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隋唐洛阳城遗址东北隅的含嘉城内发现了含嘉仓遗址。70至80年代初钻探出近三百个粮仓，发掘了其中十余个。发掘者认为含嘉仓为隋、唐、五代和北宋相继使用的粮仓，仓窖范围就在洛阳城含嘉城墙垣之内，因此报告和研究论文中常有“含嘉城”和“含嘉仓”二者混用的情况。此外，研究者们也常用“隋唐”这一年代宽泛的表述，很少对“隋”“唐”两代情况加以区分。而隋、唐两代跨越三百多年，无论考古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的探讨，都不可避免要进行分期研究。继含嘉仓之后，又在含嘉城西墙之外发现被称为“常平仓”的另一仓窖区，这一区域和含嘉仓是什么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双重举证分析，希望明确含嘉仓和含嘉城的关系，并对含嘉仓的年代和范围进行更深入准确的研究。
一、重叠的时间：先有城，后有仓
“含嘉城”和“含嘉仓”是两个密切相关，但时间维度和指代有所不同的概念。明晰其概念有助于分析二者的年代。
邹逸麟曾对含嘉仓设立的确切年代提出疑问，他认为含嘉仓为唐代东都的粮仓，隋代含嘉城是否为粮仓，仍有疑问。
含嘉城的建置始于隋大业元年（605年）洛阳城建城之时。成书于唐初的《大业杂记》，作者杜宝生于隋代，由隋入唐为当世之人，对于研究隋唐之际洛阳城特别是隋唐两代不同的情形，他的记述具有很高的原初性和可信度。书载：“（东太阳门）门东街北行三里，有含嘉门，门北即含嘉城。城北德猷门。出含嘉城西，有圆璧门，门西有圆璧城。……（右掖门街）街西有子罗仓。”随后又补充“盐仓”与“粳米窖”的情况。《大业杂记》清楚记述了含嘉城和同时期城内子罗仓的位置。全书行文中“城”“仓”明晰有别，涉及仓窖的记录，仅有“子罗仓”，没有“含嘉仓”“含嘉仓城”这两种表述。假设杜宝所处时代含嘉城内已经存在含嘉仓，作者理应在述及含嘉城时保持记录子罗仓时的体例，一并记录含嘉仓仓窖的情况。而没有关于仓窖的记录，很大可能就是仓窖并不存在。
成书于唐初的《隋书》，提到“含嘉城”的两处都涉及隋末战争中王世充屯兵含嘉城的史实，均未提及含嘉城内有粮仓，表述和《大业杂记》一致，全书不见“含嘉仓”和“含嘉仓城”两种表述。隋朝统治只有38年，唐朝立国之初就着手修撰《隋书》，列传中的很多人物实际在唐初才离世。如李密、王世充，二人在《隋书》和两《唐书》里都有传。《隋书》的撰写者也曾长期生活在隋朝，对隋事耳闻目见，特别是作者之一的魏征，曾追随过李密，因此《隋书》中有关李密和王世充在洛阳一带的敌对史实，史料价值在两《唐书》之上。
隋末各方混战时期，洛阳城中当时仅有子罗仓，其仓窖数量约60个，只是推测含嘉仓仓窖数量的七分之一左右。正因为城内没有大规模粮仓，李密围困洛阳及唐武德初年李世民围攻洛阳时，才会出现城内粮食严重匮乏的情况。隋军曾奋力从李密手中夺回城外回洛仓，随后急忙将粮食运入城中。
从文献表述方式和战争史实看，隋至隋唐之际洛阳城的含嘉城范围内没有粮仓，含嘉仓也尚未建成。
考古发掘和钻探证实了隋末唐初（武德年间）含嘉城西、南两城墙的存在，并发现开口于西墙上的圆璧门和开口于北墙的德猷门两个遗址。城墙和城门是布局空间划分的界标，它们的存续时间即代表含嘉城的存在和延续时间。在城内西北部曾发现隋代房基、双轮车路、烧灶、灰坑和墓葬等遗迹。7座墓葬中有1座儿童墓、3座成人墓、3座刑徒墓，说明该区域在隋末可能是乱葬之地。这与隋末唐初洛阳一带的战争史实完全相符。即便是战争时期，乱葬与粮仓并存于一个不大范围内的情况也非常少见。
“含嘉仓”三字最早出现于唐开元年间编撰的职官类典籍《大唐六典》，其中“太仓署”条：“皇朝置太仓令三人，东都则曰含嘉仓”，说明开元时已有含嘉仓，其定位是太仓，供皇室、百司等京城用粮之需。通观《通典》《元和郡县图志》《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唐会要》等文献，提及“含嘉仓”之时，内容多涉及含嘉仓职能和唐玄宗时期的漕运改革与和籴数量，再者就是德宗贞元年间的出粜赈灾情况。各类文献并没有含嘉仓设置的确切年代信息。
含嘉仓发掘出土的铭文砖，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年代为唐高宗调露年间（679—680年）。高宗及武则天长期居住于洛阳，原因之一是洛阳粮食储备更为丰富。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正月，高宗首次巡幸洛阳。十二月，改洛阳宫为东都，并且洛阳官员的阶品依据长安标准而定。含嘉仓出土铭文砖年代在高宗武则天时期的超过半数。铭文内容反映出这一时期含嘉仓规模不小且管理制度完备。段鹏琦将含·窖19铭文砖4与西安太仓贞观八年铭文砖的用语和格式进行对比，将其时代定为“贞观年间或稍后”。
综合文献和考古发现铭文砖的年代信息，推断含嘉仓设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不晚于高宗永徽年间，也就是627—655年这一时间段。洛阳城先有含嘉城，后有含嘉仓，仓因城而得名。
基于城和仓二者的先后顺序及关系，“含嘉仓城”这样的合成表述应该出现更晚，文献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一词汇在隋唐当世文献中没有出现过，最早见于成书于后晋的《旧唐书·王世充传》，“（王世充被）征还洛阳，置营于含嘉仓城”，这与前文举证的《隋书·王充传》所记“含嘉城”不同。《资治通鉴》“武德元年”和“武德三年”条下的两处记载均为“含嘉城”，元代人胡三省在这两处加注：“含嘉，仓城也”，“含嘉城则含嘉仓城”。
唐代有近三百年的历史，虽然含嘉城比含嘉仓早出现约20至50年，但二者在空间上高度重叠，而且共存时间超过250年，因此城即是仓、仓即是城的思想可能深入人心。后世修史注史之人也没有刻意区分二者在隋、唐两代的时间范畴，如前文《旧唐书》的记载，很大可能是仓城合一表述的开始。至清代徐松所辑《元河南志》，表述还有些先后颠倒的意味：“……含嘉仓。仓有城，号含嘉城”。我们在研究中如果涉及隋唐洛阳城分期问题，或探讨隋、唐两代在漕运仓储上的制度之别，需谨慎使用“含嘉仓城”一词。
二、延伸的空间：向西拓展的含嘉仓
关于含嘉仓的空间范围，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就在含嘉城内或者仓即是城，城四壁就是仓的范围：南北长700余米，东西宽600余米。其西墙为圆璧城东墙、南墙为东城北墙，东墙与东城东墙一线，北至郭城北垣，北墙就是郭城北垣的一部分。段鹏琦对含嘉仓出土铭文砖进行分期，提出“在长寿年间及其以前，含嘉仓的范围还要向西扩张出去一段距离，也即其西界要比现知含嘉仓西界偏西”，这一推断非常合理。他同时指出“含嘉仓规模的这种改变，文献或者失于记载，但地下或多或少会有遗迹保留，我们期待着这一推断的被否定或被证实”。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3年在含嘉城西墙外又发现一处地下仓窖，但正式公布这一发现的时间较晚，发掘者称之为常平仓。这一发现为深入探讨含嘉仓的范围提供了重要考古学依据。
被称为常平仓的这一仓窖集中区域，南北长与含嘉城相同，东至含嘉城西垣，西面范围不明，在已勘查过的东西380米的区域内，共探明仓窖33个。这一区域地层关系简单明确，近现代层之下没有五代、北宋地层，只有唐代文化层。其中一仓窖出土铭砖刻有“□官常平令□礼，□官西市令张炎南市令赵监籴御史□庶，府寺仰尹思贞”文字，发掘者正是据此推测为常平仓。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诏于洛、相、幽、徐、齐、并、秦、蒲等州并置常平仓”。这一区域设置粮仓，可能就是在此诏令颁布之后。这与地层显示的时代吻合，也与段鹏琦推测长寿年间（692—694年）及之前含嘉仓向西还有粮仓的情况相符。
常平仓是以平籴平粜为手段以达到“均贵贱”的目的，所以“常平”是粮仓的性质。各州都置常平仓，全国有多个常平仓，“常平”应不是仓名，而是性质和职能。笔者认为当时洛州的常平仓可能就设置在含嘉仓范围内，含嘉仓兼具太仓和常平仓的功能。被称为常平仓的这一区域属于含嘉仓，理由有三，以下逐一论述。
（一）圆璧门就是“仓中门”
含嘉仓出土铭文砖中有多处“仓中门”的记载，如窖50出土的唐天授元年（690年）铭砖记录“仓中门东西大街北，南北竖街东，从西向东数窖，图片图片向北数第十二行第十二窖……”；窖19出土的唐长寿二年（693年）三月铭砖记录“仓中门东西大街北，南北竖街东，从西向东数窖，从南向北数行，第八行第三窖……”。铭文记录很清楚，仓城中的东西向路在唐代称为“东西大街”，并与仓中门相连；南北向路称为“南北竖街”。
含嘉城内钻探出两条路土较厚、路面较宽的街道。一条为东西向街，横穿含嘉城，位于中部偏北，将仓窖区分为南、北两区，路面宽约12米。另一条为南北向街，偏于含嘉城西部，与仓城西墙平行，距西墙约60米，纵贯含嘉城，连接城南墙的含嘉门和北墙的德猷门，路面宽8～10米。两条大街相交于仓中门东约60米处。
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考古队在含嘉城西墙一线钻探出圆璧门门址，钻探所知门址位于距北垣约318米处（西墙中点大约在355米），位置恰好是中点偏北，正是在东西大街向西的一线上。1988年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配合洛阳铁路分局法院基建项目时，发掘了这一门址。唐代门西区域废弃后，以夯土封堵不再使用。
如果含嘉城即是含嘉仓的全部范围，那么砖铭中的“仓中门”应该位于仓城内中部某处，但是与道路相接的含嘉仓中部区域并未钻探出任何门址，只有分布有序的仓窖（图一）。
“仓中门”无疑就是圆璧门。圆璧门一名最初为《大业杂记》所载，之后唐代沿用。圆璧门开在含嘉仓西墙上，却被称为“仓中门”而不是“仓西门”，是因为门西还有仓窖区。“仓中门”这样的名称也表明被称为“常平仓”的区域应该与其东侧的仓区一样，属于含嘉仓。二者是含嘉仓的东、西两部分（图二）。下文将“常平仓”所在仓区称为仓中门西区。
（二）含嘉仓储粮量比文献记载少
隋代作为粮食中转和集中仓的洛口仓号称“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城北的回洛仓也是“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唐代两仓废弃后，含嘉仓取而代之，根据对含嘉城仓窖的钻探和发掘估算，仓中门东区（含嘉城内）大约有窖400余座。唐代含嘉仓既是每年各地粮食转运至长安的集中地，又要供给洛阳城的需求，虽然洛口仓三千窖似乎有所夸张，但相较之下含嘉仓400窖的存贮量确实偏小。尤其是高宗与武则天长居洛阳的时期，作为太仓，这一规模难以满足皇室贵戚及诸司百官的需求。
唐代一石约为60公升，根据实际发掘所得仓窖的数据，可算出每个仓窖的容积，并能推算出相应唐量下的容积（表一）。含嘉仓仓窖小者每窖容积约3633石，大者可达17254石，差别较大。据已知口径、底径和深度的15个仓窖计算，仓窖平均容积为11643石，以400窖的规模计算，可储粮约466万石，与文献记载天宝八年（749年）含嘉仓580万石的储粮量相比，差距不小。而从发掘钻探的情况看，容积超过1.2万石的大型仓窖并不多，大部分仓窖为容量不足1万石的中小型仓窖。在使用过程中，仓窖底部及两壁还要铺设木板、禾杆、谷壳等防潮设施，所以实际容量要比依据仓窖口径、底径和深度计算的容积小。现实中，也很少出现所有仓窖都储满粮食的情况。由此推测，如果整个含嘉仓仅400余座仓窖，是难以达到580万石储量的。
仓中门西区的南北范围和东区相同，约700米，目前所知东西宽约380米，面积约为含嘉城仓窖分布区面积的三分之二（含嘉城西北区为管理区，无仓窖分布，不计算在内），能布置超过200个与含嘉城内仓窖形制相似的仓窖。大约估算，则东西两区一共可达600余座仓窖，整个含嘉仓储存580万石粮食是完全有可能的，甚至更多。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漕运改革之后，含嘉仓不再是长安用粮的集中转运地，因此天宝年间580万石的储量应该比漕运改革之前小许多。
（三）仓中门西区的考古学证据
从仓中门西区发掘资料看，这一区域地层简单，没有隋代建筑遗迹，似乎是空地，作为粮仓合适且可行，另外仅有的唐代文化层也说明该区域作为粮仓是在唐代，与洛阳地区隋代回洛仓、洛口仓的废置时间相继，与含嘉仓的兴起时间一致；仓中门西区发现的仓窖形制也与含嘉城内仓窖相同。从宫城北部圆璧城、曜仪城和玄武城三重城的布局和范围看，曜仪城南垣（玄武城北垣）两端直至宫城西垣和东垣，贯通东西，且与含嘉城南垣（东城北垣）连成一线；而经勘探发现圆璧城南垣（曜仪城北垣）西段直至宫城西垣，但东段并未修筑至宫城东垣（含嘉城西垣），正好形成东西超过400米，南北约700米（与含嘉城南北长相等）的无建筑区域。也许就是因为有仓窖区的存在而未修筑贯通圆璧城东西的墙垣（图二）。仓中门西区，也就是被发掘者称为“常平仓”的仓窖区域应该属于含嘉仓。
三、结论
含嘉仓应始建于627—655年之间，即唐太宗贞观年间起不晚于高宗永徽年间的时段内。含嘉仓的范围不局限于含嘉城内，根据目前钻探所知，还应包括圆璧门（仓中门）以西宽约380米的区域，即整个含嘉仓布局在东西宽约980米（西区380米与东区600米之和）、南北长约700米的范围内，南北范围的界线还是宫城北垣和含嘉城南垣（曜仪城南垣一线），东西范围则以含嘉城东垣（东城东垣一线）和圆璧城南垣的东端为界。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