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传统的古典学谱系中，文献学（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被视为是可承载古人完整思维与意念的主干资料体系，并可以就其内容进行较缜密的辩证与分析，除可梳理真伪、提炼意义与思想精华，从真善美等层面了解古代文明。当时学者普遍认为铭刻学[1]等辅助学科（Hilfsdisziplinen/Hilfswissenschaften），细节丰富卻庞杂，缺乏可依仗的诠释逻辑，得仰赖与文献的偶然契合，才能产生历史意义，用途上仅能补充、增补书写文献的不足，较无法建构用铭刻资料为主的研究体系，而铭刻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从采集分类开始，并就字母文句、版面范式等归纳分析，然后就残泐处填补注释的工作，技术型倾向重[2]。
但是，铭刻收录、整理、分析、评论的技术与方法不断演进，铭刻学的地位也有所改变。普鲁士皇家科学院（Königlich-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推动的《希腊铭刻》（Inscriptiones Graecae）以及《拉丁铭刻汇编》（Corpus Inscriptionum Latinarum）两套大型的铭刻汇编计划，将原本一位铭刻学者穷尽一生都无法遍览的铭刻，用科学、传真的方法采集后，依循地理与时间两个主轴，以分类法将铭刻整理归类，佐以技术批评分析，彻底改变了学界对于铭刻是零散琐碎、不成系统、仅能填补书写文献空白的刻板印象[3]。随铭刻学研究发达，如《铭刻通讯》（Bulletine Epigraphique）、《希腊铭刻增补》（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铭刻学年汇》（L'Année épigraphique）等增补类刊物，以及多种以数年为一期的铭刻研究回顾专论[4]，系统性整理新出土的、或学界每年正在讨论的铭刻。另外，两个大型的拉丁与希腊铭刻集成计划在1992年新成立的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和人文学院（Die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领军下，继续推动采集汇整框架的运作更新，类似的模型也在各国家的研究院和大学复制[5]，让铭刻资料除了在数量与质量、时间纵度与空间广度不断增加外，还建立了庞大的索引与关联性系统，就不同的主题、人物、地区、关键词等，做细部的深入研究[6]。二十世纪间，铭刻学已自成一格，与书写文献形成两套互补的系统，重要问题如雅典霸权兴衰、地中海宗教和社会集体之发展、地中海地区王国与帝国的实际运作等，都与铭刻学发展息息相关[7]。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全面梳理铭刻学的主要著作和知识积累[8]，而是要问西方铭刻学界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挑战和问题是什么，而学者们又发展出何种解决的方法和尝试。本文第一部分检视近代国外学界对西方之古代铭刻的研究传统与发展的经验，并于第二部分讨论铭刻资料采集、汇编、运用的实例，并特别就近来铭刻学研究从语言（verbal）到非语言（non-verbal）甚至铭刻文化（epigraphic culture）的研究方法转向，提出关注。有鉴于西方“古典学”的语义在当今不仅仅是西方人再是传统上理解的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研究，而是被理解为拓展到了对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欧洲的研究（Classical and Medieval Studies），其范围一般也会包括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有非常重要作用的拜占庭文明，本文在研究实例部分将有所回应。
一、汇编：铭刻学资料体系的建立与挑战
十九世纪末之《古典学手册》中希腊铭刻与拉丁铭刻的专论、劳费尔《希腊铭刻》、寇那《罗马铭刻》等专论显示，当时铭刻学界对中世纪以降的铭刻记录的挑战已经过相当成熟的辩证发展，并在此基础之上推动铭刻分类、语言使用之普同性与特性的规律辨识等工作，铭刻定性、定年、诠释系统已相当发达[9]。二次大战后学界承继了这个传统，但开始有将铭刻学与文献学脱钩的倾向，《新保利百科》（Der Neue Pauly）甚至则直接把铭刻研究归在考古学的范畴下。就此比较来看，虽然铭刻学仍然重视分类与规律辨识等技术性基础分析，在现代研究成果中往往可以看见较多跨学科层次的工具、分析和策略，并且在主题上朝"铭刻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以下就这两种铭刻学理论基础提出若干观察。
1.从《古典学手册》看铭刻
我们从《古典学手册》第二版的两篇铭刻专论开头。此二篇专著的作者分别为希腊铭刻专家、伯恩大学教员劳费尔（Wilhem Larfeld）以及拉丁铭刻学家、柏林大学教授余布纳（Emil Hübner）所撰写。余布纳为蒙森的合作者之一，所负责的《拉丁铭刻汇编》第二册《西班牙铭刻汇编》（Inscriptiones Hispaniae Latinae）于1869年出版。他随后于1870年升柏林大学教授，此间编辑了Inscriptiones Hispaniae Christinae（1871）、Inscriptiones Britanniae Latinae（1873）、Inscriptiones Britanniae Christianae（1876）等铭刻汇编，经验非常丰富。余布纳在专论的引言中主张，古人铭刻目的有二：标示不同物件的归属、意义、来源等性质，以及赋予若干文件持久与公开的特质。铭刻研究的挑战，就在于将这些零散的资料整理成可以利用的"补充材料"（Ergänzung），系统性掌握铭刻技术层面知识就是应用铭刻资料的关键[10]。他指出，为数庞大且基数不断扩张的铭刻资料，再未经整理前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常会有承载铭刻的石材或文物，受到再利用过程的影响，在不同地域间流动，或甚至受损，导致铭刻内容残缺不全、难以识读等等，而要能够克服铭刻研究的挑战，所需要掌握的技术有三种，包括铭刻采集分类、字母方言识别与整理、规律性语言或特征分析等[11]。在学术史回顾部分，余布纳特别重视铭刻资料的采集问题。他指出，由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许多喜好造假碑的人士[12]，才有如马费（Scipio Maffei，1675-1755 CE）在其《石刻文批判法》（Ars critica lapidaria）所提倡的"回到原件"原则（Zurückgehen auf die Originale）[13]，以及马林尼（Gaetano Marini）用"人该批判，而非照抄"这句布鲁塔克传下来的名言来作为打假运动的号召[14]。他强调，单靠铭刻学汇编的成果来做研究的基础是不够的。研究者永远都要尽可能看到铭刻原件，确定经过他人转抄处理后的版本是否可靠、是否原件有资讯在汇编过程中收到遗漏或改变等等[15]。
劳费尔的专论，也反映出对资料准确性的重视，但角度略有不同。他将铭刻学定性为研究"纪念性书写"的科学（Epigraphik ist somit die Wissenschaft von der monumentalen Litteratur）[16]。他视铭刻为文件、档案（Die Inschriften sind . . . Urkunden und Aktenstücke），认为是古代最可靠的资料（Sie sind die zuverlässigsten Quellen des Altertums），且涉及的内容涵盖广泛，许多古典时期作家不会讨论，是以具有与书写文献同等重要性的资料。有鉴于此，他认为铭刻学家应该采取的立场为：从事的纪念性文书研究的铭刻学，是与文献学平起平坐的[17]。比起余布纳，劳费尔或许更强调铭刻资料的代表性。十九世纪重要著作如博克（August Böckh）的《雅典公共财政》（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1840），利用了以铭刻形式保存的古典时期雅典政权公共文件，重新搭建起其政府运作的结构与若干规则。但是，当一则铭刻刻文的内容没有其他证据可以佐证、或佐证材料少的时候，其信度如何判断？其内容所代表的是通则还是特性，又该如何拿捏？若铭刻原件已经亡佚，所存抄录资讯的信度又如何判断？抄录资讯来源为非专业人士，又当如何、虽为专业人士制作，又该如何检验是否有错误？甚至，当一则刻文可能是当代或甚至古代伪造的，又有何价值可言[18]？
若我们用余布纳何劳费尔对马费的评价来比较，可以两人的价值观上稍有差异。上文提到，余布纳对马费"回到原件"的原则是最重要的贡献，但劳费尔认为，马费确实写了西方第一部系统性检验铭刻真实性的著作，对打假和铭刻资料价值的批判性思考有重要作用，但过于苛刻，并不可取[19]。这个评价倒也可以理解：以马费针对夏立格（Iosephus Iustus Scaliger, 1540-1609 CE）的批判为例，夏立格引用了两句他号称是古早的抑扬格对句（distichon Iambicum infimae vetustatis），来为哈特良在雅典注入的投资做个小结[20]，马费花了相当大的力气，纠正一位近一百五十年前的学者，说他引用的其实是在雅典的某座拱门两侧的铭刻刻文，齐列古（Cyriacus of Ancona，1391-ca. 1453 CE）早已录下，并非什么传世诗句等等[21]。事实证明马费是对的：齐列古等人所录的铭文至今还可见于雅典的哈得良拱门两侧，且与马费转述的相同[22]。但是，就如这种例子来看，马费所做的侦错工作毕竟是个挑小毛病的功夫。劳费尔并非不认同学界需要如马费等改善文艺复兴以降各种造假、杜撰、误引的贡献，但挑小错毕竟无法改善的问题的核心。就劳费尔的立场，马费仅是引了一位曾经造访过雅典、录下亲眼见到铭刻原件的人所留下的抄本，但他自己也没有亲自到雅典去确认这则录文的正确性，所以仍只是在传递二手讯息，此讯息无法验证的情况下，与夏立格的传言差异不大。劳费尔就另外一个侦错的案例提了比较详尽的意见，可为参照[23]。
2.铭刻搜集的可靠性问题
希腊刚独立建国后，因为土地开发、皇室兴趣、学界支持等综合因素，使得已知希腊铭刻数量徒然大量增加，此时博克刚出任柏林大学教授，向柏林研究院申请推动全面收录希腊铭刻的计划（Corpus Inscriptionum Graecarum），希望将当时推测有六千笔已经出版的、散在不同出版物中的希腊铭刻，以及所有以抄本形式、留存在不同机构中的铭刻资料，全数收录，并在局势允许的情况之下，派遣田野调查队，去探索和记录尚未有录文产生的铭刻[24]。十年后出版的第一册，此铭刻汇编的方法论所犯的错误招来了学界的批评，最著名的包括莱比锡大学教授贺曼（Gottfried Hermann）的批判以及博克的学生美尔（Eduard Meier）的反驳。博克为了全面收录希腊铭刻，不得不将一些没有非常明确根据的铭刻也收录了。但是，深陷笔战的两位学者聚焦的问题反而是文学批评与解释的面向，以及铭刻和文学那个较有价值，博克汇编的铭刻抄本录文究竟信度如何，并非两人眼中关键[25]。劳费尔对博克的评价就从铭刻学者的角度，点出了关键所在。这段阐述将铭刻学在发展中所面对的挑战形容的很深刻[26]：
若要给博克的工作下个评断，就必须考虑十九世纪初期铭刻采集的一些思维和条件，与十九世纪末有相当的差异，即便今日之铭刻学者无法将博克的汇编当作自己研究的基础资料使用，也不当忘记，当今铭刻学研究已经存在的许多基础要件，是在不断精进的铭刻研究过程中累积而成的，在博克编纂汇编时就是尚未达到，这包括对于铭刻刻文得有确切证据的要求，以及警慎、仔细地填补残泐文句的方法。博克几乎完全仰赖旅行人士所提供的抄本，往往并不可靠。由专家从原件处用机械法拓下来的传真拓本，在当时他还不熟悉，而考虑当时希腊的政治情况，要大量取得传真印本会非常困难。. . . 铭刻汇编工作的基本条件改善，唯有到机械法普及、产生出品质较好的传真本，以及更多新残块的发现（证明了许多残泐填补的错误），才让编纂者（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避免制造出令人困扰的残泐填补，从可不可能（进步到）真不真实的（工作思维）。
劳费尔借对博克的评价，将当时汇编工作最大的挑战点了出来，也就是资料来源的可靠性不足，过于依靠非专业人士誊抄或绘制的情况。字母研究和铭文分类等，都是铭刻汇编、汇编中的分析工作，所建立起的资料库确实能够让学者发现不同的规律性，建立通例以及特例的判别法。问题是，若资料的采集本身有问题，那用归纳法提炼出来的规律本身就有问题。劳费尔认为，关键在资料采集面必须要跟进，铭刻汇编才有意义，而学科演进仰赖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得有过程，所以批评必须考虑历史过程，避免全然否定过去研究者的贡献。简单来说，若同样的计划是用机械拓印法生产的传真本，那信度问题就会降到最低，铭刻作为文件以及研究古代最可靠的资料。
以上文中马费提到的齐列古为例：他是十五世纪最为活跃的铭刻记录者，游历欧洲各地，并勤于描述与绘制地理和建筑物的细节，编成一部《散记》（Commentaria），是在十五到十七世纪间相当受到重视的参考书籍[27]。他曾游历巴尔干半岛，并在雅典待了一段时间，雅典当时的重要遗迹与铭刻，他都有比较详细的考察和记录[28]。他手稿原件已经亡佚，目前传世的版本皆已经过多次传抄，修改更动的幅度不一，所以作为研究者使用的资料是较有难度的[29]。薄迪纳（Edward Bodnar）的分析显示，若比对现存铭刻与齐列古《散记》的传世本，已经无法判断铭刻录文出错的人究竟是齐列古了，但齐列古的录文大致是正确的[30]。
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就是齐列古《散记》中记录的雅典卫城南边山丘上的费洛帕伯纪念堂（Philopappos Monument）。这是栋大型罗马时期大理石墓葬建筑，为了纪念古马根尼（Commagene）王室后裔费洛帕伯（Gaius Iulius Antiochus Epiphanes Philopappos），于图拉真朝到哈特良朝之间所建[31]。这座建筑体在漫长的中世纪岁月中，石材逐渐被拆卸、再利用，到齐列古绘制的时候，或许已经仅剩下现在看到的曲面雕刻组合了[32]。由于齐列古的绘图原件已经不见，现在于梵谛冈图书馆所藏的副本，已是一位名叫散迦洛（Giuliano da Sangallo）的佛罗伦斯建筑师传抄修改后的形象[33]。散迦洛所传的曲面装饰壁，没有中间拱门型塑像龛内的雕像，是否为齐列古本来就没有绘制之故，已不得而知。较特别的倒是散迦洛不知为何，将雅典罗马广场（Roman Agora）的风之塔（Tower of the Winds）当作是费洛帕伯纪念堂的上层建筑了[34]，由于形象上与若干已知的其他双层纪念型建物有些雷同之处，散迦洛如此处理，也连带影响到了后代建筑史学者在提出费洛帕伯纪念堂的上层复原模型时所做的可能性评估[35]。
除了建筑绘图的问题外，且对比现存铭刻刻文，可见抄本经过多人传播后的资料准确性问题。放大图中拱门左侧记载费洛帕伯罗马官爵的拉丁铭刻，应该是C(aius) Iulus C(aii) F(ilius) Fab(ia) Antiochus Philopappus, Cos. etc.，但图中漏抄了第三行，所以费洛帕伯的名字的前半部（Philopa）在上图中是看不到的[36]。右侧希腊铭刻记载费洛帕伯的王室后裔身份，与现存遗址的铭刻内容基本吻合，唯第一行应为Βασιλεύς，看起来却是写成了复数Βασιλεῖς。在三个塑像龛下方也有铭刻，中间与左边所录的都与现存铭刻基本吻合，左边记录费洛帕伯的祖父、古马根尼最后一位国王安提根尼四世（Antiochos IV）的铭刻，甚至还可以填补残泐，而中间的虽然有漏抄一个字母（Ἐπιφάνους），费洛帕伯的雅典部族归属（Βησαίευς）的Ｈ录为Ｉ。这些与原件的歧义，究竟是《散记》原本如此，还是传抄之后的结果，已然难以厘清，但大抵来说，即便是传抄后的《散记》，内容也显然维持一定信度，杜撰的因素或可免除了，只是若没有实物验证，信度不好拿捏。
当这类有基本信度的资料留下了现在遗存已经没有的资讯时，学界似乎倾向采信之。以右侧的抄文为例：上图中的铭刻古马根尼的第一位王胜利者赛流卡士的名字（Βασιλεὺς Σέλευκος Αντιόχου Νικάτωρ），但现存遗址右侧龛室与铭刻已然不存。右侧龛室下方铭刻内容对于解读这个纪念墓葬有重要意义。墓主人选则与他同祀的，包括了古马根尼的第一位王赛流卡士以及最后一位王，墓主人自己的名字直译又是爱祖父（Φιλοπάππος），且此墓所选的位置为雅典卫城旁的高地，非常醒目，显然不止是想要透过雕像群传达复杂的道德与身世背景的讯息而已，铭刻也透露了墓主人与图拉真关系良好、在罗马政府中贵为执政与祭司、在雅典也被录为公民，还透露了若干彰显个人和家族权力的手段[37]。是否可以因为纪念碑的其他刻文都大致正确，就合理推论齐列古所录的右下侧铭刻当也为真？这已牵涉到学者对自己的证据有多少信心的问题了。
3.蒙森的“亲眼看”原则与传真拓本
若从齐列谷的案例考虑，劳费尔应该是会同意余布纳回到原件的立场，但他或许还会评估，一个汇编中若掺有相当比例的资料是当下或永远无法验证的，但在资讯来源较为可信的前提下，有此资料也比无资料好，所以博克的计划固然有无法验证的盲点，但他所开拓的模式、衍生出的问题，以及可能收录的许多正确的、但信度未能检验的资料，都是学界的资产。对余布纳或蒙森来说，若要建立在博克的基础上推动汇编工作，那关键就是出版物负责者是否有办法能够亲眼见到铭刻原件、对他所出版的铭刻条目负责。
蒙森这个"亲眼看"（Autopsia）的原则，与余布纳提出的"回到原件"是同一种概念。蒙森在对柏林研究院的倡议里写道：光有书是不够的；必须要往原件本身追溯，越接近原件越好（es muss, so viel es möglich ist, auf die Originale selbst zurückgegangen werden）[38]。若有人要编一本李维的文本，他就会去佛罗伦斯或者巴黎。若有人号称要出版一本权威性的铭刻汇编，他不也应该要看到石头或载体本身吗？他当然且更加必须如此做，不然他就是轻率放弃铭刻其他文学文类之间最不同的特色，也就是最不受质疑的、最没有争议的文本准确性（die unzweifelhafte, unanfechtbare Sicherheit des Textes）。若退一步，蒙森一派愿意接受的，是能够让他们能够如亲眼见到一般，判定他们所出版的内容是真是假的工具，也就是照片与传真拓本。若把铭刻学发展简化来看，博克的学术工作所造成的最大推进效应，或许就是促使蒙森在推动拉丁铭刻汇编计划时，决心采取以上文所提到的机械拓本（mechanische Copieen）来搜集铭刻为原则。
机械拓本一词，乃是余布纳于1870年一篇《关于机械法拓印铭刻的技术》的论文中，描述法国学界所设计的机械法拓印步骤。法国于1940年代初也想要推动的拉丁铭刻汇编计划的准备工作，也引入了埃及学的拓印技术（estampage）；虽然最后法国的搜集计划没有能够落实，但其准备工作在欧陆学界传播，终于在德国学界发扬光大，突破了十九世纪铭刻采集工作上所遇到的瓶颈[39]。这种技术与中国的拓印法在核心技术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将浸湿的纸铺在有铭刻载体上，再用一把不硬不软、平整而密的有柄马毛刷，用力拍打，尽可能与铭刻面平行，让有弹性的马毛的逐渐将纸沉入铭刻面的各种缝隙之中。若纸有破损，则再加一层浸湿的纸即可。待纸已完全沉入刻面，可将纸缓缓取下，让其风干后，铭刻的印子就会留在纸上。
由于这种拓印法仅需要比较坚韧的纸、一把刷子、水，就能把铭刻的刻文印下来。相对于照相机、石膏、软胶等方法，成本更加低廉且容易操作，拓印者携带拓印纸以及运送拓印好的传真拓本，只要不压、保持干燥等，就能将这类传真印本带回研究[40]。二十世纪以来，西方铭刻学界对使用的纸质以及拍打的器具更有讲究了，一般建议用的是Whatman no. 1 cat. no. 1001 917型号的高韧性化学滤纸，而刷子也开始有了固定尺寸[42]。
4.传真拓本的极限：以《艾格斯塔决议》为例
铭刻学虽然在资料采集上有明显的改善，可以用机械方法生产传真印本，但面对受损的铭刻要如何分析，就是另外一种挑战了。西方銘刻學界採用的，大致可以理解為歸納法和演繹法並行的策略。一个例子是所谓《艾格斯塔决议》的残泐填补争议。此铭刻出于雅典卫城，碑面受损严重，原编辑者瞿勒（Ulrich Köhler）根据刻文的第一、第十、地十四行推测，认为碑文是雅典与攸比雅岛（Euboea）上城市贺斯提雅（Hestiaea）交换结盟誓言与盟约的决议[43]，年代根据字母形状以及第三行雅典执政残存的姓名部分，推测应该是阿里斯东（Ariston）为执政的公元前454年[39]。罗琳（Habbo Lolling）于1891年重新发表此碑时，同意Köhler对于执政姓名的判断，但对于第一行碑文提出不同识读，认为可能是西西里岛西部玉拉米人（Elymioi）的城镇艾格斯塔（Egesta），遂以《艾格斯塔决议》定名。劳必谢（Antony Raubitschek）于1944年提出了两个修正：首先，根据自己拓片识读的结果，他修正了执政的名字为Habron，也因此将定年提前为公元前458/7年。再来，他提出《艾格斯塔决议》应该与另一枚雅典与哈利其亚结盟的碑文同源[44]。
这个诠释所造成的问题，就是雅典竟然在提洛联盟正式成立之前，就将视野放到西西里上头了。根据古典时期雅典史家修昔底德叙述，艾格斯塔于公元前418/7年间，派使节到雅典要求他们应之前盟约的承诺，提供他们抵抗临邦的军事协助，并制造富有的假象，欺骗雅典出兵来换取重金报酬，而当发现艾格斯塔承诺提供的援助一一落空，雅典早已陷入了西西里的乱局之中，也成为雅典最终兵败叙拉古城、步向衰颓的关键原因[45]。劳必谢的定年若是为真，不止修昔底德的说法得要用新的角度诠释了：雅典在伯里克里斯（Pericles）领政下，于公元前450年代本就在东地中海地区推动具霸权性质的领地控制策略，所以新定年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西西里在此时也进入了雅典的大盘战略考量之内[46]。但是，艾格斯塔位置在西西里的极西处，远超过了希腊殖民区的范围，麦廷立（Harold Mattingly）就问：为何雅典会先与这个偏远的、与他们在各方面都没有明显关系的城邦建立关系呢？
麦廷立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艾格斯塔决议》新的定年究竟可不可靠。新的定年是建立在执政的姓名以及两个字母sigma和rho的特殊刻写形状之上。麦廷立与亨利（Alan Henry）两人近年来发表多篇关于这个议题的专论：麦廷立看第三行残缺部分有Φ，所以Habron是不正确的，Antiphon才是正确的，这铭刻的定年也因此该从公元前458/7年下修到公元前418/7年[47]。而亨利则持反对立场：他认为梅格斯（Russell Meiggs）和沃班克（Michael Walbank）所做的字母定年法对于定年推断有相当高的权威性，而《艾格斯塔决议》中有三线的sigma（ϟ）以及有右撇的rho（R），代表刻制石碑的年代必然是早于公元前438年[48]。执政定年与字母定年这两个立场形成《艾格斯塔决议》定年的关键问题：执政定年是最稳定的，但当无法使用执政定年的时候，字母定年是否具有相同效力？
梅格斯于1966年发表的专论中，希望透过《清册》的时间纵度以及其本质为正式文件的代表性，建立适用于公元前446─404年之间的细部定年准则[49]。他用《清册》“第一碑”、“第二碑”的二十三年作为时间纵度，统计BΦΣΡ四个争议性最大的字母在这期间所出现的样式有几种，再将性质十分类似的《帕德嫩神庙帐目》碑文系列（公元前446─432年，共十五年份）、《卫城城门楼帐目》（公元前436-432年，共六年份）以及其他可定年于460至431年之间的财产清单类碑文交互比对，并提出几个观察。与本文相关的包括：一、三线Sigma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446年；二、带把rho最后一次出现是在438年，之后就只有一种不带右撇的rho。梅格斯认为这个研究将《清册》与具有相同时间纵度与资料总量的档案类碑结合，适用性应该可以遍及全部雅典─阿提卡地区公元前五世纪的铭刻，并列出四十枚尚未确定定年或定年有争议的铭刻中ΒΡΦΣ的样式，用此推演各枚石碑可能的细部定年[50]。《艾格斯塔决议》也包含在其中，而根据字母定年规则，此碑应该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不可能晚于438年。
沃班克用同样方法，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公元前五世纪可以明确定年碑文，总数150枚，其成果明确地支持了梅格斯所观察出的三线sigma与右撇rho所具有的时间特性[51]。这个研究还扩大了梅格斯之前选择以档案类碑为主的资料到任何可明确定年的碑石，试图扩大梅格斯所发现的规则的效力。但150枚资料中仍以档案帐目类的碑文为主，且残碑占的比例很高，再加上母体数究竟多少，150个样本到底有多少代表性，都是问题。斯马特（J.D. Smart）就质疑，梅格斯虽然使用的是有时间纵度和可观资料量的碑文，但这些碑文基本上是属于同一类的档案类碑文，可能只反映出这类碑文所被雇用的工匠是固定一批，而不能反应雅典─阿提卡地区的铭刻习惯[52]。举例来说，有數位學者采用了梅格斯和沃班克的成果来重新为Aigina岛上的界碑定年[53]，但雅典占领该岛只有在431-404年之间，但这三位仍然套用了Meiggs-Walbank的雅典─阿提卡法则，将许多有三线sigma以及带把rho的界碑往前推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之前。这也就意味着雅典对于该岛的控制提前了将近三十年，而这是没有古代文献支持的论点[54]。
1990年，钱伯斯等人（Mortimer Chambers et al.）决定以科技解决这个识读问题[55]。他们丈量了石碑、碑文、行距、字距、字母大小等数据，并用雷射照射石碑第三行[- - - ]ΟΝΕΡΧΕ的区块，要确定究竟ΟΝ前面的两个字母凿痕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认为相片可以清楚显示ON前面一个字母是Φ，再下一个可能是 I 。他们的研究显示，ANTIΦΟΝ的可能性最大。钱伯斯等人的研究对于字母定年法的参考价值有两层意义。首先，字母定年法经过他们谨慎检验后，通则的权威性降低了。再来，他们引进了新科学仪器方法，扩大了铭刻采集辨识工具的选择范围。近年来，铭刻学界省思机械法在采集与辨识上的限制，以及对铭刻可能会造成的伤害，开始转换成使用三维数据采集技术、感光技术、模型建立策略等不同的采集和互动呈现方法，提升研究与教学效率[56]。這些都是相當重要的研究積累，是马太武在評價字母定年爭議時所引述銘刻學重要學者梅瑞特（Benjamin Meritt）的意見，"前人的努力，不論對錯，都是讓最終解決方案能夠出台的貢獻"[57]。近十年来，学界对于字母定年法仍然有活跃讨论，如崔希（Stephen Tracy）以铭刻字体字形和铭刻工匠为研究核心的学者，就是希望建立在已知的经验上，不断辩证铭刻汇编资料经过归纳后提炼出的规律所具备的分析价值，以及透过归纳法生产出的规律可以用来进行推论和演绎的极限[58]。但對马太武來說，不論各種歸納法所推論出來的規律再怎麼看起來可靠，都僅具有辅助性质，但主要还是得用历史脉络、考古发掘、文法句法等要素综合判斷[59]，而且这些经验显示，铭刻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清楚的文本"（clear texts）之上，也就是可靠的、仔细小心从原件上头抄录下来的、没有经过"复原"（restoration）的文本，而若有复原，也必须是"确定"的复原，才适合加入文本之中[60]。
5.《涂礼雅悼词》的复原问题
延续此讨论，另一个著名例子是《涂礼雅悼词》（Laudatio Turiae）的复原问题。所谓《涂礼雅悼词》，是一套根据数枚铭刻残块的内容所重建的一篇丈夫悼念妻子的丧礼演说，根据其内容，年代可订在公元前八年至公元前一年之间，但时过境迁，刻着悼词的大理石被割开、再利用，有的被当作建材，有的被当作石棺盖板。随着各界对古代铭刻的兴趣增长，若干知识分子和好古人士在一些残块被毁之前抄录了其中内容，又有搜藏家如艾巴尼大主教（Alessandro Albani，1692-1779 CE）对这类铭刻文物的嗜好，使得若干残块得以留存，终于在蒙森推动拉丁铭刻汇编计划时，才得以勾勒出此铭刻的原貌[61]。
早在十八世纪便有人根据已知残块的内容，推断悼词的两位主角是为书写文献中提到的陆贵祺（Q. Lucretius Vespillo）与涂礼雅（Turia）这对活跃于共和末年到帝国初年的元老阶级夫妇。根据瓦莱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的《善行名言录》（Factorum ac dictorum memorabilium），陆贵祺在上了乌大为、安东尼、雷比度这三巨头的黑名单，他妻子涂礼雅冒死把他藏在阁楼里，度过难关，别人或死或逃时，这位丈夫反而在家中妻子的怀里，传为妻子对丈夫尽夫妻之义的一段佳话[62]。蒙森于1863年发表关于这篇悼词的一篇专论，替这个看法背书，并填补了各残块残泐处的文句，还在陆贵祺为元老身份的假设之上，做了一些定年、婚姻制度和继承权等罗马法相关的推断[63]，并于1876年出版的《拉丁铭刻汇编》第六册，提供了综合手抄本录文和铭刻录文結合後的重建圖，下圖中所呈現的，左頁完全依靠手抄本以及傳世錄文所復原的成果[64]，右側則是藏於艾巴尼別墅（Villa Albani）中的銘刻錄文（CIL 6.1527）。
蒙森的基础工作无疑奠定了后续残块发现时重要的辨识和整理基础，增加了散在不同地方的残块被"重新發現"的机会。1898年，一枚包含了大字标题的新残块在罗马国家博物馆被发现，其内容足以挑战学界对悼词内容已经形成的共识。在此之前，已知残块并无大字标题，所以刻文的上部界限仍属未知，而这枚新残块的出现也就提供了拼图的右侧上方界限。再来，新增加的九行内容中提到，宣读铭刻的丈夫上了黑名单后，其实是远走他乡的，没有躲在家里头，因此陆贵祺的故事是否适用也就更有争议了[65]。倒是妻子仍然想方设法供应丈夫的各种财物和生活需求的细节，仍给学界支持蒙森者若干希望。雖然沒有實證，但許多學者都對這對夫婦的身份地位一直維持關注，也顯示出西方銘刻學界對於使用演繹法分析推斷，是具有相當深厚的傳統的[66]。
除了推斷銘刻當事人的身份外，演繹法的使用還出現在填補殘泐上。從CIL的條目來看，《悼詞》各殘塊皆有約10到20個字符左右的殘泐，而蒙森所填補的準確度如何，就需要新證據檢驗。高登（Arthur Gordon）於1950年再度发表了一枚新残块，认为就字体、格式、文意等方面，这在罗马国家博物馆的新残块可以与在艾巴尼主教别墅中的残块D+E对接，这也成了检验蒙森提出的残泐填补方案是否可靠的机会[67]。
高登所发表的新残块提到了包括CAESARI、SOROREM等悼词中关键人物，且新残块的字体如长尾Q、高体 I ，以及字体之高度和行距等，残块D+E多有吻合之处。另外，新的残块中有若干字句是与蒙森为残块D+E所提供的残泐填补完全一致或高度契合。蒙森在填补残泐的功夫显然是相当到位的：他凭藉对文意的判断，完全无误地填补了1950年残块第七行的"妳为我准备了藏身处"（receptacula pararis），并正确填补了第八行的"姐姐"（sororem）等。其他行虽然文字稍有不同，但文意几乎是相同的：丈夫先提到关于他之所以终于能被奥古斯都召回国，是因为妻子保住他的命，不然奥古斯都的承诺也没有意义，所以丈夫欠妻子对他的情意，不少于他欠奥古斯都的恩情。接着，丈夫使用了雄辩术里的不谈法（praeteritio），说为何我现在要公开我们私下、秘密计划和对谈，妻子的计划如何在得知他有立即危险的消息时救了他、如何避免让他鲁莽地挑战命运、如何让他冷静下来，还帮他准备一个藏身地、如何让他的姐姐和姐夫一起参与计划救他、让他们冒极大的危险，因为若要列举，将无穷尽等等。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行：蒙森填补后的文意为，"所以，我的命不只是靠他（凯撒）的慈悲才保住的，也是靠你的情义"（ita non minus pietati tu[ae quam clementiae illius] | me debeo），而1950年不提慈悲（clementia），仅是凯撒／乌大为本人（ita non minus pietati tu[a]e quam Caesari | me debeo）。这里的问题不是用词简略而已，而是在填补残泐的时候，刻文版面还剩下多少空间、可以用什么字的问题。當時蒙森所知道的残块并没有整行出现的例子，所以无法就此问题有比较好的拿捏，以致于会出现上述残块的残泐填补中，字数明显多余其他行的情况[68]。高登的文章出版后，学者对如何填补残泐部分才有了新的判断基础。
6.小结
总结十九世纪末铭刻学者对于铭刻研究所面对的若干挑战，首先便是铭刻资料的信度问题。虽然如游历各国、抄录铭刻的人士中，有如齐列古等对铭刻内容的正确性非常注重的例子，但若铭刻汇编者无法亲眼见到原件，确认抄录的内容是否真实、准确，那汇编成果的信度就无法保证。再来是铭刻复原的问题，而《涂礼雅悼词》的研究工作发展提供了一个经点案例。蒙森参考了手抄本、铭刻录文、以及铭刻原件后，一篇在两千年间不断受到切割、分解、再利用的铭刻终于再现，蒙森再根据雄厚的学术经验以及对拉丁语言的掌握为残泐处填补文句，并在新发现的残块验证下，显示与原本文意相当接近。然而，填补残泐所需要考虑的可能性不止于已知的文意和语言表达套式而已，还需要考量铭刻的刻文所采用的字体大小、行字间距、刻文范围等参数，才能够建立起成功填补残泐的版面环境。也就是说，单纯将铭刻内容抽离，转写成为汇编印刷版本，虽然有益于铭刻类型、语言使用规则、时代或地理区域等分类和分析方法，对于古典学研究有各方面的帮助，但从视觉呈现法抽离后，也会造成若干的潜在问题，以下从手抄本的录文开始，讨论选编和编译这两种去视觉化的铭刻资料集结的行为，以及选编所延伸的若干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