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微观史学家金兹伯格的小人物研究独具特色和理论启示。在研究视角上，金兹伯格强调群体中个体形象的变化，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影响及全球史转向的趋势。在研究内容上，他注重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他运用线索范例探究细节，并强调与线索相关联的社会语境的重要性。上述研究特点的出现有赖于对被忽视的史料，尤其是法庭审理记录的充分利用。而历史学家看待这些案例和法庭证据的方式，可以与法官对待证词的方式互补，从而为今后的小人物研究提供多元的历史证据。

　　关键词：卡洛·金兹伯格 小人物 微观史学 历史证据

　　意大利微观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又译卡洛·金斯伯格或卡罗·金兹堡）在《微观史二三事》一文中对微观史进行了梳理，指出第一位将微观史一词赋予意义并用于书中的是美国学者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R. Stewart）。当然，这只是微观史一词的崭露头角。金氏也并未指出意大利微观史学是否与斯图尔特的论著有承继关系。然而，微观史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至今，一直颇受学界关注，成果颇丰。近些年，宏大叙事出现复兴趋势，但微观史的相关著述仍不断问世。在众多微观史学成果中，小人物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这在金氏的微观史论著中尤为突出。

　　需要说明的是，在金氏和其他微观史学家的论著中，并未对小人物这样的研究对象有统一和明确的界定。金氏的英译本著作中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比如“subordinate class”“subaltern”“underprivileged groups”和“from blow”。在《奶酪与蛆虫》中，他指出有不少学者使用“the common man”（普通人）一词，但他借用葛兰西（A. Gramsci）的用语“subordinate classes”（从属阶级），因为它在范围上足够宽泛，没有“inferior class”（下层阶级）或多或少的刻意的家长式含义。而在《狂喜》一书中，他指出研究下层（subaltern）行为和态度的趋势不断增加，又提到研究弱势群体（underprivileged groups），比如农民和妇女，可以让史学家抓住人类学家的主题。可见，他并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统一规范。而小人物一词，斯蒂文·本蒂纳斯基（Steven Bednarski）在其微观史论著中已有提及。他认为微观史不是研究大人物的历史，而是试图重新发现生活在过去社会中的低等阶级——小人物（little people）的生活经验。笔者之所以使用小人物这一概念界定金氏笔下的历史人物，是因为小人物与微观史在词义上有直接关联性，而且小人物与传统史学家重视的伟大人物、英雄角色形成鲜明对比，更符合微观史的研究理念。

　　国内外学者虽然对金氏的微观史研究关注较多，但对其小人物研究尚缺乏系统论述。国内学者对金氏的研究或从微观史的整体角度对小人物略作介绍；或从小人物的群体概念出发，强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融合性。国外学者则侧重金氏的大众文化研究。罗杰·夏蒂埃肯定了金兹伯格在大众文化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批判法国的心态史学者忽视了个体对于社会观念主体的能动性。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对金兹伯格的大众文化研究持怀疑态度，认为在金兹伯格的《奶酪与蛆虫》一书中并不存在明显的与“精英文化”相对的“大众文化”，因为大多数农民的口头文化与梅诺乔（Menocchio）的识字能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罗伯特·达恩顿认为，梅诺乔的阅读能力确实证明了当时普通民众中存在的阅读行为值得研究。由此可见，国外学者虽对金氏大众文化的解读略有不同，却都比较关注小人物的群体研究，但对其小人物的个体特殊性和历史能动性及其与历史语境的关系重视不够。基于此，本文围绕金氏笔下的代表性小人物，分析其研究思路的特点及研究材料的使用，并对其小人物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反思。

　　一、金兹伯格笔下的小人物及其研究思路

　　金氏的小人物研究论著主要有四部，最早为1966年意大利文初版的《夜间的战斗》，以本南丹蒂（Benandanti）的小人物群体为研究核心。1976年《奶酪与蛆虫》出版，此书成为微观史学的重要代表作，使他在国际史学界名声大噪，小磨坊主梅诺乔也因此为学者熟知。之后，他的论文集《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于1983年出版，其中详细描述了女巫基娅拉·西尼奥里尼（Chiara Signorini）。另外，较少被人提及的是1991年出版的《法官与历史学家》一书，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此书实为金氏关于20世纪末意大利政治时事的评论性著作，但如果从当代人书写当代史的角度而言，笔者认为将其归为史学类著作存在合理性。该书主要围绕工人列奥纳多·马里奥（Leonardo Marino）参与的一起政治事件展开或纪实性或评论性的阐释。综合考查以上小人物，笔者认为金氏的小人物研究思路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金氏的小人物研究不再局限于大众的群像研究，而是关注个体及其与大众的关系。一方面，这些小人物个体具有特殊性，但同时又难以脱离大众文化的束缚而表现出矛盾性。

　　金氏最早关注的小人物群体本南丹蒂实为群像研究。但是，金氏通过分析具体的个案，阐释了本南丹蒂的宗教态度及其变化。本南丹蒂指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盛行于弗留利一带有特殊传统信仰的一群人，也就是被称为“慈善的行者”（good walker）的仪式性团体。他们多为农民，男女都有。其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参加夜间集会，在田间拿着茴香束与巫师“战斗”以祈求丰收。然而，他们的活动有悖于正统的宗教信仰，所以宗教裁判所将其归为异端巫术活动予以压制。

　　在此之后，金氏的小人物研究更为强调群体中的个体。从梅诺乔到女巫基娅拉再到马里奥，特定历史时期赋予了他们显著的个体特殊性，但他们的大众属性也始终存在。梅诺乔作为16世纪弗留利地区的一个小磨坊主，从宗教禁书中汲取新思想，向村民宣传亵渎上帝的宗教言论，最终被教皇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VIII）判处死刑。16世纪晚期是宗教改革的关键时期，西欧社会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然而，天主教会在弗留利地区仍有权威。因为宗教改革从德意志发展到整个欧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弗留利许多乡村与外界隔绝，偏僻的地理位置助长了迷信活动的长盛不衰。但在这样闭塞的环境中，宗教改革还是逐渐波及识文断字的普通大众。梅诺乔就是一个案例。金氏认为由于宗教改革，一个朴实的磨坊主敢于大声地说出自己对教会和世界的看法，而印刷术的传播，使他自行支配言辞来表达模糊的、难以言喻的世界观。因此，金氏强调梅诺乔迥异于大众的特殊性，但也并未忽视梅诺乔难以脱离大众文化的矛盾之处。

　　基娅拉和马里奥也是特定历史时期少数群体中的个案。基娅拉是莫代内塞（Modenese）的农妇，靠租种玛格丽特·帕扎尼（Margherita Pazzani）的土地为生。但因玛格丽特一直病重不愈，基娅拉被指控为女巫。最终法官认为基娅拉是异教徒，判处她终身监禁。基娅拉承认自己会巫术，一方面是为了生计，正如审讯公证人所记录的，“玛格丽特让基娅拉离开那块土地，但基娅拉保证只要玛格丽特不赶走他们，她就不会承受病痛”；另一方面，在16世纪，巫术不仅受到基娅拉等巫师的信仰，而且大众对巫术的神秘性和魔力的加强也有助推作用。由于巫术审判提供的证据经常被视为神学怪论和农民封建思想的混合物，因此基娅拉被众人指控为女巫的同时，并未脱离这一时期大众虔诚的影响。

　　马里奥的案例是20世纪后期意大利政治的一个缩影。金氏最初关注此案件是因为他的好朋友阿德里阿诺·索弗里（Adriano Sofri）牵涉其中。马里奥曾是菲亚特工厂的工人，是“不断斗争”组织（Lotta Continua）的激进分子。此案的源头是1969年铁路工人朱塞佩·皮内利（Giuseppe Pinelli）的去世，他被控告为炸弹爆炸事件的嫌疑人，但在审问过程中却不明原因地坠楼身亡，而审问他的米兰警局警司路易吉·卡拉布雷西（Luigi Calabresi）之后也被暗杀。1988年，马里奥投案自首，供认他作为政治激进分子时的一系列罪行，声称他与邦普雷齐（Bompressi）在“不断斗争”组织的领导人索弗里和乔治·彼得罗斯特凡尼（Giorgio Pietrostefani）的敦促下枪杀了卡拉布雷西，并暗示这是一场政治阴谋。但由于证据不足，此案的审判持续了近十年。直到1997年1月，索弗里等人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在这起案件中，马里奥作为当事人，他的证词成为最后结案的主要证据。金氏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并不赞同法官仅以马里奥的证词为法律依据的做法。他认为马里奥在这一案件中的个人能动性被夸大了。然而，马里奥的特殊存在正是对意大利政治现实和司法审理的回应。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金氏注重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建构，并将其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结合，强调个人属性与社会属性对身份建构的共同作用。

　　金氏曾准确地评价了本南丹蒂祈求丰收的斗争活动：“从广义上说，这是一个农民社群的心理态度，但是从一种十分狭隘的观点来看；这一民间信仰核心的历史，作为特殊势力作用的结果，逐渐被巫术同化。”金氏在前人对巫师的研究基础上，“力图穿透这些信仰表面上的一致，把握住靠信仰它们生活的男男女女的不同态度，及这些态度如何在各种源于民间的和调查官的影响下发生的改变”。本南丹蒂从坚定信仰，到逐渐承认是巫术，再到最后衰败的这一过程，揭示了西方宗教思想在变革的同时对大众心理的塑造过程。

　　梅诺乔将自己定位为蒙特利阿莱村的农民，但同时也逐步在社会地位和个人思想方面建构身份认同。一方面，梅诺乔认为掌握和传播书写文化的能力，是权力的来源，他并没有摒弃如拉丁语这样的官方语言。他认识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距是一个尖刻的问题，“他们”是“上层”，有权力的人，不仅仅是那些在教会等级顶峰的人，“我们”是农民。另一方面，他的社会认同主要体现在个人能力和思想方面。金氏认为梅诺乔被选为村长的优势在于他知道如何“读、写、算”。印刷术使他在大众口述传统依然盛行的时代可以读书，宗教改革使他有勇气表达自己的宗教思想，并希望有一个新世界和新的生活方式。然而，梅诺乔虽与受过教育的阶层或有或多或少的间接接触，但他的言辞和愿望的根源都深深扎进一层模糊的、几乎深不可测的遥远的农民传统中。因此，金氏声称梅诺乔的思想是大众和精英文化因素混合而成。梅诺乔作为16世纪大众文化中的不安分因素，成为过渡时期个性表达的象征符号。

　　基娅拉很清楚自己身为女巫在当时社会中的定位。一方面，她认为自己遭遇的不公使上帝支持她并赋予她特殊的能力；另一方面，她也意识到被“某些人认为是臭名昭著的女巫”，她和她的丈夫“在魔法和巫术方面享有很差的名声”，与不受欢迎的巫术之间建立起关联，也会导致被排斥。因此，16世纪的社会语境使基娅拉形成自我矛盾的心理。金氏将基娅拉这些跟随魔鬼的巫师界定为存在于人类社会边缘的被排斥者，他们的生活实际上还没有被准确的呈现出来。

　　至于马里奥，金氏对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多少带有一些时代感情色彩。实际上，马里奥曾经以政治激进分子的身份贯穿整个案件。从其证词中可见，无论是初期他被指使参与政治谋杀活动，还是最后被逼无奈投案自首，都与20世纪后期意大利的政治混乱局面密切相关。毫无疑问，马里奥的身份认同其实就是当时意大利激进政治的现实写照。

　　最后，在研究方法方面，金氏特别强调“线索”对于描绘小人物的重要性。虽然这一方法没有确切定义，但在其关于线索的文章中有相关解释。他提到了乔瓦尼·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的艺术鉴赏方法——“莫雷利方法”，主张应该检查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那些受画家所属学派特征影响最小的细节：耳垂、指甲、手指和脚趾的形状，以鉴别原作和复制品。从金氏的论述中可见，线索方法指的是探究每个细节的可能性，从而为勾勒完整的历史图景提供线索。

　　金氏抓住了本南丹蒂供词中拜鬼仪式的线索，指出他们最初相信参加丰产的夜间集会是天使的指引，但之后意识到是恶魔的诱惑，到最后承认自己是巫师。正如霍布斯鲍姆认为，本南丹蒂是很早就与官方正统宗教建立起共生关系的仪式性团体。最初本南丹蒂认为他们自己是反抗恶魔，拥护基督的斗士，但在教会的政策下他们被迫走向反面。本南丹蒂对宗教仪式认识的转变，揭示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弗留利人的集体无意识的民间信仰。

　　至于梅诺乔，金氏通过其磨坊主的身份线索，将他的众多信息整合起来。他认为一切都是混沌的，土地、空气、水和火四种物质混合在一起，积聚形成一团。就像奶酪是由牛奶制成的，虫子会出现在里面，而这些虫子就像是天使。他从日常生活出发，形象地表达了他理解的宇宙观。之后，他被控告，当1599年第二次出现在宗教法庭时，他已经是一位67岁的老人，瘦削，头发花白，穿得像个磨坊主，戴着浅灰色的帽子。金氏特意描写了梅诺乔保留着磨坊主穿着的形象。事实上，这反映了梅诺乔游走于靠磨坊过活和追求新生活的矛盾之间。

　　另外，金氏在尝试阐释线索、神话与史学方法的关系时，以基娅拉为个案。基娅拉的女巫形象作为故事的主线，是由多条线索塑造而成：她自认是女巫；玛格丽特及其亲属控告她为女巫；牧师引导性的询问使法官将其判为异教徒；大众对巫术和神学怪论的迷信强化了其女巫身份等。其中，最易被忽略的线索是被玛格丽特抚养长大的年轻姑娘尼娜（Nina）的证词。她发现基娅拉在她们家门口附近放了一些“被施了魔法的东西”，成分为“像十字架的橄榄枝的碎片、野豌豆、人骨的碎片，还有染成白色的丝绸，像是抹上了圣膏”。这些东西总会让人想到巫术，从而为基娅拉的女巫行为提供了物证。因此，这些证据最终坐实了基娅拉的女巫身份，而且表明大众对巫术的愚昧与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

　　就马里奥而言，金氏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出发，发现了马里奥证词中的线索漏洞。比如，抢劫和暗杀所用的车的颜色，马里奥最初说是米黄色，而另外一位目击者说是深蓝色。显然，法官也看到了这些矛盾，但由于证人的证词不够充分，且面对意大利政治的混乱局面，司法体系也受到冲击，种种原因使案件迟迟未能定案。因此，就线索、证词与证据的关系而言，作为理清案件的重要线索，这些证词是否能成为有力证据，在于它是否能互相佐证解决法官的问题。而金氏再次加以利用，也是由于这些证词可以成为他证明史家立场的证据。

　　二、金兹伯格对小人物史料的运用与分析

　　毋庸置疑，金氏在小人物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得益于他对史学研究资料的新看法和新解读。他重视之前被忽视的史料，注重运用文学性史料阐释与历史客观事实的关系，即使这些史料存在不足，却是小人物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有学者从材料方面分析金兹伯格、戴维斯等学者的研究时，指出他们在著述中运用了地方文件（local document）、公证文件（notarial document）、法律文本（legal texts）等材料。随着史学研究多样化的发展，研究主题愈益丰富，史学家不再拘泥于传统档案，先前被质疑可靠性的非官方的一手史料和部分二手史料逐渐受到关注。金氏在《奶酪与蛆虫》的意大利版前言中指出：“材料不是客观的，但不代表它是没用的……即使贫乏的、分散的和模糊的材料也能发挥用武之地……如果材料提供给我们重建模糊的大众和个体人格的可能性，那忽视它就将是荒谬的。”因此，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金氏重视一切可能的史料。

　　事实上，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些曾被忽视的档案做了整理与分析。彼得·伯克将研究大众文化的档案分为六类，除了文学著作、布道文、故事书、口述传统和起义或叛乱的记录外，还包括巡回法官的记录、审讯异教徒和巫师的记录以及他们的供词。小人物的研究史料主要是最后一类。研究基娅拉的史料出自摩德纳国家档案（Modena State Archives）的宗教法庭审判集。金氏在开篇就简要总结了这一系列审判材料：“特别是第一组史料，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前半期，揭示了对巫术、魔法和迷信的审判和谴责的增加……这些材料构成了宝贵的研究资料，遗憾地是，到目前为止，审判过程和恶魔论论文的理论演变之间的联系被忽视了。”之后，金氏进一步补充道：“作为一种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审判记录的发现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迟发现象。长期以来，研究宗教裁判所的历史学家们都以一种相当描述性的（尽管经常是争论性的）方式集中研究这种特殊制度的机制：这些文件本身基本上没有被利用，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学者们可以查阅到它们。”

　　因此，这些材料的史学价值有待充分利用，反映特定时期宗教信仰的史料需要引起重视。金氏就此建议：审判似乎证实了某些问题和联系的存在，即使是以有限的方式。这种文件可能阐明女巫和审判人之间关系的本质，在审判过程中呈现出戏剧性的形式。从这个观点来看，基娅拉·西尼奥里尼的案例就具有独特的示范价值。所以，在研究案例的示范作用下，要想更深入地探析大众历史，就必须解读这些与异教徒、巫师等直接相关的资料。

　　同样，研究本南丹蒂、梅诺乔以及马里奥等的材料也多为同一类型。《奶酪与蛆虫》的英文版译者解释了询问记录的保存：公证人（或被授权承担这一职能的牧师）以书面形式抄录的法律手册，不仅包括被告的所有答复和他可能作出的任何陈述，还包括他在受刑的时候所能说的，即使是他的叹息，他的哭声，他的哀伤和泪水。由于大多数审判记录一般在宣判前由罗马最高法院进行审查，因此完整地记录法律程序的做法是为了防止不法行为，包括一些审查员倾向于提出一些具有指导性或启发性的问题。由此可见，这些史料很大程度上是小人物历史的“直书”形式。正如金氏认为，“这些资料的主要特点是它们的直接性。除了宗教法庭的公证人把证词从弗留利方言翻译成意大利文之外，说这些农民的声音毫无阻隔地直接传到了我们耳边是很公平的，而不是像通常所遇到的，经由一种在异常的和不可避免的扭曲心理的过滤后变得残缺而含糊的供词所传达的那样”。

　　除了上述史料之外，金兹伯格还运用文学载体的史料，注重其历史意义的新解读。在描写梅诺乔的时候，他注意到农民和磨坊主之间由来已久的敌意巩固了磨坊主的消极刻板形象，甚至传唱成为托斯卡纳的流行歌：

　　他胡须旁有个磨坊主，脚下有个日耳曼人，这是一个客栈老板，那是个屠夫：我问他谁是最坏的？他对我说：“听着，现在我告诉你。看谁在用手抓，那是磨白面粉的。看谁在用手偷东西，那是磨白面粉的。他用1/4的硬币冒充一蒲式耳，最大的贼就是磨坊主。”

　　这首流行歌印证了当时磨坊主被固化的消极形象——精明且善于欺骗。如果从保罗·利科对语言文本的象征意义来看，这就是文本解释赋予人物的象征符号。正如梅诺乔最早的律师将他描述为“一个穿白衣的农民”。这都源于16世纪人们的记载以及当时人的形象认知。金氏通过对文学性史料的解读使一个鲜活的磨坊主形象跃然纸上。

　　文学类史料虽然不可能完全反映历史真实，但是在历史研究的特定领域中可以作为历史证据的一部分加以利用。金氏也指出其实从文学作品中吸收历史事实的观点不是新的，古典史学家中就有类似尝试。而且，史学类小说作为一种文献记载更具有吸引力，并对一些历史问题作出反应。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叙事史复兴，使原本具有叙事特征的历史学不可避免地与文学叙事勾连起来。因而，这又涉及到史学家如何看待修辞的问题。

　　在一篇关于历史、修辞和证据的文章中，金氏认为：“包括小说家在内，甚至包括著名小说家，比如福楼拜，似乎都出乎意料地证实了小说叙事和史学叙事的相似……我试图证明修辞在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起作用，既设置障碍，又创造可能性。”事实上，史学界对修辞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论。大多数传统史学家并不认同修辞学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金氏坦言他关于证据问题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的影响。莫米利亚诺认为历史学家依靠证据工作，而修辞不关他们的事。金氏赞同第一点，但不认同修辞不属于历史学家研究范畴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学家的语言虽然并不具有认知意义，却有修辞意义；修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证据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呈现证据的一种表达方式。

　　另外，在肯定小人物史料价值的同时，也会发现它们带来的琐碎感觉，这也是微观史研究总会受到的质疑。然而，正如约翰·布罗认为有人指控人类学的琐碎与人类学对特定社会的专论有如“集邮”，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不再意味着琐碎。对于新兴的历史感受而言，文化以及文化协助建构的集体认同是由其中的参与者“形成”的，这些参与者绝大多数是历史中的无名者，是他们支撑起特定的集体生活方式。比如，梅诺乔是模糊世界一个分散的碎片，然而，他的个案说明文化整体是由历史语境中的不同个体构成的，微观个体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琐碎，而是集体文化的重要因素。

　　金氏坦言：“大量不同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从资料的分析中得以呈现。整天与这些人和事打交道，一个人会陷入过分琐碎的危险。尽管如此，我宁愿冒这个险也不愿每一步都运用诸如‘集体想法’或‘集体心理’这种概略而模糊的措辞。”可见，金氏反对从心态史角度研究大众文化，他认为集体心态的模糊性容易掩盖个体的复杂性，但个体的繁复需要足够的证据才可以讲清楚。所以，只要琐碎的证据足够充分，就有可能有效地解决心态史的模糊性问题。

　　因此，面对小人物研究可能存在的琐碎风险和史料不足的问题，微观史学家在解决问题时，仍对这些可能成为历史证据的史料进行了专业化分析。比如，戴维斯在审判证词遗失的情况下，查阅了最高法院判刑的登记簿。在追踪乡村演员的过程中，找遍了相关村落的所有公证合同。当无法发现要寻找的那个人时，她“借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努力去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金氏肯定了戴维斯在面对材料缺失问题时的做法，即尽可能多地搜集相关资料为历史事实提供更可靠的证据。但是，他也指出戴维斯对文件的补充是有条件的。总之，金氏对被忽视的史料的关注，不仅仅体现了他对可能的历史证据的把握，更是对史学研究路径的科学性、客观性和整体性特征的继承和发展。

　　三、对金兹伯格小人物研究的理论思考

　　从上述金氏对小人物及其史料的基本研究路径来看，他对小人物的研究比较深入，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但系统的理论梳理尚显不足。基于此，笔者尝试对金氏的小人物研究思路做出以下几方面的理论思考，不仅探析上述论著中直接体现的相关理论，同时结合金氏其他论著中的理论分析及其他学者的相关理论阐释，为今后的小人物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启示。

　　首先，金氏的小人物研究逐渐从群像转向个体及其与大众的关系，原因在于金氏对小人物研究视角的变化蕴含着理论运用的转向，即文化转向，也就是社会学和历史人口学的理论让位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影响。另外，基于金氏重视小人物个体与较大范围间的关系，即微观史中宏观视野的体现，启示我们思考小人物研究视角与全球史转向的可能联系。

　　在《法官和历史学家》一书中，金兹伯格追溯了小人物研究的历史，指出个人生活研究由来已久。不过，过去的低等阶级只有以一定数量的形式出现才可用历史统计和社会学方法进行研究，或者历史学家只有基于社会学和历史人口学，从量化的和匿名的角度来看待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群体。因此，有些历史学家已经放弃重构过去地位低下的人。然而，几年后史学家通过从过去的大众阶级中重构个体男女，开始反驳这种非常消极的结论。尤其当微观史学家的个案研究陆续问世后，小人物研究的文化转向也为个体建构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持。

　　金氏认为，用“文化”这一术语定义特定历史时期中从属阶级的复杂态度、信仰、行为符号等，是最近才出现的，而且是从文化人类学借鉴而来的。列维也指出，微观史学是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做出的反应。人类学家提供的是另一种模式，是一种经过扩展以后的个案研究的模型。这一模型为文化研究提供了空间，可以摆脱经济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束缚，也可以用来研究个人，群体中的个人。于是，显微镜成为取代望远镜的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它使具体的个人或地方性的经历重新走进了历史学。正是在更为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中，小人物研究才有被多元阐释的可能性。

　　当然，金氏在描述小人物的特殊性时，并未脱离社会语境的影响。他试图在微观与宏观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希望实现较小对象和较大背景的结合。他认为我们使用的背景范围总能决定该回答什么，从而使得实现微观或宏观层面的每个个案是可能的，而且两个层面需要同时被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金氏的小人物研究力求在宏观背景下进行微观分析，如此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就可同时实现。具体来说，如果不将梅诺乔置入16世纪宗教改革的大环境中予以考量，我们很难理解他在弗留利地区的特立独行。如果不把马里奥的暗杀行为与20世纪后期意大利的政治语境联系起来，其中的复杂性亦难言明。因此，金氏的小人物研究体现了微观史研究中宏观视野的重要性，以及小人物研究视角转向全球史的可能趋势。

　　其次，金氏对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建构，一方面体现了“他者”形象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强调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相关联的必然性。

　　传统史学研究模式注重对英雄、伟人、精英阶层形象和身份认同的建构，缺乏对大众乃至小人物个体的身份认知，但金氏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他说：“我想利用传统上我们称之为身份的东西，从生物学和个人的意义上说，在现在和当时的人之间，回顾一下这些元素在我的实际研究中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提到的这些都有助于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迫害的受害者）选择一个主题（巫术）。但这些因素，从最潜意识的（我是犹太人）到最有意识的（跨学科的愿望），都没有暗示一个特定的研究假设。我最初的想法——即巫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如此粗糙和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今天对我自己和其他人来说，似乎只是试图证明缺乏真正历史合法性的研究是正当的。”金氏的研究经历表明，他认可身份认同包括生物性和个体性（社会性）两个方面。他试图从巫师的身份研究中建构一种模式，但是最终并未令他满意。他将自己的研究仅仅视为历史编纂的一种尝试。然而，他的尝试中蕴含着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建构理论，这可能与其文学背景知识有关。

　　“他者”此处指金氏笔下的小人物，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相对于精英阶层而言的他者地位；二是异于群体小人物的个体他者形象。金氏对两者都给予了关照。一般而言，无论是形象研究较为盛行的比较文学，还是传统的史学研究内容，一定程度上都存在对“他者”的固有模式和认识，即带有西方中心色彩或是精英主义色彩，更多情况下是从上至下看。因此，下层阶级在特定历史时期几乎没有话语权。但是，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丰富和跨学科研究的深入，下层阶级逐渐受到关注并被书写出来。底层研究与人类学都专注于聆听“他者”话语，在乡村社会的底层群体中推出认同的叙事建构，并调和以及塑造底层抵抗和抗议的文化结构。随着“他者”自我意识的加强及其形象地位的提升，他们试图打破他者的沉默，从而使“我”与“他者”之间在金氏的小人物研究中逐渐趋于对等关系。这也正是金氏突显小人物地位的理论蕴含之一。

　　当然，小人物在挣脱精英主义束缚的同时，也逐渐脱离了自己的圈子。上述已提到金氏特别强调个体小人物异于底层大众的差异性。比如，基娅拉被同等级的群体视为女巫，但亦被认为有别于底层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金氏笔下的小人物在不同层面上被精英和底层大众同时视为他者。这是因为小人物所具备的过渡性特征，使他们介于精英与底层大众之间，在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方面被同时支配。可见，“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并不是单一的。

　　此外，小人物身份认同的建构不可能脱离社会语境，而且会不自觉地顺应社会，并在社会认同中表现出多重认同。伯克提到法国人类学家让-鲁普·安塞勒（Jean-Loup Amselle）在讨论非洲认同时的观点：每个个人都有流动的认同或多重的认同，依据环境的不同而将自己区别于“他者”。认同依然在重构中，甚至在协商中因此，不同主体对同一对象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为同一时期的文化语境是多样的。如果长期来看，即使是同一主体对同一对象的认知也会出现变化，这种身份认同的建构会因为文化因素的多样化而呈现出多重性特征。比如，金氏描述的本南丹蒂，这一群体对宗教信仰的认同受到了权力社会有意或无意地诱导和影响，从反抗恶魔到承认是巫师的变化，显然是对流动认同的反馈。

　　再次，金氏的小人物研究主要运用了“线索方法”，以实现对小人物的全方位考察。这一方法主要包括两点：一是金氏的相关阐释表明，线索方法的理论来源包括科学范式和艺术学的影响；二是这一方法强调对细节的把握，注重每一个因素可能产生的关联性影响。线索的关联性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启示我们社会环境的功能性变化可能引起内部结构的变化。换言之，小人物研究离不开较大范围历史语境的影响。

　　金氏对细节线索的具体阐释，上文已有详述。在此补充一点他对名称这一细节的关注。他与卡洛·波尼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一篇文章认为，名称（包括人名和地名等）是“引导研究者走出档案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关注名称和从名称引出的线索，交织组成了一张严密的网，为观察者提供了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图像，而个人就处在这个网络之中”。很显然，小人物的社会关系网离不开各种名称，金氏尽可能地把相关的人名、地名，甚至禁书的书名都清晰地标识出来，如此才会更易理解20世纪后期马里奥为什么会和几个主要人物共同参与一场政治阴谋，为什么16世纪的弗雷利地区会出现梅诺乔这样的个案。这也正是线索串联的重要意义，能够使模糊的历史图景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除此之外，线索方法的另一个理论启示是金氏对艺术史的关注。金氏在文中把福尔摩斯的破案方法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学》中提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对比，把追踪细小线索称作认识论的范式，以直觉取代推理。直觉的体会主要来自金氏对艺术史的认知。意大利艺术鉴赏家莫雷利鉴别作品真假的方法，即：坚持把注意力从一幅画的总体印象和主要特征上移开，强调次要细节的重要性，比如画指甲、画耳垂，模仿者忽略模仿的金色光环和不加考虑的琐事。金氏吸收了艺术鉴赏家和侦探都极为关注的线索方法，注重隐藏的东西和被忽视的细节。跨学科的认识不仅有助于他对图像史的研究，也使其在小人物研究中大受裨益。

　　金氏还强调线索的关联性因素与历史语境有关。他用“线索范例”（paradigm of clues）描写证据中环境的重要性。他选择范例（paradigm）一词，因为他把线索置于历史语境中，涉及到无目的的信息，边缘的和似乎不相干的细节，如果这些被忽视的和琐碎的东西被视为关键，那么这是其他方法不能达到的相关性。因此，线索关联性作用的实现，需要特定历史语境的功能性影响。如果不知道一般图景，只通过历史文件追踪线索是不能做到的。每个微观史学家在开始询问细节问题之前，需要构建广阔的背景知识。在研究部分之前必须抓住整体。这正是小人物个体社会属性的体现，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获得其社会意义。比如，梅诺乔、基娅拉就是16世纪的代言人，而到20世纪后期，马里奥则成为意大利政治特征的一个符号。

　　塞鲁蒂（S. Cerutti）以金氏如何展开微观个案分析为例，指出金兹伯格以一份文件作为突破口确定相关背景，首先阐述研究对象自身包含的意义，然后从与它的亲疏关系依次考察那些与之相关的背景。塞鲁蒂声称，历史学家应该揭露为什么历史人物喜欢一种方式而不是其他方式，为什么他们将一种传统传给他们的孩子而不是其他人。这种关联性应该归就于所谓的“着位法”（emic approach）。这种方法是关于描述特定语言或文化的内部要素及其功能的方法，类似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也就是说，塞鲁蒂认为金氏的微观个案研究善于考察小人物及其关联要素的来龙去脉。金氏将小人物置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中旨在找到其恰当的社会定位，而且这些小人物难以脱离循环关系构成的交互影响。以16世纪的梅诺乔为例，他的正统宗教思想发生了动摇，这种内部文化要素的变化主要是由于宗教改革和印刷术的发展，使得弗留利地区的社会功能发生变化。因此，这种由线索引发的小人物及其社会语境的关联性变化完整地塑造了小人物的个性。

　　最后，金氏通过对小人物史料的运用和分析，为历史证据的理论思考提供了基础。一方面，历史学家与法官对证词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看法不一，但可互取长短；另一方面，透过史料运用多样化的史学研究现实，表明史学家对证词和证据的界定超越了实证主义的史学传统。

　　事实上，金氏的证据研究也备受关注。有学者提出在金氏“证据范例”（evidential paradigm）的影响下，重在研究与每个主题相关的最琐碎的细节。反之，这些琐碎的细节要得到证明，有赖于史料为其提供证据。金氏的小人物研究史料绝大部分是法庭证词。证词能否作为证据被使用，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可，不仅取决于证人对案件的参与度有多大，更重要的是为谁所用。很显然，金氏认为历史学家与法官对于证词价值的看法存在差异。这种区别由金氏的一个比较有趣的方程式展现出来，他认为根据特定的规则，历史学家和法官有能力证明x作用于y，其中x可以指定历史事件或法律行为的主要行为人（尽管没有名字），而y可以指定任何类型的行为。但是，有时候一个法官认为不存在法律问题而不予受理的案件，在历史学家看来却是富有成效的。

　　不过，金氏认为司法模式对历史学家有两个重要影响：其一，它鼓励历史学家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事件上，这归因于个人或更多人的行动；其二，它使历史学家得以避免不适合这个解释性网络的所有现象（社会群体的历史、心态的历史，等等）。因此，金氏较为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动因，即使是在分析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他也试图从具体案例的线索出发来阐释，尽量避免集体心理对历史分析的影响。但同时，金氏也指出，历史学家对证据（主要是证人的证词）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与法庭最终的判决结果有矛盾之处，这也是金氏写作《法官与历史学家》的原因之一。事实上，马里奥曾是政治激进分子，他的证词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法官又是否公允都是有待商榷的。因为当时意大利政治混乱，右翼炫耀武力，公然挑战司法公正的行为屡屡发生。但是，金氏希望将历史真实的概念重新建立在其与证据的联系之上，尽管这种联系向来纷繁复杂，问题重重。

　　此外，金氏重视诸多类型的史料，包括证人证词、法庭记录、当时的文学作品等，并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史料。因此，他认为偶然不能被排除，因为它可能构成一个证据，即使是碎片的和部分丢失的。很显然，证词的相关史料是客观存在的，但史料要成为证据必须为史学家所用。柯林武德认为：“在科学历史学中，任何东西都是证据，都是用来作为证据的；而且没有一个人在他有机会使用它之前，就能知道有什么东西作为证据将会是有用的。”换言之，不仅传统的史料可以充当证据，其他用来说明研究问题的事物也可以作为证据。这也正是陈新指出的柯林武德的问答逻辑。某个东西对你是否有用，取决于他是否可以被纳入你的问题之中。当然，这种一切皆可用的证据观点需要辩证地和科学地看待。

　　基于这样的理论逻辑，即使是同样的史料被不同的史学家解读，可能也会呈现差异性解释。因此，这意味着史料的丰富程度和证据的产生在不同的历史叙事中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强调史料本身的“透明度”，寻求在史料解读中的唯一性。但是，囿于研究主题的复杂化，金氏等史学家则更强调史料解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史学的超越。

　　金氏的小人物研究独具特色，并给予我们理论思考。事实上，金氏的研究思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小人物的特殊性与其所处历史语境的密切关系。本南丹蒂、梅诺乔、基娅拉和马里奥等小人物形象确实很典型，他们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被视为大众中的例外和特殊个体。这也印证了为什么“‘例外常规’（exceptional normal）和‘例外典型’（exceptional typical）被认为是微观史的特性”的原因。然而，微观史并不追寻典型性、象征性案例。因此，金氏重视小人物的历史语境，说明他的目的不是构建对立于大叙事的小范围事件或个人故事，而是寻找普遍真理。因此，即使“微观史学家持有显微镜而非望远镜”，但金氏希望借小人物的显微镜，窥探与之相关的较大范围的世界，并试图提供一种普遍的叙事逻辑。

　　不过，微观史的小人物研究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答。微观史兴起以来，缘何小人物研究会在20世纪后期冒头，却未能走入史学研究的显要位置？小人物的历史叙事能否建构起一种异于精英叙事结构的完整理论体系？小人物研究是否会在文化转向之后出现新的转向？或者说除了全球史转向的可能性趋势之外，是否有其他发展方向？同时，在现实社会中，欧美国家少数族裔的权益和地位始终难以得到认可，这就更加彰显了小人物及其群像研究的现实价值。因此，史学研究有必要为简单化的甚至是被抛弃的主题提供更多的空间，这也是小人物及其群体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意义所在。

　　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