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磨制石器在中国于新旧石器过渡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农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南北方出现植物耕作行为，到距今6000～50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稻作农业经济的确立和距今4000年前后外来的小麦逐渐取代北方的小米成为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中国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基本奠定。与农业起源的过程相一致，磨制石器在出现后也随着农业的发展逐渐取代打制石器成为人们日常的主要生产工具。农业经济确立的过程也是社会复杂化加剧的过程，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加剧，城市和国家开始出现，磨制石器手工业生产在城市中的地位也随着这一过程发生变化。在长江流域，浙江桐庐方家洲遗址发现的大量与石器加工有关的遗存表明玉石器生产在马家浜、崧泽时期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虽然此时长江下游玉石分野已经开始，但玉石器的生产还没有分开，同一遗址上还会同时出现玉器和石器加工。同时，石器贸易流行，对峡江地区和宁镇地区石制品的研究表明，峡江地区和宁镇地区的石器分别在大溪和北阴阳营文化时期曾经是远距离贸易交换的产品，为农业发达的江汉平原和环太湖地区提供了农业发展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浙江桐庐沈家畈、嘉兴西曹墩等石器加工地点和良渚遗址群内塘山玉器加工地点的发现则说明长江流域的玉石器生产可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转型。良渚文化时期玉石分野，软玉完成了从“财富性”到“权力性”的价值跃迁，磨制石器这种财富性和权力性都不具备的器物生产可能已经从良渚这样的城市功能中分离出去，玉器等威望产品的加工成为城市精英阶层的关注对象。而在中原地区，玉器生产取代磨制石器生产的过程可能略晚。本文将通过比较陶寺、二里头和殷墟三个中国早期城市化关键节点遗址上的石器生产来探讨中原地区磨制石器生产在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变迁。
二、判断石器生产活动和生产场所存在的证据
考斯汀（Costin）认为，讨论一个遗址是否存在石器生产只看是否存在成品石器是不够的，因为成品石器有可能从其他遗址输入，所以除成品石器外，还需要看是否发现原材料、石屑、石片、生产石器的工具等石器生产的副产品。磨制石器的生产存在一个流程，打、琢、磨、钻孔等工艺会发生在不同石器制作上。每个工艺步骤都会使用一些工具，也都会有副产品产生。打片阶段需要石锤，可能也需要石砧，会产生石片和石屑；琢的阶段也会用到石锤，更多的石屑会产生；打片和琢之后，或者仅仅打片之后，一些石器的坯子就制作好了。石坯需要经过打磨才会最终制成磨制石器，而磨石则是打磨石器必备的工具。对于有些石器如石刀来说，钻孔也常常是必备的步骤。钻孔需要钻头，会产生钻芯。这些石锤、磨石、钻头等制作石器的工具和石片、石屑、石坯等石器制作过程的副产品就成为判断一个遗址上是否存在石器生产活动的直接证据。另外，根据遗址上发现的不同种类的制作工具和副产品，还可以判断遗址上存在哪些步骤的石器生产活动，例如，石片的发现意味着打片行为的存在，石屑意味着打片或是琢的行为存在，而磨石的发现则意味着磨的活动的存在，钻头的发现则意味着可能有钻孔活动的发生。
目前多个遗址上发现大量石器生产的副产品和制石工具。湖北枝江红花套遗址发现上万件大溪文化晚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石料、废料、石器成品、残次品、小石片、碎屑等，制石工具有石锤、砺石、石砧、尖状器等，这些发现表明红花套遗址上存在石器生产活动，该遗址曾经是石器的生产地点。沈家畈遗址出土1.5万余件良渚文化时期的石器成品和半成品、毛坯等石器加工不同阶段的石制品及石料、石砧、石锤、磨石等石器生产所需的工具，表明遗址上存在石器加工活动。浙江嘉兴西曹墩遗址出土大量良渚文化时期与石器加工相关的遗物，包括136件砺石，有的扁平，有的条状，有的呈多棱形，有的含多个磨面，有的有深磨槽，还有大量石料、半成品、边角料、残石器，表明遗址上存在石器加工活动，并且灰沟南侧可能是主要的石器加工区，因为砺石、石料、残石器主要出土于灰沟南侧。灰嘴遗址上发现数以千计的龙山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白云岩和鲕粒灰岩的石片、石料、石铲坯、半成品、石片、石屑等，表明是一个以生产白云岩和鲕粒灰岩石铲为主的石器生产地点。两城镇遗址发现大量日常使用的工具器坯和镞、矛的器坯、石料、石核、石片、石屑等石器加工过程的产品和磨石、石锤、石钻、石锯等制作石器的工具，表明遗址上曾存在大量的石器生产活动。
此外，一些遗址上不仅发现石器生产的副产品和石器加工工具，还发现了与石器生产相关的场所，展现了不同的石器生产方式。
辽西地区兴隆洼和赵宝沟文化时期的许多房址内都发现有石器、石料、石坯，如南台子F2、小山F1、F2、赵宝沟F7，这些石制品在房址中的某个区域集中分布，其他区域还有磨盘、磨棒、陶器、兽骨、窖穴、墓葬等遗物或遗迹，李新伟认为这些遗址的房址内存在有功能分区，有生活区、工作区、储藏区和仪式区，工作区包括食物加工和石器加工，可能还有骨器加工等，此时期的细石器生产出现初步专业化。内蒙古高原南缘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也发现有石核、石叶、石料、废片出土于房址中的情况，如内蒙古裕民遗址F3、F6，河北尚义四台遗址F1、F2。这些遗址上的石制品都是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共同出土于房址内，生产生活没有明显区分，石器生产方式算不上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属于家户式生产方式。
峡江地区大溪文化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石器生产则表现出另外一种方式。湖北宜昌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晚期遗址在1981年的发掘中于遗址东北部发现一处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花岗岩原生台面，其上遍布有用作石料的大小砾石、石片、石核、石坯和成形的石器，可能是一处石器制作场所，属于利用户外天然地形作为石器制作场所。巴东官渡口遗址也发现一处石器制作场所，有石料、半成品和部分成品堆积在一起，面积20平方米，但不清楚这个场所的具体情况。
浙江桐庐方家洲遗址和良渚遗址群内的塘山遗址发现有与玉石器加工相关的场所遗迹。方家洲遗址出土砾石原料、石器半成品、石片、石锤、石砧、磨石、海量废弃石片等与玉石加工有关的石制品2万余件，还发现3座底部有柱痕的灰坑，其中一座近方形的H30，坑内出土有石片、坯料、石砧、砾石、红烧土块，坑底一角还发现一个深50厘米的柱痕，可能与玉石制造有关。塘山遗址出土400余件良渚晚期的制玉工具，包括砂岩的砺（磨）石，凝灰岩的切磋用石和黑石英的雕刻用石，另外还发现百余件带有切割痕迹的玉料、管钻内芯和残玉器。没有发现确定是作坊的室内场所，但发现3处用石块砌成特殊形状的遗迹，在不到1平方米的范围内，用若干较平整的石块布列成一处“工作台”，有的平整放置，有的直立出入土中，围成一个小空间。在其东侧还有近10块同一平面的块石。不同于北方地区和峡江地区，这里玉石器的制作场所虽然不确定是户外还是室内，但都经过人工搭建。塘山遗址平整的工作台也许是因为本身是一处制玉遗址的关系，但对于我们分析石器生产场景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河南黄山遗址则提供了判断玉石器加工作坊的参考标准。该遗址发现大量与玉石器加工有关的遗存，其中主要是仰韶文化中晚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发现建筑24座，包括长方形木骨泥墙多间套式长房、墙基式、柱列式和圆形地面式。木骨泥墙式长房为“前坊后居”或“坊居合一”式建筑，多发现有磨石墩、玉石器、制玉砂岩质工具及少量的骨器和独山玉料，一些地面有磨玉石残留的“砂石浆”沉积。长房主要用来居住，并有磨制玉石器作坊的功能，还生产骨镞和骨锥。柱列式建筑包括带围墙的大作坊和长方形、圆形作坊，作坊内发现较多的砂岩制玉石工具和一些玉石器半成品、废品、坯料、石核，有的屋外还有较厚的“砂石浆”沉积。另外，部分灰坑内出土较多玉石料。房址内发现的制玉石工具包括磨石墩、钻杆帽、钻头、锤、磨石棒、磨石片，还发现有玉料和石耜琢坯。屈家岭文化时期建筑22座，17座为残存柱洞的柱列式、长方形墙基式、圆形半地穴式建筑，5座为长方形柱列式工棚作坊和露天式作坊，活动面上均发现排列有序的磨石墩。大中型墓葬中发现有制玉石的工具、玉料和玉石坯料。制石工具包括陀螺形钻头、菱形薄片式钻头、钻杆帽、磨石墩、磨石棒等。还发现有打制的器坯、琢制的器坯、粗磨器坯等，包括石耜琢坯。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类似黄山制玉作坊这样单纯制作日常石器的作坊，但黄山制玉作坊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判断制石作坊的标准。
以上发现可以看出，石器生产副产品和制石工具的发现可以表明遗址上存在石器生产活动，但还难以确定石器生产的场所形式。石器生产场所的形式多样，上面列举的制石场所形式的不同，也许是由于地域、年代、生产阶段、产品的不同所致，但也说明石器生产形式可以是天然地形、露天工棚，也可以是家户生产，确定的室内作坊形式目前没有发现，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而制石场所的确立除了石器生产副产品和制石工具外，至少还需要有一个制作石器的活动面，根据这个活动面周围是否有柱洞和柱洞的分布，是否属于一所房子，以及其他相关遗迹现象来判断石器生产场所的形式。而生产场所上具体的生产内容则需要根据石器生产副产品和制石工具在活动面上的空间位置来判定。
三、陶寺遗址的石器生产
陶寺遗址自1978年第一次发掘以来，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包括斧、锛、凿、楔、刀等日常使用的工具，磬、钺等威望物品，璧、环等装饰品，箭头等武器和钻头、石锤等生产石器的工具。其中，威望物品、装饰品和武器主要出自墓葬，而占出土石制品一半的日用工具则主要发现于居住区。这些石制品年代分属于早、中、晚期，但主要属于早期和晚期。此外，遗址上还出土了上万件石片、石坯和磨石。石坯种类包括斧、锛、凿、铲、刀、厨刀、纺轮、箭头、钺和琮。这些石坯和石片分属于陶寺各期，但主要属于陶寺晚期。大量石器生产副产品和相关工具的发现表明陶寺遗址上存在大规模的磨制石器生产活动。
陶寺出土的成品石器主要由角岩和变质砂岩制成，另外还有一些大理岩、页岩、砂岩和灰岩。大理岩主要用来制作仪式用器和装饰品，页岩用来制作箭头；最常用的变质砂岩和角岩主要用来制作日用工具和箭头；砂岩主要用来制作磨石和钻头。和成品石器的情况相似，石坯和石片的岩性主要也是变质砂岩和角岩，另有少量的大理岩、砂岩和页岩。陶寺的磨制石器生产主要是变质砂岩和角岩制成斧、锛、凿、刀、铲等日用工具的生产。
陶寺遗址的石器生产也是武器的生产。陶寺大规模的石器生产和位于其南面7公里的大崮堆山遗址密切相关。大崮堆山遗址是一处陶寺文化时期的石器制造场，于1988年和1989年发掘，发现11000多件石制品，包括石片、石坯和石锤，其中石片的数量最多。石坯中数量最多的是矛形坯，其余为刀形坯、铲形坯、凿形坯。另外还发现一些石锤。这些石制品都由大崮堆山发现的角岩或变质砂岩制成。石片的尺寸普遍大于陶寺遗址发现的石片尺寸。因此，大崮堆山遗址被认为是陶寺石器的石料来源地，也是石器粗加工的场所，大崮堆山制好的石坯可能被带到陶寺进一步加工成石器。这里的矛形坯在陶寺遗址也有发现，而矛形坯被认为可能是石镞的坯子。因此，陶寺不仅生产斧、锛、凿、刀、铲等日用石质工具，也生产武器石镞。
陶寺遗址上也发现有可能是石器生产的场所。2008年的一次调查和试掘发现了一个活动面，这个活动面上有两块磨石、一个矛形坯、几个石块和几片陶片，一条小路连接着活动面和一个陶寺晚期的房基F1。这个活动面也许是F1院子的一部分。调查中还发现一些生产地点，其中包括5个早期、12个中期和15个晚期的地点。这些地点的分布不同时期也有所不同（图1）。陶寺早期，5个生产地点几乎都分布在早期城墙外面，中期的12个地点则都分布在中期城墙的里面，晚期时虽然城墙没有了，但石器生产的地点数量却增多了，在遗址上的分布范围也更广。这种石器生产地点在空间上的变化表明，从早期到晚期磨制石器生产和陶寺精英阶层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石器生产地点从分布于城墙之外变迁到城墙之内，表明精英阶层对石器生产的控制可能加强。但陶寺晚期石器生产地点数量上的增加表明，陶寺的石器生产可能并不完全依附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也没有完全控制石器生产，因为石器生产并没有随着陶寺精英阶层的衰落而萎缩，相反，比早中期更加繁荣了。
总之，陶寺遗址上曾存在大规模的石器生产，生产的形式有哪些目前还不清楚，但连接F1的石器生产活动面的存在说明至少存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石器生产活动。遗址上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日常使用的工具和武器，生产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精英阶层的控制。
四、二里头遗址和殷墟的磨制石器生产
二里头遗址发现60余年来，许多重要发现面世，包括宫城城墙、宫殿基址、不同规模的墓葬、绿松石和制铜围垣作坊，还有一些玉器和青铜器，近年来还发现了井字形道路。从二里头遗址的布局来看，它有明显的城市规划，手工业作坊有专门的区域（彩版四）。绿松石作坊紧挨宫殿区南城墙，铸铜作坊位于宫殿区以南300米，宫殿区位于遗址中心偏东南。在宫殿区和祭祀区分别发现2处制骨作坊和5处骨器加工地点。与绿松石作坊和铸铜作坊这些威望产品位于遗址中心位置不同，遗址上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日用石质工具的作坊，仅在宫殿区东北部、西南部、作坊区东北部等存在多处石器加工地点。根据已发表的考古报告，二里头遗址上仅发现石片和石坯283件，但出土有1532件石器成品。与陶寺遗址相较，石片和石坯的数量太少，表明二里头遗址上日用石器的生产活动可能并不很多，石器生产工业可能并不是二里头手工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里头所需的日用石器可能需要从周围遗址进口，如部分鲕粒灰岩的石铲可能从南面20公里的灰嘴进口。另外，二里头遗址存在石器改制重新利用的现象，如将石镰改制成石刀，说明二里头节约使用石器工具，这可能是由于遗址上石器生产的不足而造成石器工具的短缺。二里头威望产品作坊的出现和日用工具生产活动的减少表明精英阶层可能更重视威望产品的生产，而减少了对日用石器的生产。
殷墟作为晚商的都城，和二里头相比，有着更大的遗址面积和更清晰的布局。宫殿区位于遗址的中心位置，被洹河和一条壕沟环绕，王室墓地位于遗址西北部。布局最清晰的手工业作坊广泛分布在遗址上四个手工业区——中部、西部、东部和南部手工业区（彩版五）。中部手工业区在宫殿区内，位于中部手工业区内的是殷墟第四期的制玉作坊和铸铜作坊，制玉作坊主要是制作仪式使用的玉石制品。面积最大的南部手工业区内是铸铜、制骨和制陶作坊，年代从殷墟一期开始一直到四期，骨器作坊的年代则从二期开始一直到四期，主要生产骨笄和骨镞。制陶作坊分工明确，有专门生产泥质灰陶和夹砂陶器的作坊。在此区域西南约280米处的北徐家桥村北发现的商代墓葬中，近百座墓出土有石条形器及小型柄形器半成品，少者1件，多者上百件，在墓地中的分布相对集中，发掘者认为这批墓的墓主人生前是从事石器制作的工匠，他们所在的部族是专门从事玉石器生产的。这些石条和石柄形器出土时都是表面磨光，沾有朱砂的，仅是一端有的磨成斜刃状，有的带有毛渣，未经打磨。但是仅这些材料还不太好判断这些石条和柄形器的性质，以及他们和石器生产的关系。即使生产石器，生产什么性质的石器也不清楚。两条道路发现于南部手工业区的北部和宫殿区的南部，显示了宫殿区里的精英阶层和南部手工业区的手工业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西部手工业区内是铜器和骨器生产，从殷墟三期沿用到四期。东部手工业区内是铜器和骨器生产，从殷墟早期开始一直到晚期。尽管殷墟有许多手工业作坊，但是一直都没有日用石器作坊发现。当然不排除随葬石条石柄形器的墓葬附近有制玉石的作坊的可能。殷墟宫殿区出土了上千件石镰和石刀，但除了12件没有开刃的石刀坯以外，殷墟没有石片和石坯出土。因此，与二里头和陶寺相比，殷墟日用磨制石器的生产活动可能并不普遍。如果有一些石器生产活动的话，也只局限于石刀坯刃部的磨制。日用石器的生产可能几乎被精英阶层抛弃了，他们可能将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威望产品的生产上。
五、讨 论
从大量的石片、石坯、石屑和工具广泛分布在陶寺遗址上，到仅十几件石器半成品发现于殷墟，表明日用石器的生产从陶寺到殷墟时期地位发生了变化，从备受精英阶层重视到被抛弃，精英阶层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威望产品的生产。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聚落和石料资源之间的距离增加了。陶寺位于为其提供丰富变质砂岩和角岩资源的大崮堆山北部仅7公里，而二里头位于有着丰富石料资源的嵩山20公里，殷墟位于石料资源产区的太行山以东20公里。然而，比较一下铜和绿松石资源与二里头和殷墟之间的距离，就会发现石料资源和遗址之间的距离远没有铜和绿松石资源与遗址之间的距离远，所以距离可能并不是一个影响精英阶层抛弃石器生产的重要因素。二里头和殷墟与铜和绿松石资源之间的距离都要大于20公里。太行山的铜矿是二里头时期的一个重要的铜料来源，但其位于二里头遗址西北约300公里。殷墟时期，其铜料资源可能来自云南东部和四川南部地区。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则可能来自于湖北。可以看出，对于二里头和殷墟来说，铜和绿松石资源与聚落的距离远大于石料资源与聚落的距离。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铜器和绿松石作坊的发现说明，尽管这些器物的原料来源可能较远，但并不妨碍精英阶层对这些威望产品的重视。这表明不是资源的距离，而是器物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才是促使精英阶层对某个手工业感兴趣的关键。
日用石制品生产在聚落内减少的同时，威望产品的生产却增加了。但并不是所有日用产品在聚落中的生产都减少了。尽管在二里头遗址还没有发现日用陶器生产的作坊，但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制陶区域，在殷墟南部手工业区也发现34座生产日用泥质灰陶的陶窑。因此日用陶器的生产和日用石器的生产不同，从陶寺到殷墟时期，没有随着社会复杂程度的加深而衰落。这可能和陶器易碎的特征有关，易碎使得对大量的陶器成品进行长距离的运输变得比较困难。殷墟存在日用陶器的生产意味着不仅手工业品的价值和社会意义是精英阶层考虑在城市中建立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因素，器物的物理属性也是考虑的要素之一。
六、结 论
作为早期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在中国的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焦点。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的城市最早出现于二里岗文化时期，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郑州和偃师商城、殷墟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何驽认为基于丰富的考古发现，陶寺应该被认为是最早的城市之一，因为它有大规模的夯土城墙、宫殿基址、有上千座随葬不同数量和种类随葬品墓葬的大型墓地、精美的玉器、漆器、彩陶等。最近，Renfrew和刘斌撰文讨论了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包括城墙、水坝、宫殿建筑和有随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墓葬的墓地。他们认为，良渚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城市社会，可能也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可以发现，依据最新的考古发现，中国早期城市出现的时间被逐渐向前推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流域早到良渚文化时期，在中原地区早到陶寺时期。在中原地区，陶寺、二里头和殷墟可以看作早期城市化进程中的三个不同阶段的代表。
比较美索不达米亚商业和经济驱动下的早期城市化进程，张光直认为中国早期城市首先主要是精英阶层获取政治权力的工具。在中国，商业城市直到东周时期才出现，这时市场进入到城墙内，商业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二里头和殷墟手工业作坊的发现使学者们对经济在城市中的作用更感兴趣，尽管这些手工业作坊是国家控制的、为精英阶层生产威望产品的。除了国家控制的手工业外，非国家控制的日用工具的手工业在城市中的地位也成为关注的对象。
陶寺到殷墟时期，中原地区从最初的城市出现到大邑商，中国早期城市化程度加深，城市规划越来越清晰，手工业种类越来越齐全。这一时期，农业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主要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变得更加复杂，手工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也随着社会的复杂化有所改变。精英阶层逐渐转向威望产品的生产，并且将威望产品的生产放在紧挨宫殿区的地方，以控制其生产。手工业作坊区在空间上的聚集现象首先出现在二里头遗址，这种布局模式被殷墟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日用石器是农业和建筑所必需的工具，它们的生产却被精英基层逐渐忽视，从陶寺时期遗址上大规模的石器生产到殷墟几乎没有石器生产的迹象。这种变化表明，磨制石器的生产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逐渐被精英阶层抛弃，城市发展所需的日用石器的生产可能仅保留在城市周围的次级聚落，如灰嘴。磨制石器生产在城市布局中地位的变化说明了中国早期城市发展中的精英战略。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