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的身后形象很早就在战后被塑造成了一位学者、殉道者、对第三共和国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为了祖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法国学者。他成了一个兼具史学大家和爱国烈士两种身份的人。——卡萝尔·芬克

　　在争夺学术影响力的过程中,无疑也伴随着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较量。——卡萝尔·芬克

　　在《年鉴》凯歌高奏的时代,马克·布洛赫从鲜活的存在变成了一个遥远的令人尊敬的长者。——卡萝尔·芬克

　　好的历史学家,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食人巨怪。不管何时,只要嗅到一丝气息,他就知道他的猎物要来了。

　　法国解放以及1945年5月的盟军胜利,给人们带来了一阵狂喜。但在这阵短暂的狂喜背后,是一幅凄凉的画面:巨大的伤亡、崩溃的经济、瘫痪的交通,以及为了对付维希政府四年统治期间那些里通外国者而大面积展开的清洗。由戴高乐和前抵抗运动领袖们组成的临时政府,一直到1946年10月才结束自己的管治。在这段管理期内,临时政府就社会和经济方面进行了重要立法。但关于法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问题,抵抗运动势力同传统政党之间,左翼力量同右翼力量之间,都存在着激烈冲突。

　　在法国政府清点遇难者的同时,祭奠、敬拜英雄布洛赫之死的活动也在国内外展开。比如,出版界发布悼词;索邦大学大剧院举行了一场官方的追悼活动;《政治手册》以及重新刊行的《社会史年鉴》等刊物发表悼念专文。为了追念自己这位消逝的伙伴,费弗尔在《年鉴》和《综合评论》上刊登了布洛赫讨论德国入侵的讲稿以及他就近代法国起源那场历史大讨论而撰写的文稿,这都是些很合当时语境的文章。

　　1946年,《自由射手》出版了布洛赫之前一直不曾示人的《奇怪的战败》,这是布洛赫就法国沦陷所做的见证。乔治·阿特曼为该书撰写的前言,讲了文艺复兴时“纳博讷”生活中的不少细节,很是动人。在当时的语境下,发行一本痛苦、难读的书给那些刚刚重获自由的法国人去消化,可看成是一种对布洛赫的致敬之举。之后,《奇怪的战败》倒是慢慢成了布洛赫最长盛不衰也是最易接受的作品之一。此书日后的多次出版、译介,尤其是它数量惊人的被引用,都显示出人们对他历史洞见的欣赏和接受。学者们已经接受《奇怪的战败》这一名称,用它来描绘近代法国史上最惨重的失败之一,尽管这并非布洛赫的本意。布洛赫的身后形象很早就在战后被塑造成了一位学者、殉道者、对第三共和国毫不留情的批评者,以及为数不多的几个为了祖国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法国学者。他成了一个兼具史学大家和爱国烈士两种身份的人。

　　1947年开始运作的第四共和国,只坚持了十一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妥协下产生的政府,有着同第三共和国相仿的政党对抗和僵化官僚化的顽疾。在冷战的阴影下,法国已经褪去了昔日列强的光环。它取得的经济繁荣和人口昌盛等成就,被自己相互掣肘的领导现状导致的外交、殖民地事务等方面的失败抵消了。另一方面,在这个政治受挫的十年间,法国保持甚至增强了自己在艺术、人文以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鲜明特色,并慢慢为现代、民主的“多元文化”打下了基础。

　　费弗尔身处另一个“荒芜的世界”中:年轻的朋友和合作者已然不在身边,头上还顶着众多尚未结项的研究课题。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心将《年鉴》办下去。为了回应原子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革新了杂志的形式,并起了一个涵盖面更广的新名字:《经济、社会与文明年鉴》。费弗尔召集了布罗代尔、弗里德曼以及莫拉泽等年轻同事组成杂志的指导委员会。同时,他还招揽了一群来自其他领域的新合作者。已经68岁的费弗尔奋力十年,以充满斗志的宣言“我们的历史,真实的历史”,鼓舞自己全力以赴地重燃服务人文的激情。1950年在巴黎举行的战后第一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费弗尔及其追随者取得胜利的标志,也是对缺席但备受爱戴的马克·布洛赫的一次致敬之举。

　　战后的法国发展非常显著,个人、官方以及国际团体对研究的资助力度不断增加。20世纪30年代,布洛赫和费弗尔能为自己课题取得的资源还相当有限。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情形已然不同:历史学此时也加入了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等科学类学科壮观的扩张行列,获得大量资助。当然,这在催生更多研究机构的同时,也导致了学者之间、学科之间的激烈斗争。而且,在争夺学术影响力的过程中,无疑也伴随着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较量。

　　1947年,一个新机构——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第六分部设立,法国史学研究随之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在费弗尔麾下能量充足的三巨头布罗代尔、弗里德曼,尤其是莫拉泽的努力下,第六分部同历史学以及《年鉴》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他们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取资助,也能在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政府对他们研究项目的首肯。他们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接受训练,但被经济大萧条耽搁,又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淬炼。但他们现在渴望掌舵指挥。虽然费弗尔基本没参与前期的磋商,但还是同意担任第六分部的首任主席。莫拉泽建立了“马克·布洛赫学会”,并筹集个人资金来资助其教学、研究和出版等活动。在这些聚集于《年鉴》旗下的学者们的经营下,第六分部成了这本战后杂志非常重要的体制内阵地。它虽是一个设有经济与社会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院校,但并不授予学位。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实现了布洛赫和费弗尔的早期愿望,即让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之间能够开展多学科合作。

　　罗贝尔·博特鲁齐和菲利普·多兰热曾是布洛赫的学生,他们发表的追忆布洛赫在教学方面所做卓越贡献的文章,丰富了布洛赫留赠的遗产。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抵抗运动的英雄,现在也成了一位睿智、热心的大师而受人敬仰。那些精心准备的课程、严格的标准以及偶尔苛刻的批评背后,是一个终其一生都对史学新人充满耐心、尊重和激励的人。不同研究领域和教学岗位都有布洛赫指教过的门生,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对布洛赫给予的心血和启迪,他们表达了自己难忘的颂扬之情。其中包括安德烈·德莱亚热、弗朗索瓦·舍瓦利耶、米歇尔·莫拉、罗贝尔·福尔茨(Robert Folz)、罗贝尔·博特鲁齐、亨利·布伦瑞克、菲利普·多兰热、皮埃尔·古贝尔、美国博士生威廉·孟德尔·纽曼(William Mendel Newman),以及两位他未曾教过但全心爱戴他的年轻同事:菲利普·沃尔夫、夏尔·莫拉泽。

　　布洛赫学术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在历史地理学和农村历史学方面的突出贡献,也得到了人们的赞扬。布洛赫以前在斯特拉斯堡和巴黎的同事夏尔埃德蒙·佩兰(Charles-Edmond Perrin),在1948年发行的第一版学术简传中细致地阐述了布洛赫新颖的方法,并赞叹他一生的学术著作之丰富广博。那时刚进入学界的年轻学者们,则表达了对布洛赫为人和治学方面的成就以及其持久影响的激赏。

　　布洛赫的长子艾蒂安致力于处理父亲遗产的事业。为了成为一名专注人权以及刑法改革的法官和作家,他曾放弃了早期研究历史的兴趣。他把父亲大量未完成的手稿以及教学、研究笔记都给了费弗尔。经过他和费弗尔的努力,尚未成稿的《为历史学辩护》终于在1949年面世了。这本书的出版,令世人为布洛赫的人格和历史信念而倾倒。虽然是以节选本的形式面世,但此书却已成为布洛赫最著名的作品。现在它的法语版本已经是第七版。除此之外,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英语、德语、俄语、捷克语、波兰语、匈牙利语以及日语版本也纷纷翻译出版。1952年,新版《法国农村史的基本特征》发行。此书的增订版于1956年再次发行。这一过程中,艾蒂安·布洛赫起到了重要作用:此书新增的第二卷就是取自他父亲的笔记。布洛赫以前的一位学生编辑了这些内容。

　　费弗尔计划出版《欧洲货币史概论》(Esquisse d une histoire monétaire de l Europe)(1954),也就是布洛赫有关罗马帝国以来欧洲货币历史的讲义时,事情却不太顺利。《欧洲货币史概论》序言的主要内容都是基础知识。从中可以看出,此书面向的读者并不是专家学者,而是刚起步的学生。这本不到一百页的货币史概论,是布洛赫尚未系统化的演讲笔录,但书中不时闪现布洛赫的洞见,折射出他处理货币演变之性质、影响这类问题时的好辩和驾轻就熟。不过,实话实说,该书还是有如下瑕疵:结构杂乱、注释简略以及少许讹误。

　　1954年,在布洛赫逝世十周年之际,费弗尔撰文怀念老友,《年鉴》杂志和出版社发表了一些纪念布洛赫的文章。不过,他也承认,新《年鉴》中研究历史的方法已经显著改变。时下的世界形势也与布洛赫的个人经验大不相同。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军队被困奠边府(Dien Bien Phu),阿尔及利亚起义也已爆发。随着斯大林的去世,新的改革派势力在苏联和东欧出现。这在两年后促生了赫鲁晓夫宣布结束长期暴政,也导致苏联对波兰和匈牙利的抗议活动进行了镇压。法国左翼势力感到困惑,士气低落。法国温和派因为苏伊士运河较量中的失败、阿尔及利亚日益加剧且不断侵蚀第四共和国之脆弱威权的冲突而大为震惊。

　　1956年秋,国内外局势依旧紧张。9月26日,78岁的吕西安·费弗尔因心脏病发作,在他深爱的故乡勒索盖逝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他依然相当活跃地专心于研究和写作,积极指导第六分部、《年鉴》以及其他一长串很有影响的编辑和管理工作。费弗尔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贡献给了历史学。虽然并未忽略经济史和社会史,但他将自己的精力大都贡献给了文化史、思想史和心理史。布洛赫去世之后的十二年里,费弗尔凭借自己的能量和领导力终于打败了他们的梦魇——德国历史主义和法国实证主义,形成了一种同蒸蒸日上的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并确保了《年鉴》在法国历史学界强有力的地位。

　　费弗尔的门生兼朋友费尔南·布罗代尔(1902—1985)将费弗尔推上了《年鉴》以及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第六分部的领导地位,他的博士论文《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àlépoque de Philippe II)广受赞誉。该论文的构思受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费弗尔的影响,其大部分内容是布罗代尔在德国俘虏集中营度过五年牢狱之灾时写的。那时,布罗代尔没有笔记或任何档案可查。论文于1949年,也就是《为历史学辩护》出版的那一年刊行第一版。《地中海》的出版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它不仅有别于编年纪事的历史,也不同于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而是一种从根本上指向理解这个“长久进程”的历史,即一种有着宏大视野和综合方法的整体的或者说全球式历史。与布洛赫不同,布罗代尔的历史世界被分成了“短期”“中期”和“长期”进程,并且倾向于轻视行为(act)和个人的作用。

　　《年鉴》1945年之后的复兴中,布罗代尔一直起着关键作用。被指定为第六分部历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Historiques)主任之后,他在1949年又被选为法兰西公学院近代文明史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很有影响力的国家教师评委会中的历史学科主席。54岁时,布罗代尔不仅是布洛赫的直接继承者,而且他本人也已经成为卓越的名人,吸引了不少学者运用他的理论研究法国地区和其他特定国家的历史。

　　费弗尔去世两年之后的1958年,夏尔·戴高乐再次执政并建立了第五共和国,他用了四年的时间,终于把法国从消耗国力、引起混乱的阿尔及利亚冲突中解脱了出来。受惠于欧洲共同市场成员的地位,奉行戴高乐政策的法国将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一直保持到1968年,使法国重新获得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威望,维护了自己在知识界、文化界的高度。法国结构主义成为众多不同学科的一个主导力量,围绕它的影响力以及有用性而展开的争论,使巴黎再次成为世界最重要而且最“热烈的思想孵化器”。

　　布罗代尔担任《年鉴》主编的任期,正好同这光辉的十年重合。他又负起费弗尔的工作和使命,并同其他社会科学并肩作战。布罗代尔于1963年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和国家教育部专项基金,申请这些资助时,计划将其用于“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Maison des Sciences de l Homme)的建设,以便使众多的“人文科学”研究拥有一个对话的平台。1966年,《地中海》一书得以修订、扩充并再版,很快它就被译成了好几种外语。《年鉴》研究的课题和使用的方法,不仅影响了东欧和西欧的学术,而且也影响了北美学界。

　　虽说现在掌管着这个名望威重的组织,但布罗代尔一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继承者。他坚持说,《年鉴》的“决定性阶段”即奠定了《年鉴》战后伟业的开创性发展的阶段,都是在他还未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即1929—1940年,就已经根基坚固了。在将“新历史”胜利的功劳归于他的前辈们时,布罗代尔为布洛赫和费弗尔加上了反抗法国学院派机制的经典光环。布罗代尔视这两位先生为模范合作者,认为是他们之间的长期合作造就了《年鉴》的多样性和高雅。既无对手也无同伴的布罗代尔默默地行进着,用自己的皇皇巨著在工业革命之前的15至18世纪的资本史研究领域留下了重重一笔。

　　虽然布罗代尔坦承自己同布洛赫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但他和费弗尔一样一直致力于保持布洛赫的声名长存。1961年,新版《国王神迹》出版,此书的国外译本也随后发行。但是,在决定出版《卡佩王朝末期的法国(1223—1338)》(La France sous les derniers Capétiens,1223-1338)(1958)和《法国与英国庄园之比较》(Seignurie française et manoir anglais)(1960)一事上,布罗代尔可能有些轻率。这两本书是以布洛赫之前在斯特拉斯堡和索邦大学的两种讲义为基础而整理出的断简残篇。学者们承认,这些内容让人们再次看到布洛赫有着敏锐的视角和深入的问题意识,但是对这些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内容已经过时的基础调研所体现的学术价值,就持怀疑态度了。

　　较为成功的出版是1963年的《历史作品集》。该书共分两卷,由佩兰撰写阐释性的序言,收录了布洛赫的重要文章,并附有七十二页的参考书目。依照布洛赫1934年竞选法兰西公学院院士时命名自己参考书目的标准,《历史作品集》将他的四十二篇文章分为九类。这九个类别分别是:历史和历史学家们、中世纪盛期社会、封建制度、欧洲社会的农奴制、德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农村生活、历史地理学、经济史与技术史、中世纪心态的诸多方面。《历史作品集》将诸多零散作品、重要思想汇集到一处,清楚地将布洛赫“明晰而复杂的智慧,广博而深刻的知识以及超常的写作能力”展示了出来。《历史作品集》有许多译本,这让更多读者接近布洛赫的重要作品变得容易起来。

　　60年代中期,是社会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成长期,也是布洛赫开始名声大振的时期。虽说他作为中古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但他在当代经济与农村史、比较历史学、心态历史学等方面依然被人们看成先驱。在纪念布洛赫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他以前的同事和学生们以追随他的学术范式、批评性地评估他的学术结论在当下的地位等方式向他致敬。法国之外的历史学者们,也都称颂布洛赫非凡的精神、方法以及贡献。效仿《年鉴》的那些期刊,比如《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1952年创刊)、《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66年创刊),证实了《年鉴》在国际上的卓越影响力。它的历史已成为欧洲知识分子历史的一部分,更是布洛赫的博学以及他同费弗尔之间在学术研究、精神气质方面所形成的远非常人可比的共生型关系的浓缩。它使得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的研究有了新的完整性”。

　　1968年五六月份期间,法国的工人和学生联合示威,反对戴高乐领导的共和政府。这些示威运动以及同时发生的其他事件,削弱了戴高乐将军的影响力和地位,最终导致了他的辞职。在他的继任者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以及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 Estaing)的统治下,法国改变了戴高乐式的高调和独立,转而采取更为灵活的多党政体和欧洲导向的自我定位。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浪潮涌起,比如,曾经大一统的索邦大学被改组为较小的一些分散单元。

　　1968年,66岁的布罗代尔辞去《年鉴》的主编职位,将其交给了三个专攻中世纪史、近代史和当代史的年轻历史学家。1969年之后,《年鉴》有了较大的开本,更强调当代的历史和社会,讨论更多的是(语言学、语义学、比较神话学、人类学以及气候学等)一些相关的方法问题。还有几期专门刊发了历史学及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第三代”《年鉴》的主编们是一小群彼此较为相似的历史学家,他们有天赋、有雄心,也很自信。费弗尔和布洛赫的成功,促使他们从事历史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埃曼努埃尔·勒罗伊·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拉迪里是布罗代尔的法兰西公学院近代文明史一教席的继任者,在十二卷的论文《朗格多克的农民》(Les paysans de Languedoc)(1966)中,他全面考察了一个地方农民社区的个案,将其作为从中世纪到启蒙时代之间的欧洲和法国经济转变的典型。

　　当然,也不乏物质方面的成功。1970年,新的法国人文科学之家总部在拉斯帕伊(Raspail)大道54号面世。这是一个钢铁加玻璃结构的多层建筑,建在曾审判德雷福斯案件、后于1961年被拆除的舍尔什米蒂监狱(Cherche-Midi)的旧址上。在布罗代尔的任期内,人文科学之家集中举办了很多学术活动。这里有《年鉴》的办公室,也有第六分部的办公室。作为后戴高乐时代改革的结果,第六分部于1975年成为了一个可以独立授予博士学位的机构,即“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世纪70年代,以《年鉴》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为核心的“年鉴历史学派”在巴黎牢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将其影响传播国外。如今的“年鉴学派”只与布洛赫和费弗尔维系着松散的联系(其学术方法日益显得过时),也逐渐开始放弃以前的主战场——农业历史、技术、地理以及经济,转而关注另外两个方向:一个是用语言学、人口统计学以及量化的手段进行物质和社会生活的微观分析,另一个是借助人类学、流行文化以及心态研究来剖析大众意识。比较历史学已经基本同费弗尔看重思想史的处理方式一同消失不见了。

　　1972年,布罗代尔辞去了研究院的领导职位,但依然主管着人文科学之家。虽然也遭遇过批判,但直到1985年去世,布罗代尔一直都是法国最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后起的年鉴学人(Annalistes)放弃了他的“全景式”画布和强调物质生活对研究法国区域、乡村历史的重要性,转而专注性、死亡等主题。关注度高、资金充足的《年鉴》学派赢得了钦慕者和模仿者,也引起了批评者们的注意。他们叹息布洛赫、费弗尔整体历史观的解体,抗议它使用的行话以及晦涩的微观研究,也指出了它在学术、体制方面的激进主义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年鉴》为拉斯帕伊大道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它的地位日渐巩固的过程,也造就了自身历史的一个家庭工坊,并于1979年庆祝它成立五十周年时达到了顶峰:各种展览、会议以及出版物重新激活了有关两位创立人的记忆。

　　在《年鉴》凯歌高奏的时代,马克·布洛赫从鲜活的存在变成了一个遥远的令人尊敬的长者。他时常因为个人胆识、渊博的学识、刚毅的品格而受人赞扬;当然,也有学者会时不时地修订或矫正这个大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人,在20世纪最后30年的历史学家眼中看起来越来越遥远,也是人之常情。这些后来成长起来的历史学家们接受了新的训练和方法,有了他们自己的新课题,比如女性历史、围绕如何看待大屠杀以及第三帝国而展开的激烈的政治争论等。不过,布洛赫一直保持着“国家英雄”应有的特殊地位。对于正在经历现代化、开始学着接受自己过去那段维希统治历史的法国而言,他依然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者和悲剧性的献身者。1977年,也就是他去世之后三十三年,人们在克勒兹举行了一次重葬,参加的人员有高校系统、法国抵抗运动以及政府的代表。布洛赫的遗嘱第一次由他在世的最年长的学生亨利·布伦瑞克公开诵读。

　　1981年,获胜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吊诡地将法国导向了更为保守的方向。紧随着法国半世纪以来第一次左翼势力执政而来的激动、幸福,很快就被传统主义的复兴代替了,经济、外交、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无不如此。倾心颂扬民族遗产、主流价值以及(历史学方面的)传统性主题和叙事的复活,是此时整个西方社会关注的新动向。此种情形之下,《年鉴》学派以往的成功付诸东流。其在社会史、心态史方面影响甚广的胜利,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分裂、竞争和挑战。

　　随着统一性和领导地位的慢慢削弱,《年鉴》学派的独一性和影响力也相对降低。它在贫困者、弱势者、失语者研究方面的领导地位,跨学科的偏好,以及对结构和方法的特别强调消退了。一些主要的代表人物已经实实在在地放弃了统一团体常有的一致步调,转向了更为传统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界开始讨论“回归事件”、重回描述性和叙述性的历史研究甚至传记研究的话题。因回避现当代历史中的重要课题,未能有成效地研究短期危机问题,亦未能直面与人事有关的政治核心问题,这个群体长期经受左右两派的批评。现在,它终因长久漠视权力、冲突和变革等问题而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核心地位。

　　布洛赫的声誉并未因为这些延续其学统的“后人”的式微而有所消减,他的生平、学术以及他与费弗尔的关系一直是研究者的重要课题。从1978年开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每年都会举办一次关于布洛赫的讲座。到目前为止,该讲座已经邀请到不少全球最卓越的博学之士为纪念布洛赫而在巴黎开讲。1983年,《国王神迹》再版,这次附上了中世纪史专家雅克·勒戈夫撰写的长篇序言。勒戈夫在序言中着重指出了布洛赫在政治史方面的重要贡献。1986年6月,为纪念布洛赫百年诞辰,巴黎高师协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及德国历史研究所(巴黎)召开了三天的研讨会。著作颇丰的中世纪史专家卡尔·费迪南·维尔纳(Karl Ferdinand Werner)当时正担任德国历史研究所(巴黎)的主任,他的老师罗贝尔·博特鲁齐曾是布洛赫的学生。委内瑞拉和美国也举行了布洛赫百年诞辰的纪念活动。

　　现在,人们对布洛赫的认识更为全面和客观。由于最新公开的私人信件和其他档案,以及人们对他生活环境的全新认知,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被从《年鉴》的神秘光环中解放了出来,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学者们研究他的犹太身份,以及该身份同他在抵抗运动中承担角色之间的关系。布洛赫热烈的爱国情怀中,带有对理性的传统依恋和对民主的现代诉求,这使他同渴求并依然在探索依据血统分割不同民族的法国人和犹太人区别开来。

　　布洛赫不仅是“新史学”浪潮的奠基人之一,还成为了一个能对20世纪上半叶遇到的那些广泛而普世的问题作出敏锐而勇敢的回应的人。布洛赫能将研究和生活保持一致,所给的答案切中肯綮。布洛赫最著名的学生之一——极有才华和勇气的波兰中世纪史专家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 Geremek),写过好几部关于中世纪穷人和边缘人的重要作品,还是“团结工会”(Solidarity)领导人莱赫·瓦文萨(Lech Walesa)智囊团的重要顾问。因为华沙警方的阻挠,盖雷梅克未能参加布洛赫百年诞辰纪念,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但他送去了一条联结他们信念的讯息:“为了但泽,赴汤蹈火。”

　　布洛赫是一个有天分、很勤奋、一丝不苟而又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涉猎范围覆盖了社会和自然背景下人类经验的广袤领域。他提出了很多基本的、常常也是很应时的历史问题。虽然他恳切地说自己的研究资料(以及自己的资源)有限,但不管是农业生产、货币与财政、技术变迁,还是乡村社会、封建关系、王室权力,他都出类拔萃地从历史角度成功对这些课题展开研究。

　　对于布洛赫来说,历史无疑是一个政治性课题。他秉持着贯穿自己一生并不断升华的坚定信念,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进入历史学领域。一开始,他就矢志用鲜活的人类史,而不是用社会科学理论程式,去取代法国实证主义和德国历史主义。他不会为了追求精致的技巧而牺牲历史的个性。他虽曾受惠于一大批博学的历史大师并竭力效仿和赶超他们,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打破时间、空间和方法论之间的传统分界;他对“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的迷恋和力挺止步于一种泛科学理念。虽然在用“比较历史学家”这个标签向法兰西公学院推荐自己时并不成功,但这个身份还是使布洛赫成为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家:看到事物的正面时也能看到事物的反面;能完整地看到现实难以驾驭的特征;在抓住常态的同时也能抓住动态的一面。

　　布洛赫是个已经融入到第三共和国以及西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犹太人,曾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以及激进反犹主义等浪潮。他的精神世界上下贯穿了数百年历史,横亘不同的大洲、风物及语言。他是一名真正的法国爱国主义者、坚韧的国际主义者,倾向于将其历史和成就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进行衡量。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能敏锐地意识到非理性力量的威力和普遍性。尽管神话无所不在并且不无裨益,但布洛赫还是毕其一生同造神行为做斗争,不仅是因为神话会扭曲现实,还因为它是当权者任意用来维护对自己有利现状的重要手段——虽然这样的做法最后常常是徒劳之举。

　　布洛赫是一个用理性的方式理解人间世事变革的历史学家。他认为,任何变革都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变革是人类持续且惊人适应能力的体现,没有任何既定模式可循,但通过批判性和比较式的考察,人们又能察觉到它们。这是自由主义者的信条,蕴含着珍视过程和看重结果两种取向之间的强烈张力。布洛赫天生有着将现实呈现为动态和静态两种形式的才能。他回避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生活,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食人魔,他追索着各个时代中的凡人生命,完全不在乎其地位、活动、群体和环境。秉持“变化的科学”的信念,这位历史学家理解、掌握了现在,也帮着塑造了未来。

　　布洛赫本人的现实生活,浸满了历史学家的智慧、经验和成就。他的身份包含诸多成分:儿子、丈夫和父亲;老师、编辑和研究者;犹太人、法国人和欧洲人。如果说他的个人世界相当传统,那么他的学者生活就很大胆、新派。布洛赫以“纳博讷”的形象进入了历史自身,同长久以来戒备人类追求知识和自我认知行为的天使展开了角力。可能他赢了。

　　本文选自《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美]卡萝尔·芬克著，郑春光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