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已发现的商周之际的青铜窖藏包括位于喀左一带大凌河上游河谷的咕噜沟、马厂沟、北洞1号、北洞2号、山湾子、小波汰，大凌河中下游的朝阳大庙、义县花尔楼以及位于辽西走廊一带的绥中东王岗台、冯家村，兴城杨河。冀东北地区的青铜器窖藏仅有两处，分别是青龙抄道沟及兴隆小河南（图版二八）。需要说明的是，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翁牛特旗头牌子等年代明确在殷墟一期前后的窖藏，以及两周之际的延庆西拨子窖藏和一些征集而来的青铜器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本文只考察出土地点和性质明确的商末周初窖藏青铜器遗存。根据青铜器的种类可将上述窖藏分为甲、乙、丙三群：甲群窖藏只见有青铜礼器或容器，部分容器可能为本地制造，如粟点纹器盖、人首匕等，不见青铜武器和工具；乙群窖藏只见有青铜兵器及工具，不见青铜容器；丙群窖藏中既有青铜礼器又有青铜兵器和工具（表1）。

　　（一）甲群窖藏的分布与年代

　　甲群窖藏包括咕噜沟、北洞1号（图1，1、2）、北洞2号（图1，3～7）、马厂沟（图1，8～14）、小波汰（图1，15～20）、山湾子（图1，21～30）、朝阳大庙以及义县花尔楼8处（图1，31～35），除朝阳大庙和义县花尔楼外，其余窖藏都位于喀左附近的大凌河上游河谷地区。

　　朱凤瀚等对甲群窖藏的年代有过细致讨论，大致将这些窖藏年代下限定为西周中期。近年来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等西周中期墓葬材料的陆续公布，为西周中期铜器断代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已有多位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中原地区青铜器断代更加精准的背景下，有必要对甲群青铜器窖藏的年代下限再做讨论。甲群青铜器窖藏中被公认属于西周中期的有山湾子窖藏的叔尹鼎（图2，1）、马厂沟窖藏的三足盘（图2，5）。叔尹鼎，器身呈梯形，腹下部四角圆转无棱，类似的方鼎多见于穆王时期，如毛公旅鼎（《铭图》2336；图2，2）、应公鼎（《铭图》1552；图2，3），北赵晋侯夫人墓M113也出土一件（图2，4）。叔尹鼎的年代大致与上述鼎同时，唯耳部位置不同。三足盘耳高于口沿，器身饰雷纹填地的小鸟纹，圈足下接三足的风格较为罕见，与天马-曲村M6384和高青陈庄M27所出盘相似（图2，6、7），两墓年代均为西周中期早段，马厂沟窖藏三足盘的年代应在此区间内。恭王时期，西周青铜器发生了剧烈变化，新出现了波曲纹、垂鳞纹、分解兽面纹等纹饰及图片、盆等新器形。这些新出现的因素在喀左青铜器群上均无反映，亦可说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不会晚到西周中期晚段。综上，我们认为喀左这批青铜器窖藏的年代下限当在西周中期早段的昭穆时期。

　　（二）乙群窖藏的分布与年代

　　乙群窖藏包括青龙抄道沟（图3，1～5）、绥中东王岗台（图3，6～13）、冯家村（图3，14～18）、兴城杨河（图3，19～24）。除青龙抄道沟外，其余窖藏均位于辽西走廊地区，窖藏只见有青铜兵器及工具，不见青铜容器。

　　杨建华对乙群器物的年代做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其年代基本都在商周之际，我们基本认同其观点。以往有学者认为青龙抄道沟窖藏的年代是乙群窖藏中最早的，抄道沟窖藏的铃首刀和羊首刀均有年代较早的特征（见图3，1、3），辽西走廊的窖藏可能是由其发展而来。近年发现的绥中东王岗台窖藏中出现与抄道沟窖藏铃首刀柄部形制相似的铃首剑（见图3，6），两器铃首下均有挂环，是年代较早的形态表现。此外，东王岗台窖藏的铃首剑与抄道沟窖藏的羊首剑剑身也极为接近（见图3，2），剑身中部均有柱脊，两处窖藏的管銎斧、啄戈形态也较为相似（见图3，4、5、11、13）。这些情况表明绥中东王岗台窖藏与青龙抄道沟窖藏的年代应相当接近，目前并无确切证据证明辽西走廊地区诸窖藏的年代晚于冀北地区的青龙抄道沟窖藏，两者同期的可能性更大些。乙群窖藏的年代下限，可间接由昌平白浮墓葬出土的北方图式青铜器推之，昌平白浮墓葬的年代下限约在西周中期早段，乙群窖藏青铜器中并无与之相似的同类器，表明乙群窖藏的年代下限晚不到西周中期。

　　（三）丙群窖藏的分布与年代

　　丙群窖藏仅有冀东北地区的兴隆小河南一处。窖藏包括中原式青铜礼器的器盖（图4，4）、柳叶形矛（图4，3）和三角援戈（图4，9）等中原式青铜兵器，以及属中原文化因素与北方文化因素融合的管銎戈（图4，7、8）和菌首剑、兽首刀、铃首刀等北方系青铜器（图4，1、2、5、6）。窖藏中部分青铜兵器如三角援戈、柳叶形矛属中原文化兵器。林沄根据三角援戈的形制特点指出该窖藏的年代已到西周中期，其说可从。

　　综上，甲群与乙群窖藏器物种类差异甚大，两者的地理位置也有很大差别。甲群窖藏基本集中分布于喀左附近的大凌河河谷地区，乙群窖藏则集中分布于辽西走廊地带。值得注意的是，在甲群窖藏所在的地区也曾发现过同期的青铜兵器及工具，说明甲群窖藏所属的人群也使用与乙群窖藏人群相似的青铜器，但这并不能掩盖两者间的巨大区别——是否拥有和使用中原式礼器。

　　（一）甲群窖藏

　　在大凌河流域以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均未发现西周燕文化的遗存，甲群窖藏属燕文化的可能性极小，应属本地土著所有。付琳等全面考察了晚商至西周中期辽西地区的文化面貌，他指出甲群窖藏分布的大凌河河谷地区以往曾发现过不少同时期的墓葬及遗址，如喀左南沟门遗址、后坟村陶器群，以及和尚沟A点墓葬、高家洞M1、道虎沟墓葬。这批遗存以花边鬲和敞口钵为主要陶器组合（图5，6～9），由于其文化特色明显，分布地域较为集中，付琳等将其命名为后坟类遗存，将其年代定为商周之际到西周中期。鉴于后坟类遗存在空间及时间范围上同青铜器窖藏的一致性，且部分墓葬中有本地陶器与中原式青铜礼器共存的现象，我们认为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最有可能是甲群窖藏的主人。在冀北的宣化小白阳遗址和平泉一带发现有与后坟类遗存相似的素面花边鬲（图5，1、2、5～7），蒋刚认为两类遗存性质较为相似，洪猛等认为小白阳类型与魏营子文化（即本文所指的后坟类遗存）的关系较为紧密，从陶器群来看，二者应属于同一文化谱系。这一线索表明后坟类遗存的分布范围有可能已到达辽西地区西南部的冀北山地一带。

　　义县花尔楼窖藏距离甲群其他窖藏较远，位于医巫闾山西麓大凌河下游地区，与之距离相近的遗址有义县向阳岭、阜新平顶山两处。两处遗址的陶器面貌有浓厚的高台山文化遗风，主要陶器的形制、陶色、纹饰同后坟类遗存有较大差异，付琳等将其单独命名为向阳岭类型。花尔楼窖藏中未见明显的西周中期青铜器，其年代当在晚商到西周早期，与向阳岭类型的年代相当，故该窖藏属于向阳岭类型的可能性较大。朝阳大庙窖藏信息未详细报道，暂不清楚其文化归属，但该窖藏与向阳岭类型分布区较为接近，可能属其所有。

　　关于甲群窖藏青铜器的性质，学界分歧较大。一些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是地方势力从燕国和其他方国掠夺而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西周时期大凌河流域为燕国所控，这些器物为西周燕人遗留。关于其用途，又有祭祀山川说和灾难埋藏说之别。

　　甲群窖藏青铜器中有大量有铭器，其中燕侯、伯矩、圉等人名也见于琉璃河燕国墓葬，琉璃河M251、M253出有伯矩及圉所作器。燕侯盂立耳外撇，器身饰龙首垂冠鸟纹，垂冠下端为蛇首。此类纹饰极有特色，多见于西周成康时期，如郑州洼刘西周早期墓所出铜卣。器铭中的燕侯当为成王到康王早期的燕侯克或是康昭时期的燕侯旨，这两代燕侯的墓也在琉璃河燕国墓地，分别是M1193、M202。此三器的原主人属燕国的统治者及上层贵族，这表明甲群窖藏青铜器应来自燕国。相关研究表明周初燕人的势力范围极小，仅分布在琉璃河及其南部的小片区域里。在这种情况下，燕国贵族当常驻燕都，他们所制造的青铜器也必然多存放于此。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长驱直入燕都掠夺燕国贵族青铜器的可能性很小，将其视为燕国贵族的赏赐，可能更为合适。林沄对琉璃河M1193出土的克尊、克罍的铭文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指出两器铭中“使羌、狸、虘于御髟”的铭文反映了周初建燕时的政治方针，即以羌、狸、虘防御牵制髟人。进而结合考古发现提出羌人可能为围坊三期文化主人，喀左北洞1号窖藏出土铜罍铭文中的“亞髟”即为克器中的髟，大凌河河谷附近的窖藏即属髟人所有。这些意见都是极富见地的。虽然甲群窖藏中并未见到体现武力的兵器，但以往在喀左及朝阳地区也出土或征集过不少北方系兵器，如兽首刀等，其年代大致与窖藏同时。这无疑表明髟人的武装程度也比较高，或许正是因为髟人的强大，燕国才对其采取了怀柔与拉拢的手段。

　　从埋藏的细节来看，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方式显然不一。山湾子窖藏的发掘者指出北洞两处窖藏的青铜器摆放较有规律，窖穴形状规则。杨建华进一步指出北洞两处窖藏在窖穴形状、器物摆放情况、埋藏位置等方面都较为精心，极有可能是举行某种仪式留下来的。以往在赤峰一带发现的晚商时期的窖藏也有同北洞两处窖藏相似的情况，如克什克腾旗天宝同窖藏的青铜甗埋藏于被石块围绕的立石西侧，这些石块和立石应该是人工有意摆放的。属甲群窖藏小波汰窖藏出土的殷墟一期前后的青铜鼎反映了大凌河河谷地区与赤峰地区在商时期的联系。上述情况说明这种以埋藏青铜器为主要内容的仪式在辽西地区应当是颇为流行的，一些窖藏或与此有关。然而，马厂沟与山湾子窖藏埋藏情况与其余窖藏显然不同，发掘者指出这两处窖藏的青铜器摆放不整齐、窖穴形状不规则，可能是由于发生某种变故突然埋藏的。这两处窖藏的年代恰是甲群窖藏中最晚的，与后坟类遗存的年代下限相同，以灾难埋藏说来解释这两处窖藏有其合理性。

　　（二）乙群窖藏

　　乙群窖藏所在的辽西走廊地区发现的晚商到西周时期遗存较少，仅有锦西山河营子和兴城仙灵寺两处。锦西山河营子遗址的遗存可分为上、下两个文化层，下层遗存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上层文化层被两座石棺墓打破。石棺葬是下一阶段分布于该地的凌河文化的主要墓葬形制，其年代约在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故山河营子上层文化层的年代当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凌河文化之间，即晚商到西周中期前后，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大致同时。在该遗址上层文化层发现的材料较少，从有限的材料看，其陶器面貌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既有共性，又有较大差异（图6，1～5）。山河营子上层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与向阳岭类型相似，与后坟类遗存陶器以夹砂灰褐陶、夹砂红褐陶为主的特征有别。在纹饰方面，山河营子遗址部分陶器饰有清晰的绳纹，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以素面为主、只见有少量抹平绳纹的特征不同（图6，8～13）。器形方面，山河营子上层遗存的敞口钵及侈口罐与后坟类遗存同类器（见图6，2～4、9～11）相似，但饰绳纹的双耳鼓腹罐和敞口深腹盆（见图6，1、5）却不见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中。与之类似的遗存还见于锦州龙台遗址（图6，6、7）。兴城仙灵寺的材料未公布，发掘者仅提及遗址中出土有花边鬲的口沿残片以及饰压印三角纹的红陶瓮，这一纹饰风格同后文所述冀北地区青龙河流域的部分陶器相同。

　　乙群窖藏中的青龙抄道沟遗存位于冀北地区，这一地区以往虽未发掘过晚商到西周时期的遗址，但从青龙河流域的相关调查材料中可对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略窥一二。调查者已指出这些遗址中多见夹砂红陶，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别，应属于魏营子文化。根据器物的文化因素，可初步将调查材料分为三组。其中第一组属于大坨头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留因素，以筒腹鬲为代表。该地区发现的筒腹鬲与大坨头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期的同类器相似（图7，1、2），如锦州前西山M11∶1、房山琉璃河刘李店M1∶1等（图7，6、7），但其颈部已接近直颈且陶质为夹砂红陶，与大坨头文化或夏家店下层文化常见的泥质或夹砂灰褐陶有别。第二组以腹部饰绳纹、肩部饰压印三角纹的陶鬲为代表（图7，3、4），与迁安一带以往采集的同类器极为相似（图7，8、9）。第三组陶器较少，仅见一件夹砂红陶盘口绳纹鬲残片（图7，5），器形同后迁义遗址围坊三期文化的盘口鬲相似（图7，10），可能是受围坊三期文化影响产生。乙群窖藏可能与第二、三组遗存代表的人群有关，与围坊三期文化关系密切。

　　（三）丙群窖藏

　　丙群窖藏仅有兴隆小河南窖藏一处，其位置偏南，极其靠近燕国的势力范围。这一地区目前未发现相关同期遗存。张礼艳等指出此窖藏与昌平白浮墓葬铜器组合及形制相似，性质可能相同，暂从其说。因不知该窖藏具体埋藏情况，难以判断其具体性质。

　　上述分析表明，辽西及冀东北地区的窖藏铜器并不只限于一个考古学文化人群所有。其中甲群青铜器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有密切联系；乙群青铜器所在地区的文化面貌虽不完全清楚，但现有考古材料与后坟类遗存和向阳岭类型有较大差别，应与甲群窖藏属于不同人群。

　　（一）燕文化与甲群窖藏及丙群窖藏的关系

　　从现有的材料看，燕文化对其北部的辽西及冀北山地的影响方式和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大凌河河谷地带的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燕人采取了安抚与怀柔的态度，通过赐予青铜器等奢侈品施加影响。燕文化如此大规模地向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赠予珍贵的青铜器可能出于两个目的：其一可能是燕国通过“远交近攻”的方针遏制武力强盛的乙群窖藏所属人群；其二可能是通过赐予甲群窖藏所属人群青铜器以获取辽西地区的锡矿资源，或是维持锡料转运路线的畅通。以往在翁牛特旗头牌子窖藏发现过年代早到殷墟一期前后的一甗二鼎，鼎中盛满了锡矿砂。近年又在克什克腾旗一带发现了单纯的冶炼锡矿的遗址。值得注意的是，头牌子窖藏的青铜甗上还有铭文“贾庸”，李学勤已指出甗上的铭文是商贾的署名。这些线索表明辽西地区在晚商时期与安阳殷墟可能存在着锡料的贸易，小波汰窖藏所见殷墟一期前后的青铜鼎表明了大凌河流域与赤峰一带的联系，甲群窖藏所在的大凌河河谷也是辽西地区南下中原的主要交通道路之一。西周王朝可能继承了晚商时期就存在的贸易路线，通过赐予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青铜容器以维持锡料的运输，因此在甲群窖藏中才出现了大量不同年代青铜器共存的现象。窖藏青铜器的年代表明燕文化对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的赐予肇始于西周早期，但在西周中期早段便戛然而止，而后坟类遗存亦约在此时消失。

　　丙群窖藏所在的冀北地区虽并不完全是燕文化的分布区，但昌平白浮和顺义牛栏山等遗存的出现表明燕人对这一地区已实施了直接有效的控制。白浮墓葬的墓主可能是归顺燕人的殷遗民。朱凤瀚将牛栏山出土的“亚㠱”诸器与甲骨卜辞中的“㠱侯”联系，指出这批遗存可能是西周早期归顺燕国的世族。故白浮和牛栏山两处高等级墓葬很可能是燕国统治下的地方势力。林沄将白浮墓葬的年代定为西周中期，并认为有晚至西周晚期的可能。其后，朱凤瀚根据青铜器将M2、M3的年代分别定为西周穆王时期、昭王时期。但M3随葬的平裆陶鬲和残陶鼎均与琉璃河西周早中期墓葬所出同类器相似，故两墓的年代可能都已晚至西周早中期之际。白浮墓葬是冀北地区年代最晚的与西周燕文化有关的遗存，此后冀北地区基本不见与西周燕文化有关的遗存。

　　关于西周时期燕文化的变迁，刘绪等已有详细的分析。他指出琉璃河遗址作为燕国都城的年代主要属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期早段已经废弃。琉璃河遗址中的墓葬也以西周早期到中期前段为主，不见西周晚期的贵族墓葬，南区墓地中仅有三代燕侯夫妇墓葬，种种线索表明燕国在西周中期早段可能发生过迁都。

　　如果我们将辽西、冀北及燕都琉璃河的材料关联起来，不难发现三者的兴衰节点是如此相似。其兴盛时间均在西周早期，西周中期晚段不约而同地陷入衰落，与燕文化交好的后坟类遗存甚至就此消失。如果说是燕文化的衰弱导致了其在冀北地区的退却，那又是何原因导致了燕文化的衰弱？目前在琉璃河遗址西周中期的考古材料中并未发现有外敌大规模入侵燕都的迹象，前文分析表明燕文化势力区周围武力最为强盛的乙群窖藏所属人群也基本在西周早期消失，故外敌入侵导致燕文化衰弱的可能性较小。其中原因，值得进一步探索。后坟类遗存消亡的原因则可能与凌河文化的突进有关，在北洞村窖藏所属的孤山遗址断崖上发现有石构墓葬，这种墓葬形制与后坟类遗存流行的木椁墓差别甚大，却是凌河文化的常见墓葬形制。在属后坟类遗存的喀左和尚沟A点墓地周围也发现了B、C、D三处凌河文化墓地。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凌河文化对原后坟类遗存分布区的占领。

　　（二）燕文化与乙群窖藏的关系

　　乙群窖藏中大量的武器及工具相比甲群无疑表现出了更强的武装性质，且更靠南，更接近燕人势力范围。但现有的线索表明，燕人对乙群窖藏所属人群并未采取拉拢与怀柔的手段，也缺乏交流，这一现象颇令人费解。从西周早期燕山以南的文化格局来看，燕文化分布区东部的冀东地区分布着自晚商以来便与周人交好的围坊三期文化。蓟县张家园遗址、滦县后迁义遗址以及迁安小山东庄遗址墓葬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已晚至周初。滦县后迁义遗址中的围坊三期文化遗存中有不少北方系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如管銎斧、菌首刀等，与乙群窖藏的同类器相似，表明两者应当有相当程度的交流与互动。燕文化分布区北部也有顺义牛栏山、昌平白浮等可能属于燕国统治下的地方势力，这两股势力对燕文化中心区形成了有效的防御。蒋刚进一步指出燕文化与后坟类遗存的交好也有从北部打压乙类窖藏所属人群的目的。或许正是这种较为严密的防御系统，使得燕人有能力面对位于其东北部乙类窖藏所属人群的攻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虽已进入周初，但其墓葬中基本不见明显的西周早期晚段的青铜器，这一情况或许说明该文化在西周早期晚段已消亡。至于其消亡的原因，可能与燕文化的政治伙伴选择有关。现有研究表明，张家园上层文化在晚商及周初对围坊三期文化有明显的挤压态势，燕都琉璃河遗址也见有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因素共存的情况。这说明周人在进驻燕山南部地区时，可能选择了更为强盛的张家园上层文化作为其在本地的合作伙伴，而抛弃了与其长期交好但彼时已处于衰落时期的围坊三期文化。但从两文化遗址的分布来看，张家园上层文化的势力范围仅到达滦河以南，基本不过滦河北部，后者却是围坊三期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带。滦河北部地区围坊三期文化消亡后，该地区西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及其与燕文化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前文已述，乙群窖藏的年代下限晚不到西周中期，在西周早期便已消失，比冀东和冀北地区遗存结束得早。郭大顺指出位于辽西走廊北部下辽河流域的法库湾柳遗址出土的北方系工具和武器年代较晚，以往还在辽宁丹东地区发现有典型北方式的啄戈，可见乙群窖藏所属人群或有向东北迁移的动向。或许正是围坊三期文化和顺义牛栏山等势力的打压才导致了乙群窖藏所属人群的逃窜，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这种防御机制应当是卓有成效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冀北地区的昌平白浮墓及小河南窖藏很有可能就是克器中的“羌、狸、虘”，但由于缺乏类似北洞1号窖藏“亚髟”那样决定性的铭文证据，我们目前还不能将其与铭文精准对应。

　　综上，通过对辽西及冀东北地区商周青铜器窖藏及相关遗存的梳理，我们尝试去探索其背后隐含的文化格局变迁。西周时期燕国的分封导致了燕山南北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西周早期，燕文化通过与甲群窖藏所属人群相关的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交好以维持锡料贸易路线的畅通，同时利用派遣到冀北地区的地方势力、冀东地区的围坊三期文化以及大凌河流域的后坟类遗存所属人群，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对冀东北地区武力强盛的乙群窖藏所属人群形成包围之势，迫使其北窜。在同一时间，燕人与张家园上层文化人群的亲密合作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围坊三期文化迅速走向消亡。及至西周中期，燕都琉璃河走向衰落，燕文化撤出冀北地区，张家园上层文化也大约在此时消亡，与燕文化交好的后坟类遗存也在凌河文化的打压下消失，燕山南部走向了文化衰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