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演说中，伯纳德·贝林归纳了当代史学面临的几大挑战与可能的发展趋势，其中之一是关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历史现象，尤其是那些“跨国的交流和互动”。40年过去，在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大、依赖性持续加深、开放性愈加强化的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正借助“网络”（network）等概念工具，在贝林当年预示的方向上探索人类彼此联系的故事。“网络”既被广泛用来重新描绘与诠释历史，又包含学者们在网络化时代的现实关怀。与此同时，“网络路径”（network approach）也为美国早期史研究注入新的动力，并提供更多的可能。
“网络”一词可追溯到16世纪中叶的英语文献，形容网状实体，如纺织物、动植物的身体构造，以及其他自然与人造的结构（如河流系统、电网等）。二战后，“网络”开始指代由相互关联的人所组成的团体。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等提出了“网络分析”“社会网络理论”等概念，随后运用于统计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和人文学科等诸多领域。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网络”指社会行动者（个人、群体或组织）通过一系列的关系和互动而连接成的某种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一般通过数学和计量模型来描述该结构，并解释结构关系中的动态变化及其意义。
在部分社会学家看来，“网络社会”出现于20世纪末，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物质基础，“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不过，这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借用“网络”概念，以突破时空约束，描述和分析历史。在跨国史和全球史领域，“网络”已是一个频频出现的“热词”。跨国史的积极倡导者入江昭呼吁学者们关注那些“国家主权与民族争端”之外的“跨国网络和议程”。对“跨国空间”“网络”“纽带”的重视，促使学者们转向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考察，如“跨国移民，国际性的妇女、劳工和宗教团体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当然，“网络”概念的运用不局限于世界现代史领域。全球史家麦克尼尔父子认为，“网络”并非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学术概念。如果将其理解为“把人们彼此连接的一系列关系”，便是自有人类之始即存在的事实。他们颇具雄心地构建了一套以“网络”为核心的论述体系，重新描述世界发展历程。总之，在历史学家笔下，“网络”已经成为一个灵活伸缩的概念，用以表现历史的不同形态与层次。
对形形色色的“网络”的关注，既反映了历史书写视角与旨趣的转换，也体现了近年来史学的一大趋向，即从更大的时空维度考察历史上的交流与互动现象，突破现代史学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框架，反思种种中心论、例外论与国家的神话。在这样的风潮中，美国早期史研究亦自然受其熏染，尤其是以“网络”为核心概念之一的大西洋史研究，对美国早期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改造性和塑造性影响。
一、“网络路径”与美国早期社会经济史研究
今天的美国历史学家已经普遍接受了如下观点：美国早期史不能仅被视为美利坚国家的“起源”“开端”与“前史”，而应是大西洋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对美国社会形成与发展的追索，离不开“跨大西洋网络”这一更为广阔的历史语境。“大约从1500年前后开始，人员、货物和思想围绕着大西洋水域进行了千变万化的流动，创造出诸多亲属网络与交流网络，这些网络将不断扩展的移民与贸易共同体连接在一起”。可见，“网络”是定义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西洋世界的关键所在。大西洋史学的一大特征，也正是通过对社会、经济和思想等“网络”的重构，解释近代早期大西洋世界如何“通过密集和多样的联系逐渐成为一体”。
该领域的倡导者贝林细致地论证了“网络”在大西洋史体系中的作用。其一，就学术史而言，二战后欧美学者开始关注大西洋世界的贸易、亲缘、官僚等“网络”。例如，菲利普·科廷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研究与史料的数字化，揭示了“一个连接非洲、欧洲和美洲的悲剧性网络”的存在。对种种“网络”的探索，共同促成了作为史学分支学科的“大西洋史”的兴起。而且，大西洋史本身就是美国与西欧紧密的经济、政治和学术共同体的产物。其二，“网络”不仅是一种历史分析工具，也是串联起大西洋历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跨大西洋网络”以发达的航运和贸易作为基础，由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c Jews）等群体参与运作，并借助宗教的力量加以维持。总之，“大西洋网络处处可见——经济的、宗教的、社会的、文化的，而这些网络的发展成熟，强化了克里奥尔精英（欧洲血统、美洲出生）的力量”，导致了各帝国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巨大变化。其三，在近代早期全球范围内，上述具有强大整合力的“网络”似乎是大西洋世界的突出现象。虽然欧洲国家在其他地区也进行了广泛的贸易活动，“但直至19世纪末以前，那些遥远的联系并未创造出类似的全球性网络”。
其实，在大西洋史家对“网络”进行理论化概括之前，一些学者已经尝试用其考察17—18世纪大西洋世界的变迁以及对美国历史的意义。例如，伊恩·斯蒂尔较早将“英属大西洋世界”作为整体加以审视，侧重分析各种交流手段对美国早期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参考了英帝国史，特别是对“殖民地时期难以计数的商业、政治、宗教和家庭的跨大西洋网络”的研究后，他指出，书信交流和人员往来是这些“网络”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斯蒂尔追踪了信息传播所依托的商船路线、邮政体系与出版行业，分析其时效性、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将“网络”概念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人员和信息加速流动的后果是，第一英帝国被整合为“一个有效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共同体”，某一方的独立宣言并不能使之解体。与这项开创性研究相类似的是佩吉·利斯将比较视野扩及整个美洲的著作。她明确提出以“网络”作为核心的解释框架，认为此概念“连接了贸易与革命，包含了商人、知识分子与革命者，跨越了不同的年代、距离与社会”。英国主导的国际贸易“网络”是大西洋体系的基石，18世纪国际政治争端亦主要围绕追逐利润展开。正是对商业利益的重视，推动了美洲人对政治自由的争取以及随之而来的独立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洲各国的诞生，均肇始于一个多国网络和国际贸易体系”。
虽然利斯的长时段研究有一定的方法论意识，但“网络”概念仍然较为模糊与宽泛。近年来，更为深入细致的个案分析大量涌现，特别是在社会经济史领域，以“网络”为关键词的大西洋史和美国早期史著述蔚然可观。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商人与贸易“网络”。伊恩·蒂勒尔指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段内，大西洋贸易网络组成了一个可以探索跨国联系的关键地区。”在这一贸易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中，商人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们发明了“复杂的信贷网络和商业技术”，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移民和资本的流动，将大西洋世界整合为一个密不可分的区域。商人常以联姻的方式组成家族间的商业联盟，以此降低跨洋贸易的高度风险。对1750—1800年英国对北美出口贸易的研究显示，尽管政治变动剧烈，但英美贸易仍获得巨大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商人对“商业网络”的努力维系。即使在美国革命时期，英美商人依然通过频繁的互访和通信，交流商品清单、货物样品和价格信息。戴维·汉考克则从“物”的视角出发，追踪了马德拉酒“跨越帝国疆域和政治秩序的流动”，试图以小见大，呈现一个“去中心化、网络化和自我组织”的大西洋世界。这些“网络”由无数的生产商、经销商和消费者组成，随着“网络”的扩大，其功能不再局限于葡萄酒的贩售，而是传播各种信息，转变为“一个密集的、整合性的、跨帝国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机制”。有学者建议：“美国早期史家应该多多关注大西洋史学家如何率先使用网络理论来理解商业交流。”
第二，移民与定居“网络”。移民的大规模迁徙、定居和殖民地社会的形成，是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主题。该领域的开拓者贝林曾提出“peopling"概念，综合分析欧洲向北美移民的动机和迁徙模式，移民在抵达美洲后的土地拓殖与投机、社区重组、文化再造和族裔关系等内容。批评者指出，贝林以人口社会史为根基构建的大西洋体系带有严重的缺陷，在地域上局限于北大西洋，无视英格兰和德意志地区之外的欧洲移民和数量庞大的非洲奴隶，并最终服务于美国起源的论说，难以摆脱例外论的束缚。后继学者无论从视野、选题还是方法上，均大大推进了相关研究。譬如，同样是聚焦于英属大西洋世界的移民问题，艾莉森·盖姆斯将其放在各种“互动的网络”中分析，包括航海的、文化的、贸易的、外交的、军事的和流行病学的“网络”。她突破了贝林“中心—边缘”解释框架和人口单向流动的观察维度，认为“在贸易网络的刺激和整合作用下”，人员和商品在大西洋两岸进行着复杂的“迁徙”与“回流”。这些“运动”不仅造就了北美殖民地，也重新定义了英国，真正形塑了大西洋世界。除了“正规的商业网络和贸易路线”外，她也提到“非正式网络”（亲友和宗教）在推动迁徙方面的作用，至于航船的“流言和信息”，更让移民的旅程和目的地充满不确定性。
第三，宗教与社团“网络”。伴随着欧洲移民的海外拓殖，天主教和新教各教派纷纷建立起各自的跨大西洋宗教组织。这些“友爱的网络”发挥了维系信仰、接纳移民和传递信息等多重作用。带有宗教色彩的共济会等志愿组织，不仅为具体的宗教活动提供了制度化的“网络”，也承担了济贫和互助的社会功能，“在18世纪后半叶加速的全球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宗教团体往往是成功的商业组织，且相较于私人关系，所涉范围更大也更为稳固，“类似教友会和犹太人这样的团体在整个大西洋世界（甚至在帝国疆域之外）都拥有广泛的、组织良好的联系纽带，传播关于商业环境和个人声誉的最新且及时的信息”。宗教“网络”与信息交流“网络”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例如，在大觉醒运动期间，英美的加尔文派牧师从“零星的个人通信”开始，逐步建立起基于书信和出版物交换、扩及众多信徒的“网络”，孕育出“跨大西洋的福音派意识”。共有的大西洋“通讯网络”的存在，也让不同的教派产生了交集。总之，宗教不仅仅是基于精神和信仰的共同体，也兼具社会与经济功能，还塑造了成员们跨越政治边界的身份认同。用贝林的话说，“宗教在塑造和维系这些网络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二、“网络路径”与美国早期政治史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和社会经济史家相比，政治史学者似乎较少参与对“网络”的讨论。个中缘由不难理解。贸易、移民、宗教等要素具有突出的跨国性和流动性，以“网络”为解释框架可谓题中应有之义。政治史研究则长期被限定在一国边界之内，如美国早期政治史常与战争、革命、立宪等重大主题捆绑在一起，最终目的是诠释美利坚国家的诞生与形成。近年来，受大西洋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的启发，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外部因素与美国早期政治的交互作用。他们也从“网络”等概念中汲取灵感，发掘新的题材，运用新的研究路径，或是对老问题提出新的诠释。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革命与“跨大西洋网络”。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拓展美国革命的时空维度，在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政治变迁中予以审视。他们继承并发展了罗伯特·帕尔默和雅克·戈德肖于上一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大西洋革命”说，试图在思想、物品和人员的密切互动中，重新界定美国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例如，乔纳森·伊斯雷尔将美国革命视为大西洋“激进启蒙主义”的产物，它的世界冲击也体现在激进政治思想的“回流”，当代史家所关心的社会和经济议题并没有在当时的欧洲引发响应。借助于杰斐逊、亚当斯、杰布、普赖斯、拉法耶特、布里索等欧美“知识分子网络”的讨论和宣传，“美国革命在原则和技术上指明了道路，它把欧洲对旧秩序的激进哲学批判融入强而有力的实际政治层面，于1785—1798年期间，激起了荷兰、瑞士、法国、意大利、波‑_和德意志等地普遍的革命性骚动”。珍妮特·波拉斯基的著作侧重分析革命思想跨国传播的载体，包括国际旅行者“网络”、书籍出版与流通“网络”、私人通信“网络”、咖啡馆和俱乐部等“社交网络”、信息和流言散布“网络”等，呈现出一幅大西洋革命者共同追求自由理想的生动图景。上述研究一方面肯定了外部因素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展现了革命理念经由“大西洋网络”所产生的巨大激荡，彰显了这场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
第二，个人或群体的“跨国网络”和经历。在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跨越政治边界的个体活动往往不见诸史籍，孕育其思想主张的国际语境也常常遭到忽视。例如，只有在18世纪末的大西洋世界主义和激进主义“网络”中解读潘恩，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位“世界公民”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一本《常识》。运用社会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则可以将各国人士的踪迹汇聚到一起。有学者以此考察了荷兰、法国和美国的政商精英如何向欧洲顾客兜售美国西部土地的故事。商人的投机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又镶嵌于更大的国际语境，受制于法国革命和美国政局的变动，充分体现出革命年代“大西洋网络”的多样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此外，那些反革命者特别是流亡者的经历，更应该依赖“跨国网络”分析框架。例如，家族纽带、“信仰网络”和英帝国的全球性存在，是北美效忠派（包括部分黑人）辗转流离和获得新生活的关键。佛朗索瓦·弗斯滕伯格将目光投向法国革命和海地革命中的流亡贵族，还原了该群体如何依靠人脉在费城重建自己的社区并重获财富的曲折过程。他特别绘制了一幅美、法、英三国精英的人际关系图，“网络”的结构一目了然。
第三，“网络”与美国早期的国家建构。美利坚共和国初期既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年代，也是全球联系日益加深的时期，不应忽视个体背后“更大的出版、贸易、移民和思想流通网络”。弗斯滕伯格对法国流亡者命运的关注，也是为了体现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中的外来因素，包括他们如何影响美国的政党政治和政治文化，如何卷人美、法、英三方的外交角力，以及如何涉足西部土地开发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汤姆·卡特汉姆指出，“商人网络”与独立战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战争对英美贸易造成巨大而直接的破坏，但“战争期间形成的友谊和网络成为获取信息、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渠道”，造就了一个新的精英集团。共和国初期，这些革命精英为了追求美国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力图重建被战争中断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网络”。在某种意义上，宪法的制定也是为了营造一个信守契约的稳定环境。
第四，“书信网络”对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塑造。内森·佩尔—罗森塔尔借鉴了近代早期欧洲“知识网络”以及“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相关研究，重新解释了1797—1798年间美国政府的对法外交决策。他以亚当斯家族的私人信件为主要史料，指出约翰·亚当斯总统实则依靠两大“网络”获取政治信息：一是“以内阁为中心，建立在正式政治结构之上”的“官方网络”；二是“基于个人信任关系的朋友与家族”的“私人网络”。两个“网络”互为补充，但亚当斯显然更为信赖私人渠道所提供的情报，并据此成功地处理了美法争端。他的进一步研究显示，不仅大多数的美国政治精英都有类似的私人“信息网”，大西洋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活动家同样依赖于通信这种交流方式。“书信网络”不仅影响了18世纪美国的政治实践，也“构成了革命政治的跨大西洋基础”。
三、“网络路径”对美国早期史研究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析的概念工具，还是借以考察“过去真实存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网络”，“网络路径”既为美国早期史开拓了更加广泛的研究课题，也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作为史学“跨国转向”和“全球转向”的重要概念，“网络”能够帮助历史学家“超越体制化的、专业化的和国家的边界”，“将民族国家去自然化，挑战例外论的偏见，展现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联系”。用“网络路径”来“书写18世纪大西洋世界中的美国的跨国史”，并非简单套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而是将以往被民族国家框架所割裂的故事组织和联系起来，从而揭示被遮蔽的历史情境，赋予熟悉的史实以新的面貌。具体而言，这种新的取向可以为美国早期史研究提供以下思路。
第一，突破民族国家历史的桎梏，以“网络”作为考察单元，在“贸易和交流的全球网络”中“重新认识美国起源的空间向度”。在超越例外论的同时，“网络路径”也促使我们思考：作为英帝国边缘的北美殖民地，在“大西洋网络”的构建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作为大西洋世界的一部分，北美的发展如何与其他帝国和殖民地产生连结？这些都有助于客观评估美国早期历史的独特性和普遍性。
第二，将历史行动者嵌入广泛的跨国语境，展现个体活动与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跨大西洋网络”提供了获取资源和信息的渠道，也发挥着塑造身份认同和促进共同价值的功能，深刻影响人们的观念、信仰和行动；另一方面，这些机制由“真实存在的人开发并运作”，历史行动者既受“网络”的制约，也具有创造和改变“大西洋网络”的能动性。
第三，相较于美国史学对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凸显，“网络”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可以纳入更多的历史当事人。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常常变动不居，早期精英和民众完全可能因种种关系而处于同一“网络”结构，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例如，无论是农民、工匠、商人还是政治精英，在共和国初期，“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从属于一个大西洋和全球的经济体”，都亟需一个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
第四，就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研究而言，以往论著常被批评用某一种共识性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众声喧哗的思想场域。而且，长时段、跨地域的思想史研究容易导致“非人化”的倾向。将思想流转与“社会网络”结合考察，既能分析观念背后的差异及其原因，也可以突破文本的限制，追踪思想经由何人、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和发挥作用。
不过，在启发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同时，“网络路径”也在方法论层面存在着不少局限和挑战。
首先，对“网络”概念本身尚缺乏明确而清晰的理论界定。“网络”与“联系”“互动”有何区别？与18世纪文献中的“联系人”（correspondent）“社交圈”（social circle）又是什么关系？全球史学者塞巴斯蒂安·康拉德曾追问道：“互动之网需达到何种密度，才能成为一个网络？应该具有什么程度的稳固性与稳定性？互动的频率和时长如何？依靠什么媒介使网络持续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尚待解决。此外，如何处理个体经历、地方性事件与全球进程的关系？如何平衡结构性力量与人的能动性？这些也都是在使用“网络”概念时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次，在部分学者的设想中，“网络路径”的一大意义是寻找国家和帝国的替代性范畴。事实上，对“网络”的考察无法忽视国家、帝国或隐或显的存在。商业与移民“网络”的确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但政府常常从自身利益发出，加以推动或抑制。又如，那些追求殖民地独立的人士，假设不存在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帝国网络”，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够互通声气，结成反抗母国权威的共同战线。不仅如此，而且“经济和政治权力网络”也有助于思考海外的“帝国建设”（empire-building）与内部的“国家形成”（stateformation）之间的关系。
再次，虽然历史学家已经通过诸多个案，分别描绘出大大小小的贸易、移民、宗教和科学等“网络”，但对于不同类型“网络”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似乎值得进一步探索。上文提及的一些著作，已经在进行相关的尝试，如基于家庭、族裔、宗教等“网络”的商业活动，政治和外交事件中的“通信网络”，“人际网络”对美国早期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和土地开发的影响，等等。当然，这需要打通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不同领域，综合运用多国史料，整合各种理论资源，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最后，“网络”成为当前历史研究中的流行词汇，或许部分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网络”异常发达、足不出户便能与世界互通互联的时代。全球化的现实给历史学家提供了灵感的源泉，将“网络”作为发掘互动的历史、重建人类共同纽带的透镜。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留意“网络路径”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避免夸大横向的联系，或是遗漏掉那些“网络边缘”和“网络之外”的人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