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然疆界”是近代法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概念，它产生于中世纪后期主权国家兴起之时。作为自然疆界的莱茵河形象，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它以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意象为依据，并逐步取代源自中世纪的“四河之境”，为法国的理想空间形态的塑造提供了重要元素。17世纪，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成为某种国民意识和公共舆论，为法国向莱茵河方向的扩张提供了观念上的支持。在启蒙时代，它更具和平主义色彩，与国家领土空间巩固的目标颇为契合。大革命初期，它再次进入扩张主义的话语，但其理论基础在于非历史的政治理念：自由和人民自决。这一话语三个世纪的历程见证了法国政治文化中关于国家东北边疆的记忆和认知的变迁，也反映了构建民族认同和国家地域实体的过程中不同理论和话语的转换与混杂；而革命时代产生的基于自由自决的民族构建论与德意志“语言论”民族认同的交锋，在今天尤其值得重新评估。
关键词：近代法国；自然疆界；民族国家构建；莱茵河
1813年，当欧洲大陆的拿破仑战争接近尾声时，德意志爱国主义诗人、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奠基人恩斯特·M·阿恩特出版了一本题为《莱茵河：德意志的河流但非德意志的边界》的小册子，其中有言：“总有很多头脑错乱之人，老是以为莱茵河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某种不可争辩的、已然约定的边界，还把这当作一个原理去论证”。[1]他坚决反对以这条河流作为德法两国的边界：“什么是民族的自然边界？我认为，语言才构成真正有效的自然边界。神创造了语言差别。不同的语言构成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自然分界线。”[2]
阿恩特在这里驳斥的，是欧洲近代史上的一个著名观念：莱茵河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自然边界”或“自然疆界”。在他看来，这个论点不仅流传广泛，而且历史悠久，他在小册子开篇处列举了一长串人名：17世纪法国绝对主义的主要缔造者苏利、黎塞留、科尔伯和卢瓦等大臣，古典主义时代的诗人布瓦洛和拉辛，还有1790—1800年间塞纳河边的革命“怪物”，所有这些人都在鼓吹莱茵河自然疆界论。[3]这就意味着，阿恩特认为这一观念在法国的政治界和舆论界至少有两百年的历史，而革命“怪物”们的叫嚣更是犹在耳畔：20年前的1793年1月31日，法国大革命的演讲大师丹东在国民公会上宣称：“法国的边界是大自然标示出来的。我们要在四个方向达到这一边界：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4]丹东的这次演讲明确指出了法国人的“自然疆界”的具体内容。
阿恩特的指控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法国史学中得到明确的证实。19世纪末，历史学家阿尔贝·索雷尔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扩张政策在观念上跟旧制度时代是一致的，这个观念就是地理因素决定法国的对外政策：从16世纪以来（如果不是12世纪的话），法国就持续向大西洋、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扩张。如黎塞留所言，“要将法国的边界不知不觉地扩展到莱茵河”，[5]而丹东只是在重复好几个世纪以来的论点罢了。从绝对君主制的奠基者到国民公会的议员，这个观念一直是法国对外政策中的指导性原则，是标志着法国作为一个政治和地域实体存在的核心术语。20世纪初，杰出的大革命史专家马迪厄也持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布里索等革命者只是“给自然边界这一君主制政策戴上了一顶红帽子”，即便这个观念不总是明确地被当权者表达出来。[6]
因此，法国史学家的论点似乎进一步坐实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自然疆界”政策上的连续性，甚至把这一政策的源头推得更远。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教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加斯东•泽勒对“自然疆界”，特别是莱茵河作为德法自然疆界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他质疑索雷尔等人的论断，认为“自然疆界”作为一种明确的领土诉求，直到1792年底才正式出现，而在此前的几个世纪中，虽然偶尔也可见到诸如此类的说法，但总的说来，对旧制度而言，“自然疆界”完全是一个虚妄的概念。[7]二战以后，泽勒的观点为一些著名历史学家采纳，如研究大革命期间法国对外扩张的雅克•戈德肖同样认为，自然疆界并非旧制度的概念；[8]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也持类似的见解。[9]
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旧制度时期“自然疆界”的研究大大超越了泽勒等人的视野，并修正了相关的见解。丹尼尔•诺德曼非常赞赏泽勒对证据的敏感及其对实际政策的考察，但认为泽勒对材料的使用相对狭隘，因为他只考察政策制定者留下的政治文献。[10]随着新的研究视角的引入，新一代的研究者己不局限于从政治军事目标的角度去考察自然疆界，而是通过对历史文本、记忆和舆论的分析，掲示“自然疆界”概念在近代法国领土空间构建、民族国家认同中所起的作用。[11]
在关于近代法国自然疆界的讨论中，最为人关注的焦点是莱茵河，泽勒几乎全部的研究都集中于这个方向。在近代法国[12]的一些论者看来，这不仅是因为它被视为一条“自然”划定的国界，还因为这是有“历史”依据的。但这些论据几乎一提出就遭到德国人的反驳。毫无疑问，围绕莱茵河自然疆界问题的政治军事博弈和思想论争，随着拿破仑的扩张战争、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两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和国民历史教育的普及而进入新的阶段。在学界对这个新阶段作深入研究之前，本文拟对此前的莱茵河自然疆界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泽勒把1792年底作为“自然疆界”理论和实践真正的起点，而本文将以这个时间点作为考察的终点。之所以作这样的断代处理，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到此时为止，法国舆论界围绕“自然疆界”使用的话语完成了一次转变，它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末，法德双方在该问题上的言论，很大程度上为此后的论争奠定了基调。但与泽勒不同的是，本文主要考察的不是政治史和军事史，而是参照最近三十年来记忆与认同研究，依据相关文献，对围绕“自然疆界”的话语言说进行分析，从学术表达和历史认知的角度阐述这一概念在三个世纪中的演变，尤其是它在文化阶层中产生和流播的过程。正如诺德曼指出的，一个历时悠久且流传广泛的观念，对其意义和价值的考察不能仅仅立足于政府文件，幻觉和想象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并塑造着历史。[13]本文试图指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关自然疆界的论说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具有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并与当时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笔者认为，掲示这一变迁不仅有助于加深我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14]对理解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亦不无裨益。
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莱茵河边界”的早期表述
当代的研究认为，法国作为一个具有地域特征的政治实体，大概萌生于1300年左右，只是到这个时候，法兰西王国才日益被人想象和理解为一个空间和地域实体。[15]当然，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法国人没有空间和边界概念，而是说，国家边界在1300年之前只是很多边界中的一种，它并不比其他边界（如领主领地之间的边界）更为重要；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中世纪的国界大多并非连续的、线性的边界。[16]中世纪的法国人没有见过法国地图，没有关于法国空间形象的具象感知，国王及其行政机构主要通过巡访和对标志物的描绘来认识和管理王国，[17]这是中世纪特有的空间表象和管理方式，它缺乏现代人关于空间和边界认知的精确性。[18]
就王国的东部边界而言，中世纪早期有一个具有奠基意义的说法，这就是843年凡尔登条约划定的边界。这次划分只是此前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历次分割继承的延续，但其结果更为持久。秃头查理得到的王国后来演变成法国。理论上说，此后几个世纪中，法国的东部边界就是凡尔登条约划定的边界，[19]也就是所谓的“四河之境”：罗讷河、索恩河、默兹河和埃斯科河(亦称斯凯尔特河）。不过，在9世纪人的脑海中，荒无人烟的森林比河床更像是天然的分界线。很可能见证过凡尔登条约诞生的纪年作家尼塔尔记述说，当时三兄弟首先是按照伯爵领地来划界的，但各伯爵领之间往往有辽阔的森林和荒地，这样的边界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地带。[20]实际上，“四河之境”只是中世纪的作者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近似的、象征的说法，因为四条河显然不构成一条连续的分界线。早在9世纪，纪年作者雷吉诺就采用了这种简单的方法：查理的王国“从不列颠海直到默兹河”[21]当代学者认为，查理的王国有时延伸到四河之外，但经常是达不到这个范围，如默兹河左岸的几个伯爵领地并不在王国之内，在某些地段，王国的实际界线不是默兹河，而是更接近其西侧的小河比斯梅河一带。随后三个世纪，随着王权的衰落，凡尔登条约确定的边界变得像王国内部的封建边界一样混乱。家族联姻、继承和封建效忠关系，使得这条边界日渐扭曲和复杂化，成为一个“边区”，像诸侯领地之间的边区一样，这是一个有一定宽度的接触地带，而非轮廓分明的线性边界。在君主权力虚弱的时代，边区地带居民的活动几乎不会考虑这条国界，远在天边的国王也鞭长莫及。[22]
不过，当这条边界在实际生活中变得日益复杂和模糊时，学者们却试图使它更清晰简单——正如雷吉诺那样——由此形成一种关于法国东部边境的学术化记忆。11世纪初，劳尔·格拉贝尔修士在记述法国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一次会晤时再次指出，“默兹河是两个王国的界河”[23]11世纪末，马里亚努斯·斯科特修士在其世界纪年中也说，法王查理的王国一直延伸到默兹河。12世纪初，西格贝特·德·让布鲁修士在自己的世界纪年中重申了马里亚努斯·斯科特的说法。西格贝特的世界纪年流传甚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至12—13世纪任何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不怀疑，查理的王国当时延伸到了默兹河。[24]因此，如果说这个王国在1300年前后开始获得地域意识，历史书写和教会高级文化所传承的关于王国边界的记忆扮演了重要角色。
1300年前后是法国政治史和地理空间构建的重要转折时期，这首先反映在概念表达方面。众多研究者都提到术语方面的变化：新的“边界”（frontière)概念开始出现，而此前指称边界时多用limite—词。Fronière是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词汇，指设防的前线。贝尔纳·葛奈认为，这种边界在法国最早出现在1312年。[25]诺德曼则认为，frontière具有变动性，当这两个词出现在同一段文字中时，区分更加明确：在17世纪，一场军事冲突之后，官员被派往frontière，在那里确定limites。limites即使不是大自然划定的，至少也是明确无误的，它不同于具有变动性的frontière。这两个词的区分相当明显，而且延续很久。在大革命时代的演说家那里，frontière一词仍保留它最初的含义，前引丹东的演说就是如此：他用的是limites而不是frontière，即确定的界线，而不是带有人为性质的变动的边界。甚至19世纪历史学家也是这样理解的：为民族国家划定清晰明确的空间范围的界线被称作limite或limite naturelle(自然界线）。[26]但frontière的出现，是中世纪晚期一系列重大转变的一个表征，王权的增强、主权国家的兴起与扩张是其中最重要的根源。葛奈总结说，到1300年，封建主之间的边界不再是政治边界，而过去几个世纪中一直虚弱的王国边界渐渐成为唯一重要的边界，[27]而且是带有敌对意味的界线。1296年，为反击罗马教廷对其税收政策的干涉，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下令任何武器、马匹和金银都不能输出边境（frontière)，边境第一次成为王权控制的、具有海关功能的界线。[28]
在这个时代，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为了增强国土意识，人们开始频繁引用古籍作为证据，边界合法性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它的古老历史。这就是葛奈所说的：历史定下的古老的王国边界，就是“自然”边界。边界之内是“王国的天然臣民”，服从他们的“主权者和天然的主人”。在这里，自然的边界与历史的边界是统一的。不过，此类说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构建王权在其控制范围内的绝对权威，它针对的是封建主义潜在的分裂性。因为的确有人声称，王国的边界并不是永恒的，条约和转让能改变边界；而且，封建所有权和主权不一样，封建效忠可以产生飞地，即一块土地可以在王国境内但不在其主权管辖之内，可以在王国之中但不属于这个王国。[29]这种反对意见是封建时代空间管理形态的一种反映。阿兰•盖罗总结说，这种形态的典型特征在于它的特殊性以及同一土地上各种权利的交错叠加，因此，当时的空间单位（比如国家）与当代人的理解不同，它不是同质的、连续的、紧凑的:[30]如一块土地在某国境内但又不属其主权管辖，而且这种权利关系会随着效忠和联姻等因素而变动。
在这种条件下，强调古老边界的“天然”和神圣，有利于构建主权国家的空间。王权的辩护者们提出，一块坐落在王国内的土地必定属于王国，王国的边界是不可变动、不可让渡的。现存的“任何所有权和法规”，都不能违反王国的古老边界。即使一些不幸事件导致王国领土受损，损失的土地也应该回归，即回归“它的本性（或自然），回归法兰西王国”。于是，王国的“自然疆界”论，在腓力四世时代就己经明确地阐发出来，它具有神圣的不可变动的色彩。[31]这种理论主要是对内的：它旨在为王国塑造一个紧凑的、连续的、排除各种封建残留物的政治空间，国王的领土管辖权高于任何其他法权。[32]
上文说到的“自然疆界”的历史依据，主要来源于中世纪的记录，而根据中世纪史书的说法，王国的东部边界应为四河之境。这一学术性的记忆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16世纪，法国的一位匿名作者仍然说，普遍的意见认为这四条河是“帝国和王国”的边界。建立在“古代纪年、历史和法国编年”基础上的学术言说，经常也持同样的立场。[33]在当时，这条象征性的边界简直具有神圣的性质，它因为历史悠久而受人尊重。四河之境不是军队进攻或防御的frontière，而是自然划定的、靠誓言来维系的limites，任何改变都会被视为亵渎。[34]15世纪末，史学家菲利普•德•科明的一段记录可以为证。1477年，法王路易十一没有接受骑士们的提议去占领这条界线另一边的埃诺地区，“这来自上帝的启示……他根本不想篡夺属于帝国的埃诺地区，这既是因为他没有权利，也是因为皇帝和法国国王的古老盟约。”[35]这个盟约依据的是关于凡尔登条约的历史记忆。因此，如果说当时的人们为论证王国的自然疆界而诉诸历史，那么这种历史是有明确指向的，即加洛林的遗产。[36]
不过，同样是在1300年前后，己经有人试图突破“四河之境”的中世纪传统。有文献可考的、将法国的东部边境推到莱茵河的主张，最早可见于腓力四世时代皮埃尔•杜布瓦的《论收复圣地》，这位市民出身的律师在积极鼓吹王权至上的同时，还敦促国王兼并莱茵河左岸的所有土地。[37]研究者认为，这个说法可能是某种朦胧的政治意愿的折射。1299年，腓力四世和德国君主举行边境会晤时，相传后者曾允诺法国国王可以在莱茵河左岸自由行动。此说见于法国的一些史书，[38]但现代学者则认为其真实性很不可靠。[39]
杜布瓦并未从历史或自然的角度来论证莱茵河作为“自然疆界”的依据。中世纪德国的历史文献中倒是有过类似的暗示。1114年，弗赖兴的奥托将皇帝渡过莱茵河描述为从德国前往“高卢”。[40]不过在12世纪，国家主权概念十分淡薄，这样的说法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也没有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主权国家观念的成长以及王朝扩张政策的出现，自然疆界便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就莱茵河与德法边界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个重要现象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古典学术的复兴与弘扬，二是近代绘图学的发展。二者导致的后果是，关于古代高卢的历史记忆开始苏醒。
百年战争结束时，新君主国的鼓吹者们便开始赞颂王国领土的美好。在《英法国王传令官之争》中，查理七世的传令官贝里说，法国的国土“比例优美”，它夏无酷暑，冬无严寒。[41]这是新的民族情感的一种反映，而且此类描述让人想起古典作家斯特拉波关于高卢的赞颂之词，[42]这位古代作家的作品正是从此时开始进入法国人的政治意识，[43]而“高卢”这一概念也渐渐带上了政治色彩。
最近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查理七世时期（1422—1461)，高卢这一概念的文化含义远高于政治含义。恺撒的《高卢战记》的罗曼语改编版在中世纪仍有流传，但这些著作同时指出，法国在恺撒时代更为广大，因为它包括萨伏伊和特里尔。不过这一评注并不意味着领土要求。[44]如上文的传令官贝里就明确提到，“索恩河将法兰西王国和帝国分开”[45]他显然认同“四河之境”的历史概念。但同样是在查理七世时期，高卢这一历史主题获得了新的意义，开始向政治话语转变。新的历史著述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作用，如纪年作家弗里布瓦在1460年左右这样描写高卢的边界：
从莱茵河到大海，从阿尔卑斯山……直到普罗旺斯濒临的地中海，再到比利牛斯山或纳瓦尔，全都是十分古老、至为虔诚的基督教王国的身体；英勇无比的国王克洛维从其祖先那里接受，并幸福地享有古代高卢身体的各个部分，这一切，显然都是被历史证明的最可靠的真相。[46]
这就把法国这个“至为虔诚的基督教王国”的源头追溯到克洛维及更早的高卢，而不是凡尔登的分割了。因此，在法国刚刚走出百年战争的混乱之时，虽然人们对王国自然疆界的理解深受凡尔登遗产的影响，但古典时代高卢的地理形象己然进入高级文化表述之中，并且己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法国对莱茵河左岸土地的“历史权利”作为一种政治话语，莱茵河自然疆界论的出现应比布罗代尔认为的早一个世纪。[47]
像四河之境一样，莱茵河疆界论也有历史依据，而且是更早的历史依据。恺撒和塔西佗等古罗马作家反复提到莱茵河是高卢与日耳曼的界河。恺撒的《高卢战记》一开头就说，日耳曼人住在“莱茵河的对岸”。[48]在君主国兴起的时代，文艺复兴对古典学术的发掘，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政治意图。历史学家加甘（1433-1501)的工作就是一个例证。他在翻译《高卢战记》的前言中曾对高卢和法国作了区分：“您的王国坐落于高卢，并占据了它的大部分土地”[49]但在他不久后的信件中，这种区分己经模糊了，法国开始与恺撒的高卢合一。[50]正是这种复兴古代学术的人文主义思潮，让高卢的形象进入了法国的书面文化中。在15—16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战争期间，高卢一词不时让人想起王国及其边缘地带。当让·道顿（1466-1527)等作者提到“……萨伏伊人和高卢其他民族”时，很难让人相信这个说法没有任何政治意味。[51]
但在16世纪，法国对意大利的兴趣远远超过对莱茵河的兴趣，尽管从地缘战略的角度考虑，这显然不是王国扩张的最佳选择——或许“历史”也是这一政策选择的因素之一。不过当时并不缺少对莱茵河边界的讨论。1537年的一份匿名小册子便否认中世纪的传统，认为默兹河不是王国和帝国的边界，因为法兰西王国从“几个地方和领地扩展到这条河那一边”。[52]有人则致力于为王国的扩张寻找更为古老的理由。于是，出现了一种创造历史延续性、将所有的过去跟当下的政治诉求联系起来的现象。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结合绝不是19世纪历史学的独创，可以称为“民族史”构建的学术努力在16世纪就己产生。[5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古罗马作家笔下的高卢形象开始呈现在一些学术著作和历史地理读物中。1575年，法国作者贝尔弗雷说，从前各国划分的依据是山脉河流，但今天有人要根据语言划分各王国，这样一来，所有讲德语的地方都是德国的，它延伸到了默兹河，甚至更远。但作者反驳说，必须铭记莱茵河才是高卢和日耳曼的分界线，因此莱茵河左岸的城市属于高卢而非日耳曼，是好战的日耳曼人篡夺了高卢的大片土地。他在自己的论著中轮番列举斯特拉波、恺撒和塔西佗等古典作家，以证明是“阿勒曼尼人”越过了高卢和日耳曼的边界。[54]为法国国王服务的宇宙志学家安德烈•泰韦更为明确地表达了高卢与法兰西合一的理念，并指出了它的边界：
法兰西，或高卢，它开始被我们的国王占有时，就是天底下边界最好的地方，因为它从比利牛斯山脚……直到比斯开湾，意大利方向是阿尔卑斯山，北方是海，低地国家方向是莱茵河，这些都是它的边界。王国几乎包括上面的所有地方，除了莱茵河。[55]
泰韦所说的边界，既是“自然的”，因为全都以自然地形为界，也是“历史的”，因为它是法国的前身高卢。如诺德曼所言，16世纪的政治和地理文献并不关心现实的边界，而是一种学术建构，它采取的是时间的视角，把历史的论据和自然地理的论据结合在一起。[56]高卢“天然而和谐”的边界，在有些论者那里简直就是神的恩赐。1568年，法国大贵族吉斯公爵的医生好人让声称，莱茵河可以成为保护法国的屏障。塔瓦纳更进一步，说莱茵河作为法国的边界是神的意志：“看来神己经安置屏障……法国有大海、比利牛斯山、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57]于是历史论据还被涂上了一种自然命定论的色彩。
上述包含领土要求的言论，自然引起德国人的回应。德国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己经意识到古代典籍对高卢的描述给德国造成的麻烦。在贝尔弗雷的论著发表之前，在受法国此类言论直接影响的莱茵地区，一些人文主义者对法国人的“历史权利”说进行了反驳，他们提出的反证十分重要，这正是贝尔弗雷要反驳的论点：语言是国家或种族的基础。这种意识在中世纪后期的英法两国都有表现，到16世纪成为欧洲广泛流行的一种意识，以致有“国随语定”的提法。[58]德国人雷泽里亚努斯著书驳斥塔西佗，因为后者将莱茵河描述为高卢的边界，[59]雅各布•温费灵则在1501年写了一份致斯特拉斯堡市政官的小册子——将在随后几个世纪中不断再版——主张莱茵河左岸的日耳曼语区属于德国，为此温费灵与持反对意见的穆尔纳修士发生了一场论战。后者试图从语言的角度去反驳温费灵，但论战结果更有利于温费灵。[60]显然，如果以语言为论据，法国的自然疆界论很难站得住脚。像温费灵一样，“德国的斯特拉波”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在其1544年出版的巨著（前述贝尔弗雷的作品即是对该著的回应）的论述采取了同样的论证方法。这部流传甚广的作品认为：
从前各地区以山脉河流为界：正因为如此，高卢一直延伸到莱茵河，那里是高卢人与日耳曼人或阿勒曼尼人的分界线。但今天，语言和领主权将各个地区划分开，人民的语言延伸到哪里，每个地区的范围就到哪里。因此阿尔萨斯、乌得勒支、布拉奔……和其他条顿民族根本不属于法兰西，而是德意志的民族。[61]
但在文艺复兴时代，绘图学的发展，包括德国的绘图学，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高卢形象的传播。一般认为，第一幅现代法国地图是数学家奥伦斯•芬那绘制的，其年代大概在1525年左右。这幅很不准确的地图提供了关于法国的最早的空间视觉形象。引人瞩目的是，它把法国的东南边界一直划到意大利中部阿尔诺河附近，即所谓的卢比孔河——古代高卢和意大利的分界线。这种古典记忆很可能反映了法国半个世纪以来对意大利北方的领土要求：它同样是基于“历史”的。[62]但贝尔弗雷绘制的“法国全图”，其轮廓与安德烈•泰韦等人的文字描述大致接近，法国和意大利的边界在阿尔卑斯山。[63]
在印刷术的推动下，文艺复兴时代的地理学家们制作了很多地图，但他们仅仅满足于以大尺度表现世界，象征性地标志欧洲和法国的大致位置，对于边界范围的标示并不具有现代地图的精确性。[64]奥伦斯•芬那的地图将当时的法国等同于古代高卢，而且，那幅地图的标题就是“高卢地图”。[65]但是，德国的地图绘制者同样以莱茵河为边界，这跟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文字表述很不一致。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制图者非常忠实于托勒密的地理资料。例如加斯帕•屈克塞尔在以地图来阐释托勒密的学说时，不仅将莱茵河视为德国的界河，而且还在边缘处注明：德国以莱茵河、多瑙河和维斯瓦河为界。[66]明斯特的巨著附了很多地图，但这些地图及其说明文字表明，作者对古代地理概念和当代政治空间并未作明确区分，这与前引他的文字论述形成了奇特的反差。比如，关于法国的地图，其说明文字是“法兰西王国（或高卢），并说它包括比利时、阿基坦和凯尔特，这跟恺撒在《高卢战记》中的说法是一致的。因此在德国人的地图中，高卢和法国的形象也混合在了一起。关于日耳曼尼亚的地图说明更为明确地援引了托勒密等人。[67]除了古典学术的影响，[68]技术手段的欠缺无疑也是个重要原因：在这种条件下，山脉河流就成了重要的标记——但它们的走向同样很不准确——这跟中世纪作者描述法国东部边界的做法颇为接近。加斯东·泽勒曾认为地图在莱茵河“自然疆界”观念的形成和传播中发挥过不小的作用，甚至认为它是“绘图学的女儿”。[69]
综上所述，中世纪晚期开始出现的自然疆界论，一开始并没有明显的扩张色彩而主要致力于君主国内部的建构，尤其是当它限定于“四河之境”时。莱茵河“自然疆界”说在15世纪后期的出现，从某种角度看是古典学术影响的结果。但是，当这个王国日渐稳定并开始向外扩张时，这条被重新发掘出来的边界难以避免地带上了政治色彩。虽然强调这条边界的著作带有明显的学究气（如贝尔弗雷的著作，部头很大），其接受的范围必然有限。尽管如此，诺德曼认为，此类观点可能代表宫廷顾问们的看法，宫廷有时甚至在挑唆和利用这种著作。[70]这一点将在17世纪绝对君主制大扩张的时代表现得更为明显，莱茵河自然疆界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
二、扩张时代：“自然”与“历史”的重合
在中世纪晚期，历史著述中的学术记忆与边境地带居民的日常感知仍有不小的差距。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和吹毛求疵的官僚机构希望划定简单的线性边界。但实际情况很棘手，尤其是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边境，人口较稠密，封建主义造成的法权关系很复杂。有时为了确定某个地区或村庄的归属，人们会咨询当地居民的“记忆”。但是，这种政府行为并不总是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因为它往往意味着政府对其生活的干预，尤其是为征税作准备。因此，边境地带的居民在政治归属方面会采取摇摆态度：当某个政权来询问他们的归属时，他们会说自己是邻国居民，反之亦然。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往往持续很久。1500年左右，东北边境享受这种优越地位的居民说：“我们的处境很好，没有人向我们要求任何东西。让诸侯们接着吵架吧。”[71]
因此，考察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感的发展，不仅要关注时代问题，还应关注地域问题。不过在这个进程中，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关于国家疆域认同的塑造中，自然疆界观念首先是一种学术建构，随后逐步扩展到受教育的文化阶层，并逐步与新兴王朝国家的政治诉求结合在一起并服务于后者。这一点在17世纪法国大扩张的时代表现得很明显。不过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应先对一段学术公案略加申述。
16世纪法国对外政策关注的中心是意大利，17世纪莱茵河方向成为法国边疆建设、地理形象塑造及军事行动的焦点。因此这个时代是考察莱茵河自然疆界问题的关键时期。在19世纪的法国，众多历史书写者，包括阿尔贝•索雷尔等知名学者，都在传播这样的观念：国民公会的对外举措只是重拾旧君主国的既定政策，即恢复古代高卢的边界，而黎塞留是这一政策最知名的代表者和执行者。[72]在法国的对外扩张史上，对莱茵河天然疆界的要求长期被认为是黎塞留追求的一项战略目标。相传这位大臣在其《政治遗嘱》中有这样的话：“我任期内的目标是恢复大自然为高卢划定的界线，将所有高卢人置于高卢王的统治之下，使高卢与法国合一，所有高卢故土都要恢复成新高卢。”[73]阿尔贝•索雷尔也曾引用这段话，他对其真实性曾表示怀疑，但他接着解释说，“从民族传统看，不管作者是谁，它还是反映了这位大臣的思想。”[74]他的这一论断进一步巩固了一个久己形成的观念，并为20世纪的很多人引用。[75]
对于这一看法，泽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世纪20—30年代作了认真的批驳。[76]他试图证明，“自然疆界”的意识形态跟1792年之前法国的外交政策和黎塞留本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才被大肆渲染的说法，主要与大众历史读物和学校课本中关于民族认同的构建、与报刊界的民族主义宣传有关，但并没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当代学者大多认可泽勒在文献考证方面的工作。庞兹跟他的立场非常接近，认为即使在路易十四大力扩张的时代，也很难看出法国的对外政策中有明显的自然疆界诉求。[77]诺德曼则指出，黎塞留的对外政策是机会主义的，不能以前引那句黎塞留的话（虽然在19世纪反复被人引用）作为其追求莱茵边界政策的依据；[78]萨林斯更为肯定地说，前引黎塞留的话实为伪作，泽勒的怀疑和考证是可靠的。[79]
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前引黎塞留的那句话，出自他的《政治遗嘱》，这部著作是黎塞留死后不久（1643)在里昂出版的，泽勒判定它是伪作，但对作者的真实身份持保留态度。不过，他在论文注释中提到好几篇关于这部文献作者身份的研究，一般认为它的作者叫菲利普•拉博，此人是耶稣会修士、地理学者，有人认为他提出这一观念曾受到黎塞留的启发，但泽勒认为这仅仅是猜测。[80]
泽勒指出，这一伪作几乎一开始就被人揭发出来，但其中的错误说法“十分具有吸引力”，以致很多史学家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结合具体环境作一番发挥。从未想过要去支持这句话真实性的人，也会对其源头作一番评述，而不是澄清事实。比如有人会说，这虽然不是黎塞留的真话，但至少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思想，阿尔贝·索雷尔就是这样推论的。接着，泽勒以黎塞留的《回忆录》及相关文献为依据，对这位大臣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有关法国在东北边境行动的言论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即使黎塞留对洛林采取军事行动时，也没有援引过莱茵河自然疆界一说。1648年闵斯特和约签字时，同样没有人以这个观念来论证法国占领阿尔萨斯的合法性。黎塞留的继任者马扎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跟其前任完全一致。因此这两位绝对君主制的重要缔造者都没有把莱茵河自然疆界作为政策目标，甚至没有明确表达过这一意愿。[81]
但另一方面，泽勒也提到，黎塞留当政时的一些文献的确表达过莱茵河自然疆界的观念。如1625年的一份文献说，“如果国王想以牺牲别人来扩张……如果他想收复我们国王的古老遗产，重新夺取莱茵河这个我们国家许多世纪以来的边界……就不能失去这个机会。”1631年梅茨(16世纪后期开始被法国控制）的一名教士在著作中也提到了这个观念，并请求国王“将古老的边界还给他的国家”。在一些高级官员中，这样的观念甚至表述得更为清楚。从1641年起，曾担任洛林等地督办的香托罗-列斐伏尔开始发表论著，论述如何维持法国新近在东北边境获得的新领地：“神造就了……路易十三和他……无与伦比的大臣，他们给法兰西君主国带回了属于它的光荣，恢复了其古老而合法的边界，这边界不是别的，就是德国那边著名的莱茵河”。因此泽勒也承认，在黎塞留周围，在以他的名字执笔的文人当中，有人支持莱茵边界一说，但他认为这对黎塞留没有实际的影响。[82]
随着最近的研究转向，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泽勒忽视的问题。诺德曼评论说，幻觉和想象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并塑造着历史。一个历时久远的历史想象不能仅仅从战争和外交的维度来思考。实际上，泽勒自己的表述已经佐证了诺德曼的见解：连阿尔贝•索雷尔这样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即使黎塞留没有说过莱茵河自然疆界之类的话，但他内心是赞成这一说法的。这种心态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同样是历史学家应该考察的。[83]萨林斯强调，17世纪的自然疆界理论为当时法国的国家构建和认同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自然疆界是理想的国家实体的象征和意象，它为正在构建的君主制国家提供了一种理想空间，有时也直接服务于外交和军事目标。[84]我们己经看到，三十年战争期间一些涉及莱茵河自然疆界的言论，正是出自东北边境地带的精英和官僚的手笔，这显然与法国在该地区的扩张形成某种呼应。泽勒虽然认为莱茵河自然疆界论在16世纪的法国仍很孤立，但他列举的几个宣扬该理念的人，恰恰都是在为法国16世纪后半叶在洛林等地的扩张或为清除法国领土上的新教异端寻找依据——前文提到的好人让说得清楚：“当巴黎啜饮莱茵河，整个高卢就抵达其尽头。”[85]
实际上，正如索雷尔等人己经提到的，虽然黎塞留在实际政策中的确没有把莱茵边界作为政策目标，但他至少不反对甚至推动了这种观念的流传。例如，17世纪的地图仍在很大程度上延续16世纪的做法，以山脉河流等自然标记作为政治分界线。17世纪政府的首席制图师桑松就是这样做的。虽然此时的科学手段己有所改进，但由于受自然疆界的诱惑，他将自然标志作为政治边界。1627年，他绘制的高卢地图赢得黎塞留的欣赏，该图将边界划到了莱茵河。17世纪30年代的很多地图都曾得到黎塞留的首肯，它们都将法国等同于高卢。这显然是对16世纪绘图学中高卢与法国合一传统的刻意延续和利用。而伪托的黎塞留遗言“使高卢与法国合一”，则最明确无误地表达出一种历史记忆和边界合法性源泉的位移，即从凡尔登的记忆转向古代高卢的记忆，从四河之境转向莱茵河等“自然疆界”。前文己经提到，843年查理曼帝国的分割在学术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6世纪。但到17世纪，一些文献开始公开抨击凡尔登的分割，后者不再是法国空间范围的合法性源泉，而是一种堕落。这里可以举图尔盖•马约尔内的一份旅行指南为例，作者在介绍法国时开宗明义地指出：
今天的法兰西王国只是古代法兰克人在高卢征战成果的一部分，从前的界线在莱茵河，从河流的源头附近开始，经过海洋、比利牛斯山、地中海和亚平宁山……法兰克人最早定居点在特里尔、科隆附近以及莱茵河口……但邪恶的诸侯……几次分割这个王国，成了几个主权国家……由一个王国分裂成四个：奥斯特拉西亚、纽斯特里亚、阿基坦和勃艮第。[86]
对于凡尔登分割造成的“四河之境”，马约尔内显然持批判立场：这条线使王国东侧沿线的几个大省“失去了最初的征服成果”，“默兹河与莱茵河之间的地区”从此落入德意志（有时也有法兰西）诸侯之手。作者倾向于认为，在中世纪，这是一个主权关系很不清晰的地带。[87]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地带属于凡尔登分割时的中间王国，它在中世纪经历的政治变迁最为剧烈，也是后来法德两国争夺的焦点地带。但诺德曼指出，对这个己然消逝的罗退尔王国的记忆同样很长。[88]在15世纪后期，当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在这一地带获得辽阔的领地时，人们回想起当初罗退尔王国便很自然了。[89]这里牵涉关于中间王国的历史记忆和表述问题。很可能是由于19世纪民族主义历史学的影响，法德之间的这个重要历史因素被掩盖和忽视了。
因此，在17世纪初，关于王国东部边界的记忆，己经明确地从凡尔登的四河之境转向高卢的莱茵河。作为法德边界的这条河，同样既是“历史的”又是“自然的”。这与当时法国的对外扩张政策颇为契合，正如萨林斯指出的，莱茵河自然边界理念首先在法国重塑其东北边境的过程中起到了文化和学术支撑的作用。[90]
马约尔内只是当时舆论大合唱的一个参加者。泽勒认为，菲利普•拉博的伪作、列斐伏尔等人宣扬的莱茵边界论，只是在19世纪之后才引起广泛的反响，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并没有多大影响。[91]但诺德曼的研究推翻了这个说法。黎塞留的近臣瑟里奇埃对法国疆界的理解，跟后来丹东的理解完全一致：“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两海和莱茵河之间的这部分欧洲地区同世界其他部分分开，从前这里是历史上所称的凯尔特人和高卢人的国家。大自然就这样确定了边界”。[92]因此莱茵河自然疆界对法国决策层而言绝非陌生。
更为重要的是某种舆论的形成。实际上，前引马约尔内的著作并不是一部学术著作，而是一份面向大众和旅行者的印刷读物，它在1615—1642年间多次再版，其影响相当广泛。[93]必须再次强调，“自然疆界”不能从某些被反复引用的政治文献去分析。在17世纪的法国，形成了某种关于国家地理形象的朦胧信念和历史回忆，它是匿名的、集体性的，但很强大，也许比某位大臣的政治意愿更强大，因为它渐渐成为某种普遍的思想状态，为法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在关于黎塞留对外政策的讨论中，莱茵河自然疆界的概念，即使不是法国明确的战略目标，至少也是被人清晰地感知和确认过，它使得众多法国人相信，王国在这个方向的扩张有“历史”和“自然”的依据。[94]
马约尔内的旅行指南之类的作品，无疑促进了这种信念的传播，但最主要的缔造者和宣扬者是17世纪的耶稣会教士们。这些人不仅在宫廷显贵当中有广泛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当时中等教育的主要承办者。耶稣会教士编纂的历史地理课本塑造了真正的民族意识和公共舆论，起了无可比拟的作用。这些课本大多是古代文本的摘录汇编。在17世纪，此类读物10次、20次地重版，版次数以百计，总共印了15—20万册。1630年前后，耶稣会中学共有约4万名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可能也在使用类似的课本。这些课本都在宣扬，法国曾经有一条历史悠久且“自然”的边界，但13个世纪以来它缩小了很多。古代的文本、最新的地图，都在强化这一记忆。古代的高卢和当下的法国合一了。[95]仅在黎塞留时代，4万名耶稣会学校的学生（还不包括其他文化阶层）中，不知有多少人梦想着这条己经失落的古老而光辉的边界！[96]上文提到的耶稣会士拉博神甫，也曾编写过一本《王家地理学》，这本著作出版于1646年，到1681年时再版已经超过10次。它既是给学生用的，也是献给路易十四的：“陛下，您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这个繁盛的王国，就是1300年前的高卢，它的边界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地中海和大西洋。”[97]因此，17世纪的自然疆界理论不仅涉及纯粹的利益诉求，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勾勒出一幅理想的法国空间形象。而且，这种形象和观念，绝非仅限于宫廷大臣的圈子，而是进入文化阶层（虽然人数当时仍很有限）的历史和地理意识中。
在17世纪，从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扎然到路易十四早期，法国在东北方向获得了大片土地，1681年占领斯特拉斯堡这个莱茵河畔的桥头堡，标志着法国向东北扩张达到顶点。漫长的路易十四时代也是法国领土和边疆构建的时代。在确定新边界的过程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一些关于新边界的言说，除了援引历史之外，还着重从战略和法学的立场去论证。例如，1652年，耶稣会士让·弗朗索瓦强调山脉作为防御屏障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当时地理学中常用的说法。拉博等人也说，山脉是“天然堡全”。耶稣会的学者们在王权的支持和鼓励下，在著作和课堂中宣讲王国的防御策略，从战略和实用角度传播自然疆界论。这种观念和历史依据一样，演变成法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理论依据。1659年法国和西班牙签署确定比利牛斯山一线的边界条约时，第42条规定将东比利牛斯的鲁西永省转让给法国，并宣称：“从前作为西班牙与高卢分界线的比利牛斯山，从此将作为两个王国之间的分界线。”因此，安全策略加上历史渊源，成为法国构建国土空间的重要思想渊源。[98]16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的对莱茵河边界的要求，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以历史为依据的莱茵河边疆学说已经出现在学术著作中，到17世纪，它通过大众读物尤其是通过中等教育而扩大影响力，并与战略考量一起服务于边疆的构建。上文己经指出，黎塞留等政治家的目标首先是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它跟学术和舆论中的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排除他们会利用学术和舆论中流传的观念。不过，很多人的计划肯定比大臣们的目标要宏大得多。比如，一个叫奥贝里的人连莱茵河边界都不感到满足。他不仅指责德国君主捕鸟者亨利在10世纪窃取了罗退尔的中间王国，还要求法国国王成为查理曼的继承人，统治整个德意志。这无异于加洛林帝国的重现，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国就是这个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这种论调太极端了，连国王都把作者送进了巴士底。[99]
面对来自法国的“历史”和“自然”学说，德国人赫尔曼·孔林于1653年出版了一部论述德意志帝国疆界的书，[100]这部长达千页的著作驳斥了法国人对默兹河和罗讷河以东的所有领土要求。孔林被视为德国法学的重要先驱，他指出了中世纪两个王国的边界，并描绘了他所谓的法国人入侵的轨迹。针对法国人的“自然”疆界要求，他以语言为依据进行反驳。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德国学者反击自然边界论时的路径。1501年温费灵的小册子，也在1649年以拉丁文和德文出版，[101]这为19世纪的争吵提供了样板。
三、启蒙和大革命时代：“自然”与“历史”的脱钩
路易十四死后，法国的边境扩张接近尾声，此时法国和整个欧洲在启蒙运动中进入崇尚理性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推崇古典文化，启蒙时代的理性以“自然”为准则，自然法被视为最高权威：在中世纪自然法源自神，在启蒙时代它来自理性。[102]要全面理解启蒙时代的法国边疆政策以及关于边疆的认识，首先应考察启蒙作家们对相关问题的表述。
孟德斯鸠关于地理因素与政制关系的论述广为人知。他从地理角度来思考国家疆界，这也符合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103]的论断。他的确提到一个君主国应有其“天然界限”，但在具体论述中，天然界限与其说是扩张的口实，不如说是约束扩张的法则：“一个君主国只能在适合它的政体的天然界限之内进行征服扩张。当它逾越这些界限的时候，智虑便立即要求它停止”；而且对被征服地区应给予“极为温厚宽仁的待遇”，应保留其原有的法律、习惯、特权等等，否则边疆就得不到巩固，这对旧有领土亦是沉重负担。[104]孟德斯鸠把对外政策跟内政联系到了一起，不过他并没有明确法国的天然界限究竟在哪里。
卢梭的看法跟孟德斯鸠很接近，但更具有“政治几何学”色彩。“一个体制最良好的国家所能具有的幅员也有一个界限……每个政治体都有一个它所不能逾越的力量极限”。[105]这个笼统的说法同样有约束扩张的意思。在另一部论著中，卢梭更为明确地提到了自然条件对国家幅员的决定性作用：“我们先看一下欧洲目前的总体状况。这里的各个国家以山脉、海洋和河流为边界，山脉、海洋、河流的状况看来决定了国家的数量和大小；可以说，地球这一部分的政治秩序，从某些方面看是大自然的作品”[106]但这个说法太笼统。稍后，卢梭明确提到莱茵河并稍加发挥：“这不是说，阿尔卑斯山、莱茵河、海洋、比利牛斯山对野心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说这些障碍因为其他强化因素而稳固，或者说，当暂时性的努力使得边界发生偏离时，它们会使其回到原来的边界上”；他随后又指出，欧洲秩序的真正支柱之一是和谈。[107]显然，卢梭这里表达的政治原则虽然以“自然”为依据，但其意图跟16世纪末和17世纪的领土诉求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在于如何建构欧洲和平秩序，遏制扩张与侵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卢梭列举的上述山川，与文艺复兴以来法国舆论界关于自然疆界的主流言说完全一致，自然疆界作为一种记忆一直在延续。
在当时的知名作家中，达尔让松侯爵明确提到过莱茵河边界的概念。他在日记中说，瑞典国王曾试图劝说法国跟他和俄国结盟，反对丹麦、波兰和普鲁士，这样，“我们将得到天主教尼德兰的十个省：这满足了我们在北方和东北方以莱茵河为边界的美好愿望”。[108]这个说法更是直接证明，莱茵河自然疆界的意识形态在启蒙时代依然存在。但泽勒认为，达尔让松的这句话更像是个玩笑，这位作者实际上认为，“法国可以满足于自己的幅员和规模。在忙于占领统治领土的时期过去之后，终于到了开始治理的时代”。在实际政策方面，对外扩张和兼并的时代已经结束。孟德斯鸠和卢梭都将自然疆界视为防御性的要素，这种心态不仅表现在哲人那里，政府大臣同样如此。杜尔哥强调说：“大自然在各国之间设立界线”。他说过这样一个警句：“一个霸权回收到大自然赋予的界线之内时，它就回归成一个国家。路易十六的外交大臣甚至说，“法国应害怕扩大，更不要说扩张的野心了”。[109]
上面的引文证实了这样一个说法：启蒙时代关于自然疆界的言论，跟前几个世纪有所不同。哲人们很少以历史为自然疆界的依据，“自然疆界”论开始同历史论脱钩。“自然法”是比历史更高的权威，决定国家幅员大小的是自然因素和客观条件。从这个原则出发，启蒙哲人和旧制度的大臣提到自然疆界时，不仅强调这是抵抗侵略的屏障，还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力量的限度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说，18世纪的边界与limites的含义十分接近：它是和平的保障，是野心的限度。因此，与16世纪末到17世纪相比，启蒙时代谈论的自然疆界更具有和平与防御色彩。达尔让松明确指出，法国的领土己经达到极限——尽管在北方和东北方还远没有完全抵达莱茵河——现在是该进行内部建设的时候了。
1789年，法国与德国只有一小段以莱茵河为界（阿尔萨斯地区），古代高卢在这个方向远没有与法国完全合一。尽管如此，自然疆界理论还是对旧制度最后半个世纪中的国家构建发挥了作用。这一点与中世纪后期自然疆界论的政治效应颇为相近，即都服务于国家的内部建设和领土整合。不过，启蒙时代的自然疆界理论不是以历史为合法性源泉，它诉诸的是“理性”，反映在具体政策中则是合理化与规范化，这就为扫除封建时代的历史残留物提供了理论支持，比如清理法国境内外的飞地、重构国内行政版图等工作。18世纪，一些官员和地理学家建议将具有历史色彩和形形色色特权的省作为一个单纯的行政辖区单位，但这种非历史的理性化改革措施要等到大革命时代才付诸实施。[110]自然和理性的言说还不能完全战胜历史的负担和现实的考量。
但清理飞地和边界划界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19世纪以后很长的时间里都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直到1789年，法国的内部和外部边界总的来说是不确定的、难以描述的。[111]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由于长期的规范化政策，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境内外的飞地数量大量减少。[112]规范化工作首先着眼于提高王国的行政效率（首先是加强兵役和税收工作），创建更统一紧凑的政治和经济空间。具体来说，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以最为清晰明了的方式确定边界，以最可靠的方式消除边界居民之间争吵的根源”。官员们认为，不能确定准确的边界，就会导致地方冲突的升级，为此国家必须划定领土范围，强调领土主权高于封建性的司法管辖权。而在具体的划界工作中，“自然的划定”便成为常见的做法。18世纪后半期，法国逐步系统地以界碑形式与邻国勘界。这可以视为中世纪以来国家边界和空间实践的一次重大变革：中世纪纠缠不清的“边区”己逐步被现代的、线性的边界取代，国家的地理空间日益清晰化。
在新的空间和边界的构建中依然能见到“自然疆界”观念的推动。1772年的一份报告称：“最好以河流，分水岭……作为领土边界。”当时的边界条约中，序言和主要条款习惯于提到自然边界。1760年3月，法国和萨伏伊之间的勘界条约规定，“国家之间今后准确、全面和确定的分界线，如果地理条件允许，应根据河床、分水岭来划定，同时通过各自飞地的交换和矫正作为补充。”这是启蒙时代的自然观念和理性化国家构建的典型表述：飞地等历史形成的元素可以修正。[113]不过，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相比，在东北边界和莱茵河方向情况更为复杂，但并非以往认为的那样纠缠不清。即使对阿尔萨斯或洛林边境，1793年时还是能编订一个准确的德国飞地目录。[114]因此，到大革命爆发前夕，莱茵河与自然疆界论发生了某种分离：这条河流虽然远没有成为德法之间的边界，但法国似乎意识到其力量的“自然限度”——这是启蒙时代对limite的阐发，而17世纪经常提到的高卢等“历史意象”，在18世纪己经大为淡化。
但到1792年，法国东北边境的政治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莱茵河作为法国自然疆界的言论重新成为扩张的口实；另一方面，经过启蒙和大革命洗礼之后，这种扩张言论和行动的理论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
大革命的头两年，革命议会的对外政策打上了启蒙思想的鲜明洛印。它不仅宣布放弃进攻性战争，而且否认旧王朝的国际条约。[115]但是，随着1792年春对外战争的爆发，情况发生了变化。莱茵河边界的观念再次成为重要的政治话题，并影响着法国在德国、首先是在莱茵地区的行动。[116]1792年9月的瓦尔密战役、11月的热马普战役胜利后，法国开始转入进攻，随后法军占领比利时、莱茵河左岸及萨伏伊等地。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如何处置这些被占领的土地？当时一些被占领地区要求与法国合并。9月28日的议会辩论讨论了萨伏伊人的合并要求。德穆兰说：“将萨伏伊并入共和国，恐怕就是和国王们一样了”。不久议员拉苏斯又批评法军将领将法国法律引入尼斯的做法：“指派法律就是征服！政府的军务负责人勒布伦给法国驻英代表诺埃尔的信中的一段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议员的心声，同时也是启蒙哲人思想的回响：“我们不愿干涉任何别的人民，给他们指定某种政府形式。”[117]
但是，正如戈德肖指出的，并非所有议员和法国人都持这种看法，而在前线，很多将领们的看法则完全不同。早在对外战争爆发之前的1790年3月，有人就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法国应该扩张到莱茵河；“从莱茵河到比利牛斯山，从阿尔卑斯山到大西洋”的说法，己经于1791年12月起开始出现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法军在境外的行动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边界观念的传播。1792年10月24日，国民公会执行委员会发给前线军队的通报要求法军追击敌军，“直到那条湍急河流的另一边，这条自由人的土地和受奴役者的土地之间的界河，仿佛是用以涤净他们的肮脏”。[118]当年12月22日，莱茵前线的指挥官屈斯丁将军则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莱茵河不是共和国的边界，共和国就会灭亡”。[119]救国委员会的军事负责人卡尔诺在次年2月14日的报告中说：“法国古老而自然的边界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被分割出去的部分是彻头彻尾地遭人窃取；因此，根据普遍的规则，收回这些地方根本不是非法行为；重新承认过去的兄弟、重建因为野心本身而被中断的联系根本不是野心”。[120]
显然，军事将领们的现实战略考虑压倒了启蒙和人道原则，为了论证向莱茵河扩张的合理性，革命者重申了此前时代的自然疆界言论，而且这个疆界的范围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记忆明显存在延续性。但是，应该注意到一个新现象的出现，这就是新的政治原则的引入，而这一原则已然体现在1792年10月国民公会的那份公报中：这就是“自由”与“奴役”之分。在革命者看来，这一原则远高于此前的“历史权利”说。实际上，在1793年2月14日的报告中，卡尔诺在要求恢复法国的自然疆界之后，随即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的原则无疑是不给地球上的任何人民强加法律，所有人民都是同样的主权者……这些基于古老权益的外交诉求（指“自然疆界”论——引者），在我们眼里毫无效力，正如在理性的眼里一样。每个民族都有独立生活的平等权利，如果它愿意的话；它也有为了共同利益而同他人联合的平等权利，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121]
这是对以高卢为依据的“历史权利”说的明确否定。在卡尔诺那里，自然疆界论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一次大转折，“自然”和“历史”完全脱钩，“历史”的并不是“自然”的。在文艺复兴和17世纪，法国之所以要恢复自然疆界，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那是古代高卢的边界；而在卡尔诺看来，自然疆界如果能实现，那是因为相关地区自由平等的民族的自愿联合：自然疆界的前提在于人民的自然权利。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是，自然权利既可以使法国通过“自由联合”扩大版图，也可以成为其邻近民族拒绝兼并的理由。然而，在当时的情境下，卡尔诺宣扬的新政治原则，主要是为前一种情况服务的。这当然与法军在战场上的态势有关。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新的政治原则的出现，同样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因为，在启蒙和大革命理想主义的感召下，对很多人来说，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己成为身份认同的重要参照。
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大革命期间，甚至在大革命之前，一些德国人就已经建议将莱茵河左岸与法国合并。1785年，出生于普鲁士、定居在巴黎的银行家克鲁茨发表《一个亲高卢者的心愿》，声称“莱茵河是高卢人的自然边界”。1792年，他成为兼并计划的倡导者。[122]1792年4月21日，即革命法国对外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在一片欢呼声中将自己的论文《普世共和国：致诛暴君者》呈递给立法议会。[123]他在文中认为，所有边界都将退去，因为地球上的人民将自由地联合成一个共和国，当然这个普世共和国采取的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模式。过去德国人习惯于以语言区别来反击法国人的莱茵河边界论，克鲁茨也谈到了语言，但他不认为语言构成普世共和国的障碍，因为法语此前己经在欧洲广泛传播，它是教养和身份的标志，而且今后人们会“以民主精神来学习法语”[124]作为全世界的自由民主的摇篮，法国的再生将“让德国所有暴君的权杖落地，自由的德国人将和自由的法国结合在一起”[125]作为新生的共和国的首都，“巴黎的扩展将为专制主义掘开坟墓，将成为自由的摇篮，法国大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开端，是世界性共和国的希望。”[126]于是，在克鲁茨那里，法国大革命开辟了一种基于自由民主等政治原则、超越历史和语言隔阂、具有普世主义色彩的认同。
当时，克鲁茨的理想主义并非孤立现象，即使在德语地区也有呼应者。在莱茵河的另一边，深受启蒙思想浸染并被大革命的自由民主精神鼓舞的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就己经是文人的精神共和国的公民，这个共和国本身就是无边界的、说法语的。随后的大革命在政治领域确立了一种新的划分标准：从此最为关键的区分是自由和尚未获得自由的人民之间的区分，语言的标准被忽略了。诗人歌德1792年在摩泽尔河边的自由树上写下这样一句话：Passans cette terre est libre(自由的土地从这里开始）。[127]像克鲁茨一样，歌德也从政治理念来理解法国的空间范围：法国的边界不是历史的或自然的构建，而是无形的自由原则。[128]在这里，歌德把大革命的政治边界逻辑推向了极端：从逻辑上说，这种政治性的边界具有潜在的普遍性质，即使莱茵河这样的“自然”界线也并非不可跨越。
除了知识分子，德国的政治人士中同样有人持这样的见解。1792年10月，当法军向莱茵河畔推进时，美因茨的雅各宾派福斯特和他的一些同僚赞同以莱茵河作为德法之间的界河。[129]泽勒正是依据这些德国的亲法知识分子的言论判定，莱茵河自然疆界的观念是在大革命前夕和对外战争开始时明确提出的。[130]
当然，这样的观点需要哲学基础，革命者在人民自决原则中发现了这一基础。早在1790年6月国民卫队的宣誓中，阿尔萨斯、洛林等边境省区就要求合并比利时和莱茵兰等地，当时发明了一个术语“宪法边界”,[131]显然这是在强调新的政治原则。同年10月底，立法议会在关于阿尔萨斯问题的声明中说：“阿尔萨斯人民跟法国人民联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愿意，因此唯有它们的意愿而非闵斯特条约，才是联合的正当性所在”。[132]于是，联合的正当基础完全在于人民的自决权，而不是历史法权（1648年各王朝国家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语言划分更是不必考虑的因素。当对外战争引起新的领土问题、革命议会倾向于对外扩张时，这种言论再次高调出现，并且跟自然法、跟自由民主的理念浑然一体。1792年11月27日，格雷古瓦在国民公会上就萨伏伊同法国合并的问题所作的报告，就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革命议会在一番踌躇之后开始转向兼并政策。但是格雷古瓦特别强调，这种合并必须是萨伏伊代表在毫无暴力和外来影响的前提下自由的意愿表达，[133]而卡尔诺1793年2月14日报告中阐发的兼并原则，则是这一思想和政策演变的逻辑终点。
因此，必须注意到，当格雷古瓦和卡尔诺等人再次提出自然疆界时，这一本来带有很深历史烙印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基础己经发生转变。历史、语言都己经无关紧要，人民的自由选择、对大革命的自由民主价值的认同才是根本。革命者关于边界政策的言论，与启蒙和大革命的反历史的哲学是一致的，它提出的是一种基于政治理念认同、而非基于语言和历史同质性和连续性之上的民族构建方式。当然，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言说背后有着很露骨和现实的利益考量，但必须再次重申，幻觉和观念也是塑造现实的重要因素，否则难以解释德国知识分子的上述言行，以及某些莱茵地区提出跟法国合并的要求。
四、结语
在三个世纪的历程中，有关莱茵河自然疆界的话语经历了重要转变。在16—17世纪，历史在自然疆界言论中是主要的合法性资源，“历史的”即“自然的”。但是，这里所指的“历史”，是有选择的历史，具体而言，就是从凡尔登的“四河之境”转向古代高卢的“自然疆界”。这是一个对历史——记忆的操控过程。但大革命初期的兼并行为，从其话语修辞看是反历史的，它是整个自然疆界观念史的一次断裂。当人们习惯于从过去寻找政治认同的时候，启蒙和大革命试图从当下的政治共识、从对未来的一致理想中寻找“民族”的根基。
本文的叙述截止到1793年初。这时法国己经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地区，德国和法国的边界大抵达到了莱茵河一线。但是，正如随后法军在莱茵地区的实际作为所掲示的，革命者宣扬的政治理想无法掩盖历史造成的种种隔阂与对立，无法克服各种现实难题，特别是野心带来的暴行和腐败。[134]雅各宾的热情退却之后，以历史和战略为依据的现实考量立刻浮出水面。1795年夏，莱茵地区的一个商人发起了一次征文，问题是讨论“法兰西共和国将边界（limites)推到莱茵河岸的利益”。征文时常以历史为依据：高卢，恺撒，甚至黎塞留。人们纷纷从战略角度考虑问题：有了这条边界，“法国将变得十分强大……莱茵河就像法国的一条自然边界”。另一篇论文“确信莱茵河是法国的自然边界，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够了”[135]诺德曼注意到征文中普遍使用limites(边界），支持兼并莱茵兰的阿尔萨斯人、督政官勒贝尔也用这个词。他认为，当时大多数人认为莱茵边界是一个应然的存在，而这个词本身强调的是和平与限度，与受军事形势支配的frontières仍然不一样。
然而，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证明，这种和平与稳定的意愿多么脆弱。拿破仑战争、1840年外交危机、1870年普法战争等重大事件，都引发了两国知识界关于莱茵河边界的论争。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教育的普及和民族认同的深化，自然疆界论在19世纪中叶成为法国舆论中的一个常识。泽勒说，这个观念提供了法兰西民族史的内在延续性，它给不断增长的读者群提供了一个“神圣一体化的课程”，赋予民族统一以空间特征。他指出，“自然疆界”在宣传、学术和教科书中的大量出现，旨在对抗德国流行的神圣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之延续的观念。[136]19世纪法国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梯叶里说，大革命将法国领土扩张到莱茵河与阿尔卑斯山时，就应该停下脚步，但随后执政府与拿破仑帝国的兼并而形成的领土轮廓“违背了所有的记忆”，这种记忆中的“自然疆界”具有“深刻的民族性、深刻的历史性”。[137]梯叶里明显在重拾被大革命抛弃的历史论据，构建“自然疆界”的历史延续性。这一信条在亨利•马丁——其《法国史》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圣经”[138]——和阿尔贝•索雷尔的作品中不断被强化。不过我们已经指出，这一概念在17世纪就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意识。
阿恩特认为语言决定人民的政治归属，这种论点将在19世纪随后的岁月里得到进一步发挥。但一些论者认为，共同的语言不是决定民族身份的唯一的、根本性的标准。古朗日是其中最雄辩的代表。他在给德国历史学家蒙森的回信中反驳道：“无论种族还是语言都不能塑造一个民族……标志一个民族的不是种族或语言。当人们有共同的思想和利益、情感、记忆和理想，他们内心就感觉是一个民族。”[139]勒南等人也在表达着类似的观念。但阿恩特、蒙森等人对民族认同的标准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
本文己经指出，德国人的语言论也不是19世纪的创造，它在16世纪初温费灵等人那里就己经非常明显：语言是阿尔萨斯的日耳曼属性的最有力证据。不过16—18世纪关于语言与政治属性的争论仍局限于知识阶层，它成为一种大众信念是19世纪初的事。[140]在阿恩特之前，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费希特就己经为未来定下了基调。他在1807年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认为，德意志人说的是一种具有精神优越性的语言，这种语言源自天然力量，至今生生不息；近代拉丁语系的语言跟它无法相比，如果真的要比较，只有古希腊语的地位与之相仿。[141]因为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在说德语的所有地方，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双重的公民，一方面他是其所出生的国家的公民，另一方面，他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共同祖国的公民。“没有哪个德意志君主，能够将臣民划定在自己统治的、以山川河流为界的祖国之内，把他们视为附着在特定地域上的人”[142]就是说，德意志民族是一个超越现实政治疆界的精神的、文化的神秘实在，其本质在于高贵的语言。
这是此前三个世纪法德两国政治发展和观念交锋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关于这一交锋在19世纪之后的发展，我们期待更为深入的探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