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位于大陆东南亚西缘，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系带的南侧，联接了喜马拉雅山脉与安达曼海，高大山川与海洋共同造就了复杂的气候与地貌环境。作为东南亚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缅甸东临中国、泰国和老挝，西接印度和孟加拉国，南部为孟加拉湾，处于不同文化的交碰地带。因此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宏观层面上探讨早期人类的扩散与迁徙、史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等国际史前考古学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及中、缅史前文化相互间影响等区域性问题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际学术界将目光逐渐聚焦东南亚，对位于其西缘的缅甸史前研究发展历程的梳理与总结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因此本文拟通过对缅甸史前研究材料的收集、梳理、分析，从“他者”的视角重新回顾缅甸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发展与演进，责其所难，补其所短，以期能为接下来对缅甸史前考古研究的进一步有效开展提供依据与借鉴，同时也为国内学者了解与研究缅甸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一、缅甸史前的时间范围
“史前”通常指的是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社会最早期的阶段，史前史的建立常以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C.J.Thomson）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期说为基础。但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地区对“史前”有着不一样的定义。尤其是随着对缅甸史前了解的深入，许多学者认识到欧洲的经典“三期说”并不能完全适应于缅甸。缅甸甚至整个大陆东南亚的史前工具使用具有连续性，制作精致的磨制石器至铁器时代甚至更晚的历史时期仍在普遍使用，因此社会复杂化程度和技术、经济多样性则成为更重要的指标。许多学者倾向于将缅甸史前时期的下限定在早期城市出现以前，即骠国（Pyu）以前的时期，公元前200年前后，缅甸的不同地区先后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进入原史时期。因此缅甸的史前时期应指公元前200年左右骠国出现以前，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二、缅甸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历程
我们利用图书馆与互联网等途径收集到迄今关于缅甸史前考古学研究的资料近三百篇（本），包括缅、英、法、中等语种，通过对这些材料的梳理与研究，大致可窥见缅甸史前研究漫长曲折发展的五大阶段，文中涉及的主要遗址分布及概览见图一、表一。
（一）萌芽期：1869—1929年
和东南亚其他国家一样，最早在缅甸开始史前考古相关工作的均为外国学者，他们在地质调查过程中偶尔发现石制工具。最早对缅甸的石制品产生兴趣的是当时在印度地质调查局（G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工作的西奥博尔德（W.Theobald），他在“上缅甸”（现今缅甸的中部和北部地区）调查时采集了一批石制工具，并在1869年的孟加拉亚洲学会会议（the Proceeding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进行了报道，认为这些石制品的形制及类型与在印度和欧洲所发现的均不同。随后，西奥博尔德与当时活跃于东南亚史前研究的伊文斯（J.Evans）分别对这批石制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但他们的发现与研究在当时的缅甸以及整个学术界并未引起反响，因为当时的这些发现与历史时期文化相比，并不足以引起西方学者包括地质和考古学者们的兴趣。
同为印度地质调查局的弗里茨·诺特林（Fritz Noetling）则是极少数对史前文化感兴趣的西方学者。他在1894、1896年分别公布了在伊洛瓦底江流域（Ayeyarwady/Irrawaddy River）的仁安羌（Yenangyaung）地区采集到的石制工具，认为可能来自晚中新世和早上新世的地层。古老年代的人工制品在缅甸的发现激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但难以避免的是更多不同的声音，包括奥尔德姆（R.D.Oldham）、帕斯科（E.H.Pascoe）等许多学者对这些从地表采集而来的石器年代产生质疑，这也是当时讨论的主要焦点。当然，也有不少学者认同与支持诺特林的发现，并期待更多的证据和进一步的研究。虽然这些争论在当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但却为下一步石器调查和研究在缅甸的开展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史前研究在缅甸的出现。
事实上，缅甸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专门负责考古相关工作的专业机构，彼时主要由印度考古部缅甸处（Indian Archaeological Department, Burma Circle）进行管理，1902年，缅甸考古调查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Burma）成立，负责和管理缅甸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但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与古代建筑、铭刻等相关的历史时期的古代文化，而史前时期仍旧依赖于地质学者在调查中的偶尔发现。
缅甸考古调查局每年出版的《缅甸考古调查局局长报告》（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Archaeological Survey, Burma）发表当年的主要考古报告和工作进展，是彼时缅甸考古最重要的成果资料之一，但其中鲜有关于史前的研究。《缅甸研究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Burma Research Society）是这一时期刊发史前研究论文最重要的本土期刊，但并不能为大部分的外国学者所获得，因而对于绝大部分的外国学者而言，这一时期的缅甸史前研究似乎只有英文期刊上的寥寥成果。
缅甸的考古活动亦萌芽于英国殖民者的调查，在十九世纪末已经出现了专门的业务机构和成果，但严格来说，这些只是历史时期考古的成果，在包括伊洛瓦底江流域在内的上缅甸地区发现石制品才是缅甸史前考古的肇始，而真正意义上关于缅甸史前社会的研究将在下一阶段正式开启。
（二）起步期：1930—1948年
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西方学者活跃在东南亚进行考古活动，但与周邻国家的热闹不同，缅甸受到西方史前学者的关注极少，为史前研究的边缘地区，在3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西方学者在此进行相关工作。
被称为“缅甸考古之父”的莫里斯（T.O.Morris）在30年代初期对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地质调查，是缅甸最早的系统史前调查和研究。他在离仁安羌很远的红土层中发现了石器，石器类型与诺特林的发现相似。但莫里斯认为石器的年代并非诺特林所说的上新世，而是更新世时期。此外，莫里斯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不同地方、不同阶地都发现了许多可能属于不同时期的石器，并意识到地质地层对于文化遗存年代的重要性，而尝试根据伊洛瓦底江的阶地地层建立起整个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地层文化序列。虽然后来的部分缅甸学者并不认同这一地层划分，但却是当时将缅甸的文化序列与地质地层相联系的最早的有益尝试。
30年代末期，随着在东亚、东南亚其他地区一些重要的史前人类遗址的发现，开始有学者将目光投向缅甸。一方面，1894年爪哇猿人、1929年北京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使缅甸被认为可能是早期人群从非洲向东扩散进入东亚大陆和岛屿东南亚的关键之地。另一方面，20年代法国考古学者在越南北部发现并定义了“和平文化”（Hoabinhian），与之相近且纬度相同的缅甸中部平原也被认为是有潜力发现的地方。而莫里斯在伊洛瓦底江的发现似乎是西方学者赴缅甸进行史前调查的诱因。1938—1939年，以莫维斯（Hallam L. Movius）、塔拉（Helmut De Terra）为领导，由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学者组成的“美国东南亚探险队”（the American Southeast Asiatic Expedition）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展开了调查。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缅甸最重要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前调查，随后出版的调查报告《缅甸早期人类研究》（Research on Early Man in Burma）也是缅甸最重要、最有说服力的史前研究专著，直至今日仍是研究缅甸史前的必要参考资料，尤其是对外国学者而言，由于接触不到往后用缅甸语发表的许多研究材料，这成为了解缅甸史前最重要的参考。
莫维斯等人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中部平原和掸邦高原（Shan Plateau）的河流阶地及洞穴，采集到了超过650件石器和动物化石。莫维斯认为这些石制品组合的形制特征高度一致，缺乏典型的“手斧”且明显不同于欧洲的旧石器工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故将其命名为“安雅特文化”（Anyathian culture）。安雅特文化被认为是由“上缅甸人”（Upper Burma Man）创造的文化，代表了缅甸旧石器时代以大型砍砸器-手镐为特征的石制品组合，与欧洲的典型旧石器时代文化差异显著，但与中国的周口店、马来西亚的哥打淡斑（Kota Tampam）出土的石器存在形制与年代上的相似性。随后，莫维斯对安雅特文化进一步细分，来分别对应塔拉在伊洛瓦底江流域中识别出的五个早晚阶地以及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
莫维斯等人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石器研究和文化序列划分被后来的学者接受并广泛使用，时至今日仍是缅甸旧石器时代最基本的文化序列框架。虽其中不免有少数学者对部分石制品的年代划分仍存质疑，但不容置疑，莫维斯对缅甸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划分为整个缅甸史前考古研究带来了重大影响。
（三）停滞期：1949—1969年
二战及战后的二十多年间，缅甸的史前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缅甸脱离英国统治获得了独立，但独立后的缅甸仍内战不断，国家政治与安全成为了这一时期所有工作的重心，因此依赖于国家财政支持的史前研究成为了缅甸这一时期的奢侈品，也是“最后一个会被国家考虑的方面”。虽然这一时期的史前研究工作处于空白，但缅甸严密的内部控制，使得非法盗掘得到了有效控制，从而使缅甸的许多史前遗址尤其是历史时期遗址与遗物得到了有效保存和保护。此外，于缅甸考古事业的发展而言，短暂的停滞或许还能从较早发展的邻近国家如泰国、越南等国家获得经验与教训，在往后的研究中少走弯路。
（四）恢复期：1970—1990年
20世纪60年代末，缅甸的考古工作开始逐步恢复，尤其是昂滔（Aung Thaw）在1961—1981年任缅甸考古调查局局长期间，意识到系统调查和发掘的重要性，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相关工作计划。虽然这些工作计划大部分是针对古代城市的研究与保护，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缅甸考古的复苏。
更重要的是，昂滔的这些工作促成了缅甸历史上第一次对史前遗址的系统调查和发掘，同时也开启了由缅甸本土学者主导的史前研究进程。1969年以昂滔为总负责，由缅甸历史委员会考古部（Archaeological Department, the Burma Historical Commission）、仰光艺术与科学大学（Rangoon Arts and Science University）人类学、地质学和动物学系的学者以及党部代表组成的专家团队对位于掸邦高原西侧的白达林洞穴（Padahlin/Badahlin caves）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最早由地质学家钦貌觉（Khin Maung Kyaw）进行地质调查时发现，后引起党部的注意并随之进行发掘。这是缅甸最重要且最引人注目的史前遗址之一，尤因洞穴内的岩画而格外受到关注。白达林洞穴出土了1600多件石制品，石制品制作粗糙，无二次加工，大部分与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相似，但已经出现磨制和穿孔工艺；石器原料以河滩砾石为主，少数非本地原料，可能经过远距离的运输而来，推测已经出现了对原料的组织和管理；根据出土石片、石核、半成品与石器比值分析认为该遗址可能为石器加工场。此外还出土了动物骨骼、炭屑、绳纹陶、赤铁矿等遗物，其中赤铁矿被认为可能与壁画原料有关，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在文化遗存与壁画之间仍缺乏直接相关的证据。至于遗址的年代则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昂滔认为白达林洞穴为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可能与中南半岛的和平文化和北山文化（Bacsonian）大致同时；单吞（Tan Tun）推测史前人类在此生活的主要年代应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敏昂（Myint Aung）则认为应该属于中石器时代。随后对遗址的炭屑和动物骨骼进行了放射性碳素测年（13,400—6570 cal BP），表明这是一处从旧石器时代末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连续过渡的遗址。此外，1987年日本学者新田荣治（Nitta Eiji）对白达林文化进行了综合研究。本土学者苗茂（Mya Maung）对白达林的动物遗骸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遗址出土的均为野生动物，未发现明显驯化的迹象，盛顿（Sein Htun）也从人类学的角度对白达林的史前生存方式进行了探讨。
白达林洞穴是缅甸本土学者第一次对史前遗址的系统发掘和研究，遗址沿用时间长、出土遗存丰富，同时有地质学、人类学、动物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以及绝对测年技术第一次在史前遗址的运用。该遗址的发掘无论是对于探讨缅甸史前文化发展还是对于缅甸史前研究本身而言，甚至对于从更宏观的角度探讨整个东亚及东南亚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敏昂也是这一时期相对活跃的考古学者，和昂滔一样，他们主要关注的都是历史时期的古代城市，但仍然承担了这一时期缅甸史前研究的主要任务。1972年敏昂对勒班奇波村（Lepanchibaw）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工具进行了初步研究；1975年在慕谷（Mu valley）采集了一百多件刮削器和两面器，经研究认为这些石制品代表了较安雅特文化更为进步的制作工艺，其使用年代应为更新世晚期或末期。
巴莫（Ba Maw）是当时少有的对史前尤其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和文化感兴趣的学者。1981年，他在纽格威山（Nwe Gwe Hill）发现了一个破碎的人类下颌骨化石，与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共出，巴莫根据伴出的哺乳动物认为这是属于20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但遗址并没有进行测年，也没有对遗存或化石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然而这却是缅甸迄今发现可能年代最早且有早期人类化石出土的遗址，有着深入研究的巨大潜力。随后，巴莫又在莫吉奥宾（Moegyobyin）发现了可能是安雅特文化时期的石制品和哺乳动物化石，2002年丹顿昂（Than Tun Aung）发表了对这些石制品的研究报告。
这一时期的缅甸史前考古被迈克尔·昂泰（Michael A. Aung-Thwin）称之为“刚破壳而出的婴儿期”，但相较过去已经有了明显的恢复与发展。缅甸本土学者开始独立组织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以白达林洞穴为代表的重要史前遗址不断被发现和发掘；多学科合作从这些最初的发掘与研究中逐渐成为缅甸史前研究的重要方式。在恢复中前进的缅甸史前研究正逐步揭开史前缅甸文化的神秘面纱，在研究理论、遗址发掘方法、科技手段运用、热点问题跟进等方面仍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五）发展期：1991年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缅甸史前考古较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对史前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显著增多，尤其是对在掸邦高原的石灰岩洞穴的调查。1997—1998年间，锡内（Tin Thein）领导的掸邦东枝大学（Taunggyi University of Shan State）地质调查组对掸邦高原内喀斯特地貌区的莫拜（Moe Bye）、巴达霍兹瑙（Buddhaw Zinaw）、怀鹏拉（Waiponla）、敏玛提（Myin Ma Hti）等洞穴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并在上述地区发现了石制品及伴出的动物遗存。根据出土遗存，锡内认为这些遗址（不包括怀鹏拉）的年代约在6000—4000BP之间。随后不久，赫拉吉米格（Hla Gyi Mg Mg）对锡内调查的这些洞穴进行发掘，但所获不多，只有少量的石制品和动物遗存出土。2019年裴培娇（Pyiet Phyo Kyaw）再次对敏玛提洞穴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制品碎片和哺乳动物骨骼，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分析认为这是一处石器和骨器加工场，也是缅甸发现的第一个具有骨器制作技术的史前遗址。
巴莫在20世纪90年代发现的莫吉奥宾遗址，也先后进行多次调查和发掘，在仰光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莫纽纽（Moe Nwe Nwe）对出土遗存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包括对遗址的文化特征、人类活动模式和生存策略的分析，并将类型学和科技分析相结合，探讨文化特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此外，卑谬田野考古学校（Pyay Archaeology Field School）的校长温景（Win Kyaing）通过对伊洛瓦底江流域的进一步调查，对安雅特文化特征及其分布范围有了新的解读。
除了本土学者主导的调查和发掘，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寻求与缅甸同行合作，以解决缅甸考古研究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相比石器时代的研究，青铜和铁器时代的研究受到国外学者的更多关注。1998年由国家文化部考古司的波波（Pauk Pauk）、伦敦大学的伊丽莎白·摩尔（Elizabeth Moore）共同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位于曼德勒省（Mandalay）西北部的良贡（Nyaunggan）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发掘。这是一处重要的青铜时代墓葬遗址，对于探讨史前社会末期向城市化的过渡有着重要的意义。遗址位于钦敦江（Chindwin）岸边的火山口和富铜矿床区，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资源被认为可能是连接中心城市的重要区域；墓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同时有丰富的石环、石珠、石器以及素面青铜工具等，推测周围存在冶炼遗址和石环等石质饰品制造场。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于探讨与泰国同时期、中国商周时期的文化关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的交流与传播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对位于缅甸干旱区的良贡而言，农耕文明的产生尤其是是否存在稻作文明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随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的南希·泰勒斯（Nancy Tayles）团队对墓葬中的人骨进行了分析，探讨当时人们的饮食偏好和健康状况，并与泰国及东南亚同时期的人骨进行了对比。但查尔斯·海厄姆（Charles Higham）指出，波波和摩尔在进行发掘时，并没有将人骨全部取出，原址保留的人骨因未得到很好的保存而降解严重，导致后续进一步研究无法进行，使研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对于考古研究而言则是无法挽回的缺憾和损失。在遗址发掘过程中重视资料提取的完整性，以及在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遗址旅游之间寻求平衡或许将会成为缅甸下一步需要思考的议题。
由波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CNRS）的波特罗（J.-P. Pautreau）等人组成的法-缅联合考古队，从2001年开始持续至今的对缅甸金属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是一项引人注目的缅-外长期合作项目。波特罗是一位专注于缅甸史前文化尤其是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的法国考古学者。他们的调查主要位于萨蒙河（Samon）流域，发掘了育瓦丁（Ywa Htin）、育瓦贡基（Ywa Gon Gyi）、坦达宾（Htan Ta Pin）、瑙甘（Hnaw Kan）、谬拉（Myo Hla）、奥敏（Ohh Min）以及良贡等遗址。这是一个由不同领域专家共同组成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对萨蒙河流域出土的每一类遗存都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包括陶器、人骨、青铜、石饰品等，并对遗址进行了测年，尤其以育瓦丁和欧凯（Oakaie）遗址的研究最为全面深入。他们的研究大多用法语发表在法文期刊上，是这一时期缅甸金属时代研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波特罗团队的研究，缅甸的青铜及铁器时代的冶炼技术、文化特征及其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中的面貌、地位和作用逐渐清晰。
对罕林（Halin/Hanlin）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也是波特罗团队的重要工作之一。罕林在2014年时以“骠国古城遗址”（Pyu Ancient Cities）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缅甸的第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事实上，罕林并不仅是骠国遗址，它是一处从史前到原史时期连续使用的居住遗址，对于填补缅甸从史前到城市化过渡之间的空白、厘清缅甸青铜和铁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并与周边地区同时期的文化对比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波特罗团队的工作尝试通过系统研究和科技方法建立起缅甸金属时代的文化序列，以进一步探讨和厘清上述问题。
派瑞斯（T.O.Pryce）是继波特罗之后活跃在缅甸史前考古的法国学者，缅甸文化与宗教事务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 and Culture，即之前的缅甸文化部）的觉安安（Kyaw Aung Aung）则是与法方合作最主要的缅甸学者。他们的研究兴趣仍集中在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上，在缅甸发掘和研究了一大批青铜和早期铁器时代的遗址，也因为他们的工作，使得缅甸金属时代的文化面貌更加的清晰。以悉尼大学的鲍勃·哈德森（Bob Hudson）为主的研究团队，近些年也与缅甸考古合作十分频繁，他们的研究同样集中在骠文化以前的青铜和铁器时代的研究上。
在与西方学者合作与交流过程中，缅甸学者学习到了一些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技术，并在一些重要遗址中得到了初步运用。其中包括对缅甸著名的史前遗址白达林洞穴的重新发掘以及光释光测年方法的运用，这是缅甸第一个进行光释光测年的史前遗址，将遗址的年代上限提前至了距今3万—2.5万年。
缅甸目前尚未有专门刊载史前考古研究成果的专业期刊，大部分论文散落在国内外不同的综合类期刊中。由缅甸历史委员会发行的双语期刊《缅甸历史研究》（Myanmar Historical Research Journal）是缅甸重要的历史学类期刊，发表了不少缅甸史前研究的重要成果。21世纪初，《亚洲视野》（Asian Perspectives）杂志出版了一期缅甸考古研究的专栏，邀请了当时缅甸考古研究的主要学者介绍过去几十年间缅甸的主要考古工作，发表了六篇研究综述，对缅甸的史前考古、田野工作、早期城市、蒲甘起源等方面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思考，是了解21世纪以前的缅甸考古工作的重要参考。自2010年始，“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Southeast Asian Ministers of Education Organization, SEAMEO）下设的“考古与美术区域中心”（Regional Centre for Archaeology and FineArts, SPAFA）每三年举办一届东南亚考古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介绍与回顾过去三年中东南亚各国的考古工作情况与进展，并集结出版《东南亚考古新进展》（Advancing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是了解当下东南亚考古工作概况的一个窗口。但其中关于缅甸的研究非常少，虽然每届都会发表官方报告《缅甸考古进展》（Archaeological Development in Myanmar）介绍缅甸考古的主要工作、任务、进展以及下一阶段的计划等，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工作。
这一时期缅甸的考古教育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中以仰光大学为代表，作为缅甸最重要的考古教育基地，承担着为缅甸考古事业教育和输送人才的重任。此外，曼德勒大学、雅达那邦大学（Yadanarbon University）、达贡大学（Dagon University）以及卑谬田野考古学校都开设有相应的考古学课程或相关专业。客观而言，缅甸拥有的考古学教育机构数量在整个东南亚国家中并不算少，这也为缅甸本土力量主导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教育支撑，但缅甸考古教育与考古事业发展的矛盾仍然是突出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尤其是在史前研究领域，由于学校教授的内容绝大部分仍是历史时期的研究，过多关注地上建筑的形制与结构，而忽略了地下的文化遗存和地层。同时，学科本身的特点也决定了这是一个在当今缅甸不受重视的领域，国家重视与财政支持的严重不足影响了人才培养与学科发展。
总体而言，现阶段的缅甸史前考古研究较过去而言，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对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有了进一步了解，青铜和铁器时代开始受到国内外学者关注并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和前沿。多学科、跨区域合作解决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成为当下缅甸史前考古的特征之一。在与国外合作的过程中，缅甸的本土学者得到成长，史前研究本身也得到进一步推进。
三、结语与讨论
（一）缅甸史前考古研究的历时性特征
缅甸的史前考古自19世纪60年代末就已经萌芽，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但关于史前考古的工作仍寥若晨星。通过对已公布材料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识别出了缅甸史前研究的五大发展阶段：从19世纪70年代的萌芽，到20世纪30年代开始起步，二战及战后的近乎完全停滞，70年代后开始逐步恢复与发展，90年代末期以后国际合作与多学科合作的趋势明显，史前研究相较之前也得到了重视与发展。
具体而言，缅甸史前考古萌芽于殖民时期西方学者的调查与发现。19世纪末期，缅甸已经有专门的考古研究机构和工作报告，但绝大部分的研究均聚焦于历史时期丰富的地面建筑，而无意于地下遗存，彼时与史前有关的仅有伊洛瓦底江流域古老石器的发现而引发的一些讨论。到20世纪30、40年代，莫里斯和莫维斯等学者在伊洛瓦底江流域的工作发现并命名了缅甸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安雅特文化。他们的研究对当时甚至今日缅甸及南亚、东南亚旧石器文化的研究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缅甸迄今旧石器研究的高光时期。但转折来得也很突然，二战及战后的二十多年中，缅甸的史前考古甚至包括历史时期的考古几乎完全停滞，与东南亚许多国家战后政治独立、经济恢复、文化发展的景象完全不同。战后落下的研究步伐在70年代后开始缓慢追赶，本土学者主导了史前遗址的系统发掘和多学科合作研究。20世纪末，开始与国外学者携手合作、共同探讨国际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并在合作中学习到新的研究手段与方法技术，研究开始向纵深发展，史前研究的潜力与前景开始逐渐呈现。
（二）缅甸史前考古研究的特点
缅甸史前研究中最突出的特征是史前研究与历史时期研究的显著不平衡。根据缅甸文化部的统计，在1903—2007年期间，考古司执行了145个考古项目，其中与史前有关的项目只有8个。缅甸历史时期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地面建筑和文化遗物，这些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工作难度小、耗时少、成本低，与旅游相结合还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并且前期已经有了较好的研究基础。相较而言，史前考古学作为一个严重依赖国家财政、高投入、低产出、研究难度大的学科，“最后一个被考虑”似乎也并不意外，对待历史和史前考古之间的巨大差别似乎不足为奇。
本土史前研究人才的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也桎梏了缅甸史前考古的发展。虽然在缅甸的本土考古学者以及开设考古学课程的学校在东南亚并不算少，但他们研究与教学的内容主要仍以历史时期考古为主，所能提供的史前考古教育与实践是十分有限的，只有极少学生毕业后仍在考古相关单位工作。在缅甸，少量的史前研究工作、与新技术和新方法的脱节、缺乏现代设备和充足资金投入的情况已经持续多年，并没有得到改善。因此，扩大和优化史前研究队伍或许将会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心。
广泛而多元的国际合作或许是缅甸史前考古走出人才与财政桎梏的路径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成为缅甸史前甚至是历史时期研究的一大时代特征。深度的国际合作不仅为缅甸史前研究提供了研究资金，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研究理念与方法、科学的技术和手段，以及当地史前研究人才的培养。更重要的是将缅甸的史前研究纳入整个国际学术研究的视野中，使缅甸同行能在学习技术与方法的同时，及时跟进国际学术的热点与前沿，为将来提升国际学术的显示度奠定基础。
（三）缅甸史前考古研究中的热点问题
从莫里斯在伊洛瓦底江流域发现安雅特文化开始，缅甸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开始为国际学术界所了解。随着后来在缅甸发现的石器不断增多，石器文化的面貌远比之前所认为的复杂。但时至今日，缅甸石器的研究仍是在莫里斯和莫维斯等人早期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延续，关于石器技术、文化以及时空框架的研究仍有许多空白。缅甸石器的研究对于了解东南亚与南亚、华南之间早期人群的文化传统、人群传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也是未来缅甸史前研究的热点与增长点之一。
缅甸处于联接东亚与南亚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上，使其在宏观层面探讨早期人类尤其是解剖学上现代人的迁徙路线格外重要。长期以来，不少古人类学家曾认为缅甸是远古人类走出非洲，沿海岸线迁徙进入东亚与东南亚的一个重要节点。虽然目前没有充分的化石研究以证明这一假说，但近些年分子考古学的研究则提供了大约在2.5~1万年前人类经缅甸进入中国西南的DNA证据。
东南亚青铜起源与传播一直以来都是为国际学术界所热烈探讨的问题，而缅甸被认为位于青铜技术可能的传播线上，自然也处于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中。毫无疑问缅甸学者与国外同行携手合作探讨青铜技术与文化的传播、适应将是当下及未来的大趋势之一。
（四）目前国内对缅甸史前考古的研究
目前国内涉及缅甸史前研究的中文资料极少，且主要是以译文为主，研究综述次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是缅甸研究的主要机构之一，其出版的《南亚东南亚研究》（曾名《东南亚》）刊载了一些与缅甸史前考古有关的翻译与综述，是国内学者了解史前缅甸的一个窗口。1989年，时任云南省博物馆编辑资料部主任的彭南林撰写《缅甸的考古学研究》，对缅甸考古学史和缅甸考古学文化史等进行了梳理。
贺圣达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缅甸的代表性学者，1983年将缅甸史学家貌丁昂（Maung Htin Aung）的《缅甸史》翻译成中文，1992年基于他所收集的资料和相关研究编著的《缅甸史》是中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缅甸历史专著，此外还发表了不少关于缅甸或缅甸史研究的综述。不过他的研究主要是以缅甸历史为主，在缅甸通史研究中顺便提及史前的文化概况。
近些年对缅甸史前考古感兴趣的有青年学者和奇，通过对已公布资料的梳理，对缅甸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进行了探讨；杨勇对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出土的青铜器进行了对比与整合研究。
总体而言，目前国内学界对缅甸史前研究仍然不多，至今没有关于史前缅甸的一手研究，绝大部分仍以翻译和综述性研究为主。在当下及未来，在许多全球视野下的热点话题研究中，缅甸的区位条件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包括早期冶炼技术的传播、农业的产生以及早期人类的迁徙等前沿问题中具有相当的研究潜力与前景。中国学者也应积极参与到这些全球视野下的前沿问题探讨中来。
本文通过尽可能全面收集一个半世纪以来缅甸史前考古的研究成果，梳理了缅甸史前考古发展的五大阶段，从遗址发掘、研究团队、研究内容等方面对每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和特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并对缅甸史前考古研究的特点与热点、中国学者在其中的角色进行了简单讨论，由此厘清了缅甸史前研究的概况与问题、未来研究的增长点，为接下来对缅甸史前考古更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提供了借鉴与参考。但受资料获取的限制，部分缅文资料未能收录，因此本文主要以英、法、中资料为基础，从“他者”的视角尝试客观的梳理和解读。同时因为学术研究的动态发展，本文在梳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疏漏，期望在未来不断完善。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