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类早期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权力的来源和演化问题一直是人类学和考古学关注的焦点。从已知的文字、文献和考古材料来看，在世界范围内的几个主要文明古国，早期的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是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两种最重要的权力表现形式。宗教权力，进而发展为“神权”，以信仰为基础，在意识形态、象征符号和宇宙观等精神领域凝聚社会力量，是最早发展起来的权力形式；世俗权力，进而为“王权”，以社会管理为基础，在兴修水利、工程营建、战争军事等方面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是地缘政治发展和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约瑟夫·泰恩特（Joseph Tainter）指出，对于早期国家而言，神权往往与王权相结合，王权是神权的物质基础，但神权的合法性不容置疑，在真正的权威巩固之前，神权的合法性一直是社会凝聚力的主体，而一旦政权稳固，宗教的凝聚性就会降低，随后必然会出现王权的扩张，世俗势力和宗教权威发生激烈冲突。可见，世俗王权是社会力量整合和复杂化到一定程度才出现的，探究世俗王权的产生和演变过程是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早期国家不可回避的一个关键问题。

　　二里头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学界一般将二里头看作是中原核心区最早具有国家形态特征的政治实体，有“最早的中国”“广域王权国家”和“夏都”等认识。由于文字材料的阙失和文献资料的匮乏，对二里头早期国家世俗王权的考察主要依赖考古材料。近些年来，考古工作者围绕二里头遗址展开了深入的聚落考古调查、发掘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出了二里头都城以道路和围垣为划分的宫城区、作坊区、祭祀区、贵族居住区等组成的九宫格式布局结构，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大型宫殿、铸铜作坊、绿松石作坊、贵族墓葬、祭祀遗迹等等。

　　尽管如此，学界对二里头早期国家的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关注却一直不够充分，主要的研究集中在外部资源获取和疆域扩张等宏观聚落层面，对二里头都城内部的考察相对较少。一些研究者观察到了二里头聚落形态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之间的“断裂”，但也忽略了彼此的联系以及龙山时代的社会变革对二里头社会管理组织形成的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陶寺、瓦店、新砦、平粮台、郝家台等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心聚落的系统考古与研究，越来越多考古材料的积累已经能为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提供一些重要线索。

　　一、规划有序的城市建设

　　经过多年的田野工作，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研究的一项最突出的成果是发现了以围垣和道路为划分的类似九宫格式的城市布局结构，这显然是二里头都城建设统一规划思想的重要体现（图一）。聚落形态的研究表明，在二里头都城人口最初聚集的二里头文化一期，聚落面积已经达到100万平方米，基本上相当于环嵩山地区龙山时代中心聚落的最大规模，也是同时期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而九宫格式布局结构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聚落规模也迅速扩展到300万平方米，并延续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可见，二里头都城建设经历了最初的人口集中，然后是统一的规划和大规模建设，再到人口进一步集中和城市有序发展的全过程。

　　中心对称和严格的功能分区是二里头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特征。宫城区位于正中心，主体建筑是东西两组宫殿，年代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到四期，并经历了从多进院落（以3、5号建筑基址为代表）到独立庭院（以1、2、4、6号等建筑基址为代表）的演变过程。宫城区四周是长方形的围垣，南北长350-370米，东西宽290多米，面积10.8万平方米。围垣的院墙为平地起建，墙体一般宽2米左右，保存较好的还有近1米的高度。围垣外侧是四条贯穿遗址南北的笔直大道，早期的道路一般宽20米左右，晚期宽度缩至10余米。以这四条主干道为界限，宫城区南侧是作坊区，是铸铜、制绿松石集中的高档手工业生产区域（其他各种作坊主要集中在中轴区），四周同样发现有围垣或围垣的线索。宫城区的北侧则集中分布有特殊的遗迹，发掘者认为与祭祀活动有关，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是集中分布的粮仓。贵族墓葬则分散于各个区。在二里头城市的主干道上普遍发现有车辙的痕迹，其中见诸报道的宫城南侧干道早期路土上的车辙为平行的两道，间距0.8-1米，是城市干道上行驶双轮车的证据。

　　以围垣保护的宫城为中心进行严格的功能分区，功能区之间以围垣和道路分隔，城市建设规划井井有条，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后世城市“里坊”格局的雏形。而贯穿城市的干道网络，配合以更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双轮车的使用，城内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输变得更加快捷和高效。这些都成为二里头都城内存在强有力组织管理机构的重要实物证据。

　　实际上，二里头都城规划建设的这些特点均可追溯到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甚至仰韶文化晚期。外侧有院墙的多进院落式大型建筑在巩义双槐树仰韶晚期中心聚落即有线索，至龙山时代则更为普遍。登封王城岗曾发现有东西并列的两座龙山时期小城，其中东城被五渡河冲毁，西城保存较为完整，为边长约90米的正方形，城内面积近1万平方米。城墙有基槽，基槽开口宽仅4米左右，墙外并无城壕，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龙山聚落的城壕一体结构，而是院墙或围垣。墙内发现有若干片夯土以及将灰坑清理干净后重新填以纯土夯实以及用人骨奠基的“奠基坑”。如此讲究的地基处理方式说明王城岗小城内曾存在高等级的宫殿建筑，而同时期保存较好的新密古城寨城内曾发掘揭露了一组廊庑式宫殿建筑的一角，表明这种高等级建筑应为庭院式的布局结构。因此，王城岗小城很可能就是带有围垣的宫殿式建筑群，是二里头宫城的前身（图二）。类似甚至更加复杂的“宫城”结构也见于陶寺早、中期的聚落，表明这种现象并非孤例。

　　城市干道和车辙在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也有线索。淮阳平粮台龙山城址即十分强调城市布局规划，不仅城址为规则正方形，城内有完备的排水系统，而且发现有连通南北城门的中轴干道，道路宽约5米，发现多层路面，路基不断被垫高，表明曾长期使用。在连接到主干道的一条支路的早期路面上发现有两条平行的车辙，间距0.8米，与二里头的车辙十分近似，表明以城市主干道配合以双轮车的新式交通工具的组合在龙山时代即已出现。类似的发现还见于新密新砦，发掘者在内城中部略偏北位置上发现一座“大型浅穴式建筑”叠压在新砦期早段的一条东西大道上。该道路直接连通内城西门，宽约10.4米，显然是贯通城市的一条主干道（图三）。陶寺中期大城可能也有类似的中轴大道，环境考古工作者曾怀疑目前从中心位置南北贯穿陶寺遗址的中梁沟—赵王沟似乎非自然营力形成，推测也有可能是由早期中轴大道的路沟冲刷侵蚀演变而来（图四）。

　　总之，从方正布局、中心对称、围垣式宫城建筑、城市干道和双轮车新式交通工具这些承袭自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早期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一系列特征因素来看，二里头都城规划建设已经相当成熟，中央权力管控和实施的效果在新兴大型都城的建设和管理方面已是成效斐然。

　　二、多元文化人群的汇聚

　　多学科研究表明，二里头都城内居住的人口来源十分复杂，二里头都城是一个多元文化人群聚集的真正“大都会”。从考古证据上看，二里头的多元文化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以陶器为代表的日用品的风格方面。研究表明，从文化因素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二里头日用陶器中包含来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因素。其中，二里头文化中大量存在的东方因素主要源自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二里头晚期的先商文化，包括鬶、平底盆、贯耳壶、觚、甗等；二里头文化中的南方因素主要来自长江下游地区，包括云雷纹、鸭形器、象鼻盉和原始瓷等；炊器中十分普遍的花边口圆腹罐则明显来自西部/北部地区（图五）。

　　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即有大量的外来文化因素进入，如东方系统的平底盆、瓦足盆，南方系统的喇叭口刻槽盆、陶塑动物，北方系统的各式鬲、斝等空三足器。这些因素有的一直流转到二里头文化时期，有些则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表现得更加盛行，具有鲜明的龙山传统。

　　其次是高等级礼器和墓葬葬俗方面。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以玉牙璋（近年来的发掘和研究表明，牙璋起源于龙山时代，但对其起源地有不同的认识，邓聪、栾丰实先生认为起源于山东地区）、玉蝉和柄形器（源于长江中游的肖家屋脊文化）、绿松石镶嵌器（新石器时代的绿松石镶嵌器多见于山东龙山墓葬、陶寺文化墓葬和甘青地区）、铜铃（陶铃在龙山时代较为普遍，尤其是汉淮龙山文化和肖家屋脊文化，最早的合范铜铃则出现在陶寺文化，可能是二里头文化铜铃的直接来源）、铜环首刀、青铜容器（多有研究者认为青铜冶铸技术最初经欧亚草原传入中原，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冶铸铜容器技术迅速成熟）等为代表的新式礼乐器均非本地独立创造，而是受到了来自山东龙山文化、北方龙山文化、肖家屋脊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西亚草原文化等的综合影响。从墓葬的葬俗来看，同样体现出了多元文化来源的特征。比如，有研究者将二里头贵族墓葬的底部铺撒朱砂的葬仪称为朱砂奠基墓，来源于晋南陶寺文化；墓葬中大量随葬海贝串饰的现象源自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的传统；而漆觚与玉柄形器的组合则很可能源自长江流域。

　　再次是人群组成方面。二里头遗址曾经公布了22个人骨样品的碳十三稳定同位素的数据和9例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从中可见在饮食习惯上二里头都城内的人群分为两组：分别以C4类植物（小米）和以C3类植物（水稻）为主食的人群。这一认识同样可以得到浮选炭化植物样品分析的支持：2010年浮选出的植物种子中粟和稻的比例分别为51.8%和34%，是两类不同的主食。通过对遗址采集的39个人类牙釉质和骨密质的锶同位素比值测定分析，其中外来移民的比例或可高达38.9%，表明二里头都城内人群组成的复杂性。古DNA分析揭示的二里头人群遗传多样性特征也同样支持这一认识。

　　城市或中心聚落里聚集不同文化来源人群的现象同样可以追溯到龙山时代的中原核心区。以龙山文化晚期嵩山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禹州瓦店为例，该聚落面积达100万平方米，也是一处多元文化人群汇聚的中心城市。

　　在出土日用陶器方面，瓦店遗址出土了一批具有周边不同文化背景的遗物，包括来自石家河文化传统的喇叭口刻槽盆、陶塑小动物、人头像等，山东龙山文化传统的白陶鬶、磨光黑陶觚、蛋壳陶杯、鹰形动物刻画图案等，还有少量北方文化传统的粗绳纹装饰五花大绑附加堆纹的空三足器。

　　在葬俗方面，瓦店遗址明显存在两种不同的葬俗：竖穴土坑墓，无随葬品，此类墓葬占大多数，应为嵩山地区的本地人群；成人大型瓮棺葬，随葬石玉器，尤其是玉鸟首形笄、玉虎头等，具有鲜明的南方文化传统。

　　在人群组成方面，多学科研究同样支持瓦店聚落存在不同饮食习俗和不同来源的外来人口。通过对遗址采集的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瓦店聚落中同时存在以C4类植物和C3类植物为主食的人群，其中采集自南方文化传统的成人瓮棺人骨样品（包括随葬玉鸟形笄的W1）均显示为以C3类植物为主食的信号特征，表明他们继续保持了以水稻为主食的饮食传统（图六）。炭化植物遗存的综合分析显示瓦店聚落水稻的比例远高于同期瓦店聚落所处的颍河中上游地区的其他中小型聚落，表明作为区域性中心的瓦店人群组成更加复杂。牙釉质的锶同位素分析也认为瓦店聚落存在一定数量的外来人口，进一步显示了瓦店是一处不同文化人群的汇聚之地。

　　在龙山时代，与瓦店类似作为中心聚落的早期城市，如起始年代略早的陶寺和延续时间略晚的新砦，均存在跨区域的多元人口汇聚的现象，这是明显不同于良渚、石家河等前龙山时代早期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都城不仅继承了龙山时代城市变革的这一重要新要素，而且多元文化因素在都城内出现的比重和相互之间的融合现象也表现得更加突出，表明二里头都城管理不同族群的能力更加强大，社会组织结构的地缘性特点也更明显。

　　三、职业化的家族墓地

　　据统计，二里头都城内发现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各类墓葬超过400多座，现在这个数量虽然又有了增加，但显然仍无法与二里头都城的规模和延续近300年的时间相匹配。其原因或许与考古发现有关，或许相当一部分二里头的居民并不埋葬在城内，埋在城内的或许只是一部分与城市管理相关的人群。研究者们普遍注意到二里头都城内墓葬与居址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并提出不存在单独的墓地是二里头遗址丧葬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对二里头都城内墓葬与相关遗迹的进一步空间分析，我们认为二里头都城内存在职业化的小型家族墓地。

　　首先是与宫殿相关的墓葬（图七）。目前二里头宫城内发现的最早的宫殿建筑是3号和5号基址，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为多进院落式的布局结构。与早期宫殿相关的墓葬均在殿前的路面之下，并打破早期路面，表明这些墓葬均为宫殿使用阶段下葬。墓葬排列有序，大致2-3座一组，可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墓地。这些墓葬均为规模较大、出土高等级随葬品丰富的贵族墓葬。其中位于3号宫殿前院的M3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规格最高的贵族墓葬，绿松石“龙形饰”即出自该墓。研究表明，二里头宫殿非贵族居住场所，而应为宗庙类建筑，与其相关的家族式的贵族墓葬的墓主人当为宫殿的使用者或高级管理者。

　　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宫殿建筑开始转而流行独立庭院式的布局结构，其中以宫城区西南新建的1号建筑基址为代表。与其大致同时期的墓葬虽然也埋葬在宫殿的周边，但墓葬等级和埋葬方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土青铜器和玉礼器的高等级墓葬已经不见，墓葬的布局也不再整体有序，而是分若干组集中分布在庭院的内外。其中最集中的有两组：一组位于院墙外的东南角，共有4座墓葬，均出较多的随葬品，可能是1号宫殿建筑的一般管理者；另一组则位于1号基址主殿的北侧，有3座墓葬（M52、M54、M55），围绕一处水井顺时针方向分布，墓葬等级低，均无随葬品，应与宫殿供水的特殊工作有关（图八）。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与宫殿建筑相关的墓葬虽然等级下降，但在功能上却进一步细分，或许正是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的表现。

　　第二是与铸铜作坊为代表的高端手工业生产相关的墓葬（图九）。根据最近二里头遗址发掘者的披露，1983-1986年在围垣作坊区曾大面积揭露铸铜作坊遗迹群，发现了冶铸场工棚、陶窑、水井、墓葬等相关遗迹。其中编号为84YLIVF9的浅穴式长方形建筑为一处大型的浇筑场。该场院建造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废弃于四期，内部地面上有圆形或不规则形烧面、铜液渣、柱洞等，内部踩踏面之间夹有墓葬。墓葬是在建筑使用过程中下葬，成年人墓葬排列在房址的东西中轴线上，大体自东向西下葬，排列整齐，儿童墓则埋在北壁下，相互间亦无打破关系，应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家族墓地。同时，在铸铜作坊周边地区也还存在其他同期的墓葬。这些墓葬均正常下葬，且不乏出土铜器、漆器等高等级随葬品，因此排除作为殉人祭祀的可能，而应该是生前铸铜的工匠或高等级的铸铜手工业管理者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