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全球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学术脉络，水岛司、羽田正、秋田茂等学者是日本全球史的倡导者，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在他们倡导下成立的相关学术机构，推动了全球史在日本的发展，并使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是在欧美学术界的影响与本国的日欧比较、亚洲经济圈、海域亚洲史和东部欧亚史研究发展的内外因共同作用之下出现，因而标榜“亚洲视角”，关注亚洲空间、亚洲海域，强调亚洲经济及国际秩序的内部机制的重要性是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最显著的特点。
关键词：日本 全球史 海域亚洲史 亚洲经济圈 欧洲中心主义
全球史与社会史、民族国家批判是日本历史学界当今三大学术潮流。关于全球史在日本兴起的过程，目前已有羽田正《日本的全球史与世界史》一文所作出的学术史梳理。羽田正将日本全球史研究的起点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影响，并指出全球史的真正兴起源于21世纪以后川胜平太、高山博的介绍，而后秋田茂和水岛司真正开始将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付诸实践。他的这一学术史回顾基本可以肯定，但较为简略，缺乏系统性的线索梳理，尤其对全球史兴起的内在条件的阐述明显不足。相对于以英语为媒介的欧美全球史研究，日本的全球史近年来迅速发展，取得了引入注目的成果。由于日本的历史学界与中国学术界在问题意识和方法论上存在相似之处，日本的全球史研究对我国开展全球史研究无疑具有参考价值。因此，笔者试图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结合日本的亚洲史、海域史、本国史研究的历程，重新对全球史在日本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过程、特点和借鉴意义做一次系统的、全面的考察。
一、全球史在日本兴起的背景
日本的世界史研究兴起于明治维新以后的近代，与国史、西洋史、东洋史三科并立体制几乎同时形成，1900年前后，“世界史”一词取代“万国史”登场。二战以后，日本文部省对战前教育体制进行改革，在中学教育范围内将东洋史、西洋史合并为世界史一科。1949年“世界史的基本问题”座谈会召开。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上原专禄等开始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认识提出批判，倡导包含本国史在内，多元、立体、复合的各区域世界相互关联的统一“世界史像”的构建。1970年，文部省发布新的学习指导要领，明确将大航海时代以前的世界分为东亚、西亚、欧洲文化圈。1999年，文部省则将文明、文化圈替换为“地域世界”一词，在要领中明确强调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总体而言，日本的世界史研究，以国别史为主导的弊端仍然存在，世界史教育的基本模式仍然是各国、各文明单独历史的总和，并以16世纪以后西方影响下的“冲击—回应”模式进行书写。
全球史研究在日本的兴起，首先是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影响——虽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欧美学术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二是在沃勒斯坦之后是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白银资本》与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大分流》两部著作的影响。关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对日本的影响，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山下范久、桃木至朗等已经作了介绍。彭慕兰“大分流”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则直接刺激了“全球史”一词在日本的盛行，促进了亚洲经济史和日欧比较研究的进展。
相较于外因，日本学术界开展全球史研究的内在基础更值得关注。全球史研究在日本兴起的内因有三：第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欧近世（early modern）比较研究与“勤勉革命论”的提出；二是80年代以来“亚洲间贸易论”或“亚洲经济圈论”的盛行；三是90年代以来海域亚洲史和东部欧亚史研究的进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欧近世比较研究，是日本较早在全球史领域做出的贡献。斋藤修、杉原薰等人通过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研究，在日欧比较的视野下，认为与西欧资源密集型、劳动节约型经济发展相对，东亚各国实现了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经济发展。“勤勉革命论”（Industrious Revolution）一般来说是由弗里斯（Jan de Vries）提出的学说，但1976年速水融曾经提出与弗里斯理论同名异质的学说。速水融的“勤勉革命论”归纳了16—17世纪日本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人口增加、生产形态由复合大家族经营演变为家庭劳动力小农经营，耕作技术反而倒退的状况。这与弗里斯立足家庭消费开支的理论不同。斋藤修则将弗里斯的理论译作“家庭开支革命”，在批判速水融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近世日欧比较，特别是在《原工业化的时代》一文中从贸易、都市、农村工业、农业四个维度比较了17—19世纪的西欧与18—19世纪的日本，认为虽然日欧的原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存在相似之处，但是最终日本的农村工业仍处在小农社会阶段，农村工业化没有加速人口增长，自家生产和直接消费的比重占压倒性多数，速水融式的“勤勉革命”或弗里斯式的“家庭开支革命”都没有发生，与西欧贫富差距扩大的发展模式相对，江户日本是未扩大差距的增长模式。杉原薰则认为，在大幅城市化和地理分工前提下，通过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与劳动吸收制度而实现产量的提升，这种情况在近世东亚并未出现。在彭慕兰提出“大分流”之后，斋藤修又进一步拓展比较视野，关注亚洲内部发展差异的“小分流”，开展对日本、印度和英国经济的比较。斋藤修与杉原薰等的日欧经济比较研究与“大分流”模式相呼应，成为20世纪以后日本开展全球史的先决条件之一。
“亚洲间贸易论”及“亚洲经济圈”的出现，是最为重要的内在基础。这一概念试图去除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解释模式当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将亚洲地区的内在联系和动力作为考察对象，着重探讨亚洲区域的相对独立性，探讨以海域亚洲世界为中心的广域网络。其代表人物有杉原薰、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等。这一研究潮流兴起于1984年以“近代亚洲贸易圈的形成与构造”为主题的社会经济史学会大会。杉原薰在大会上提出了“亚洲间贸易论” （intra-Asian trade）。他以1880—1913年的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为研究对象，探讨亚洲地域间贸易（intraregional trade）的相对独立性，认为亚洲内部存在生产消费的相互补充关系。同时，杉原认为亚洲内部的国际分工体制依赖于世界经济，亚洲经济存在独立性和从属性两个方面。川胜平太与滨下武志、杉原薰的关注对象大致相似，但与重视西方冲击的杉原不同，前者更强调亚洲内部独特的历史联系，认为近代亚洲内部贸易是由亚洲固有的传统结构发展而来。川胜平太提出西欧工业革命的过程实质上是摆脱对亚洲依赖的“脱亚”过程。滨下武志在《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一书中以长时段考察东亚，强调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构成的中国对亚洲关系、亚洲内纽带的重要性，注重亚洲区域内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朝贡贸易体系”和“区域经济圈”，从亚洲区域国际秩序和贸易关系的内在变化中把握近现代。滨下还认为西方在进入亚洲后也不得不面临朝贡关系带来的“冲击”。在滨下的叙述当中，朝贡体系的规则到19世纪仍然是国际新秩序的重要要素，东亚地区既有结构的连续性得以重构。杉原与滨下分别是日本的西洋史和东洋史研究的代表，两者在对西方冲击的评价方面虽然存在差异，但在对亚洲经济圈的内在机制的探讨方面却保持了一致的问题意识。“亚洲间贸易论”及“亚洲经济圈”的立场，可以说成了日本的全球史研究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域亚洲史和东部欧亚论的出现，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日本自二战以前在推行“亚洲主义”的同时发展了对亚洲的研究，二战以后亚洲史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前提下重启。90年代以来，最为兴盛的是两个方面的视角。其一是海洋视角的海域亚洲史；其二是内陆视角，重视中亚、北亚及游牧民国家的东部欧亚史。关于海域亚洲史，日本学术界在吸收乔杜里（Kirti N. Chaudhuri）、瑞德（Anthony Reid）等关于东南亚史、印度洋世界史的成果的基础上，已经成为具有日本特点的代表性研究领域。其中，桃木至朗发起成立海域亚洲史研究会，并主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一书，在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的影响下，关注9至19世纪长时段以海洋为媒介的亚洲贸易、交流网络及国际关系，对东洋史、大航海时代史的研究模式进行反思，提出构建“新历史学和海域亚洲史”，并特别强调不是“亚洲海域史”而是“海域亚洲史”。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海域亚洲”这一概念。特别是日本学者格外注重对东亚海域的研究，村井章介、荒野泰典早在80年代就提出要从亚洲史当中讨论日本史，而不是局限于日本的对外关系史，并编写《亚洲中的日本史》丛书。村井章介从日朝、中日、东亚与东南亚的互联及比较的视野入手，提出关注跨境人、物移动的“境界人（边缘人，marginal man）论”。在村井章介的影响之下，日本137位学者合作完成了重大科研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2005—2009年，即“宁波项目”）。此项目衍生出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其中包括由羽田正主编的《从海洋看历史》，将东亚海域以宏观视角分为1250—1350年“开放的海域”、1500—1600年“相互竞争的海域”、1700—1800年“分立共存的海域”三个时段。该书堪称日本近年来海域亚洲史研究的总结之作。
注重内陆视角的东部欧亚史研究，实际上是对西嶋定生以来的册封体制论、东亚世界论方向性的调整。日本学术界自二战以前开始对中亚、西亚等地研究，但“东欧亚世界”“东部欧亚”“欧亚东部”等词汇的盛行是在21世纪以后。一般认为东部欧亚史是对东亚研究当中中亚、北亚视角不足的反思，但铃木靖民则主张不局限于帕米尔高原以东，而应该关注波斯、印度等地，提倡对“更广阔的东部欧亚”空间的关照，并从《梁职贡图》入手重构通过贸易与佛教联系起来的亚欧大陆东部中心、周边、边缘三层国际关系。山内晋次、吉川真司、河添房江等也是此概念的提倡者。另外，中亚史的森部丰、荒川正晴，蒙古史的杉山正明等，均以广域的欧亚视角展开研究，其中杉山正明注重作为陆上欧亚大帝国和海上帝国的蒙古帝国的特征，视其为世界历史的创造者。其学说也促使日本史学界思考蒙古帝国时代日本所处的位置。
以上是对日本全球史研究兴起背景及原因的梳理。欧美学术界对全球史研究方向的提出，是日本学者关注全球史、开展全球史研究实践的外部刺激，但显而易见，在全球史概念盛行之前，日本学术界的跨国界、跨区域互联及比较研究已有深厚基础，特别是对亚洲经济圈，对海域亚洲或内陆亚洲的研究成果及其新理论、新研究范式的提出，为全球史概念在日本的推行扫除了障碍。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是在日欧比较研究、亚洲经济圈、海域亚洲史及东部欧亚史研究的扎实根基之上发展出来的。接着，笔者将主要以水岛司、羽田正及秋田茂三位日本的全球史主要倡导者为例，简述全球史研究在日本的特点。
二、全球史的实践者：水岛司、羽田正和秋田茂
近年来，“全球史”一词在日本学术界逐渐成为热门，倡导这一概念的代表人物有南亚史学者水岛司、英帝国史及亚洲国际关系史学者秋田茂、伊斯兰史学者羽田正。可见，三位都可以视为亚洲史学者。笔者将以这三位学者的全球史思想及历史研究实践为线索，试图分析日本全球史研究的特点与目标。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三位学者对全球史或“新世界史”设定的目标或发展方向。水岛司在2008年和2010年先后出版《全球史的挑战》和《全球史入门》两部著作，并在后者中提出了全球史研究的目标：第一，关注长时段的历史动向；第二，超越一国史，研究欧亚大陆、南北美大陆等大陆规模或东亚、东南亚、南亚海域的海域亚洲世界；第三，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第四，关注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第五，关注奴隶、移民和商人的贸易网络，关注跨地区问题，以及疾病、环境、生态等问题。水岛司还指出，应从亚洲视角讨论全球史，认为17世纪以后全球经济最大的变化就是亚洲交易圈和欧洲交易圈结合到一起，18—20世纪的亚洲也并非单单卷入欧洲为首的全球经济，而是在保持一定自身机理的状况下与全球经济密切相关。大约同时，秋田茂也在其论文中讨论了全球史研究的目标，他指出全球史应重点探讨的问题有：第一，古代至现代诸文明的兴亡；第二，近世亚洲帝国（明清、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与欧洲海洋帝国；第三，以华侨和印侨为主的亚洲商人网络与移民、劳动力移动等跨地区问题；第四，与西欧的新大陆扩张同步的生态环境变化；第五，近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与演变。可以说，二者对全球史的目标设定是基本一致的。
秋田茂和羽田正还对日本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设想。其中，秋田茂在与桃木至朗等合编的《“世界史”的世界史》中提出了世界史学科的六个目标：第一，当代历史学新潮流是全球史、海域史、环境史以及对东亚经济的关注；第二，持续批判欧美中心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破除“停滞的亚洲”论；第三，批判民族国家；第四，吸收回应反现代、超现代、后现代思潮；第五，去中心化的历史叙述；第六，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羽田正认为世界史学科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欧洲中心史观及话语体系的强势残留，为构建新世界史，必须对“文明”“文明圈”重新考察。羽田同时提出新世界史的构想，其中稳健的方法是苏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连结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ies），活用多语种材料，探讨全球历史的彼此相关性；激进的方法是打破区域与国别，以世界为单位叙述各国史或区域史。具体来说基本方针有二：一是注重人类集团的相关性，去中心化；二是发现共同点，以“地球居民”的视角开展研究。归纳来说，日本学术界的全球史或新世界史设定的目标主要有三：第一是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具体来说是通过对亚洲经济圈、亚洲商人网络、亚欧政治及经济比较的途径，通过已经较为成熟的亚洲史研究路径实现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第二是空间上注重广大区域的互联、相关性及跨地区联系的人与物的网络，追求去中心化的历史叙述，具体来说主要是对已有较深厚传统的亚洲间贸易及海域亚洲史研究进行延伸；第三是时间上注重长时段的历史叙述。
在以上的目标设定之下，羽田正和秋田茂各自组建了全球史研究机构与学术团队，从2010年开始在国际合作下开展了一系列的全球史实践。其中，羽田正依靠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研究据点形成事业“新世界史、全球史共同据点的构筑”（2014—2018年）组建东京大学全球史研究据点GHC（Global History Collaborative），以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为载体，以东京大学研究团队为主要班底，同时广泛招收访问学者与青年合作学者，并与普林斯顿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开展合作，举办国际学术会议、讲座、青年学者报告会、小型研究会、暑期学校与工作坊；开展研究者互访派遣项目；并由合作单位轮流开展共同研究会。秋田茂依托大阪大学设立的先导研究机构（OTRI）全球史研究部门，以大阪大学的研究团队为班底，在与桃木至朗的合作下吸收大阪大学周边研究力量，举行小型研究会（截止2021年1月已举办89次）、国际学术会议和工作坊。秋田茂本人还是伦敦大学全球经济史研究交流项目（GEHN）的参与者及亚洲世界史学会（AAWH）的发起人之一。羽田正与秋田茂一东一西，互相呼应、密切交流，以团队活动的方式拓宽了全球史研究的渠道。
羽田正与秋田茂团队的学术成果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探讨的著作；第二类是以全球史的视野开展的世界史编写实践；第三类是以全球史的方法写作的具体研究著作。第一类方法论著作的代表作有羽田正编《全球史的可能性》，为2015年东京大学全球史据点举行第一次夏季学校及研讨会论文集的扩展。该书介绍并比较了日本和欧洲的全球史研究。尔后，羽田正又著《全球化与世界史》一书，探讨全球史视野之下世界史学科的发展方向，倡导超越国家、族群的新世界史。该书为东京大学全球史据点“全球史系列丛书”第一卷，相当于总纲，其后八卷为具体研究，除第二卷《未解放者、未被解放者：废奴的世界史》（铃木英明著）之外，其余七卷尚未出版。关于其全球史的研究的具体实践尚需期待该系列下一阶段的成果。关于第二类世界史的编写实践，以秋田茂、桃木至朗领衔，大阪大学历史教育研究会编的《市民的世界史》为代表。该书以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为目标，追求各区域世界、帝国与文明互联的历史叙述，并着重构建横向联系与比较的“同时代史”，譬如专门探讨了世界史上的“14世纪的危机”及其解除、“17世纪的寒冷化”与东亚局势的变动等。
第三类全球史视野下的具体著作较多，譬如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以及秋田茂著《大英帝国与亚洲国际秩序》及其编著《超越“大分流”》和《全球史与战争》等。羽田正的前书以东印度公司的衰落为主线，通过对亚洲海域及贸易商人横向的历史分析，以比较的视野考察印度洋海域和东亚海域的特点，兼顾西方人进入亚洲海域以后与亚洲固有秩序的互动关系，追求非欧洲立场的东印度公司历史叙述。秋田茂编《超越“大分流”》意在批判19世纪“停滞的亚洲”印象，通过对亚洲工业化与近代农业开发影响的考察，探讨“大分流”以后的亚洲经济，认为在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下的亚洲仍保持强大实力。《大英帝国与亚洲国际秩序》则探讨19世纪以后的亚洲经济，将英帝国放在与亚洲、世界的关系角度展开考察。秋田认为丧失了军事优越和“世界工厂”地位的英帝国仍作为金融、服务业规则的制定者试图维持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结构性权力，印度、中国、日本为首的亚洲工业化实质上与英国的结构性权力起到了“相互补充”乃至“相互依存”的效果。《全球史与战争》则为大阪大学全球史部门编写的丛书之一，该书旨在关注战争与秩序形成、战争与历史认识或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变化、武器军事技术的传播与秩序形成。秋田在编写中也注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认为以伊比利亚各国为中心的“大航海时代”作为开端的全球史书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因而，该书运用海域亚洲史的学术成果，认为13世纪以来亚洲商人的远距离贸易已十分发达，葡萄牙人对日本的“铁炮（火绳枪）传来”也与明朝海禁、倭寇等东亚固有的国际秩序有关。
可见，上述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成果确实是对前述全球史目标设定的践行。其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程度有差异，但均以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述为第一目标，注重将欧洲的影响放在亚洲既有的经济政治结构中探讨；在空间上，均以广阔的海域或内陆亚洲空间为舞台设定，探讨亚洲广阔区域的横向互联；在时间上则追求长时段的历史叙述。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方兴未艾，将来尚有广阔的空间。但是，通过对以上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脉络的分析，我们仍可以看出日本全球史研究的一些特点。
三、日本全球史的特点与问题
日本与中国同为亚洲国家，在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问题意识上有诸多共通之处。这使得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比之欧美，对于中国的全球史领域发展有着特别的参考价值。那么，日本全球史研究的特点是什么呢？应该说，日本全球史研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对亚洲视角的提倡，对全球史之中亚洲内部人员、物资、信息和经贸联系的重视。具体来说，日本全球史研究的亚洲视角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的全球史研究者大多以亚洲视角的全球史构建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和目标。譬如，水岛司倡导从亚洲角度讨论全球史，秋田茂将对近世亚洲帝国和亚洲商人网络的研究视作全球史的重点探讨问题，并将批判东方专制主义，破除“停滞的亚洲”论视为世界史学科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涵盖各个领域的羽田正和秋田茂的全球史团队中，亚洲视角的主导性、亚洲史学者在方向上的引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水岛司治印度史、南亚史，秋田茂继承杉原薰的亚洲间贸易论，羽田正本身为伊斯兰史学者，桃木至朗则为越南史学者、海域亚洲史倡导者，其全球史实践均是在亚洲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从事全球史研究的日本学者多旗帜鲜明地标榜“亚洲视角的全球史”而非“日本视角的全球史”，譬如秋田茂直接以“亚洲视角”入题，编著《亚洲视角的全球史：从“漫长的18世纪”到“东亚经济的复兴”》一书。
其次，日本全球史研究对亚洲视角的重视，与其近代以来的学科体系密不可分；海域亚洲史、亚洲经济圈、东部欧亚史等能够奠定日本全球史学科研究的基础，也是日本历史学学术传统的产物。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学奉行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科并立体制，亚洲史作为区别于本国史的“他者”，成为与西方并立的被观察对象。二战后，亚洲史研究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背景下重启，又涌现出家岛彦一、杉山正明、桃木至朗、滨下武志、羽田正等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代表性学者；且在亚洲研究中，东洋史学科长期以来具有发达的汉文或汉学传统。日本学者相对欧美学者在汉文方面的优势，使其可以较快地进入以丰富汉文典籍为中心的中日朝贸易史、东南亚贸易与国际关系史等领域。日本较早地开启了对中国经济史、朝贡贸易体系的研究，对互市体制的研究，对中朝、中日贸易交流的研究，其后的东亚海域史研究、亚洲经济圈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另外，在熟练运用汉文史料的同时，日本学者对多语种语言能力的重视，扫清了全球史研究的障碍。譬如杉山正明、森安孝夫、森部丰为代表的北亚、内亚史学者，具有多种亚洲语言方面的优势。日本的本国史（日本史）学者相对来说语言能力较弱，但近期也出现了以欧洲语言材料考察日本史的趋势。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下，相对来说日本的本国史学者并未在全球史的实践中占据主导地位，而是由日本史以外的亚洲史学者领衔。
最后，日本全球史研究的亚洲视角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二战后东亚经济腾飞有直接关系。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1955—1973年）、东京奥运会（1964年）以及“亚洲四小龙”活跃、中国崛起之后，日本学者重启对亚洲经济内在机制的关注，为“亚洲复苏”寻找历史根据，并发展出“亚洲间贸易论”“亚洲经济圈”“海域亚洲史”等概念和理论，寻找亚洲的历史内在连续性，弱化了西方冲击论的影响。以秋田茂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史学者，在强烈的现实关怀下，寻找以东亚经济为牵引的亚洲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起源，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经济奇迹”实现的原因。秋田指出其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对日本经济及中国经济的崛起作出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在长时段的历史中思考当代东亚经济的发展方向。
以上从三个方面讨论了日本全球史研究重视亚洲视角这一主要特点。毫无疑问，尚处于探索阶段的日本全球史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是应以何种路径打破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以秋田茂为代表的诸多日本全球史研究者都在回答“大分流”的问题，并提出“超越大分流”。羽田正也认为，现有的全球史叙述即便认为18世纪的欧洲不占优势，但仍认为19世纪欧洲成为胜者，“欧洲的奇迹”发生，这就仍未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以欧洲优越和欧洲特殊为前提的史观并未根本动摇。对此，秋田茂选择的回答方式是论证19世纪以后亚洲经济的活力。然而，已经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譬如四方田雅史就指出，“大分流”的发生是很难否定的事实，既然秋田茂等描绘了一幅充满活力的19世纪亚洲经济图像，这样的亚洲经济为何未能产生“现代经济的增长”，且未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因而，四方田认为这样的研究根本谈不上“超越大分流”，反而是以“大分流”为前提，寻求亚洲与西欧共通性的一种尝试而已。类似的，羽田正试图站在亚洲视角，从亚洲的内在逻辑当中理解东印度公司兴衰史的尝试，也未能彻底走出以欧洲为标准、以欧洲为参照物的书写模式。并且，一些研究存在将“全球史中的日本”矮化为“对西方关系史”中的日本的问题。西方成为“全球史中的日本”的参照对象甚至标准。譬如，大部分通行的日本中世至近世史叙述，都将堺和长崎视作“对西方贸易的窗口”而忽视其中亚洲贸易的成分；在探讨日本的开国及近代化问题时，将其置于对西方的模仿、学习或“脱亚入欧”的框架下进行阐述的基本模式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对此，滨下武志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应该将日本的近代史放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关系中来考察。滨下所提出的视角应该引起日本史学界的重视；在日本近世史的研究中，过度地强调16世纪以来西班牙、葡萄牙带来的“伊比利亚冲击”，忽视东亚国际秩序的内部构造，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的对外观和“中华皇帝构想”解释为西方冲击的产物，这样的问题仍普遍存在。
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为前提，或试图证明亚洲与欧洲处于同等水准，或试图寻找日本历史中的西方因素，最终反倒再次落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怪圈。重构亚洲视角，或如羽田正所述“地球居民”视角的去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对于日本的全球史学者而言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当然，批判欧洲中心主义不是要抹杀欧洲影响的重要性，而是要在充分讨论亚洲内部经济的连锁与国际秩序的原理和机制的前提下，再来关注并正确评价欧洲的加入所产生的影响。
其次，比起日本的亚洲史研究，日本的本国史研究（日本史）对全球史的关注稍显不足，本国史学者参与全球史实践的仍相对较少。从事全球史实践的日本史学者主要是对外关系史领域的研究者。日本史研究的主流学术团体（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史学会、大阪历史学会等），鲜有以全球史为探讨对象的学术活动。这是将“自我”与“他者”强行区分开来的东洋史、西洋史、日本史三科并立体制带来的负遗产。
最后，在批判“冲击—反应”以及东西对抗的书写模式的同时，日本的一些全球史学者矫枉过正，容易出现过度强调亚欧之间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的一面，忽视其对抗或压榨的一面，从而丧失对殖民主义批判视角的问题。譬如秋田茂《大英帝国与亚洲国际秩序》一书，认为亚洲工业化实质上与英国的结构性权力“相互补充”，过度强调了英国与亚洲利益的一致性，强调英国的资本输出对日本和中国工业化作出的“贡献”，忽视了对抗关系和经济侵略的存在。主张英帝国与印度、中国、日本等处于“相互补充”的关系的话，就无法对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作出正确评价。这一问题在“亚洲间贸易论”的阶段就已经存在，并为中国学者所指出。正确地对殖民主义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亚洲侵略进行定位，是日本的全球史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结语：日本全球史研究与中国的互鉴
笔者从日本的全球史研究兴起的背景、研究成果及特点三个方面，对全球史研究在日本的发展脉络做了一个简要梳理。日本的全球史研究是在其海域亚洲史、亚洲经济圈与东部欧亚史研究等基础上，受欧美学术界影响发展出来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学者以“亚洲视角”为口号，注重亚洲经济与国际秩序的内在机制，着力关注以长时段内亚洲空间为主的广大区域横向互联，并以此作为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武器。
中国是较早开展全球史研究的国家之一，但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无疑来源于西方。于沛指出，全球化进程是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史也不是“全球”的全球史而是保留有西方中心论的全球史，是按照西方中心的史学观念和西方意识形态塑造的全球史。日本历史学界在进入全球史研究领域之后即意识到这个问题，将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作为日本全球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一点与中国学术界是共通的。羽田正倡导以“地球居民”视角书写去中心的世界史，秋田茂、桃木至朗也提倡去中心化的历史叙述乃至摆脱人类中心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的全球史，绝非在打破欧洲中心之后建立一种自我中心，而是要注重西方与非西方各要素共同参与的全球化进程。张旭鹏认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不是单纯地突出中国在全球史中的重要性，也不是在全球史中多增加中国的内容，而是在坚持不同国家、地区、文明之间联系与互动的基础上，强调一种去中心的全球史。从这一点上讲，中日两国全球史研究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具备充分合作互鉴的基础。
如前所述，日本全球史研究最主要的特点是对亚洲视角的重视和对亚洲空间的关注。这也是值得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关注的地方。可以说，亚洲是当前全球史中最受青睐的书写对象之一，在大多数综合性与概述性著作中亚洲的角色都相当重要，“发现亚洲”是全球史的重要研究主题。特别是东南亚史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关注。作为印度洋文明圈与环中国海文明圈的交汇之地，东南亚堪称前近代世界最大的贸易中心，是海上贸易网络的中心地，近代以来仍然是重要的贸易集散地。开展全球史视野的广泛的亚洲史，特别是对东亚、东南亚海域或印度洋、西太平洋海域的研究，对批判和扭转西方中心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开展全球史视野下的亚洲史研究也是我们应对亚洲经贸往来日益加深、亚洲区域逐步回归世界经济中心这一现实状况的必然要求。中国与日本的全球史研究都应当摆脱单纯的中国与欧洲的对照视角，关注更为广阔的亚洲空间，注重对亚洲海洋、内陆及跨区域人和物的联系网络的关注，将亚洲作为具有历史关联的有机体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