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838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在不来梅经商和柏林服兵役期间，思想信仰上经历了重大转变。他果断告别乌培河谷时期的宗教信仰和保守教育，坚定地站到人民立场上，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汲取青年德意志派、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滋养，以战斗无神论精神批判宗教蒙昧主义、封建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压迫，转变成为一个坚定人民立场、立足社会实践、追踪时代步伐、崇尚自由民主和科学真理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并为进一步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打下思想基础。青年恩格斯坚定人民立场、勇于自我超越、深入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不懈学习和奋斗的精神，给当代青年以重要启示。
关键词：恩格斯 人民立场 激进民主主义 青年黑格尔派
从1838年9月至1842年10月，恩格斯的生活经历发生了重要转变，同时在思想信仰上也经历了一个颠覆性变化。离开巴门时，他是一个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工业条件下，较多感染虔诚主义宗教的规矩少年。四年之中，他坚定地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果断告别乌培河谷时期的宗教信仰，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汲取青年德意志派、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哲学的思想滋养，以战斗无神论的精神批判限制人民精神的宗教蒙昧主义、压制人民自由的封建专制主义和造成严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快速转变成为一个立足生活实际、追踪时代步伐、坚定人民立场、崇尚自由民主和科学真理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并为将来走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以坚定的人民立场唤起人民大众的精神和力量
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思想发展方向和实践行动选择。恩格斯离开巴门到不来梅后不久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背离了自己的家庭出身和阶级背景，坚定地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立足人民生活实际，追踪时代发展步伐，无情批判危害人民利益的社会制度、经济统治和文化思想。
到不来梅后不久，回顾和反思乌培河谷那种阻碍人们精神发展的虔诚主义宗教氛围，那些充满市侩习气的资本主义工业家，恩格斯已经越来越无法忍受。于是，他以写实的笔法，辛辣的口吻，把故乡那些令人失望的“丑恶”一并揭示出来，撰写了人生中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乌培河谷来信》，[1]发表在1839年3月的《德意志电讯》杂志上。文章已经体现出恩格斯在立场上的根本性变革，他完全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上来观察乌培河谷的社会文化现状，对资本主义工厂工人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劳动条件等表示极大同情，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用工制度，特别是对过度使用童工、女工的制度表示坚决反对，对资本家的极度贪婪和残酷剥削进行辛辣批判，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状况给予深刻揭露，着力从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和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层面上揭示下层民众生活、身体和精神状况低下的社会根源，对危害人民思想文化的虔诚主义宗教和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进行严厉批评。
乌培河谷的巴门和爱北斐特是当时德国的著名工业城市，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已使这里显示出资本主义的丑恶本性，严酷的工厂制度、残酷的资本剥削、收入低下的童工，构成这里的主色调。特别是，这个地方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的两个营垒：一方面是大腹便便的工厂主，他们大量雇用低廉的童工，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是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严重伤害的下层阶级即工厂工人。恩格斯写道：这种向两个敌对营垒的分化本身断送了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光是爱北斐特一个地方，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人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但是大腹便便的厂主们的良心是轻松愉快的，虔诚派教徒的灵魂还不致因为一个儿童如何衰弱而下地狱……”[1](P498-499)
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社会生产状况表示极大的同情。工人们“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在这样的恶劣劳动环境和生活条件下，工人们失去了健康，得上了可怕的肺结核——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在这里，即使能够偶尔碰到一些健康的工人，“但只消过上三年这样的生活，就会在肉体上和精神上把他们葬送掉，五个人就会有三个人因肺结核死去”。[1](P498)
作为德意志封建国家的一个地区，巴门依然保留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满眼是落后的文化氛围、败坏的社会风气和低下的道德水准。“那种健康的朝气蓬勃的人民生活，在这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每天晚上，闲游汉都在街上荡来荡去，唱着庸俗下流的歌曲；所有的酒店都挤满了人，直到酒店关门，醉汉们才成群结队地拥出来，其中大部分都是掉到路旁的水沟里酒才醒过来。“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搬运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1](P497-498)
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神秘主义的虔诚派宗教，这种宗教主张蒙昧主义的“先定论”：人们的命运是上帝的安排，没有能力按照个人意愿期望幸福，更不能创造幸福生活。这种神秘主义宗教具有强大的控制力，使人们不得不服从。“如果发现谁不相信先定学说，那他们就会立刻对他实行宣判，说他比路德信徒好不了多少……但说这种话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不学无术，连圣经是用哪种文字——中文、犹太文还是希腊文——写的，都未必知道，但他们又不管什么场合，总是拿某个永远被认为是正教传教士的话来胡乱判断一切。”[1](P501)这种在乌培河谷占统治地位的虔诚主义宗教，已经弥漫到乌培河谷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制约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发展和儿童的成长。“这种虔诚主义精神就必然会散布到一切领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它们。受这种精神影响的主要是教育事业，首先是国民学校。有一部分国民学校完全掌握在虔诚派手里……我们就可以亲眼看到神秘主义如何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教会学校还像大主教卡尔—泰奥多尔在世的时候一样，除了教学生诵读、书写和计算而外，只向学生灌输教义问答……”[1](P508)
恩格斯的这种立场转变，还突出地体现在他对文学与人民关系、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分析上。在分析当时德国文学现状的时候，恩格斯高扬那些体现人民大众生活实际、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文学作品，而对那些脱离生活的空谈和悲观厌世的情绪则坚决反对。他当时赞扬“青年德意志”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他们的很多作品“充满生活气息”，充满着争取自由、反对专制的斗争精神，而他后来之所以对这个团体不满意，也是因为其中的一些作家陷入纯粹的文字游戏而脱离了人民的实际生活。
他在评论德国民间文学时提出，文学作品一定要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要反映人民生活，教育和提高人民的思想和道德水平，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觉醒，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权力和自由。他写道：民间故事书的使命就是要让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能够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忘却劳累；让农民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把工匠的作坊和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这就是说，要帮助人们释放生产生活的艰辛，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幸福感。但是，民间文学还有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的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2](P14)
文学作品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现实斗争实践，能够展示人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同虔诚主义、禁欲主义的斗争等。他反对文学纵容伪善、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这些作品无疑对于人民的生活实践和思想道德都是有害的。文学还必须要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反映时代的特点：“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真实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我们也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它就不成其为民间的了”。[2](P14)
适应时代特点，反映斗争实践，给人民带来幸福，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使人民有明确的道德感，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人民的勇气，唤起对祖国的热爱。恩格斯对民间文学使命和特征的这些要求，即便是到了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价值。
二、以激进民主主义的自由民主精神抨击封建专制制度
立场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方向和价值判断取向，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果断地告别过去的信仰，开始探索和建构新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信仰。恩格斯在巴门期间，接受的是虔诚主义的宗教信仰，在传统保守的家庭氛围中比较规矩，反抗精神并不足。当然，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热烈地追求自由精神。1838年9月发表在《不来梅杂谈》上的《贝都英人》一诗，是恩格斯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诗中体现出18岁的恩格斯憧憬自由的精神。这种朦胧的自发的自由精神成为他追求自由、反对专制的精神基因。
他到不来梅后，视野迅速开拓，知识面迅速扩大，从不来梅港传过来的各种信息极大地冲击他过去的信仰，刺激他的思想，使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开始质疑和颠覆在乌培河谷所接受的虔诚保守、顺从专制的教育，“浑身都充满着自由的精神”，大胆地追求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蒙昧。他当时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们走下庸人思想的堤坝，从令人窒息的加尔文教派的正统思想束缚下冲出来，进入自由精神的广阔天地时，我们感到多么幸福啊！”[2](P94)
随着从虔诚的规矩少年越来越走向激进民主主义者，他越来越难以忍受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开始把思想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德国的封建制度。在1839年10月29日致弗·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借评价刚出版不久就被禁止销售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一书，对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靠牺牲贫民的利益来优待金钱贵族、追求一成不变的专制制度；实施的办法是：压制政治教育，使大多数人处于愚昧状态，利用宗教，华丽的外表，漫无边际的吹嘘；制造骗人的假象，仿佛当局在鼓励教育”。[2](P534)两个月后，他更加坚定而激烈地反对封建君主的伪善和专制，渴望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革命斗争：“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2](P550)
1840年11月20日致威廉·格雷培的信表明，此时的恩格斯已经确立了自己民主主义的政治信念，走上激进民主主义的道路，要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坚决的斗争，要做挑战和反对现存制度的战士。“我的政治信念不是你这个政治上的瞌睡虫所能指责的……你将会沉溺于安乐而不再想到胆敢非议现存制度的坏蛋弗·恩格斯了……你们仍将被吸引到政治中来，时间的急流必将淹没你们安宁的王国，那时你们就会陷入绝境。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实在的！”[2](P575)
就在发生信仰转变之时，恩格斯大量阅读青年德意志派的文学作品。青年德意志派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以谷兹科夫、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为代表的一个德国文学流派，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实行立宪制、解放妇女等，但是他们在思想上并不成熟，政治上并不坚定，不久后该派的大多数人就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恩格斯当时感到他们的政治主张同自己的自由追求非常接近，于是很快就同青年德意志派建立了联系，为该派报刊《德意志电讯》撰稿。
恩格斯对青年德意志派给予了高度评价。1839年4月上旬给弗·格雷培写了一封长信，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青年德意志派的形成发展、重要特点、代表人物，高度赞扬青年德意志派崇尚自由民主理性、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蒙昧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正是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他认为青年德意志派是德国文学领域出现的一种新气象，当时德国除了青年德意志派外，很少有什么积极的作家，这些作家意识到了一种时代观念，“这些观念包括：首先是人民参加国家管理，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2](P457)正是这些自由精神极大地吸引着恩格斯，宣称“我应当成为青年德意志派，或者不如说，我已经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所有这些本世纪的观念使我夜不能寐，当我站在邮政局旁，望着普鲁士国徽时，我浑身都充满了自由的精神；每当我拿起一份杂志阅读时，我都感受到自由的进步”。[2](P459)他对青年德意志派的作品评价颇高，颂扬白尔尼是为自由和权利而斗争的伟大战士，热烈评论卡尔·倍克的诗集《浪游诗人》，卡尔·谷兹科夫的诙谐小说《布拉泽多和他的儿子们》，赞扬伊默曼、夏米索和普拉滕，“这三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杰出的品格以及至少同他们的诗才相称的理性力量”。[2](P38)恩格斯还相继撰写了《卡尔·倍克》《普拉滕》《伊默曼的〈回忆录〉》等文章。
当然，恩格斯是把青年德意志派作为自由精神的代表，才毫不犹豫地自许为青年德意志分子。其实，青年德意志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激进、高尚、完美，他只不过是把自己对自由、民主、理性的追求，投射到青年德意志作家身上罢了。
随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青年德意志认识日益深入，恩格斯发现了这个文学团体，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存在着一些致命的弱点——空谈理论而不行动，悲观厌世的情绪，脱离生活实际的文字游戏等。因此，他不久就超越了这个团体的思想而走向新的追求。实际上，思想敏锐的恩格斯，从一开始就看到了青年德意志派存在的一些缺陷。就是在宣称自己是青年德意志派的那封信中，他就说到，“对于他们那些关于悲伤厌世，关于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关于犹太人的苦难等等空泛词句，我是避犹不及，因为它们现在已经陈腐不堪了”。[2](P459)他谈到卡·倍克的诗歌时，强调诗歌不应当表现无益的悲伤厌世的情绪，而应当为争取自由，反对专制制度进行斗争。1840年5月，他就批判青年德意志派陷入脱离实际生活的文字游戏或纯理论纠缠，断言他们“反常的、迫不得已的虚伪作法是不可能持久的”。[2](P81)
认识到的缺陷就必然要克服，过时了的思想就必须要超越。青年恩格斯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革命精神，从那个时候起就异常突出。他迅速超越了青年德意志派的思想，去拥抱新的思想，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不久后的1842年6月，恩格斯在《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说得很简练、很清晰：“‘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处于高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1](P521)他讲的是德国思想界的发展，而他自己就是这个思想发展的一个缩影。
三、以战斗无神论的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宗教蒙昧主义
自由与理性是双胞胎。弘扬自由，必然要追求理性，而宗教蒙昧主义是理性的死敌。因此，反对宗教蒙昧就成为恩格斯当时思想斗争的一个焦点。对于他来说最熟悉的、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从小就浸润其中的虔诚主义宗教。虔诚主义是17世纪德国路德教派中形成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提出宗教感情高于宗教教义，反对唯理论思维和启蒙时代的哲学，19世纪后它更是宣扬神秘主义、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宣称一切娱乐和阅读非宗教书籍都是犯罪。
到不来梅不久，恩格斯就对限制和约束思想自由的虔诚主义宗教表示质疑和反对，对在故乡接受到的那种社会文化氛围进行讽刺和批判。1839年2月19日，在给好朋友弗·格雷培的信中，他就毫不掩饰地写道：“我对巴门越来越感到失望：在文学方面，这是一个没有发展前途的城市。那里所发表的东西，除了讲道稿以外，起码都是些废话；宗教上的东西通常是毫无意思的。难怪人们都把巴门和爱北斐特称为蒙昧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城市”。[2](P450)他在谈到乌培河谷的宗教信仰时说：“很难想像，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会搞出这样一些名堂来；但总可以相信，就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1](P507-508)
1839年4月23日，他在致弗·格雷培的信中，明确提出自己要告别乌培河谷的信仰，用理性精神来审视和批判宗教信仰：“我目前正忙于研究哲学和批判的神学。一个人如果满了十八岁并且知悉施特劳斯、唯理论者以及《教会报》，那就应当要么不加思索地什么都读，要么开始对自己的乌培河谷时期的信仰产生怀疑。我无法理解，当圣经中出现一些相当明显的矛盾时，正统派的传教士们怎么还能这样拘泥于正统的观点……我现在以及将来都不能相信一个诚心尽力做好事的唯理论者要永远堕入地狱。”[2](P462-463)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质疑自己在乌培河谷时期的虔诚主义宗教信仰，对圣经中的明显的矛盾提出了怀疑和批判，对理性主义哲学和批判神学进行钻研。
此时，引领恩格斯思想，被他视为精神旗帜的，是当时在德国思想界以批判宗教而知名的哲学家施特劳斯。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以理性主义的哲学和历史分析，打破了圣经关于耶稣的神话，清理了对基督耶稣盲信的依据，这一点正好适应正在告别宗教信仰的恩格斯。为此，他赞扬施特劳斯是一个“真正可敬的人”，《耶稣传》是“一部无可辩驳的著作”，他还宣称自己是一个施特劳斯主义者：“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我是施特劳斯主义者，我……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看，突然间大卫·施特劳斯象一位年轻的神一样出现了，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总的来说，他不失为一个天才。”[2](P522)1839年10月29日，他在致弗·格雷培的信中写道：“我是忠于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旗帜的……施特劳斯是个极好的人，是个天才，比任何人都机敏。……施特劳斯是根本不会被驳倒的，这就是为什么虔诚主义者如此疯狂地仇恨他。”[2](P533)
事实上，正如把青年德意志幻化成为自由的化身一样，恩格斯在这里把施特劳斯幻化为理性的化身，他崇拜的实际上并不是施特劳斯这个人，而是被他放大了的、附加到施特劳斯思想中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就像他不久后离开青年德意志一样，他同样在不久后就离开并尖锐地批判施特劳斯。
一经告别宗教信仰，青年恩格斯就扛起了自由和理性的大旗，思想之矛直指宗教蒙昧主义。他提出，只有经得起理性和科学检验的学说才是真正学说，“凡被科学推翻了的东西……在生活中也不应当继续存在”。[2](P505)人们不能因为父母的强迫或圣经的权威就盲目信仰，而必须要经过理性去探索。他提出要用理性精神对宗教进行革命性变革，要以巨大的力量和勇气，以科学、理性和自由的战斗精神同虔诚主义宗教进行斗争，“我要尽力同虔诚主义，同相信字面意义作斗争”；“我要向整个正统神学挑战，让它来驳倒我吧”。[2](P508)
信仰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确立了无神论信仰之后，恩格斯就开始同继续信仰宗教的昔日好友格雷培兄弟进行激烈思想交锋。在给他们的信中，恩格斯以战斗无神论的姿态写道：“你们这就来吧，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知该往哪儿逃。……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象海绵一样漏洞百出”；[2](P522)“你们的观点丧失了一切基础；你们的观点的历史基础已经无可挽回地毁灭了，教条式的基础也将相继垮台。”[2](P533)事实上，从这封信之后，恩格斯同这两位昔日最好的朋友越来越疏远了，思想上的交流越来越少了。这就是说，当信仰超越了感情，友谊将退居其次，乃至于中断。
四、热烈参加青年黑格尔派，但不做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
人民的立场，自由的追求，理性的精神，使得恩格斯的思想越来越激进，这种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同他当时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有密切关系。
在接近施特劳斯的过程中，他对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已经有所接触，并给予了较高评价。1839年11月中旬，他跟朋友谈到自己开始钻研黑格尔哲学，认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支持青年黑格尔派。他写道：“我心潮澎湃，我那有时不够冷静的头脑炽烈地燃烧；我竭力探求一种伟大的思想，以启迪我心灵中的纷扰，并使热情燃成熊熊的火焰”，[2](P535)“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他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2](P540)他对普鲁士政府禁止青年黑格尔派学者在大学讲课的事情表示愤慨：“几天前，我在报上读到，似乎黑格尔哲学在普鲁士被取缔，似乎哈雷一位著名的持黑格尔主义观点的讲师，由于大臣的一纸命令，被迫停止讲课，哈雷某些持同一观点的年轻讲师（大概是卢格等人）明白，他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委任……我不能相信普鲁士政府竟采取如此闻所未闻的粗暴手段……”[2](P541-542)1839年底到1840年初，他明确讲自己已经由于施特劳斯“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他尤其赞同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的理论。
当然，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同青年黑格尔派的更密切接触，是在他到柏林之后的事情。1841年10月后，他到柏林服兵役一年，期间他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程，比较系统地研究黑格尔哲学，并与青年黑格尔派建立密切联系，成为热烈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
恩格斯参加青年黑格尔派不久，就积极投入反对谢林启示哲学的斗争。谢林当时在政治上已转到右翼，接受普鲁士国王聘请到柏林大学讲学，宣扬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这时，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的早期基督教史著作及费尔巴哈哲学著作的影响下，已经彻底摆脱了宗教信仰，站在理性主义和战斗无神论的立场上。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等战斗性的哲学论著，维护黑格尔哲学中的进步思想，批判谢林对专制制度的维护和对黑格尔哲学的贬低，特别是对谢林的启示哲学进行批判和讽刺。他指出，谢林在柏林大学讲课的内容是一种启示哲学，是源远流长的神话哲学；他的思维方式缺乏逻辑性，他的学说缺乏牢固的基础，时而在随心所欲的、没有意义的思维中寻求支持，时而在毫不真实的、遭到批驳的神的启示中寻求支持。他在《谢林——基督哲学家》中摹拟基督教徒的口吻，以辛辣的笔调批判谢林把科学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需要而维护自己的体系，使自己的哲学成了神学和专制制度的奴仆。
1842年3月，波恩大学解雇了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代表布鲁诺·鲍威尔的教职。当时，获得博士学位的马克思本来也打算到大学任职，但在普鲁士政府压制自由思想的情况下，比鲍威尔更激进的马克思当然也不可能实现担任教职的愿望。1842年6月，恩格斯结合解雇鲍威尔事件，同埃德加·鲍威尔合写了一首论战性的讽刺长诗——《横遭灾祸但又奇迹般地得救的圣经，或信仰的胜利》，[2]反映了青年黑格尔派同专制主义和神学哲学的激烈斗争。这首诗表明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派思想有比较深刻的把握，对鲍威尔兄弟、卢格、科本、马克思等人都有所了解，尽管其中有些人他并没有见过。他形象地写到，施蒂纳把许多虔诚的教徒砸成齑粉，科本严峻地紧锁双眉投入战斗，埃德加尔作战彪悍英勇，恩格斯自己（诗中的“奥斯渥特”）胡椒色的上衣已被鲜血染红，鲁滕堡用烟斗朝基督教徒的肚子乱捅，马克思（诗中的“特利尔的怪人”）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从1842年3月开始，恩格斯开始为青年黑格尔派支持的自由派报刊《莱茵报》撰稿，发表了《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一个旁听生的日记》《时文评注》《普鲁士出版法批判》等多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立场上坚决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抨击专制政府践踏人民主权、出版自由、司法独立等原则，反对普鲁士的出版法，维护言论出版自由，坚决主张改革现存社会制度，追求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从4月开始成为该报撰稿人，且后来被聘为该报编辑和主编。
当然，恩格斯并不是完全赞同青年黑格尔派，他在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时候，就对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些成员不能把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空谈革命的纯粹抽象理论表示不满。因为恩格斯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践性，他历来强调立足实践，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理论的实践基础及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反对空洞论证和抽象批判。他终生都是一个实践派的思想家、革命者，而不是一个陷入单纯学术研究的理论家，他首先注重的并不是学术逻辑和话语体系，而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价值。
其实，早在1839年底，声称自己“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时，恩格斯就已经说道：“我当然不会成为……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2](P544)在热烈捍卫黑格尔哲学、无情批判谢林哲学的时候，恩格斯一方面赞扬和维护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方面，另一方面也已经初步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存在的内在矛盾，即他的“非静止的辩证法”同带有复辟时期烙印的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认识，他不久就关注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分裂。初步认识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冲击和颠覆，开始阅读费尔巴哈的最新哲学著作；开始朦胧地意识到马克思、卢格、赫斯等人向着更加激进的政治方向发展，他在诗歌中对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的不同描述能够看到这一朦胧意识；初步批评了柏林“自由人”小组所坚持的自由主义的软弱性和空洞性，他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中已经有所反映。
虽然青年恩格斯的这些思想意识尚不特别清晰，但是已经蕴含着思想发展的新走向，一旦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就会实现思想上的进一步飞跃。事实上就是如此，1842年10月，恩格斯在柏林服完兵役后不久就启程前往英国曼彻斯特，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而正是在这个新世界中，他的思想在实践驱动下发生了根本改变，最终走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五、青年恩格斯告别乌培河谷时期信仰的特点和启示
青年恩格斯在不长的时间内，通过不知疲倦的理论求索、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彻底告别乌培河谷时期的信仰，成为一个坚定立足人民立场、反对封建专制和资本主义压迫、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真理的激进民主主义者，为其思想进一步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打下了基础。这段早期思想转化经历及其特点，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实践都产生了长期影响，也给当代青年留下了重要启示。
第一，坚定的人民立场，勇敢的自我超越。恩格斯出身于资产阶级富贵家庭，拥有优裕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职业条件。他之所以能够适应时代特点和要求，背叛自己的家庭和阶级，勇敢地批判封建主义专制、资本主义压迫和宗教蒙昧主义，大胆追求自由民主和科学真理，走向激进民主主义，关键就在于他确立了坚定的人民立场，他所努力追求的是人民的幸福和解放，而不是个人命运、个人兴趣、个人名利。正是基于这种坚定的人民立场，他能够勇于进行自我批判，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从不掩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从不留恋自己获得的成就，不断清算自己的思想认识，不仅彻底告别了“乌培河谷时期的信仰”，而且一步步地跨越青年德意志派、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主义，并在不久后就走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
第二，深入实践一线，进行调查研究。他坚持在实际生活中学习，开展广泛深入的实地调研，在巴门、爱北斐特、不来梅等地深入调查研究，并到瑞士、荷兰、意大利等地参观考察，撰写并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和游记资料。特别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乌培河谷来信》就是基于调查研究、有理有据地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虔诚主义宗教的代表作。针对《爱北斐特日报》编辑龙克尔在该报上批评文章缺乏事实依据，恩格斯于1839年5月9日在该报明确答复他，文章完全基于自己对乌培河谷实际的观察和思考，“我在乌培河谷度过的时间大概比你多一倍；我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住过，并且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2](P9)他在给好友威廉·格雷培的信中也讲到，“整篇文章描绘了一幅真实的图景”。[2](P497)正因为来自实践并面向大众，他的作品没有采用晦涩的学术语言，而是比较简明的大众化语言，更适合报刊传播和大众阅读。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议论。恩格斯在早期思想转变中就显示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特点，提出思想文化要适应时代要求，立足社会实际，要从实事求是的调研中得出结论，而不是凭想象空发议论。他反对那些离开生活实际的空洞议论，他曾对青年德意志、青年黑格尔派非常推崇，但很快又脱离和超越他们，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陷入了脱离实际的空洞议论和抽象思辨。这种特点使他不论在知识学习还是思想发展方面，都显示出超强的实践性，重视从实践中获得知识、信息和思想，并快速把实践中发生的事情提升到理论高度，因此他的思想转变更多是来自实践的推动，来自于调查资料的激发，而不是来自于理论论证或逻辑推导，他的思想转变和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时间非常紧凑。这一特点在随后的世界观转变和政治思想发展中体现的更为突出。
第四，旺盛的求知欲望，非凡的学习能力。恩格斯在上学期间就勤勉好学，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辍学经商后，他不仅没有中断学习，而且异乎寻常地开拓了新的学习渠道，成为一个不知疲倦的自学者。他以非凡的自学精神和能力，大量阅读经典著作和最新论著，在文学、哲学、政治、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从虔诚主义宗教到德国民间文学，从青年德意志派到青年黑格尔派，从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谢林启示哲学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可以说是兴趣广泛，博览群书。与此同时，他始终追踪思想前沿，同当时的思想界保持密切联系，先后加入青年德意志派、青年黑格尔派，同这些思想前沿的学者建立沟通联络。当然，正是因为是自学，他的知识和思想具有很强的发散性，思维非常开阔，知识并不系统。
第五，不懈的努力奋斗，惊人的创作能力。恩格斯以极强的信息捕捉能力，对各种新的信息和知识都非常敏锐，凡是新出现的思想、事件、人物、书籍，都能够迅速捕捉到，并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他以惊人的精力和能力，不仅在阅读、游览、调研方面从不停歇，其写作能力和速度也异乎寻常，在繁杂的商业事务、军队训练之余，撰写并在《德意志电讯》《莱茵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几十篇诗歌文艺、通讯报道、文学评论、哲学思想等方面的论著，仅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和第41卷中，收录他在1838年秋到1842年秋公开发表论著就有50余篇，还有一些庞大的未完成的写作计划。当然，这些论著都还比较稚嫩，其中不乏失准的地方，一些论著还缺乏学术规范性和逻辑严密性，并不以思想深度和文献精准见长，而是以超大和超新的信息见长。但是，对于一个中学尚未毕业，承担着繁杂事务的年轻人来说，能够有这么多的作品，足见其努力与刻苦。
（作者金民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