶器相比，既有较多的相同、相近之处，也有明显的差别。因此，塔坨墓地所属部落更可能属于乌桓与鲜卑的混合部落，且以鲜卑为主导，由此被纳入到檀石槐鲜卑大联盟之中。部落中的乌桓人入塞早，汉化程度较高，附近也有较多的汉人，都有利于他们掌握较高的金器制作技术。再加上金料来源距离近、易获得，使得塔坨部落在大联盟中成为重要的金匠部落。在檀石槐、轲比能鲜卑大联盟瓦解后，待到魏晋之际，他们又成为新崛起的段氏鲜卑集团的一分子。
段氏鲜卑有姓名记载的最早先祖是日陆眷。《魏书·徒何段就六眷传》载曰：“徒何段就六眷，本出于辽西。其伯祖日陆眷，因乱被卖为渔阳乌丸大（人）库辱官家奴⋯⋯其后渔阳大饥，库辱官以日陆眷为健，使将之诣辽西逐食，招诱亡叛，遂至强盛。”可知段氏鲜卑本出于辽西徒河一带（即今大、小凌河流域）。因乱日陆眷被卖到渔阳（今北京密云），后又在乌丸大人的帮助下返回辽西，得以兴起，其时当在魏晋之际。重返辽西后的日陆眷及其子孙，逐渐在大、小凌河流域以西发展壮大，建立了以阳乐（今河北秦皇岛抚宁区西）、令支（今河北迁安）为中心的根据地。滦县塔坨正在其控制范围之内，这附近的鲜卑、乌桓、汉人共同组成了段氏鲜卑集团。首领以“段”为姓氏，当形成于这一时期，且应与其掌握了金器制作的特长有关。鲜卑金器制作中最基础、最关键的工序就是手工捶打，使金器成形。而“段氏”正是由用于捶击、锻打的工具引申而来。《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攻金之工，筑氏执下齐，冶氏执上齐，凫氏为声，㮚氏为量，段氏为镈器，桃氏为刃”，孙诒让对“段氏”含义的解释是：“‘段氏’者，《说文·殳部》云：‘段，椎物也。’又《金部》云：‘锻，小冶也。’凡铸金为器，必椎击之，故工谓之段氏。锻，则所用椎段之具也。”这里“段氏”所锻造的“镈器”是金属农具，当为青铜器或铁器。但是锻打技术同样也适用于金器制作。所以，段氏鲜卑以“段”为姓，或许正是为了突出他们所掌握的金器制作优势，以与其他鲜卑相区别。
三、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三燕金器制作的发展
檀石槐、轲比能鲜卑大联盟解体之后，诸姓鲜卑纷纷自立。东部鲜卑逐渐形成三强争立的格局。西晋十六国时，段氏、宇文氏和慕容氏各据一方，互相争斗。三部之中，实力最强者为段氏，宇文氏次之，慕容氏最弱。在与段氏、宇文氏的对峙中，慕容氏几乎不能自存，数次面临亡国的危险，不得不依靠永嘉之乱后流入辽东的汉人来发展势力。在慕容廆及其子慕容皝的领导下，重用汉族士人，积极地吸收中原汉文化，迅速改变了本民族原来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大大增强了实力。最终，慕容氏吞并了段氏和宇文氏。东晋咸康四年（338），段氏为后赵所灭，其部众一部分入于赵，一部分降于前燕。后来，入赵的段氏鲜卑亦辗转归入慕容氏。东晋建元二年（344），慕容氏灭宇文氏，“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至此，东部鲜卑内部通过战争完成了慕容氏对段氏、宇文氏的整合，同时吸纳了部分汉人，以及周边夫余、高句丽等民族成份，形成了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并发展出独具特色的三燕文化。段氏、宇文氏在金器制作方面均有所长，尤以段氏更擅此技。他们与慕容鲜卑结成一体后，对辽西地区三燕金器的发展与兴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燕金器包括步摇冠、钗、钏、镯、戒指、顶针、指环、铃、耳坠、牌饰、印章等，已不再制作檀石槐系统的那些饰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步摇冠，按支座形状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 以山题为支座的树状步摇冠
由山题、干枝、摇叶等部分组成。山题近似长方形，中央有竖形凸脊，两侧多镂雕出对称的卷叶形纹饰，少数为素面。山题周边满布针孔，便于将步摇冠钉缀在冠帽之上。山题之上为主干，主干周围又有扇形分枝，枝干上缀桃形金摇叶。朝阳县十二台乡红砖一厂台M8713〔图六：1〕、北票房身村M2〔图六：2、3〕、甜草沟墓M1〔图六：4〕、M2〔图六：5〕、北票喇嘛洞IM7〔图六：6〕、朝阳木营子西团山墓葬等出土的金步摇冠都是此型。
B型 以冠架为支座的帽形步摇冠
以条形金片组成冠架支座，冠顶有一上下合钹形的中空小扁球，其上连一半球形仰钵，仰钵内向上散出数支花枝，上缀摇叶，有的在冠架上也装饰摇叶。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步摇冠M1:112，由两条弧起的条形金片十字交叉组装成冠架支座，四面垂出，顶部的仰钵之内向上散出六支摇叶花枝，原共有18枚摇叶片〔图六：7〕。朝阳十二台乡王子坟山M4出土的步摇冠，不仅在冠顶，也在冠架上缀饰摇叶。由三条弧起的条形金片呈“T”字形组装成冠架支座，三面垂出，每根架上均缀满摇叶，顶部的仰钵内向上散出八支摇叶花枝，原共有16枚摇叶片〔图六：8〕。
C型 以长条金片围成的圆环为支座的花环状步摇冠
北票房身村M2发现两件此型步摇冠，由长条金片、金丝拧成的悬架、摇叶组成，整体呈花蔓围绕而成的花环状〔图六：9〕。
关于鲜卑步摇冠的来源，孙机认为步摇装饰起源于西方，步摇冠约在公元前后正式形成，然后向东传播，横跨欧亚大陆经我国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东汉的成套的步摇似应受到大月氏的影响”“不仅这里的步摇之栖八雀、贯白珠等作法与《续汉书》的记载惊人地一致，而且从汉代的匈奴文物中还能找出一些大月氏冠饰东传的线索”。田立坤进一步指出，慕容鲜卑金步摇的形制可以在阿富汗蒂拉丘地墓地M6出土的大月氏金冠上找到其渊源，认为本文所分的A型、C型三燕步摇冠都是大月氏金冠的简化形式。C型三燕步摇冠〔图六：9、图七：3〕和阿富汗蒂拉丘地M6大月氏金冠〔图七：1、2〕一样都以长条金片围成圆环支座，变化之处是将大月氏金冠上高耸的树形金花及其悬挂的摇叶省去，改为低平的金丝悬挂摇叶。这种基于相同支座方式的简化可以理解和接受。但从阿富汗蒂拉丘地M6大月氏金冠的树形金花〔图八：1、2〕如何演变成A型三燕步摇冠〔图八：3〕，田立坤的解释则颇费周章。其实，蒂拉丘地M4出土的树形金步摇 〔图八：4〕除了没有突出的山题，其他特征与A型三燕步摇冠是基本相同的，形制关系更为直接。
北燕冯素弗墓中，除了出土B型三燕步摇冠，还出有三件山形金珰。M1:113，由一片有压印佛像纹的山形金片和片上穿缀的摇叶组成，金片上宽下窄，上边中部呈山尖状，左右两角向上翘起〔图九：1〕。M1:114，金片上宽下窄，上边中部呈山尖状，左右两角呈圆肩形；金片正面为一镂空蝉纹，额两侧有圆形双目，嵌有石珠〔图九：2〕。M1:115与M1:114纹饰相似，使用蝉纹，形制则与M1:113类同，两上角为翘角〔图九：3〕。由于冯素弗墓步摇冠M1:112冠架的四面垂出中，有一面较短，当在额部，考古工作者曾推测此处应钉缀一件金珰作为额饰，并将M1:114蝉纹金珰与M1:112假设复原在一起〔图九：4〕。如果承认这种复原的合理性，那么在前额设有一金珰，然后通过冠架与枝状步摇相连，实际上就是对A型步摇冠的一种分解表达。
由此可见，三燕步摇冠除了受到大月氏金冠的影响，也吸收了中原南方地区汉式步摇的使用方式。纳入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的鲜卑金匠，为满足政治上的需求，将汉式步摇与草原风格步摇冠两方面的特点和长处糅合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式步摇冠。更具体而言，汉式步摇使用山题的做法，很可能是通过朝廷颁赐朝服的方式对慕容鲜卑的服饰产生影响。
西晋永嘉初（307），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东晋建武初（317），司马睿承制拜慕容廆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让而不受。及司马睿即尊位，遣谒者重申前命，廆只接受了将军、单于职位，固辞昌黎公封号。大兴三年（320），司马睿又遣使者拜廆为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寻加使持节、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常侍、单于并如故。慕容廆世子慕容皝，建武初年（317）拜冠军将军、左贤王，封望平侯。太宁末年（326），拜平北将军，进封朝鲜公。咸和八年（333），慕容廆去世，皝继位。咸和九年（334），晋成帝遣使拜皝为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等事宜，都与慕容廆相同。咸康三年（337），慕容皝自立为燕王。东晋则进其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加散骑常侍，持节、单于、公如故。咸康七年（341），慕容皝的王号被东晋正式承认，拜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余官如故。在两晋易代之际，慕容鲜卑实力不断增强，慕容廆、皝父子不仅获得了大单于的正式封号，还被授予一系列汉官高位，直至燕王。东晋朝廷在遣使封授时，必然要赐予相应的朝服。但此父子二人原本倾向于依靠鲜卑部众，不会常穿汉官朝服，而以鲜卑服装为主。不过，在扩张势力范围，统一段部、宇文部的过程中，流亡辽东的汉人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不可忽视的统治力量。这促使慕容廆、皝父子需要积极地思考该如何整合、运用好鲜汉双方的力量。单从议事朝拜等重要场合所需的服饰而言，设计一种既能够同时面见鲜汉双方，又不显得厚此薄彼的衣冠，就变得尤其必要且重要。其思路就是既要保持草原风俗的特点，又要吸收汉官朝服的重要因素。三燕步摇冠应当就是这种衣冠残留至今尚可看到的一部分。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