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35年夏，美国废奴协会发起邮件运动，将大量宣传废奴思想的出版物邮寄到南部，引发南部蓄奴州反废奴运动浪潮。南部州的激烈反应，使奴隶制问题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公共议题。与此同时，南部州要求北部州和联邦政府制定法律，禁止废奴主义者继续发表“煽动性”言论，从而开启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全国性政治辩论，最终促使联邦国会出现修改邮政法之争。邮件运动打破了1819年密苏里危机以来美国奴隶制政治的表面沉寂状态，让奴隶制重回公共辩论的中心，并使道德和权利层面的反奴隶制话语出现在北部州的主流政治之中，进而推动了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从长远来看，邮件运动还刺激南部以更为激烈的态度捍卫奴隶制，促进了北部州废奴运动和反南部观念的发展，使奴隶制问题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和全国化，最终导致密苏里妥协的破裂和奴隶制政治的兴起。
关键词：废奴运动 邮件运动 公众集会 奴隶制 南北战争
1835年夏，美国废奴协会利用全国性邮政体系，将近两万份宣传废奴思想的传单、小册子、报纸等出版物投递到南部蓄奴州。这场被称为“邮件运动”的宣传活动引发南部地区的激烈反应和北部地区的广泛关注，最终发展为全国性政治辩论，甚至推动联邦国会修改邮政法。这起事件使奴隶制问题成为全国性政治议题，加剧了南北分裂，影响了奴隶制政治整体格局的演变。
在废奴运动发展史上，邮件运动是对内战前美国政治影响最大的事件之一，但重要的废奴运动研究著作并未对其进行深入考察。吉贝特·巴恩斯在废奴运动研究的奠基性作品《废奴的动力：1830—1844》中，只是简单提到邮件运动，且认为该事件的唯一后果是让废奴运动陷入巨大危机。詹姆斯·斯图尔特在废奴运动研究的经典著作《神圣的斗士：废奴主义者与美国奴隶制》中，同样以极为俭省的笔墨概述了该事件的过程，认为这是废奴运动遭遇的一次挫折。玛丽莎·辛哈的《奴隶之业：美国废奴运动史》可谓近十年来出版的最重要的废奴运动研究著作，但此书只是简单提及该事件，并未深入分析其过程和影响。管见所及，唯有伯特伦·布朗详细分析了邮件运动兴起的原因，并强调该事件对废奴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布朗在解释邮件运动的起因时，关注的只是美国废奴协会本身所遇到的问题，未能深入考察导致这些问题的历史语境。露丝·巴雷特则相对详细地描述了邮件运动在联邦国会引发的争论，但对于邮件运动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政治影响的分析，均颇为简略。
比较而言，研究内战前政治史的学者对邮件运动的关注度更高。德鲁·福斯特、拉里·蒂斯和威廉·弗里林均认为，邮件运动是南部地区拥奴思想的转折点，标志着南部形成了更为极端和系统的以奴隶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然而，在他们的研究中，邮件运动只具有“时间节点”的价值。至于这起事件为何具有如此重要影响？这种影响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并未作出回答。苏珊·琼斯系统考察了南部州在邮件运动之后发生的公众集会，认为19世纪30年代以来，南部奴隶主一方面面临废奴主义者的宣传攻势，对奴隶制的安危极为担忧，另一方面又因奴隶数量过多，对可能发生的奴隶叛乱心怀焦虑，故而对突如其来的邮件运动反应强烈，并全力捍卫奴隶制。莱西·福特则强调，邮件运动对南部产生重要影响的最根本原因是奴隶主担心该事件会导致奴隶叛乱，故而作出激烈反应，开始极力捍卫奴隶制。总之，在上述学者努力下，邮件运动巨大的政治影响得以发现。但是，这些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背负了“南部历史的负担”，将目光仅聚焦于南部地区，没有深入考察南部的反应对北部地区和联邦政治产生的影响。即便就南部地区而言，上述研究也有拓展空间。苏珊·琼斯和莱西·福特并未分析南部蓄奴州的州政府和议会对邮件运动的反应，对于南部民众为什么作出激烈回应的解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就笔者目力所及，在论述邮件运动对全国政治的影响方面，汉娜·隆奇的研究最具启发性。她认为，邮件运动使奴隶制成为公共议题，造成南北公共领域的分裂，使奴隶制导致的社会政治矛盾进一步激化。不过，汉娜的研究是基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并未关注公共领域与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故而没有论述邮件运动对奴隶制政治的整体演变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视角考察邮件运动。詹妮弗·莫西卡将南部奴隶主对邮件运动的反应视为南部地区特有的荣誉文化的产物。理查德·约翰认为，邮件运动所引发的争论，体现了邮政体系的建立给美国早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来的深刻变革。拉塞尔·奈和迈克尔·柯蒂斯将废奴主义者视为捍卫公民自由的斗士，把邮件运动中南部蓄奴州对废奴出版物的审查视为美国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史上黑暗的一页。这些研究丰富了邮件运动的历史内涵，但着眼点并非是该事件与内战前奴隶制政治演变的关系。
概言之，虽然学术界关于邮件运动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但并未穷尽该问题的历史意义。首先，仅就邮件运动本身而言，仍有值得探讨之处。比如，推动废奴主义者发动邮件运动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是什么？邮件运动与19世纪30年代特定的政治文化有何关系？邮件运动到底有没有政治属性？其次，在分析邮件运动的政治影响时，现有的研究要么侧重民众的反应，要么关注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活动，没有考察二者之间在思想、话语和行动方面的互动。更重要的是，美国学者大多把邮件运动置于南部史的脉络之中，将目光聚焦在南部，没有深入分析其对北部州和全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如果将邮件运动置于奴隶制政治演变的整体脉络之中，我们会发现还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探讨，比如，邮件运动是如何推动奴隶制问题成为全国性政治议题的？邮件运动对南部州权主义和宪法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北部州的废奴运动和公共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对密苏里危机以来所形成的奴隶制政治格局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将在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上述问题，探讨邮件运动对于内战前美国奴隶制政治兴起的历史意义。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废奴主义者发起邮件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应对废奴运动遇到的困难。这种解释的确无可厚非。但是，如要深刻体察废奴主义者发起这场活动的根本原因和主要目标，我们则需要将该事件置于废奴运动的整体脉络之中，进一步探究废奴运动为何遇到困难，以及废奴运动自身的特点与邮件运动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还需将邮件运动置于更大的历史语境之中，分析其与当时特定的政治文化及奴隶制政治格局之间的关联。
1831年1月1日，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创办《解放者报》（Liberator），吹响了废奴运动的第一声号角。次年12月，阿瑟· 塔潘（Arthur Tappan）、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詹姆斯·G.伯尼（James G. Birney）等北部州的废奴主义者在费城成立第一个全国性激进废奴组织——美国废奴协会，标志着废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兴起。
在废奴运动兴起之初，废奴主义者迅速发展出一整套废奴理念，其核心是“立即废奴”（Immedialism），即要求奴隶主立即彻底废除奴隶制，且被解放的奴隶应马上获得自由，不得为他们以自由身份进入社会设置任何准备期；被解放的奴隶应留在美国，成为自由劳动力，享受与白人同等的合理报酬；被解放的奴隶还应获得与白人同等的自然权利。该思想的基础是对奴隶制的道德批判。废奴主义者一再强调，上帝赋予所有人不可剥夺的享有自由的权利，奴隶制违背了这一上帝律法，因而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且，奴隶制也是对“自由、平等”这一美国立国原则的背叛。废奴主义者还彻底否定奴隶主对奴隶的财产权，认为解放奴隶不仅没有侵犯真正的财产权，而是将奴隶劳动所得的合法财产交还给他们。
在种族主义观念根深蒂固的美国社会，废奴主义者的理念显得非常激进。19世纪初以来，虽然南北地区的白人群体对奴隶制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基本共识。奴隶制的确具有天生缺点，但它是英国留下的不良遗产，美国人民不应对其负责；奴隶制如此深刻地根植于美国历史和现实之中，如果贸然将其废除，会侵犯南部的州权和奴隶主的财产权，导致联邦分裂，甚至引发黑白种族之间的战争；黑人在各方面都落后于白人，不能享有与白人同等的自然权利，且难以融入白人社会。总之，奴隶制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处理奴隶制的最好办法是将其命运交给上帝和未来，期待其理性而渐进地消失。与这些共识相比，废奴主义者的理念无疑激进得近乎狂热。即便在反奴隶制阵营内部，废奴主义者的观念也难以被其他反奴隶制人士所接受。
这种激进的理念，使废奴运动遭遇严重困难。在北部自由州的很多白人看来，废奴主义者是狂热的煽动分子，只会引发社会动荡，威胁联邦生存。因此，废奴运动不仅无法吸引到足够多的“皈依者”，还难以得到普通的奴隶制反对者的支持，这直接导致废奴运动出现严峻的资金短缺问题，难以大量印刷和传播出版物。更糟糕的是，废奴主义者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从1833年起，北部自由州发生多起针对废奴主义者的暴力事件，激进的反废奴人士骚扰废奴主义者的会议，捣毁废奴主义者的印刷厂，并对废奴主义者进行人身攻击。在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或有废奴嫌疑之人滥用私刑的行为则屡见不鲜。北卡罗来纳州议会在1830年通过法律，对传播反奴隶制言论者施以重刑。与此同时，在美国废奴协会内部，以威廉·加里森为代表的波士顿激进派与以协会主席阿瑟·塔潘为首的纽约温和派之间存在分歧，废奴协会面临分裂危险。
1835年5月，美国废奴协会在纽约举行第二届年会，与会代表经过讨论，认为发动一场邮件运动——向南部邮寄大量宣传立即废奴思想的出版物，有利于提高废奴运动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帮助废奴协会摆脱危机。方案的最早提出者刘易斯·塔潘认为，此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以恰当的方式组织同道，使废奴协会取得上百倍的成就”。废奴出版物《人权》杂志则明确指出：“真正阻碍废奴事业的只有一个东西：冷漠”，“如果你想把人们从愚蠢、邪恶的习惯中拉出来，就必须闹出点动静，制造轰动，做一番能引起所有人关注的事。”
邮件运动的发起，也与废奴运动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废奴运动是一场以大众动员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废奴主义者并不寄望于依赖现存的政治体制来废除奴隶制，而是试图通过动员体制之外的普遍民众来推动废奴事业。因此，废奴主义者将改变公众意见作为运动的核心策略，即以道德劝诫（moral persuasion）的方式改变人们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公众意见，让他们认识到奴隶制的邪恶本质，进而立即将其废除。废奴运动的重要领袖威廉·加里森曾指出，奴隶制的废除并不“需要以流血或暴力攻击的方式进行”，“仅仅需要对公众意见来一次彻底的革命”，就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进而废除奴隶制。废奴运动的这一特点，在邮件运动中体现得颇为明显。在南部地区宣传废奴思想，引导人们认识到奴隶制的罪恶，进而采取废奴措施，正是邮件运动的重要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邮件运动是19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文化的产物。在美国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美国民众尤其是政治精英对公众意见这一颇具民主色彩的现象和理念持怀疑态度。19世纪初以来，随着美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公众意见“获得了力量”，多数人的观念具有了绝对的正当性。这种对公众意见的尊重乃至膜拜，是19世纪上半期美国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乔治·班克罗夫特在1826年说道：“人民的声音对于我们来说最有力量”，“这是我们的神谕，我们承认，这也是上帝的声音”。 而且，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发生了所谓的“通讯革命”，交通条件的改善、印刷媒体的盛行、电报的发明，使信息流动变得前所未有的快速和便捷，将人们从地方精英或地方多数的“暴政”中解放出来，政治从地方领导人之间的敌对游戏变成了对公众意见的争夺。在这样一个公众意见至上、信息流通便捷的时代，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势力都会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公开化、最大化，以压制或湮没对手的声音，从而影响和塑造公众意见。这意味着在内战前的三十年中，政治不仅仅是选举、担任公职等制度化权力的竞争，而是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展开的对公众意见的争夺。因此，当时的各种社会群体，比如彩票推销商、禁酒主义者、安息日运动者等，都普遍利用邮政体系来传递宣传信息。只不过，在宣传活动的规模和速度方面，废奴主义者在1835年所发动的邮件运动可谓无出其右。
邮件运动的第一步是筹集经费和印刷更多的宣传品。协会计划在1835年内募集到3万美元，但是由于邮件运动获得绝大多数会员的支持，不到两个月就募集到将近一半的经费。协会将《奴隶解放者报》（The Emancipator）由周报改为月报，同时又新增三种月刊。一是针对儿童的期刊《奴隶之友》（Slave’s Friend），旨在通过反奴隶制的逸闻趣事和木刻画，给“未来的一代人注入对奴隶制的深刻痛恨”；二是综合性期刊《废奴记录》（Anti-Slavery Record）；三是评论性期刊《人权》（Human Rights）。协会还对出版物的发行做了具体规划：在每月的第一周印《人权》杂志，每次印刷2万份，并逐渐增加至5万份；在接下来的三周，依次印刷《废奴记录》、《奴隶解放者》和《奴隶之友》，每次均印刷2.5万份。这些出版物的核心理念是对南部奴隶主进行道德劝戒，并无任何呼吁奴隶暴乱的言辞，这是因为不采用暴力是废奴运动的核心原则之一。美国废奴协会在成立宣言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恳求那些受压迫者不要诉诸暴力——我们只会依赖于藉由上帝之威的精神力量去摧毁那坚固的牢笼。”
1835年7月中旬，邮件运动正式开始，其最明显特征是规模巨大。在首次投递邮件时，美国废奴协会通过纽约市邮局寄出将近1.75万份出版物，这大概是当时纽约市期刊印刷机构通过邮政体系所邮寄的期刊总数的一半。而在整个邮件运动时期，废奴协会所发送的邮件大致相当于南部蓄奴州所印刷的期刊数量的总和。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邮件投递行为。为了让邮件顺利抵达南部，美国废奴协会采取了三大谨慎措施。首先，他们精心设计出版物的版式，尽可能降低被审查隔离的可能性。《1792年联邦邮政法》规定，邮政体系的公职人员必须毫无歧视地传递以恰当版式发行的报纸（newspaper），但是对于传单(tracts)、小册子(pamphlets)和杂志（magazines）等大规模发行的非报纸类期刊（periodicals）要慎重检查。美国废奴协会以报纸版式印刷《奴隶解放者报》和《废奴记录》，《人权》和《奴隶之友》虽以杂志版式印刷，但采取的是当时大多数杂志的通用版式，邮政职员一般不会将其隔离出来。其次，美国废奴协会没有为这些废奴材料预付邮费，而是让收信者支付。这个似乎有违常理的举动其实是废奴主义者的谨慎之举，因为如果他们预先支付邮费，邮递员无法从其所接收的每个邮件中抽取回扣，也就会失去替他们认真传递邮件的动力。最后，美国废奴协会利用城市地址簿、宗教团体记录和地方名人概览，获得近两万名南部社会精英人士的详细收信地址，这些人包括牧师、报纸编辑、公职人员等。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协会相信这些地方精英是公众意见的塑造者，一旦废奴宣传物使他们认识到奴隶制在道德上的堕落，他们就会引导公众反对奴隶制；二是避开南部奴隶主对废奴运动的一贯指责——废奴主义者试图煽动奴隶叛乱。
总体而言，邮件运动似乎没有政治诉求，其目的是“制造轰动”，对南部社会精英进行“道德说服”。与废奴主义者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和第三党运动等废奴活动相比，邮件运动具有明显的“非政治性”特征。或许正因为如此，研究废奴运动的学者普遍没有意识到该事件之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当时的历史语境，会发现这起社会运动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却具有明显的抗争性政治属性，能给现有的政治秩序带来强烈冲击。
邮件运动兴起之时，美国的奴隶制政治正处于表面沉寂之中。这种局面始于1819年密苏里危机。在建国之初，奴隶制一度从全国性政治辩论中消失，南北双方尚能在政治体制内平稳地解决相关争议。19世纪初以来，随着棉花种植业在南部的快速兴起，奴隶制成为南部的经济命脉，并表现出强烈的对外扩张趋势，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妥协空间越来越小。1819年，在密苏里能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问题上，奴隶制再次成为全国性政治议题，南北双方陷入极端对立，联邦首次面临分裂危机。南北双方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妥协，有惊无险地浇灭了这场“烧毁联邦的大火”。密苏里危机充分表明，奴隶制问题具有巨大的危险性，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全国性政党分裂，甚至会毁灭联邦。因此，辉格党和民主党这两个第二政党体系中的全国性政党对奴隶制问题采取“去政治化”的策略，即尊重密苏里妥协，避免就奴隶制展开辩论，一旦奴隶制问题引发争议，立即搁置争议、达成妥协。这一共识也是第二政党体系得以形成的基础。19世纪30年代以来，两大政党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合众国银行、保护性关税、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领导方式等问题，奴隶制问题被双方心照不宣地搁置起来，不仅退出全国视野，而且从公共话语和政治辩论中消失。
在奴隶制问题被“去政治化”和“地方化”的历史语境中，邮件运动具备了明显的挑战奴隶制政治格局的特征。从抗争政治的角度看，邮件运动其实是废奴主义者所采用的一种全新的“抗争剧目”。与反奴隶制人士采用的国会请愿、政治游说、巡回演讲等传统的“抗争剧目”相比，邮件运动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废奴主义者与奴隶主之间有着直接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发后者更加激烈的反对，二是废奴主义者的抗争行为是在邮件体系所构建的更广泛的公共空间内进行的，能产生更大的动员效果。这两大特点使得邮件运动可以推动奴隶制问题进入全国性公共生活，成为最重要的政治议题。当然，邮件运动能否打破奴隶制政治的表面沉寂，使奴隶制问题再次变得“政治化”和“全国化”，也与国家权力卷入该事件的方式和程度密切相关。19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棉花种植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交通运输技术的突破、国际市场上棉花需求量的增加，南部快速发展成为一个以奴隶制种植园为基础的“棉花帝国”，并开始积极向密西西比河上游扩展奴隶制，因而加剧了南北双方在资源和权力方面的竞争。这样的历史语境，极有可能导致邮件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此，少数废奴运动领袖已有所预计。小伊莱泽·怀特（Elizur Wright, Jr.）曾向一位朋友吐露：“我们会看到一场冲突即将发生，而且它的规模将超越过去发生的所有小冲突”。
邮件运动像一枚投入南部蓄奴州的重磅炸弹，引发了南部社会的激烈反应。从1835年7月到12月，南部地区兴起了一场反对废奴主义者的风潮。在此过程中，奴隶制问题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公共议题。
查尔斯顿事件是这场抗议风潮的导火索。1835年7月29日上午，从纽约出发的“哥伦比亚号”蒸汽货轮“满载着废奴主义者的小册子”抵达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港。当晚，一个名为“私刑者”的极端拥奴团体闯入邮局，将废奴协会的邮件洗劫一空。次日晚上，“私刑者”当众烧掉了这些邮件，并对威廉·加里森、阿瑟·塔潘和塞缪尔·汉森·考克斯（Samuel Hanson Cox）三名废奴运动领袖的肖像象征性地施加了绞刑。查尔斯顿事件因极具戏剧化色彩，立即引发媒体广泛关注。全国范围内的大量报道，使得这起地方性事件进入到全国性公共领域之中。
查尔斯顿事件之后，反对废奴主义者的公众集会迅速席卷整个南部蓄奴州。据美国学者琼斯统计，在1835年8月至12月期间，南部共发生150多起反对废奴运动的公众集会。除了肯塔基州和特拉华州，每个蓄奴州都举行了公众集会。实际发生的公众集会可能更多，因为琼斯统计的只是报纸报道过的集会，很可能还有很多集会没有留下记录，或者相关记录已经丢失。这些集会的组织者是拥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精英人士，其中多为奴隶主，但参与者囊括了各个白人阶层。
对于这些公众集会的参会人员、组织方式和集会言论，学者们已经作了深入分析。但是，他们并未考察这些言论背后的话语策略，以及南部民众采取这些策略的原因。综合考察南部各州公众集会的讨论过程和决议书，我们发现，它们在话语策略方面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首先，大多数公众集会都避开废奴主义者的锋芒，拒不讨论奴隶制正义与否这一关键问题。南卡罗来纳州巴恩维尔县（Barnwell）公众集会明确表示，会议的目的“不是讨论奴隶问题，而是谴责废奴主义者和他们的邪恶计划，并采取措施惩罚这些邪恶的煽动者，挫败他们的邪恶方案”。在查尔斯顿市的公众集会上，委员会声称，他们“有意地没有太多讨论奴隶制问题”，也没有“从道德和宗教立场上”对奴隶制是否应该保存进行辩护；因为 “不允许在本州之内讨论奴隶制”既是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坚定不移的信念”，也是他们“州权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分离的部分”。弗吉尼亚州北安普敦县（Northampton）的公众集会则更加极端地声明：“我们不愿堕落到将奴隶制问题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或宗教问题进行讨论”，因为“奴隶制在这些问题上的合理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其次，大多数公众集会都从政治权利出发，强调奴隶制之于美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公众集会一再声明奴隶制的合宪性，宣称自联邦诞生之日起，奴隶制就得到联邦宪法的认可和保护，任何对奴隶制的干涉都是违反联邦宪法的。而且，奴隶主作为联邦的公民，其财产权、生命权等合法权利应受到联邦宪法的保护，废奴主义者的“煽动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基于此，几乎所有的公众集会均宣称奴隶制是南部的“内部政策”（domestic policy）和“特殊体制”（peculiar institution），外人无权干涉。查尔斯顿公众集会的决议可能是南部地区印刷和阅读范围最广的，其第一条宣称：
我们认为以下所言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从任何方面来说，奴隶制都是蓄奴州的内部问题（DOMESTIC QUESTION），该问题的处理权只属于这些州的公民，其他任何非蓄奴州的人没有任何权力以任何方式干涉此问题，而且这种干涉是违背联邦宪法的，不能听之任之。
再次，大多数公众集会都刻意夸大废奴主义者的危险。几乎所有的公众集会都给废奴主义者贴上“狂热”、“鲁莽”、“邪恶”的标签，并一再宣称废奴主义者要煽动奴隶发动暴力叛乱，引起种族战争。佐治亚州雅典市（Athens）的公众集会谴责废奴主义者在“丧心病狂地煽动奴隶战争”，这不仅会让奴隶主的财产毁于一旦，还会“将他们妻子和女儿暴露在最野蛮的欲望之下，让所有人陷入最残暴的大屠杀之中”。阿拉巴马州卡罗维尔县（Carlowville）的公众集会形象地描述了废奴主义者的危险：“这个煽动团伙正在竭力将火把扔进我们的房屋，将有毒的杯子举到我们的嘴边，将刺客的匕首挥向我们的咽喉”。
从1835年11月开始，南部反废奴公众集会活动逐渐结束，对邮件运动的反对从社会领域进入州政治领域，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密西西比、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肯塔基等南部州和部分边界州的州长相继发表演讲，各州议会也先后通过相关决议。这些演讲和决议在内容上大同小异，其基本观点和话语策略与公众集会几乎如出一辙。唯有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乔治·麦克达菲（George McDuffie）更为极端。他公开为奴隶制辩护，宣称“没有任何人类体制能够比奴隶制更加明显地体现上帝的意志”，奴隶制不仅不是道德罪恶，而是“共和政府的基石”，并呼吁对废奴主义者这一“人类公敌”判处死刑。
南部地区的公众集会和州政府之所以采取上述话语策略，主要是为了弥合内部分歧，塑造统一的共同体意识，以给联邦政府和北部非蓄奴州施压，迫使其镇压废奴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并不存在一个利益一致的“南部地区”。在奴隶人口比较少的边界州、奴隶人口更多的中南部地区，以及奴隶人口最多的下南部地区，存在着不同的权力结构，奴隶制之于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也不同。而且，邮件运动发生时，南部白人的奴隶制观念尚处在 “拥奴观念大变革”时期，有些白人已经接受了“积极的善”这种积极拥奴理念，有些仍然坚持“必要的恶”这一消极拥奴理念。因此，南部州的社会精英必须避开奴隶制正义与否这一问题，从政治角度捍卫奴隶制，同时大力鼓吹废奴主义者的危险性。
南部对这套话语策略的选择，也存在有意为之的成分。在这起事件中，南部社会精英首次广泛强调奴隶制是南部的内部政策（domestic policy）。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domestic”一词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从州权主义的历史来看，该词的意思应该是“国内的”，这意味着南部蓄奴州实际上将自己视为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奴隶制则是主权国家内部的制度，“外国”人士一律无权干涉。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的公众集会就明确指出：“如果美国的每个州是分散且独立的国家，且废奴主义者的行为对南部国家的权利和安全构成威胁，但是得到其所在国家政府的容许，那么受害国的公民政府就有权要求这些国家采取措施镇压废奴主义者的行为。” 其二，如果从当时南部蓄奴州流行的家长制理念（paternalism）出发，那么该词的含义应该是“家庭的”。在19世纪前期，南部蓄奴州出现了以“家庭化”（domesticating）来论证奴隶制合理性的现象。具体来说，就是把种植园视为一个大家庭，奴隶主扮演慈善家长的角色，像家人那样对待奴隶，以让奴隶相信家长制是其命运的最好安排。该理念的核心是把奴隶制视为一种家庭制度（domestic institution），以家庭观念来对其进行认知和管理。这意味着奴隶制是私人领域的问题，与国家制度无关。这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强调奴隶制的南部属性，宣扬南部对奴隶制的独立处置权。
纵观南部地区的历史，在由奴隶制所引发的抗议活动中，邮件运动所导致的这波抗议浪潮无疑参与人数最多、影响范围最广泛。1819年密苏里危机、1828年南卡罗来纳州废止联邦法令危机，以及1831年纳特·特纳奴隶起义，都没有像邮件运动这样，在短时间内引发席卷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抗议风潮。值得注意的是，废奴主义者向南部投递的邮件大多被当地邮局或公民团体没收，对南部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在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是一种极为边缘性的思想，其说服南部人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既然如此，为什么南部对邮件运动的反应会如此剧烈？
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南部奴隶主担心邮件运动激发奴隶叛乱，威胁奴隶制度的生存。这一解释不免失之偏颇。如前文所述，煽动奴隶叛乱从来都不在废奴运动的考虑范围之内。废奴协会的邮件都是寄给南部社会精英的，而非奴隶。而且，奴隶的识字率极低，即便他们获得这些材料，也无法阅读。因此，对奴隶叛乱的担忧只是南部奴隶主精英的话语策略，其主要目标是渲染废奴主义者的危险，以激发南部共同压制反奴隶制的声音。南部对这种策略的使用由来已久。1822年南卡罗来纳州邓马克·维西（Denmark Vesey）奴隶叛乱的“密谋”被揭露之后，很多南部国会议员认为，密谋发动暴乱的黑人受到密苏里争议中反对奴隶制扩张者的煽动。1831年纳特·特纳（Nat Turner）奴隶起义后，弗吉尼亚州州长约翰·弗洛伊德（John Floyd）宣称，戴维·沃克和威廉·加里森的支持者“派密使和间谍把煽动性的报纸和小册子带入南部”，是导致奴隶叛乱的直接原因。事实上，这些事件与废奴主义者并没有任何直接关联。
邮件运动潜在的巨大影响力，是南部做出激烈反应的直接原因。数量如此之大的出版物在短时间内涌入南部蓄奴州腹地，这种高强度的“轰炸式”反奴隶制宣传攻势在南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因而给奴隶主造成废奴运动已经取得重大发展的印象。在查尔斯顿的公众集会上，就有人指出，邮件运动证明“狂热分子的数量和资源都在以难以预料的速度增长，他们的废奴组织和煽动性出版物在成倍增加”。更重要的是，邮件运动使南部奴隶主精英认识到，新的传播和印刷技术可以使废奴主义者超越边缘地位，在公共领域内产生巨大影响力。有人明确指出，“废奴主义者不需要众多的人数、影响力和权力；通过出版社和演讲台这样的煽动机器，那些没有真正社会地位的人也能产生不可估量的恶果”。
南部蓄奴州对邮件运动作出激烈反应的根本原因在于奴隶主精英对奴隶制合法性的焦虑。如美国学者威廉·费里林所言，在南部蓄奴州，专制与民主的悖论一直威胁着奴隶制的合法性。19世纪20年代，不受财产限制的选举权已经扩展至南部蓄奴州的所有白人成年男性，大量“不蓄奴的移民”也获得了更多的政治权利，然而这些人对奴隶制的认同感极低，使奴隶主精英对其统治的合法性感到焦虑。与此同时，到19世纪30年代，虽然奴隶制仍在巴西、古巴、波多黎各等国家存在，但是大规模的奴隶制已经成为美国南部的“特殊体制”——一种将南部地区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制度。无论南部的奴隶制捍卫者们如何从宗教、种族观念、人类历史、地方自决等角度为奴隶制辩护，在启蒙观念和废奴浪潮席卷大西洋世界的时代，奴隶制的正当性具有天然的缺陷。正是出于对奴隶制合法性的焦虑，南部奴隶主精英对于任何批评奴隶制的声音都报以超乎常情的戒备心理。邮件运动“鲁莽地撕开了南部先辈们为奴隶制问题贴上的封印”，威胁到奴隶主精英的统治合法性，故而他们会歇斯底里地反对。
南部州的激烈反应，不仅没有压制反奴隶制的声音，反而使奴隶制问题迅速变成全国性公共议题。首先，南部蓄奴州所举行的多起反废奴公众集会、州政府的相关措施以及各地报纸的广泛报道，使邮件运动发展成一场全国性轰动性事件。南部人士在严厉谴责废奴主义者的同时，也将原本处于社会边缘的废奴主义者推向了全国性公共舆论中心，客观上增加了废奴运动的影响力。
其次，南部奴隶主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推动奴隶制问题更加快速地进入公共领域。前文已经提及，在19世纪30年代，大部分美国白人都将废奴主义者视为激进的狂热分子，故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强烈道德批判难以引发足够的社会关注。而且，大部分美国白人并不希望就奴隶制的正义与否展开辩论，担心此举会危及联邦稳定。南部蓄奴州从州权角度为奴隶制的辩护，使奴隶制问题的核心从奴隶制正义与否这一道德性问题，转变为处置奴隶制的权力归谁所有这一政治性问题。这种转换大大削弱了奴隶制问题的激进色彩，使得其更容易成为全国性公共议题。
此外，南部蓄奴州的公众集会和州政府还对北部自由州和联邦政府提出了三个诉求：要求北方民众采取积极行动反对废奴主义者；要求北部各州议会立法禁止废奴主义者传播废奴言论；要求联邦国会立法禁止废奴主义者利用邮政体系传播废奴出版物。为了实现这些诉求，不少南部人士呼吁采取非常手段“要挟”北部州。比如，呼吁南部抵制对废奴主义者态度友好的北部商人，终止与有废奴运动活动的城市之间的商业往来。佐治亚州西蒙斯顿市（Simonton）的公众集会报告甚至声明，如果北方的议会不能以法律手段镇压废奴运动，南部可能退出联邦。这些强硬诉求，无不在推动奴隶制问题进入全国性政治辩论，成为最核心的公共议题。
总之，南部蓄奴州的激烈反应使奴隶制问题自密苏里危机之后，再次进入全国性政治辩论之中。正如当时一位报纸编辑所言:“密苏里问题以另一种形式，以一种极为激烈的方式复苏了。克制，从未像今天变得如此重要。”
在邮件运动兴起之初，南部奴隶主就要求北部自由州召开公众集会，以“利用公众意见的巨大力量”镇压废奴主义者。邮件运动的影响由此蔓延至北部各州。从1835年8月中旬起，波士顿、纽约、费城、奥尔巴尼、纽黑文、波特兰等多个北方重要城市和城镇相继举行针对邮件运动的公众集会。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些公众集会大都赞同南部蓄奴州为奴隶制所作的政治辩护：根据联邦宪法，管理奴隶制的权力完全属于南部蓄奴州的人民和政府，联邦政府、非蓄奴州的政府和公民均无权干涉奴隶制；废奴主义者违背了联邦宪法，侵犯了南部蓄奴州的宪法权利和特殊利益。对此，学者已经有所关注。但是，如果仔细考察北部州的公众集会，我们会发现北部民众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与南部存在微妙但重大的分歧。
北部州的公众集会并未全方位地谴责废奴主义者，而是更加客观地分析了邮件运动的原因和后果。首先，这些公众集会大多认为，废奴主义者并不是不顾一切的煽动分子，无意煽动奴隶叛乱。波士顿的公众集会明确指出，邮件运动的发起者大多是一些“受尊敬的、有道德的、虔诚的人”，他们“笃信自己目标的纯洁性，但是没有意识到其可怕的后果，无意识地与狂热分子进行了合作”。纽约市的公众集会则认为，美国废奴协会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奴隶制问题上的公众意见促使南部州立即解放奴隶”，但是废奴主义者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发动的邮件运动，“可能直接或间接引发奴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其次，这些公众集会普遍认为，邮件运动的真正危险是导致联邦分裂。费城的公众集会指出，废奴主义者的行为激起了南部人对联邦的偏见，“威胁到联邦的和平与持续”。奥尔巴尼市的集会认为，邮件运动将疏离南北之间的关系，破坏“建国者们所珍视的地区间友好感情”。在南部州所发起的铺天盖地的反废奴声浪之中，北部民众的上述看法颇有为废奴主义者辩护的意味。有些公众集会甚至对南部民众提出了委婉的批评，认为他们因对邮件运动过于恐惧，夸大了废奴主义者的数量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剧了南部和全国范围的骚动，而且这种反应也表明他们不大相信法律的有效性。
更重要的是，不少公众集会对奴隶制做出明确的道德评判。虽然这些公众集会都承认，奴隶制“极为深刻地根植于南部的社会制度之中”，以至于革命战争都无法将其根除，且联邦宪法赋予了其合法地位，因而无论北方公民多么反对和痛恨奴隶制，“在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前，他们必须牺牲自己的观念、激情和同情心”，不能对奴隶制进行任何干涉。但是，这些言论都基于一个前提：奴隶制是一种“违背人性和自由原则的罪恶”，北方公民“绝不允许奴隶制存在于他们之中”。有些公众集会明确指出，他们之所以反对废奴主义者，并不是要维持奴隶制，而是因为废奴主义者在奴隶制这个“严肃而微妙的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反倒会引发南部奴隶主的恐惧和警惕，使他们加强对奴隶的控制，导致“奴隶身上的枷锁更沉，奴隶所处的地牢变得更深”；只有“采取合法、温和的措施”，才能“祛除奴隶制这种如此危险、可耻的罪恶”。质言之，北部民众虽然反对废奴主义者的激进行动，且认可奴隶制之于美国宪政体制的正当性，但是在道德层面上明确反对奴隶制，这与南部州避而不谈奴隶制的道德合理性形成鲜明对比。
如果我们从1819年密苏里危机以来的南北关系演变的脉络来看，北部民众的上述观念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从本质上讲，密苏里危机是南北之间因奴隶制扩张所引发的政治、经济利益博弈，而非关于奴隶制的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北部民众并未对奴隶制进行广泛的道德评定，也没有担忧奴隶制对其自由体制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自密苏里妥协以来，从道德和权利层面反对奴隶制的声音逐渐从主流政治话语中消失了，奴隶制之争变成南北之间纯粹的政治和经济博弈，联邦宪法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维系地域团结的契约，其所蕴含的道德和正义原则似乎在奴隶制问题上失效了。在邮件运动中，北部民众对奴隶制之“恶”的强调，意味着对奴隶制的道德批判重新回到美国公共空间。而南部蓄奴州要求北部州以立法禁止废奴言论的诉求，则引发了一场关于言论自由权的全国性争论，使得权利层面的反奴隶制声音又开始出现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之中。
率先开启言论自由权之争的是废奴主义者。1835年8月17日，马萨诸塞州废奴协会在波士顿举行公开演讲，首次拿出最有力的自卫武器：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废奴主义者宣称，废奴协会的所作所为是基于两个基本原则：《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原则，自由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不可剥夺的礼物；即便宪法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的这种“言论干涉”也并不违法，因为联邦宪法明确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限制，马萨诸塞州宪法也明确规定“本州公民拥有以恰当、和平方式，为了公共利益而进行集会和讨论的权利”，“出版自由是确保本州自由的关键，因此在本州内不能遭到限制”。New-Bedford Mercury, August 28, 1835. 9月3日，美国废奴协会在纽约市举行公开演讲，再次以言论自由权作为辩护武器：
我们认为，美国公民有权表达和出版针对普天之下的所有国家、所有州的宪法、法律和制度的看法；我们绝不会放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我们的良知，这是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而来的福祉，而且我们要竭尽所能，将其毫发无损地传递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废奴主义者的言论赢得不少北方民众的赞同。马萨诸塞州的一家报纸全文转发了马萨诸塞州废奴协会的公开演讲，并评论道，虽然他“和北部的同时代人一样，反对废奴主义者领袖的所作所为”，但 “废奴主义者应该有机会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自我辩护，这样对他们才算公平和正义”；“无论废奴主义的举动多么荒谬和危险，他们就奴隶制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权利是不能被否定的”；只有进行公开辩论，“凭借无比强大的公众意见，才能真正打击废奴主义者”。这一言论显然代表了很多北方自由州民众的心声，在一个月时间内，有十几家报纸相继全文或部分转载了马萨诸塞废奴协会的演讲。
北方民众对废奴主义者言论自由权的尊重和同情，引发了南部蓄奴州的强烈不满。南部蓄奴州的多家报纸宣称，虽然宪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民可以滥用这些权利来煽动奴隶叛乱，侵犯蓄奴州的内部体制，危及联邦生存；北部的非蓄奴州必须制定和执行镇压废奴主义者的法律，禁止就奴隶制问题进行“煽动性宣传”。
迫于南部蓄奴州的压力，从1835年12月至1836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纽约州、马萨诸塞州、佛蒙特州、俄亥俄州等废奴运动核心地区的州政府相继对南部的立法诉求作出回应。北部州公共领域中出现捍卫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的话语，成为上述各州政府拒绝南部蓄奴州立法诉求的有力武器。
北部州政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拒绝南部州的立法诉求。第一，美国共和政府的本质决定了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不可侵犯性，因此，“任何议会都不能制定限制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即便这些法律是为了防止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被滥用”。第二，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得到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的保护，因此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均无权制定限制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第三，“每个非蓄奴州的公民都有权就任何州或全国性政策自由思考，并公开其观点”，这是非蓄奴州州权的一部分，南部蓄奴州无权干涉。第四，对付废奴主义者这样的“狂热分子”的最佳办法不是封锁其口，而是通过公共辩论，让人们认识到其观念的错误和危险；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侵犯，是确保公共辩论之自由和公正的前提”；此外，还可以“诉诸于所有社会阶层的爱国之情”，让人们意识到关于奴隶制问题的讨论可能导致联邦分裂，进而放弃讨论该问题。第五，即便废奴主义者和其他北部公民对奴隶制的看法是错误的，北部州也不能以立法形式进行限制，因为与这些错误观点可能造成的恶果相比，限制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带来的危害将更加严重——北部州将“陷入暴政”。总之，如纽约州参议院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所言，在奴隶制问题上，“容忍出版的放肆，远比削弱出版自由要安全得多”。
总体而言，北部自由州对立法诉求的回应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均与南部蓄奴州的设想背道而驰。
首先，南部蓄奴州的立法诉求引发北部州公共领域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使得奴隶制问题不仅没有如南部所望，立即从公共辩论中“失声”，反而进入全国性公共辩论的中心。而且，这场波及多州的大辩论，还进一步增强了废奴运动的影响力。
其次，北部各州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捍卫，实际上意味着废奴主义者至少在北部获得了“合法的政治身份”。从此之后，他们在北部州宣传废奴思想时，不会再遭到国家权力机关的“合法镇压”。正因如此，邮件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小伊莱泽·怀特在写给另一位废奴领袖西奥多·维尔德的信中，曾这样评价马萨诸塞州议会拒绝南部的立法诉求：“这是废奴事业取得进展的证据，我们从此不用生活在阴影之中。”
此外，这场立法之争使得奴隶制问题变得更加“政治化”。前文已经提及，在回应邮件运动时，南部蓄奴州一再强调奴隶制是南部的内部问题，外人无权干涉。但是，在要求北部州立法禁止废奴言论的过程中，奴隶制问题的重点从州权问题转变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问题。这意味着奴隶制不再是南部的地方性问题，而是扩展成一个对全体公民和整个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问题，也就更加难以从公共辩论中被剔除出去。更重要的是，北部州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的坚守，表明权利话语作为一种反奴隶制工具，开始重新回归美国政治话语之中。在此后数年中，担心奴隶制会侵害北部州自由体制和公民权利，成为北部地区反奴隶制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在查尔斯顿事件后不久，阻止废奴主义者的宣传品进入南部的防御隔离线就已经建立起来。在南部地区，各地邮局纷纷审查和隔离废奴主义者的邮件。这些行为得到联邦邮政部长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的默许。更重要的是，在得知查尔斯顿事件之后，纽约市邮政局长塞缪尔·古维诺尔（Samuel Gouverneur）立即决定禁止废奴主义者的邮件进入纽约市邮局。此举其实是将废奴主义者的信息封锁在南部之外，因为在19世纪上半期，绝大多数北部邮件都是从纽约港出发，再经由汽船运抵南部各个港口。此举得到肯德尔的支持。他公开表示，虽然古维诺尔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联邦邮政法，但这是为了全国利益所作的“最佳抉择”；在特殊情况下，联邦公务人员应该优先遵守地方法律。而且，他还建议北部州的邮政官员拒绝投递宣传废奴思想的邮件。
即便如此，南部蓄奴州的公众集会和州政府仍一再呼吁联邦国会立法禁止废奴主义者的出版物进入邮政体系，以防止其成为废奴主义者宣传“邪恶”观点的工具。与此同时，大部分北部州民众则对阿莫斯·肯德尔公然支持审查和隔离废奴主义者邮件的做法非常不满。《波士顿地图报》（Boston Atlas）认为肯德尔是在宽恕和鼓励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纽约晚邮报》（New York Evening Post）公开质疑肯德尔：“到底是谁赋予他判断何谓煽动性内容的权力？他宣誓就职时，被授予过这样的权力吗？”
为了平息邮件审查之争，将奴隶制问题迅速从全国政治中排除出去，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决定同意南部蓄奴州的立法诉求。1835年12月2日，杰克逊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建议国会制定新的邮政法，“以严厉的惩罚阻止旨在煽动奴隶制暴乱的出版物通过邮件在南部州流传”。
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明显支持南部蓄奴州的提议，却遭到由南部州权坚定捍卫者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所主持的“联邦邮政法委员会”的拒绝。1836年2月，该委员会在其调查报告中宣称：“根据联邦宪法修正案的规定，联邦国会无权通过任何削弱公民出版自由权的法律；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类似的法律就是1799年的《惩治叛乱法》（Sedition Act），它因干涉出版自由权而被宣判违宪。”
难道那些一再要求北部自由州以法律禁止废奴言论的南部人士，在联邦国会中竟变成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捍卫者？其实不然。该报告书讨论的关键不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否应受到限制，而是对其限制的权力属于谁。该报告书认为，如果依据杰克逊总统提议制定邮政法，将使联邦国会获得判定出版物是否对奴隶制和南部蓄奴州有害的权力；一旦国会在将来判定废奴主义者的出版物无害，它们就会立即潮水般涌入南部。简言之，杰克逊总统的提议表面上对蓄奴州有利，实则“赋予国会一个击破蓄奴州生命和财产防线的工具”，甚至“使国会具有了废除奴隶制的权力”。因此，在南部州权主义者看来，为了确保蓄奴州的利益完全不受侵犯，必须将判定出版物是否危险的权力完全赋予蓄奴州。
在否定了杰克逊总统的提议之后，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新邮政法提案。第一，每个州、联邦领土或特区的邮政局长（deputy postmaster），若未得到当地政府的授权就有意接收或投递涉及奴隶制问题且内容违反当地法律的邮件，皆被视为违法行为，将受到相应的司法审判，并被处以一定数额的罚金。第二，邮政局长、邮递员以及邮政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有责任尽其所能地阻止违反当地法律的出版物进入邮政体系。第三，在接到上述违法邮件之后，当地的邮政局长应要求邮件投递方尽快撤回邮件；如果邮件在一个月之内未被撤回，当地邮政局长应将其烧掉或以其他方式摧毁；第四，各州邮政局在判定邮件对本州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时，有权拒绝投递该邮件。
这个极力维护南部蓄奴州利益的新邮政法提案引发了激烈辩论，南北双方的议员立场截然对立。北部州议员大多极力反对新邮政法提案，辉格党领袖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亨利·克莱（Henry Clay）和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是领军人物。他们主要从三个层面反对该提案。
第一，该提案违反了联邦宪法。约翰·戴维斯指出，在邮政问题上，联邦宪法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即“联邦国会有权建立邮局和邮路”，联邦宪法并未授权联邦国会审查邮件的权力。而且，联邦宪法之所以授权国会建立邮局，主要目的是保障出版物和私人邮件的传播，新邮政法提案显然与此目标大相径庭。亨利·克莱则认为，该提案包含了“最危险、最可怕的原则”，即赋予邮政部长“超乎寻常的危险权力”，这不仅违背了联邦宪法的具体条款，也违背了联邦宪法的基本目标——保障公民自由和维持共和政府。
第二，该提案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韦伯斯特认为，出版自由不仅是可以自由地印刷出版物，还包括印刷出来的出版物可以自由流通，因而对邮件的审查也是对公民出版自由的侵害。更重要的是，该提案其实是将所有与奴隶制有关的邮件都隔离在联邦邮政体系之外，无论其是否反对奴隶制，“如果该法案得到通过，那么联邦宪法也无法被邮寄了”。亨利·克莱和丹尼尔·韦伯斯特都指出，此提案一旦通过，就会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人们很可能会在以后迫使国会通过类似的法律，禁止在政治、宗教或其他领域的“煽动性”出版物的传播，对言论和出版自由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第三，该提案不具备现实操作性。韦伯斯特认为，依据该提案的要求，各地的邮政局长均需充分了解各州所制定的与奴隶制有关的法律，否则就难以准确判定相关的出版物是否违法。即便是专业的联邦法官也难以满足这一苛刻要求，更遑论邮政体系的工作人员。亨利·克莱则指出，此提案的措辞非常模糊，未明确界定与奴隶制有关的邮件为何违法，因而难以实施。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田纳西州参议员菲利克斯·格伦迪（Felix Grundy）和约翰·卡尔霍恩三位民主党人是提案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对反对者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第一，该法案并不违宪。詹姆斯·布坎南指出，既然联邦宪法规定“联邦国会有权建立邮局和邮路”，那么当邮局和邮路建立之后，唯有国会才有权决定其用途，决定哪些出版物可以进入邮政系统。费利克斯·格伦迪则认为，联邦宪法其实将邮政体系的控制权完全授予了国会，因此国会有权制定法律，授权各州判定哪些邮件可以进入邮政体系。
第二，该提案不会侵犯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权。詹姆斯·布坎南对公民的出版自由与出版物的传播自由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出版自由受联邦宪法的保护，不能受到限制，而且出版自由对个人或群体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是有限的；但宪法并未规定出版物的传播自由不受限制，一旦让危险性的出版物任意流通，将引发严重后果，甚至激发叛乱，摧毁联邦政府。据此，詹姆斯·布坎南指出，新邮政法提案并未侵犯公民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只是限制公民传播有害出版物。费利克斯·格伦迪认为，新邮政法提案只有一个明确目的，即提醒和敦促各州邮政官员遵守当地法律，防止煽动者邮件对南部利益与和平造成威胁，至于限制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根本不在该提案的考虑范围之内。
约翰·卡尔霍恩为新邮政法提案的辩护更为直白和强硬。他声称，由于废奴主义者的狂热宣传，“美国的公共道德正处于危险之中”，公共利益遭到巨大侵害，所以必须对与奴隶制有关的出版物进行审查，限制废奴主义者的言论，只有如此，才能根除废奴主义者带来的危险。卡尔霍恩甚至宣称，“无论新邮政法提案在国会通过与否，南部州都将继续执行它们之前所制定的反对废奴文件流通的法律”，因为对南部而言，“这是生死攸关之事”，“如果任由废奴主义者传播其观念，南部将走向毁灭”。
尽管约翰·卡尔霍恩和很多南部蓄奴州议员坚定支持新邮政法提案，但反对派还是占据了上风。在参议院的最终投票中，该提案获得19张支持票和25张反对票，未能通过。一个月后，在北部民主党和辉格党的合作下，国会通过了新邮政法。新邮政法没有对南部做丝毫让步，完全重申了《1792年联邦邮政法》的基本精神——公民邮件自由的不可侵犯性。该邮政法规定，联邦邮政体系之内的所有职员，都无权对邮件进行审查，必须无条件地接收和投递符合版式要求的邮件。
在这场国会辩论中，缺席的废奴主义者再次成为胜利者。在19世纪上半期，联邦邮政体系是美国最便捷、覆盖范围最广的信息传递网络。如果被合法地排除在这个网络之外，废奴主义者就极有可能真正地“失声”。但北部政治家出于对南部极端拥奴立场的反感，以及对公民自由和出版自由权的坚守，最终使废奴主义者逃过此劫。
更重要的是，邮件审查问题所引发的立法之争，表明密苏里妥协所设定的奴隶制问题处理机制已经开始失效。一方面，新联邦邮政法之争意味着奴隶制问题在密苏里妥协之后再次进入美国高层政治之中，成为国会焦点议题。另一方面，在此次国会辩论中，南北双方未能迅速搁置争议并达成妥协，而是就公民自由权这一美国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展开激烈论辩，加剧了南北之间因奴隶制而导致的政治文化分裂。这恰好印证了托马斯·杰斐逊在密苏里危机之后的预言：“北纬36度30分这道地理界线，与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融为一体，它一旦建构起来，滞留于人们的愤怒激情之中，将永远不会被消除；每一次新的刺激，都只会将这个界线变得更加深刻。”
美国学者普遍认为，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因美墨战争爆发和西部领土大规模扩张，奴隶制开始成为美国政治的中心议题，并不断引发南北双方的对抗，最终导致密苏里妥协的崩溃和奴隶制政治的兴起。但是，从前文论述可知，早在1835—1836年间，邮件运动就已经打破两大政党对奴隶制问题的“封锁”，使其成为美国公共领域和政治辩论中的焦点问题。从更长时段看，邮件运动使奴隶制问题不可避免地走向政治化和全国化，最终打破了密苏里妥协，推动了奴隶制政治的全面兴起。
首先，邮件运动使南部蓄奴州社会精英感知到奴隶制所遭遇的巨大危险，促使他们以更加激进的态度捍卫奴隶制，这种极端化的立场成为打破密苏里妥协的重要力量。
邮件运动致使南部蓄奴州的政治拥奴主义走向极端。自18世纪90年代起，南部蓄奴州就一再强调联邦宪法对奴隶制的认可和保护，以阻止联邦政府或北部非蓄奴州干涉奴隶制。但是，邮件运动的发起者不是联邦政府或北部自由州，而是北方公民及公民团体，这就给南部蓄奴州提出一个始料未及的宪政问题：如何才能促使北部自由州和联邦政府禁止废奴运动在北部的发展？当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与南部捍卫奴隶制的需求相冲突时，应该怎么办？州权主义观念和地方自治（local self-sufficiency）这两个南部政治的基本原则，都不足以应对废奴主义者提出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新挑战，南部蓄奴州的奴隶主精英将拥奴主义宪政思想（pro-slavery constitutionalism）推向极致。他们声称，言论自由权虽然重要，但不能用它侵犯其他公民的自由权和财产权；奴隶制“是蓄奴州的最核心利益”，不能对其进行自由讨论；在维持蓄奴州的根本利益时，“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和“自卫原则”（self-preservation）这种最高法优先于言论自由权。总之，宪法不仅阻止联邦国会和北部自由州政府对奴隶制进行干涉，也禁止所有美国公民对奴隶制提出质疑和批评。基于这种观念，南部奴隶主精英们提出一个超出其权力范围的过分要求：禁止所有美国公民对奴隶制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县公众集会的决议书明确宣称：
我们坚决反对北方私人团体和联邦国会针对南部蓄奴权所作的任何讨论。任何在联邦国会所发生的针对南部州、哥伦比亚特区和准州的奴隶制讨论，都是向南部州发出的一个信号：我们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保护我们的生命和财产。
这种极端的政治拥奴主义，不仅没有真正消除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反而加剧了南北双方在自由理念上的分裂，进一步推动了奴隶制问题的政治化。正如邮件运动所展示的那样，虽然大部分北部州民众和政治精英认可南部蓄奴州的基本立场，即奴隶制是南部的特殊体制和内部问题、废奴主义者的“狂热煽动”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但是他们在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这一“底线”问题上绝不让步。这意味着在公民自由权这一问题上，南北双方将不断发生激烈辩论，最终失去妥协的空间。
在有关“钳口律”（gag rule）的论争中，该趋势体现得非常明显。受邮件运动所引发的极端政治拥奴主义的影响，南部州议员极力推动联邦国会众议院在1836年5月26日通过了所谓的“钳口律”：即国会搁置一切与奴隶制问题或废奴有任何关系的请愿书或文件，禁止议员在国会开会时宣读或讨论任何与奴隶制问题或废奴有关的提案。“钳口律”非但没有封住国会中的反奴隶制声音，反而推动了北部州奴隶制政治的兴起。一方面，“钳口律”激起了废奴主义者的愤怒，他们不断宣传奴隶制对公民自由的威胁，并持续发动签名请愿活动，增加了向国会投递的废奴问题请愿书的数量，这使得奴隶制长期处于北部州的公共辩论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废奴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另一方面，很多北部州议员坚持认为，公民的请愿权与言论自由权一样不可侵犯，导致联邦国会内就“钳口律”展开长期的政治辩论，直至1844年被废止。这意味着在长达八年的时间内，奴隶制问题一直都是联邦政治的重要议题。这场辩论还推动了国会中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兴起，其主要成员是以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为首的部分北部州辉格党人，他们在未来将成为瓦解第二政党体系的重要力量。
而且，邮件运动推动了南部地区拥奴主义思想的全面兴起。如历史学家德鲁·福斯特所言，虽然在19世纪30年代初，部分蓄奴州知识精英就开始重新为奴隶制辩护，但大规模的系统性论述尚未出现。邮件运动使蓄奴州知识精英意识到，他们必须立刻以全新的激情来捍卫奴隶制，“让潜在的支持奴隶制的情感迅速转变为行动”。因此，在邮件运动之后，蓄奴州精英人士迅速构建起一套基于圣经、自然科学、历史和伦理学的“主流拥奴主义观念”（proslavery mainstream），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与奴隶制相契合的宗教、政府和科学观念。也就是说，邮件运动促使南部蓄奴州形成一套全面、复杂和缜密的拥奴主义意识形态（pro-slavery ideology），它彻底抛弃了奴隶制是“必要的恶”这一传统上南、北地区的白人都普遍认可的观念，把奴隶制塑造为一种能够提升整个南部社会、政治和经济水平的“积极的善”。此后，这种拥奴主义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南部地区最强大的文化说服（cultural persuasion）工具，南部的绝大多数白人，无论是否是奴隶主，都以奴隶制作为界定自我身份的标志，南部地区被塑造成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强烈的共同体意识使得南部在奴隶制问题上变得愈加敏感。在很多南部政治精英看来，蓄奴州在奴隶制政治中的每一点妥协，其实都是南部地区在生活方式、文化体系和政治合法性方面的整体性让步。这意味着，至少就南部而言，密苏里妥协的根基已经部分瓦解，南部将在奴隶制问题引发的政治纷争中走向激进。
其次，南部蓄奴州对邮件运动的激烈反应，尤其是要求北部各州和联邦政府制定有损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引发了很多北方人士对南部蓄奴州的不满，导致了北部州的反奴隶制情绪的增长。
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言论自由权和出版自由权的侵犯，催生了一批从公民自由权角度同情或支持废奴运动的反奴隶制人士。1835年10月，《奈尔斯周刊文摘》（Niles’ Weekly Register）编辑希西嘉· 奈尔斯（Hezekiah Niles）在参阅了一百多份报纸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站在南部立场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北方引发了强烈反应，使数以千计原本倾向于或者已经开始凭借公众意见的力量来阻止废奴运动的北方人停止了他们的行动”。事实上，在南部蓄奴州内部，也有明智之士意识到南部激烈反应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1836年1月5日，里士满市的一位编辑撰文指出：
废奴主义者只是美国北部人中差劲的、受人蔑视的少数群体……但是，如果以立法禁止废奴主义者的言论，危险就来了……有朝一日，他们通过鼓吹讨论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争取到的信徒，将远比他们在一个世纪以来经由宣讲奴隶的苦难所吸收的信徒要多得多。
1835年10月，一位名为格利特·史密斯（Gerrit Smith）的纽约人在纽约废奴协会年会上发表演讲，讲述了自己成为废奴运动支持者的原因。他所给出的解释与这位南部报纸编辑的预料相差无几。史密斯认为，“言论自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权利，得到我们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保护，它对个人的自由、尊严和价值都至关重要”；言论自由也是民主政府的重要特征，因为“真正的民主政府，不是授予公民更多在其他形式政府下所无法享受到的权利的政府，而是更少侵犯上帝赋予公民的神圣权利的政府”；南部人正在威胁美国民主制度的开放性和完整性，他们企图通过制定法律限制北部人的言论自由。史密斯号召北方人不要容忍南部奴隶主的“威胁和暴政”，更不要“犯下投降奴隶制的罪行”，而要为了白人的言论自由权而斗争。
在邮件运动影响下，北部州产生了一批史密斯这样的废奴运动同情者。他们并不像威廉·加里森这样的早期废奴主义者那样，以福音派宗教思想作为反对奴隶制的主要动力，而是受到世俗政治思想的影响，从公民权利和民主政治的角度谴责奴隶制。在整个40年代，这些废奴运动的同情者成为反奴隶制的中坚力量，为地区性反奴隶制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部蓄奴州的激烈反应，还使部分北部州政治精英对州权主义的正当性产生了怀疑。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爆发，州权主义一直是南部蓄奴州为奴隶制辩护的最强大武器。州权主义具有强烈的防御性色彩，即对联邦政府的权力保持高度的质疑，坚决反对其干涉各州内部事务。在19世纪上半期的历史语境中，州权主义的这种防御性特征与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反国家权力传统和地方自治传统非常契合，具有难以辩驳的正当性。
但是，蓄奴州在邮件运动中的反应，暴露了南部州权主义所蕴含的根本性悖论。一方面，蓄奴州在谴责废奴主义者和为奴隶制辩护时，一再强调州主权的独立性，声称奴隶制是南部内部体制。另一方面，蓄奴州在试图镇压废奴主义者时，又试图依赖联邦政府的权力，要求联邦国会制定新邮政法，甚至要求北部州制定限制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法律。这种悖论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州权主义的正当性，因为它极易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州权主义到底是州主权至上主义，还是州利益至上主义？州权主义到底是一种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还是一种可以被任意操纵的政治话语？
在邮件运动中，部分北部州的政治精英就敏锐提出了这一问题。赛迪厄斯· 史蒂文斯（Thaddeus Stevens）在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出台的关于邮件运动的报告中指出，南部如果真的相信州权的至高无上，就“不会要求宾州这个主权州制定禁止废奴言论的法律”，因为这本身就是对“州主权赤裸裸的侵犯”。宾州州长约瑟夫·里特纳（Joseph Ritner）在1836年初的议会演讲中公然宣称，“州权不过是奴隶主利益的代名词”，“在奴隶主看来，只有自己的利益才能被归于州权”，为了自己的利益，南部州会“肆无忌惮地干涉其他主权州”。即便在美国历史中留下“伟大妥协者”美誉的亨利·克莱，在反对新邮政法提案时也不无讽刺地质疑道：既然“州权如此完整和独立”，南部州为何要赋予联邦邮政体系如此大的权力呢？“难道南部州不害怕联邦邮政部长干涉南部的特殊体制吗？”尽管这种对南部州权主义的质疑在当时尚不普遍，但是它表明，自邮件运动开始，奴隶制在政治方面的最重要合法性基础已经遭到部分北部州政治精英的质疑。在此后数年中，这种质疑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反奴隶制宪法理论，并被自由党、自由土地党等新兴的反奴隶制政治力量所使用。
此外，邮件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废奴运动度过了早期危机。邮件运动所引发的全国性政治辩论，极大地增强了废奴运动的影响力。废奴主义者在公民自由权方面的“弱势”地位，反而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北部州政府和联邦国会对言论自由权底线的坚守，使得废奴主义者保住了合法的政治身份。这些因素的累加，使得废奴运动不仅没有被南部镇压下去，反而取得了更大发展。在1835年5月，美国注册的废奴团体有200个，仅仅一年后，就增加到527个。在这个时间段，美国废奴协会的出版物新增了15000个订阅者。从地域上看，废奴主义从西部发展到东北部的波士顿和纽约，以及更多的农村地区。俄亥俄州北部的西部领地、印第安纳州的最北部、密歇根州的东部、纽约州的上部、佛蒙特州的西部和马萨诸塞州的西部，成为反对南部政府的温床和招募废奴主义者的大本营。废奴运动的发展，意味着一个从道德和权利层面坚决反对奴隶制的声音持续在北部的公共领域中回荡，不断对北方的公众意见产生影响。
总之，邮件运动加剧了南北双方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密苏里妥协得以存在的基础，使奴隶制问题不可逆转地走向全国化和政治化。此后的十多年中，在逃奴问题、美墨战争、“威尔莫特附文”之争等问题上，美国政治精英曾多次尝试复制密苏里妥协，将奴隶制问题“去政治化”，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即便是由辉格党和民主党极力达成的“1850年大妥协”，也很快就走向破裂，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对立。
结语
长期以来，不少历史学家在看待废奴运动与内战前美国政治演变的关系时，往往聚焦于废奴主义者与南部奴隶主之间的对抗，认为 “进攻性的废奴主义者”刺激“防御性的南部奴隶主”，迫使后者发起反击，进而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对抗，最终导致战争爆发。从前文对邮件运动的分析可知，这种冲击—回应式的因果叙事显然过于简单，有将内战起源完全归咎于废奴主义者之嫌。固然，在邮件运动的兴起过程中，废奴主义者功不可没。他们虽然是观点激进的少数派，但是通过组织化的社会运动，突破政党体系和公共意见的束缚，将奴隶制问题推向公共领域之中。而且，废奴主义者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作为自卫的武器，让奴隶制问题变成与所有美国人的自由紧密相关的全国性问题，促使权利层面的反奴隶话语出现在美国主流政治之中。
然而，邮件运动之所以能持续升级，并不完全是废奴运动本身的攻击性所致,南部蓄奴州对废奴主义者的过激反应和北部自由州对公民自由权的坚守也是重要原因。导致这种结果的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语境：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奴隶制已经造成南北之间的政治文化分裂。在面对同一起事件时，南北双方在价值判断上大相径庭，南部蓄奴州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自由与奴役的悖论，并尽力消除奴隶制可能遇到的任何威胁，而北部则考虑的是如何捍卫自由的价值。这种分裂的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废奴主义者的影响力，使他们可以超越自身的边缘处境，重新界定奴隶制政治。
总之，在内战前的三十年中，当选举、政党竞争、国会游说等常规政治手段均无力应对奴隶制这一美国民主政治的“癌症”时，废奴主义者在社会领域不懈抗争，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直面奴隶制问题的勇气，为北部自由州和联邦政治向反奴隶制的方向转变提供了持久而顽强的动力。
（作者杜华，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