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怛逻斯之战是中国古代史上一场有标志性意义的战争。它是唐与阿拉伯两大帝国、中华与伊斯兰两大文明在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一次碰撞，其结果深远地影响了后来亚洲的历史发展进程。国内学界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唐军的参战人数及败因、战争的影响等重大问题有很多争议，需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怛逻斯之战 唐 大食
怛逻斯是中亚古城，大概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塔滋尔（曾称江布尔城）附近。751年，这里爆发了一场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的战争，史称怛逻斯之战。怛逻斯之战是古代亚洲大陆东西两大帝国间的一次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也是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发动的、距离中原政治权力中心最远的战争之一。中外史书对这场战争都有记载，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和中国的《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对这场战争都有描述，但细节差异较大。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相对不多，因为唐王朝是中国古代武功最盛的朝代，怛逻斯之战远离国土，且又是一场败仗，其影响表面上看对唐王朝似乎“无足轻重”，因而寂寥于史海之中。近年来，随着边疆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内亚学的勃兴，学界关于怛逻斯之战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但由于史料的缺乏和研究角度、思路的不同，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参战人数、失败的原因、战争的影响等一些重大问题仍有不少争议。
一、怛逻斯之战的起因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根据《新唐书》记载，主要是因为当时唐朝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认为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石国“无藩臣礼”，因而要兴兵讨伐。这只是战争的导火索，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学界有两种看法。薛宗正等认为，这是唐和阿拉伯帝国争夺中亚控制权的必然结果，“怛逻斯之战正是唐朝遏制大食政策与大食河外扩张政策之间不可调和矛盾的总爆发”。而王小甫、王三义等认为，怛逻斯之战只是阿拉伯帝国边疆守军和唐朝的遭遇战，具有偶然性，“我们认为怛逻斯之战只是唐朝与大食之间的一次遭遇战”，“如果唐王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能妥善处理与石国的关系，这场战役并不是不可避免”。以上就是关于怛逻斯之战起因的“必然说”与“偶然说”。“必然说”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怛逻斯之战视为阿拉伯帝国崛起后在中亚扩张势力的必然结果，而“偶然说”则认为这场战争主要是唐朝的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策略上的失误导致的偶然结果，并没有过多的地缘政治意义。
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审视怛逻斯之战爆发前的中亚形势。公元7世纪，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先后在亚洲大陆东西两端崛起，并先后把势力扩张到了中亚地区。唐朝的势力相对早一些到达中亚地区，其直接原因是应对突厥汗国的挑战。唐朝多年征伐，于630年征服东突厥，658年征服西突厥，在此过程中，唐朝把在中亚地区的经略，当作是对突厥汗国的有力牵制，唐朝通过战争、通使、册封等手段逐步取得了对中亚的控制权。“从公元658年起，中亚地区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都已经列入了中国唐朝的版图。”然而，阿拉伯帝国在7世纪中叶也扩张至中亚地区，651年，阿拉伯帝国灭萨珊王朝，占领了伊朗，并以伊朗东部的呼罗珊地区为基地开始了对中亚地区的进一步征服。在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名将屈底波率领的阿拉伯军队所向披靡，不断征服此前臣服于唐朝的中亚国家，至715年，已经控制了费尔干纳地区，夺取了中亚的部分控制权。对于阿拉伯人在中亚的征服活动，唐朝的战略一直是“隐忍”。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的过程中，唐朝在中亚的藩属国康国、东安国、石国、吐火罗、俱蜜国等纷纷上表唐朝请求救援。但唐朝均未出兵援救。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原先臣服于唐朝的突厥部落经常反叛，尤其是突骑施的崛起影响了唐朝在中亚乃至西域的统治地位；其次，吐蕃势力向中亚地区的扩张对唐在西域和中亚的地位构成了重大威胁，727年吐蕃攻破小勃律，740年又用和亲的方式实际控制了小勃律，打开了进逼唐朝安西四镇的门户。所以8世纪初，面对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扩张，唐朝无暇直接进行回击，因为应对突骑施和吐蕃在西域和中亚地区对唐的挑战是当时更急迫的问题。
怛逻斯之战爆发前，中亚的形势有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738年，唐朝平定突骑施，初步解除了唐朝在中亚、西域地区的心腹大患；747年，唐将高仙芝平定小勃律，遏制了吐蕃向西扩张的势头；749年，倭马亚王朝覆灭，阿拉伯帝国走向解体，不但北非、西班牙、近东分裂出去，而且在呼罗珊和中亚以及伊朗本土，也随着本地民族势力的增强，终于导致各地独立的伊斯兰王朝的出现。因此，751年的怛逻斯之战前夕，唐朝似乎具备了在中亚地区和阿拉伯势力一决雌雄的“天时”条件。此时如果唐朝在中亚能正面击退阿拉伯势力，将重夺中亚地区的控制权。因此，750年，费尔干纳的伊赫希德请求唐军帮助打击当时已经不臣于唐朝的石国，高仙芝果断出兵，并且在初步降服了石国统治集团后，仍然继续进兵。其目的显然不仅是惩罚石国“无藩臣礼”，而是意欲打击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势力，夺取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主导权。
因此，笔者赞同怛逻斯之战的深层次原因是唐与阿拉伯帝国对中亚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中亚地区的控制权对于当时的唐帝国来说，不仅意味版图的扩张，而且还有利于遏制吐蕃的扩张势头、稳定西域形势，具有重要意义。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新崛起的大帝国为了获得更大的安全空间总是要尽可能地扩张自己的版图，“处于扩张时期的帝国，总是要向外扩张他们的边疆，直到遇到强大邻国的抵抗、或天险的阻挡、或是向前推进动力消耗竭尽时，才会停顿下来”。阿拉伯帝国在阿巴斯王朝时期达到鼎盛阶段，怛逻斯之战前夕，虽然阿拉伯帝国发生朝代更迭，但整体上看仍然处于上升期。如果其在中亚的扩张没有遭到强有力的反击，其向东方的扩张政策就不会得到改变。更何况当时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并不是单纯的领土扩张，并且具有传播伊斯兰教的宗教目的，因此其扩张的动力和决心都非常大。古代阿拉伯史家泰伯里、伊本·艾西尔、伊本·凯西尔的史书中都对当时阿拉伯帝国对中亚的征服津津乐道，甚至提到阿拉伯帝国曾经征服了喀什地区。伊本·凯西尔在《始末录》伊历96年（大致相当于公元714至715年）条下记载道：“这一年，古太白·本·穆斯林征服属于中国的领土喀什。他向中国国王派出使者，对其进行恐吓和威胁，并以真主发誓，若不脚踩中国土地、不在他们王公贵族（的脖子）上盖戳、不收他们的人丁税就决不收兵，除非他们皈依伊斯兰教。”虽然很多学者研究后认为此事没有发生过。但当时阿拉伯帝国向东扩张的野心确是毋容置疑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怛逻斯之战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亚洲东西两个大帝国同时扩张到中亚地区后的一个必然结果。
二、唐军参战人数及败因
关于怛逻斯之战唐军参战人数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主要原因是阿拉伯史料和中国史料就这一问题出入较大。阿拉伯史家伊本·艾西尔的《历史大全》记载：“两军大战于怛逻斯河。穆斯林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5万人，俘获约2万人，残部逃回中国。”《通典》载：“高仙芝伐石国于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这一数字和阿拉伯人的记载大致相同。而《旧唐书》《新唐书》记载高仙芝率领的军队人数为二万人，《资治通鉴》则称高仙芝“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这样一来，关于唐军方面的参战人数就有了“七万人”和“两三万”人这样两种差异比较大的记载。中外学者对这两种说法都有所研究和论断，俄国学者巴托尓德认为阿拉伯人的说法“多半有些铺张”，国内大多数学者都采信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说法，认为高仙芝伐怛逻斯所带军队大致为两三万。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唐安西四镇的驻军总共也只有两万余人，因而两三万人的说法似乎更符合逻辑。而白寿彝指出，《通典》所载的“七万人”的数据更加可信，因为《通典》作者杜佑的侄子杜环曾亲历怛逻斯之战，被俘后游历阿拉伯地区多年才返国。杜佑关于怛逻斯之战的信息很大可能是从杜环处得来，因而更加准确。并且虽然唐安西四镇的驻军不过两三万人，但唐军可以征召藩属国军队，“藩军军队却是可以多多地参加的”。
笔者赞同白寿彝的观点。同时笔者认为，尤其需要补充的是：唐军赴怛逻斯的远征军中很可能还有大量的辎重和后勤部队，甚至是民夫。唐军远征怛逻斯，最大的难题是后勤问题，因为怛逻斯距唐朝安西都护府“至少要有一千四五百里，多则可有两千三四百里”，而且这是由海拔较低的绿洲地带出发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远征，道路十分艰险。在冷兵器时代，这样的远征一定需要充足的后勤保障。“劳师袭远”，唐军最可能的做法就是随军携带大量的后勤物资，因此其后勤部队和民夫的人数一定也很多。当时安西四镇屯田已久，有不少军卒的家属和内地移民迁居此处，且盛唐时期四镇所辖区域民心归附，因此唐军征集大量民夫随行并非难事。这也就是为什么唐军后来的被俘人员中有大量的匠人，尤其是有造纸匠人这样与军事活动并不直接相关的人员。这些人员很可能就是随军的民夫。因此，唐朝远征军中，既有藩汉作战部队，很可能还有大量的民夫。新旧《唐书》中所说的“两万人”应该仅指安西四镇派出的汉军作战部队。这恐怕就是关于唐军参战人数说法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
关于唐军的败因，根据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描述，唐军败绩有一个主观原因：高仙芝先约降石国，又杀戮劫掠石国的“贪暴”行为激怒了中亚诸国，唐军失去了“人和”之条件。《资治通鉴》中还提到远征军中的藩军葛逻禄叛变，这也是唐军不得人心的一个体现。很多学者都认同这一观点，比如王三义认为“怛逻斯战役是唐帝国边疆守将错误策略和行动造成重大损失的一次耻辱印记”，白寿彝也认为高仙芝误判了形势，“对于一个不恭的胡国，超过适当的限度，采取了过分的行动”。
关于高仙芝是否应该征伐石国，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论。薛宗正认为石国当时已经依附了大食，因而成为唐与大食之间新的争夺焦点。而王小甫认为怛逻斯之战前石国仍是唐的藩属，薛宗正的看法不符合史实。毕波从出土文献出发，论证了石国的确是有违“藩臣礼”，“石国不仅与反唐的黄姓突骑施纠结在一起，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流散的九姓胡众，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反唐势力，削弱了唐对西域的控制”。笔者认为毕波的观点有说服力，道出了高仙芝伐石国的真正原因。因此，高仙芝当时出兵伐石国的理由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高仙芝对石国的惩罚手段是否合理？《旧唐书》载：“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掳其丁壮，取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按照这段文字的说法，高仙芝对石国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在敌人已经降服的情况下又灭其国、屠其城，看起来真的是残忍贪暴。后世史家对高仙芝的这一行为大都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如果按照高仙芝所处的年代的观点去看，其行为其实是那一时代的产物。唐朝控制遥远地区的藩国通常是采用恩威并施的做法，“恩”主要是通过朝贡赏赐、册封、和亲等方式体现，而“威”则是要严厉打击反唐国家。唐征伐不臣的藩属国的战争行动往往十分残酷，唐太宗亲征高丽曾坑杀三千三百靺鞨降众，薛仁贵征铁勒坑杀十余万降众，天宝六年高仙芝征小勃律，“斩五千级”，天宝七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薄伐（碎叶），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此类杀降、屠城、灭国的事件屡见于唐代史料。
其原因之一是，此种残酷手段是一种威慑，可以震慑藩属国；此外，藩属国往往地处偏远，征伐不易，而且常常“降而复叛”，因此屠杀虽然残忍，却是一种彻底摧毁敌人有生力量的手段。因此，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高仙芝惩罚石国的手段属于惯常做法。
另外，从史书关于高仙芝的记载看，除了伐石国这一段，其形象都十分正面。《旧唐书》中称他“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勇”。升迁后对于以前得罪他的人也能够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他的部下封常清、李嗣业、段秀实等都是“壮节可嘉”“忠毅忧国”“不计居产”的良将。他本人也深得军心，潼关战役被冤杀后全军士兵都替他喊冤，“其声殷地”。因此总体上看，高仙芝并非是一个贪暴狠毒的人。《旧唐书》虽然因为他伐石国的事情给了他一个“性贪”的评语，但之后紧接着说他对待财产“然亦不甚爱惜，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显然是在给怛逻斯之败找原因。毕竟七万众尽没于绝域，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旧唐书》的记载让人对高仙芝有了“好大喜功”“性贪”的印象。但其实，开元时期“好大喜功”“贪奢娇逸”的不只是某一将领。《资治通鉴》载：“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高仙芝虽是节度使，但对外战争这种事情必须经过天子的同意。高仙芝俘虏了石国国王后并没有杀他，只是把他押送京城，而“斩之”的命令则是唐玄宗下达的。从这件事就能看出，远征怛逻斯、同大食较量并不仅仅是高仙芝的个人意愿。因此，征怛逻斯的策略失误也不应是高仙芝一个人的责任。
至于唐军怛逻斯之败的客观原因，主要是敌强我弱，而且唐军又是劳师袭远，不占地利，失去了作战的有利因素。高仙芝之前的作战特点是善于奇袭，征小勃律之战，他带领唐军也是在地理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以少胜多，通过奇袭的方式取得了胜利。高仙芝对远征怛逻斯还是高度重视的，此前征服小勃律他只带了1万人，而征怛逻斯他几乎拿出了安西四镇的全部家底。远征怛逻斯，唐军在人数、装备方面都不占优势，要想取胜，唯有以奇致胜，这也是高仙芝惯用的战法。但是严酷的地理条件使唐军失去了“奇”这个唯一的有利条件。白寿彝考证了唐军出征的路线，指出：“沿途有沙碛、有高山、有河流、有海。高山如拔达岭，海拔达4224公尺。海如雪海，仅海中有细路可通。”数万大军在这种道路上迤逦前行，行军速度可想而知，因此唐军失去了作战的突然性。《旧唐书·段秀实传》记载了唐军失败的具体情况：“高仙芝代灵察，举兵围怛逻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衄，士兵相失。”《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唐军劳师千里，运转于绝域，围城不克，正是犯了兵家大忌。从《旧唐书·段秀实传》的记录我们还可以看出，唐军攻打怛逻斯，打的是围城战，应该是以步兵为主，且应携带大量的弓箭和攻城装备，所以需要大量的辎重部队随行保障。而阿拉伯军队则主要应该是骑兵，一支正在围城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突然遭到优势数量的骑兵部队的冲击，大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怛逻斯之战的另一个疑点就是葛逻禄部落的叛变问题。关于怛逻斯之战，《资治通鉴》载：“相持五日，葛逻禄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可是《旧唐书》《新唐书》都没有提到葛逻禄叛变的问题，阿拉伯史料也没有提到这一点。按道理，如果葛逻禄真的临阵倒戈，这么严重的事件，《旧唐书》中不应该没有记录。《旧唐书》之《李嗣业传》《段秀实传》中叙述唐军战败的情况也丝毫没有提到唐军盟友的叛变问题。另外从史料看，怛逻斯之战后第二年开始葛逻禄就不断遣使朝贡大唐，双方友好关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资治通鉴》中提到的怛逻斯之战中葛逻禄的叛变问题应该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关于怛逻斯之战的影响
怛逻斯之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导致中国造纸术的西传。而学界争议最大的，是怛逻斯之战对后来的唐朝以及中亚形势到底有什么影响。一派学者认为怛逻斯之战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这标志着唐朝失去了中亚地区的控制权。沙畹认为：“由于怛逻斯河之败，中国国势遂绝于西方。”巴托尓德认为：“这在突厥斯坦历史上无疑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场战役，因为它决定了是中国文明还是阿拉伯文明在这一地区占主导地位。”薛宗正认为：“唐军大败，安西精兵损失殆尽……唐朝在西域的统治也因此发生初步动摇。”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能过高评价怛逻斯之战的意义，白寿彝认为怛逻斯之战以前唐朝在中亚的霸权早已“渐渐剥落”，怛逻斯之战只是把“矛盾状态稍稍改变了一点”，怛逻斯之战后中国国势也并没有“绝迹于西方”。王小甫认为怛逻斯之战对当时的西域形势并没有太大影响，“唐代西域政治关系史的真正转折点是在‘安史之乱’爆发的755年”。王三义认为怛逻斯之战的意义不可高估，“怛逻斯之战对唐和大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并不大”。
笔者认为上述两派学者的观点差异主要是由观察视角不同导致的。如果从全球视角出发，把欧亚大陆视作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板块，怛逻斯之战正好发生这个板块的“心脏地带”，东西两个大帝国在这里的碰撞必定会影响之后文明与历史的发展走向。从此角度看，怛逻斯之战的意义非常重大，影响也非常深远。而如果仅从中国史的角度来看，唐朝的衰落的确是安史之乱之后的事，怛逻斯之战对唐朝的影响似乎并不严重，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唐朝在中亚卷土重来也未可知。而且怛逻斯之战也没有影响唐与大食的关系，“安史之乱”期间大食甚至出兵帮助唐朝平叛。笔者更为赞同第一派学者的看法，原因如下：
怛逻斯之战导致中亚的主导权落入阿拉伯帝国手中，唐朝在葱岭以西近百年经略取得的成果基本丧失。前文提到过7世纪中叶，中亚基本并入唐朝版图。后来阿拉伯帝国扩张至中亚，唐朝在中亚的藩属国不断被阿拉伯帝国侵扰、征服，苦苦挣扎，唐朝既然要维护宗主国的地位就不能对这种局面一直作壁上观。怛逻斯之战唐朝第一次正面大规模回击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扩张，结果却是惨败。此役之后，中亚各小国、部落再也无法借助唐朝之力抵抗阿拉伯帝国的征服，只能依附。《新唐书》中描述石国“自是臣大食”。《旧唐书》中也记载到，战败后李嗣业也提醒高仙芝，中亚各胡国知道大食胜利的消息后会一起对付大唐，“今大食战胜，诸胡知，将并力事汉”。强权政治的时代，中亚地区唐朝的政治军事影响力被大食取代后，各小国就只能依附于大食了。有学者认为，怛逻斯之战后不久中亚各小国对唐朝的朝贡并没有受影响，石国753年就继续来朝，葛逻禄等部落也朝贡如旧，因此唐朝和这些中亚国家的关系并没有变化。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通使”更多的是一种外交行为，中亚各小国即便依附了大食也不影响它们继续和唐朝保持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怛逻斯之战前，唐朝在中亚地区可以出兵征伐不臣的藩国、可以干涉藩属国的王朝更迭、可以册封藩属国国王，而怛逻斯之战后唐朝对中亚事务的话语权基本丧失。怛逻斯之战后，唐朝与大食的势力范围客观上形成了以葱岭为界的情况。怛逻斯之战虽然唐军战败，但也让大食看到了唐朝的军事实力，对其向东扩张的野心也是一种震慑。另外据阿拉伯方面的史料记载，大食在怛逻斯获胜后，并不是不想乘胜进攻中国，而是由于内讧改变了计划。阿拉伯史家麦格迪西的《肇始与历史》记载：“艾布·穆斯林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计划——齐亚德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艾布·阿拔斯的信。信上说委任他（齐亚德）为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齐亚德杀死，并将他的首级送到了艾布·阿拔斯那里。”唐朝以牺牲中亚的主导权为代价，客观上和大食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平衡，这也是怛逻斯之战后唐朝和大食依然能够维持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的原因。
“安史之乱”固然是唐王朝衰败最大的原因，但怛逻斯之败导致唐王朝丧失中亚地区的主导权却是历史现实。我们不能用“如果‘安史之乱’没有发生，怛逻斯之战后唐朝仍然有机会夺回中亚控制权”的假设来否认怛逻斯之战的重大影响。实际上，“安史之乱”的发生和当时唐朝的扩张政策有很大关系。“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为边将者十余年不易，始久任矣。”唐朝在建立初期不断向四方征伐，逐渐形成了藩镇尾大不掉之势。同时，“虽然玄宗时期边境上的军事扩张获得了极大的条件支撑，但事实上，这种物质条件也是通过当时所实行的财赋集中政策才得以实现的，而且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与地方产生了一种离心力，而这种离心力最终又转变为一种分裂的力量。”怛逻斯之败，唐朝损失了安西四镇绝大部分的军力和装备，这种损失加剧了唐朝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结构失衡，再加上怛逻斯之战后不久，唐朝对南诏国的军事行动也遭到惨败，对当时唐朝的内部形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所以沙畹说：“由怛逻斯之败，中国国势遂绝迹于西方，然仅此败不至于有如是之结果，不意同年又败于南诏，故中国国势遂一蹶而不振焉。”a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天宝十年唐朝的怛逻斯之败和南诏之败削弱了唐朝的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力量，加速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唐和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争夺，不仅是政治、军事冲突，还有“文明冲突”的性质，怛逻斯之战客观上标志着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进程已不可阻挡。阿拉伯帝国在中亚的扩张不仅仅是政治、军事扩张，而且还是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扩张。希提指出阿拉伯帝国的征服有三个阶段，首先是政治和军事的征服；其次是伊斯兰教胜利的阶段，即被征服地区改奉伊斯兰教的阶段；最后是语言阶段，即阿拉伯语战胜被征服民族本族语的阶段。阿拉伯帝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曾经遭到波斯人和突厥人的顽强抵抗，尤其是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突厥人是阿拉伯人在中亚地区最顽强的抵抗者。但是唐朝先后灭东西突厥汗国，又和阿拉伯帝国合作灭掉突骑施，客观上削弱了突厥人抵抗阿拉伯人的力量。另一方面，怛逻斯之战的结果表明唐朝也没有能力在中亚挑战阿拉伯帝国的政治、军事实力。所以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亚地区就再也没有可以抗衡阿拉伯帝国的力量。这就为中亚的伊斯兰化进程敞开了大门。中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文明的交汇之处，长期以来主要受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响。阿拉伯人到来之前，这里的宗教主要是佛教和祆教。阿拉伯人到来之后，“常将原有的祆祠和佛寺改成清真寺，对于佛像、壁画予以破坏，佛经、文物往往付之一炬”。对于征服地区的居民则用强迫或收取人丁税等手段使他们改奉伊斯兰教。“在伊斯兰教以前通用于中亚各地的文字，就逐渐地被阿拉伯文所替代。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波斯语或突厥语都开始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可见其影响之深。”在这种影响下，中亚地区在文化上逐步被伊斯兰化，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对此后整个亚洲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向东，导致生活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很多民族也逐步接受了伊斯兰教。向南，伊斯兰化的突厥人的入侵使印度从13世纪开始，进入了长达600多年的穆斯林统治时期，伊斯兰教且由南亚进一步传播到了东南亚地区。因此可以说，中亚的伊斯兰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后来亚洲历史的发展进程。
四、结语
怛逻斯之战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向西扩张的极限之战，此后中原王朝再也没能将国势扩张至中亚地区。而中亚就是麦金德陆权理论中的“心脏地带”，中国的封建王朝在极盛时代控制了这一地区，同时在丢失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后整体上开始走下坡路。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陆权”对于古代中国封建王朝的重要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怛逻斯之战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怛逻斯之战不仅是唐与阿拉伯两大帝国的碰撞，同时也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一次碰撞。碰撞的结果是伊斯兰文明确立了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从而深远地影响了后来亚洲的历史发展进程。
国内学界对怛逻斯之战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以及中外史料记载的差异，关于这场战争还有很多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地方。譬如，中外史料对怛逻斯之战的记载为什么会有较大的差异？新旧《唐书》为什么没有关于葛逻禄叛变的记载？葛逻禄到底在怛逻斯之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将可能进一步揭示怛逻斯之战的全貌，从而使我们对怛逻斯之战的意义能有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