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堪萨斯城崛起于密苏里河与堪萨斯河的交汇处，是一个依赖大平原的农牧业所建立的美国中西部都市。铁路助力资本打破了自然的种种限制，令大平原转化为堪萨斯城的腹地。虽然征服自然以实现城市经济的永续增长，一直是堪萨斯城，乃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与经济文化的野心，但是成为腹地并不意味着自然完全受到资本与技术力量的操纵，更不意味着自然的消失。作为一种自发的、独立的力量，自然以其丰饶奠定城市发展的基础，也以其极限挑战着城市发展的野心和规划。在堪萨斯城的故事中，1930年代的尘暴与1951年的洪水以灾难的形式迫使这个城市去适应新的生态现实。

　　关键词：堪萨斯城　腹地　尘暴　生态适应性

　　1950年，在堪萨斯城正式建制一百年之际，该城最大的报纸之一《堪萨斯城星报》出版了一期百年特辑，题目为《今日之城崛起于昨日之滨河小镇》。这份特刊的封面是两幅嵌套的彩绘图片。下方较小的一幅图片中，站立着一位手拄来复枪的拓荒者，身旁是头戴羽毛的土著人和一架双牛驾辕的篷车。画面中拓荒者的背影坚毅而笔直，他身旁的土著人则显得矮小卑微。拓荒者眺望着流向远方的密苏里河，近处是一艘小小的平底驳船，稍远处一艘冒着滚滚浓烟的汽船向西驶去。河岸芳草萋萋，在较平坦处排列着七八座低矮的小楼。屋宇之后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山丘。这幅较小的图片嵌入占据整版的大图之中。在大图中，依然屹立着男子的背影，依然流淌着迢迢的河水，依然摇曳着堤岸的高草，但是一桥飞架南北，在宽广的大河北面，是一座巨大的、高耸的城市，山丘已无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连天入云的大厦。对现代的美国城市而言，只有当这些大厦勾勒出城市的天际线时，它方可被骄傲地称为一个大都市。男子的身旁不再有土著的陪衬，他一手插在西装裤的口袋之中，望向的也不再是荒蛮的西部，而是因汉尼拔大桥而极大便利了对外交往的城市。河上的汽船已经消失，篷车早已是历史的陈迹，昔日的河港小镇伴随汉尼拔大桥的修建，逐渐成为美国中部密集铁路网的中心。大图上方一架飞机驶向城市，标志着一个新的交通时代的到来，似乎也宣告着一个河港与牛镇(cow town)时代的落幕。

　　在1950年大加速(the Great Acceleration)时代到来之际，百年的堪萨斯城野心勃勃、充满生机。土生土长的堪萨斯城居民渴望讲述自己城市的历史，如同所有热切地赞美家乡的人们一样，他们兴致盎然地回忆着过去的苦难与辉煌——如何筚路蓝缕、百折不挠，如何以普通人的聪明智慧创造出今日的富强。在他们的讲述中，一个胜利的故事逐渐成形，它的基调是进步的，节奏是迅疾的，气质是民主的，信仰是自由的，它将是一个典型的西部故事，也会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故事。在那些对一个城市深具认同感的人们的笔下和口中，个体的城市传记类似于个人的传记，而人们愿意去记录并且传扬的是成功者的故事。历史学家如是，普通人更是如此。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关乎成功的故事，一个昔日只有数十人的皮毛贸易小镇成长为横跨堪萨斯与密苏里两州、人口近300万的大都市，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不但为无数前赴后继来到此处的人们提供机遇、希望和财富，也为西进的人们提供了最不可或缺的能量——食物。

　　但是，胜利的故事并非总是历史的全部，苦难历程的终点并非必然导向辉煌。取代胜利或者进步叙事的，也不仅有衰败一途，而更有可能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故事。已经有很多人在讲述这个新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到一部分人如何为了另一部分人的成功而付出代价，以及前者作为个体或群体所罹受的不公、挫折和失败。然而，就像历史不仅是关于某一个或者某一种人的成功故事，它同样也不只是关于“人”的成功或者失败的往事。为成功而付出的代价经常由人类以外的生物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所承担，而自然环境的变迁反过来会影响人类及其创造物，如城市的存在方式、历史轨迹与权力关系。

　　堪萨斯城的成长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芝加哥在大平原上的翻版，它距离芝加哥800公里，同芝加哥的情形一样，讲述它的故事，同样需要回到大西部，回到高草与短茎草草原、玉米与小麦农场，回到牲畜围栏与肉类加工厂之中。1991年，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出版了《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与大西部》。在此书中，克罗农打破了城市的既有行政边界，将之放入一个更为辽阔的生态与历史维度中进行讨论，开创了环境史研究的经典叙事。他通过“商品流动”(commodity flow)对都市(metropolis)及其腹地(hinterlands)的影响展开二重研究，在自然的生态系统与城市的经济系统的交叠层面上，探讨芝加哥得以成为中西部最大都市的根源。城市资本的力量借助铁路、冷冻罐车等现代技术将大西部变成芝加哥的生态腹地，为城市提供其所需的资源和食物。在这个过程中，草原转化为麦田，牲畜取代了野牛，五大湖区的森林成为建筑材料，大西部的自然被不断地商品化(commodification)，而芝加哥作为这些商品的集散地逐步扩张，成为自然的大都市(natureś metropolis)。大西部原有生态系统的演化中嵌入了资本的逻辑，“居于中心的城市对其周边的地区施加着长远的市场影响”，远离市场的腹地的景观变迁与物种兴衰不再由其所在栖息地的环境所决定，而成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这无疑是极具挑战性的洞见。但是，虽然资本的逻辑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四处延展，自然的力量却始终在与之抗衡。芝加哥的生态故事并未结束于“白城”，自然也没有就此为资本的逻辑所统御，简化为克罗农所言的“第二自然”。恰恰相反，作为一种独立的、自发的力量，自然执着地存在于城市、乡村和更遥远的腹地，不断地形塑着城市的生态、经济与个体的生活。

　　堪萨斯城与芝加哥一样，是一个自然的大都市。它们几乎拥有共同的腹地，也分享着某些相似的经历。然而与克罗农所描述的芝加哥所不同的是，在堪萨斯城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壮伟的大都市一往无前地以资本为利器碾压、征服其腹地生态的故事，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它的过往生态经历中，自然的力量从未被彻底消灭，它的变迁始终影响着城市权力与经济形态的改变。而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不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美国中西部都市的崛起与所受的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它的经历能够帮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城市与自然之间纠缠的历史。

　　一、两河交汇处的堪萨斯城 

　　堪萨斯城诞生、成长于广袤的北美大陆的中部，坐落于堪萨斯河与密苏里河的交汇处。后者是北美最长的河流，诨号“大泥流”(the Big Muddy)，它自白雪皑皑的洛基山峰顶起源，最终汇入密西西比河黑褐色的洪流之中。与密苏里河相比，堪萨斯河短而浅，长度不过185公里，整个流域位于今日的堪萨斯州，然而即使如此，它也可能在某个持续暴雨的季节浊浪滚滚，洪水成灾。因此，当地人在闲谈间，也以“大”名之，称之为“the Big Kaw”。“Kansas”“Kaw”“Missouri”均得名自曾经在河畔生息繁衍、激流泛舟的中西部土著部落，它们与其赖以生存的河流及成千上万的河狸和满山遍野的橡树一起，共同塑造了白人未至之前的生态。这里是两种生态系统的交汇处，在堪萨斯河的入河口处，由高大的橡木和山核桃树构成的东部林地生态遭遇了中西部的高草草原生态。

　　当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团(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在1804年6月26日来到卡奥点( Kaw Point)──堪萨斯河与密苏里河交汇处时，这里的河山已经数度易手。最早留下记录的是18世纪初的传奇人物──法国浪子布尔芒(Etienne Veniard de Bourgmont)。在1763年的《巴黎和约》之后，西班牙人在名义上控制了这个地区，但是法国人仍然在皮毛贸易上占据主导地位。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买(Louisiana Purchase)完成之后，密西西比河以西214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土地划入美利坚合众国版图，但是当时远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精英对那片土地一无所知。

　　在刘易斯与克拉克的旅行日志中，除了少许捕猎野生动物的记录，并没有线索激发人们对此处土地未来的想象。他们修整三日后，便逆流北上，继续对密苏里河流域的探险。在密苏里河从源头流向密西西比河的漫长行程中，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支流汇入其奔腾的河水，但是卡奥点的特殊意义究竟何在？探险团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1804年，年轻的合众国刚刚拉开西部舞台的序幕，尚无人知晓在其面前展开的平坦大地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潜力。对实现路易斯安那购买的托马斯•杰弗逊总统及其同代人，甚至之后的两代人而言，他们的世界是湿润、苍翠、森林覆盖的北美东部；而密西西比河以西，特别是西经98°以西的未定地带却是荒凉、干旱、没有树木、不适宜农耕之地，一个“美国大沙漠”(Great American Desert)的幽灵开始在美国公共想象的上空浮现，并且固化为人们对于这个地区的基本认识。实现“美国大沙漠”到“美国花园”(American Garden)的转化需要数十年的探索与认识，因此，紧随路易斯安那购买而开启的，并非托马斯•杰弗逊总统所向往的属于自耕农的农业帝国，而是一股巨大的商业浪潮。

　　堪萨斯城在这股资本与自然相碰撞的浪潮中首当其冲。密苏里河正是在此处不再继续流向西南，而是拐向东部，奔赴密西西比河。这样一个弯道在此后半个多世纪中为那些立志前往西南部的人们提供了弃船转车最便利的地点。最初，此弯道周边的土地是一个天然的前往新墨西哥圣塔菲的补给站。那些希望与土著和墨西哥人进行贸易往来的东部冒险家乘船来到卡奥点，在此间购买篷车与牲口，穿越大平原向西南而行，最终抵达圣塔菲。著名的圣塔菲小径在大篷车和来复枪的加持下成型。很快，新的愿景产生了，通向太平洋的俄勒冈小径成为更多人奔赴西部的路径，但是它们拥有共同的起点───堪萨斯城和与之毗邻的堪萨斯州的独立城。1848年淘金热开始后，更多的篷车从此处出发，带着对未来、财富、自由的渴望西去，去实现这个国家与他们个人的天定命运。这股浪潮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带向他们的梦想之地，直至1869年州际铁路贯通，篷车队伍才慢慢从大平原上消失。在此之前，至少有40万人通过俄勒冈小径西去，演绎了无数的悲喜剧。而这个在1855年人口不过500人的小镇──堪萨斯城，在其中扮演的生态角色究竟是什么？

　　堪萨斯城所踞之处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地理上最佳的换乘点，同样重要的还有其草原生态。无论西进的移民是选择圣塔菲还是俄勒冈小径去开拓西部的荒野，他们的篷车都需要役使成千上万头牛、马、骡子，这些牲口需要饲料，而围绕堪萨斯城周边的草原正是它们整顿、休憩、过冬的天然牧场。堪萨斯城知名的传记作者詹姆斯•R.肖特里奇(James R. Shortridge)认为，堪萨斯城周围的草原是这个西部小镇成长为大都市的最重要的三大地理特征之一，也是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特征。但是，肖特里奇以及其他研究堪萨斯城历史或者地理的学者们同样忽略的是，堪萨斯城的草原属于向西伸展的广袤平原，而这片南至得克萨斯，西抵科罗拉多，包括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俄克拉荷马、怀俄明诸州在内的辽阔“草海”(the“sea of grass”)才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生态特征。

　　二、瞭望充满希望的西部 

　　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大沙漠”的形象开始慢慢淡化，在时人眼中，这里仍然是野牛遍布、土著横行的荒蛮之地，但是它已具有变成“花园”的潜质，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发掘这一潜质，让沙漠如玫瑰花般绽放。1854年，国会签署《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其政治目的明确，即希望借此废止《密苏里妥协案》，将新加入联邦的西部各州变成蓄奴州，最终引发了堪萨斯与密苏里边界的蓄奴州和自由州支持者之间的一系列流血冲突。但是，无论在“流血堪萨斯”中各怀心机的对峙双方的政治立场与道德诉求如何，他们拥有征服自然这一共同的信念，未来的总统林肯在其1854年发表的皮奥里亚演讲中，将此信念表达无余。在批驳《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逻辑上的漏洞和道德上的荒谬的同时，他说道：“整个国家都认为要充分利用这些领地。我们希望它们成为自由白人的家园……。”至于如何充分利用，使之成为自由白人的家园───事实上，在内战结束后，它也成为部分自由黑人的家园───则是林肯总统在1862年颁布的《宅地法》中所回答的问题。

　　在堪萨斯城，商业仍然是创造财富的基本手段，但是此时，商业所仰仗的不再是自然孕育的毛茸茸的生物，在人性的贪婪、资本的支撑、金钱的诱惑、威士忌的刺激和土著的娴熟猎捕技艺下，那些因其美丽、温暖的皮毛而受到猎人青睐的动物(如河狸)，将被捕杀殆尽。这个野心勃勃、决意扩张的国家需要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它的商业不能继续依赖于自然漫不经心、毫无效率的产出。人类之手必须介入，应当由人类来决定自然应当产出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速度和周期来产出，这是农业与牧业的基本逻辑。在传统的农耕社会，农民在缴纳税款之后，其产出供给自身、家庭与社区的需要。但是大平原将要出现的农业和牧业与之不同，它将是早期以商业和市场为导向的农牧业，将在农民的劳动与国家的意志、人类的需求与土地的供给之间嵌入资本的链条，从而改变大平原的农业生态与城市景观。

　　堪萨斯城站在美国西部开发的前哨，是最鲜明地为大平原生态与经济角色的转变所定义的城市。西部的农业开发使这个城市能够从一个贸易中转站、圣路易皮毛贸易王朝的小角色，摇身一变成为密苏里州最大城市(包括其在堪萨斯州的部分)。在1850年代，西部开发的鼓吹者们(boosters)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1857年出版的《堪萨斯与内布拉斯加历史》一书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西部开发的可能。此书有一个当时流行的冗长的副标题：《描绘土壤、气候、河流、草原、山丘、森林、矿物、道路、城市、村落、居民，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主题》，扉页上则是号召人们移民堪萨斯城的宣传。在此书中，作者沃尔特•斯隆(Walter Sloan)费心竭力地以当地土壤、河流、气候、动植物的丰饶，全方位地解构堪萨斯和大平原地区“大沙漠”的形象，以期吸引来自东部的拓荒者。他写道：“堪萨斯的气候同密苏里、肯塔基、弗吉尼亚相似，不过略干一些。这里的土壤可以完美地产出所有的谷物、牧草、蔬菜，还有中部各州的各类水果。……从堪萨斯河口以西，沿河100余英里的两岸，优良的木材非常充裕。……很多橡树的直径有五至六英寸，杨树往往更加高大。”在此书为堪萨斯城专辟的章节中，作者写道：“这个野心勃勃的小城市，现在正全力以赴服务于移民、圣塔菲与加利福尼亚的贸易。”该书的作者预见到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以及更远的西部平原的广阔农牧前景，但是很显然，他对这个雄心勃勃的小城市的野心尚未有清晰的认知。

　　该城早年的领袖人物之一─罗伯特•T.范霍恩(Robert Van Horn)则展望着更为宏大的前景。1855年，正当而立之年的范霍恩从俄亥俄来到堪萨斯城，该城刚从1850年的霍乱之灾中恢复元气。彼时，它的人口不过寥寥478人，但是，西部开发的鼓吹者已经用各种方式为这个作为拓荒起点的小镇背书。范霍恩成功地买进刚刚成立的报业公司，发行了这个小镇的第一份报纸《堪萨斯企业报》。密苏里河南岸便是堪萨斯城，沿岸的建筑大都是仓库，昭示着该城的港口位置。港口背后是延绵数百英尺高的崖岸，其上森林繁密，但是此时已有几幢住宅。在未来的数十年间，堪萨斯城在不断向西拓展其腹地的同时，也将砍伐这里的森林，夷平大部分山崖，建造一个城市。《大堪萨斯城早期史》的作者查尔斯•迪赛里奇(Charles Deatherage)本人就是当地一位木材商，因此，在他的著作中对此处的森林状况有大量描述。

　　在此书中，迪赛里奇用数页篇幅转引了范霍恩于1857年圣诞晚宴上所做的题为《时代的精神》的演讲。范霍恩的演讲激情澎湃、用词考究，他传递的信息是那个时代人们熟悉的声音：铁路将吹响进步的号角，贯彻民主的制度。“铁路蕴含着进步的哲学……”，他告诉听众：在那些大量使用人力与畜力进行运输的古老国家，“朝廷修建城市，专制统治者的法令强迫整个帝国为其奢靡的都城进贡。……在这里，人民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城市……纽约、辛辛那提、芝加哥、圣路易斯、新奥尔良是我们人民的大都市”。上帝之手以山峦河流确立了商业的中心，“正是通过研究全能之主手指划过的痕迹，贸易的先驱与文明先锋选择了这些地方建立共和国的宏伟城市。在通向密西西比与太平洋山峦盆地的商贸西进的路途中，最后一个伟大的财富、贸易与人口的中心稳固地坐落在密苏里与堪萨斯被岩石环绕的河湾之中”，那就是堪萨斯城。他铿锵有力地言道：“从哥伦布时代开始，商业与企业便一直在追寻西部。西部、西部，这是跨越大西洋，溯流波多马克河，翻越阿勒格尼山，顺流俄亥俄河，穿越密西西比河，北上密苏里河的口令，它终于被找到了。堪萨斯城屹立在西进航程的终极所在(ultimate point)——它是商业的西部(commercial west)：位于堪萨斯城以西的地区必须横越大陆向我们靠近。我再重复一遍：西部终于被找到了。”

　　范霍恩敏锐地看到堪萨斯城在铁路时代将至的时刻所占据的独特位置——它位于美国的地理中心。基于此，他告诉人们，当铁路从四面八方修入堪萨斯城后，它们将为堪萨斯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超越的财富之矿，在70个小时内带来得克萨斯的棉花、蔗糖与牲畜，大平原与山区的皮毛，东部的工业制品，密西西比河流域与苏必利尔湖的铜与木材”。最后，他例举芝加哥所创造的奇迹，并且自信地宣告：“让世界像知晓芝加哥那样了解我们，让他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商业中心，为自然的法则所确立……让我们努力西进——该词(westward)为堪萨斯城而存在……。”在1857年的圣诞之夜，这个城市的商业精英欢聚一堂，虽然自由州与蓄奴州的撕裂正在加深，堪萨斯城深陷于此裂缝当中，已在一次次的流血冲突中感受到内战的阴影，但是，当他们望向西部，看到的仍然是充满希望的丰硕富饶的土地。他们坚信上帝的规划与自然的法则将带来一个都市的崛起，这是他们的“天定命运”。

　　三、当东部的资本遭遇西部的牲口 

　　从堪萨斯城向西瞭望，究竟能够看到什么？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人们看到的都是一片一望无垠的大平原。19世纪中叶，铁路尚未修抵堪萨斯城，遑论横贯东西的70号高速公路，但是圣塔菲、俄勒冈小径在此时依然繁忙，点亮了堪萨斯城商人们眼中闪耀的商机。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大平原上看到如此辽阔和肥沃的草原。在1850年代，这里仍然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野牛。然而这些大平原的霸主终将消失，不是因为它们的毛皮与骨肉，而是由于它们必须为来自遥远大陆的“远亲”家牛让位。大平原虽然辽阔，却容不下野牛和家牛同时存在，野牛(bison)或者美国野牛(American buffalo)，哪里有家牛(cattle)听来那么悦耳，后者与资本(capital)的读音如此相似，而它也将证明自己不会令资本持有者失望。更何况，这里不仅将变成一个个辽阔的牧场，还将变成世界的面包篮，人们将犁开大平原的土地，翻起这里的土生草种，将其变成小麦与玉米的家园。坐落于这样的位置，如其鼓吹者所言，堪萨斯城“注定”会成为一个农业中心(agricultural capital)。

　　在1882年出版的题为《堪萨斯城的主要工业》一书的导论中，作者用最为热情洋溢的语言重复着19世纪该城的出版物中对堪萨斯城随处可见的称颂：“在一片辉煌领土的入口，一片拥有无与伦比的肥力和生产力的领土，一片有着绝佳的有益健康的气候的辽阔区域，一片面积接近旧世界若干个国家总和的领土上，屹立着我们伟大共和国的中心都市(centropolis)——堪萨斯城，它坐落于连绵的山丘之上，俯瞰这片壮丽的区域，向世界上最好的种族(nations)与人民(peoples)发出邀请。堪萨斯城几乎坐落于美国的地理中心，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进行精密的计算，所确定的(地理)中心地点距离它都不过几英里。而且，一个强有力的事实还在于它恰巧位于美洲的农业带，同它接壤的区域涵盖世界上最好的畜牧业领地，此外还有密苏里与堪萨斯著名的铅矿、锌矿、煤矿，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的铅、煤、铁、银、金矿。”在堪萨斯城同业公会(the board of trade)1879年的年度报告中也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1878年)，四季风调雨顺，农民获得了大丰收。他们的家禽和牲口不断增加；我们开垦肥沃土地的面积也在不断延伸；移民，估计有数十万健壮而精力充沛的勤劳人民开始在丰产的草原上寻求机遇，增加业已存在的共同体的财富，令其更具活力；这一年我们也完全分享到美国铁路修建的红利……虽然我们的市场价格压得偏低，但是商品在自由地流通，金钱也颇为充足。在这个城市(堪萨斯城)中，也有着同样令人满意的情形，因为堪萨斯城与新西部之间的关系如此亲密，同声共气，不论任何事物对一方产生影响，另外一方便会迅速地感受到同样的影响。”

　　坐拥这片巨大的腹地，堪萨斯城的鼓吹者有了十足的底气向东部掌握资本的大亨们游说，吸引他们的财富。芝加哥早已给出如何发展的模板，因此堪萨斯城十分清楚铁路之于现代城市的意义。绝佳的水路位置仍然是堪萨斯城可供吹嘘的资本，但是它的实际作用在铁路时代已经大幅度降低，尤其是堪萨斯河并非一条适于汽船航行的河流，堪萨斯城的水路优势有限。所以只有铁路，才是任何一个中西部小镇得以崛起的根本。范霍恩在1855年的展望被堪萨斯城内部长期的流血冲突和此后全国性内战的爆发所打断。但是内战甫一结束，他们便开始游走奔告，宣扬堪萨斯城无与伦比的地理位置和此城商业精英们果决的智慧和合作的精神。在打败所有位于堪萨斯州、密苏里州的竞争者之后，堪萨斯城联手新英格兰资本于1869年在密苏里河上建成了第一座“永久性”桥梁——汉尼拔大桥(the Hannibal Bridge)。但是1886年的一场龙卷风摧毁了它的中段，后来在距其60米处的上游修建了第二座汉尼拔大桥。大桥的修建正式启动了堪萨斯城日后成为大平原铁路网中心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