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初，美国开始在远东与老牌的欧洲列强竞争，其国内的政治精英也在重新思考美国的国际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试图重建国际秩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与欧洲列强有不同的路径，即不以领土扩张和利益追逐为目的，为他国树立制度和自由的榜样，主张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国的独立以及民族自决等。这些理念，成为“威尔逊主义”的核心，体现了对美国的新国际角色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设想和追求，实质上是想用制度、道义、意识形态的优势来取得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威尔逊的执政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在1912年上海出版的《东方杂志》上便有介绍，即他就任美国总统之前就已引起中国人的关注。当一战爆发后，威尔逊的和平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共鸣。他坚持美国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压迫弱国人民和领土的扩张，必须开辟新的道路，用美国的原则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这一理念及其对未来国际和平的设计，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巴黎和会”前后，美国在中国的宣传活动也非常成功，中国人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威尔逊的理念广泛地被中国人所接受，达到对美国好感度的高潮。然而，威尔逊要实现他的宏大理想，却面临相当大的阻力。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其他主要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抵制，他没有信守他的承诺，与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妥协，使中国直接收回胶州湾的计划落空，也导致了中国人对美国和威尔逊的不信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当即预计到了这一严重后果，美国媒体也群起对威尔逊的政策提出批评。然而，与芮恩施以及美国媒体立即预见到会损害美中关系不同，中国人对美国和威尔逊认识的根本性转变则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要是国人对山东问题越来越感到的切肤之痛以及“五四”之后越来越高涨的反帝浪潮的双重影响。

　　关键词：威尔逊主义 中美新闻通讯社 巴黎和会 芮恩施

　　引 言

　　19世纪末，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美国国际影响力也在迅速提高，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成为与欧洲列强匹敌的强国。到20世纪初，美国开始关注其在远东的利益，与老牌的欧洲列强竞争。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开始重新思考美国的国际角色，是继续保持传统的孤立主义，还是加入争夺海外殖民，或者与欧洲列强扮演不同的国际角色。一战的爆发，导致了旧国际秩序的崩溃，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1913年就任、1917年连任的美国总统威尔逊(T. W. Wilson，1856—1924)试图重建国际秩序，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与欧洲列强有不同的追求，即不以领土扩张和利益追逐为目的，为其他国家树立制度和自由的榜样。他主张，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弱国的独立以及民族自决。这些理念，便是“威尔逊主义”的核心，体现了他对美国的新国际角色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设想和追求，实质上是想利用制度、道义、意识形态的优势来取得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力。

　　对美国人来说，把意识形态作为武器并非是新手段。从独立战争反抗大英帝国的革命开始，美国就沉迷于反对旧君主制的观念之战中。当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时，已经与原宗主国英国有着长达一个世纪的对立，但是一战把两国的关系引向了新的方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所谓“伟大的美国信仰”。不过，威尔逊要实现他的宏大理想，还面临着国际、国内两大挑战：一是说服美国民众和国会接受他的国际新秩序的理念，支持他关于美国在世界充当领导者的设想；二是让其他国家——特别是英、法、意、日这样的世界强国——接受他的国际秩序新原则。尽管威尔逊主义当时在美国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但在中国却得到了强烈的反响，给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平等、公正和领土完整，提供了依据以及勇气和决心。

　　威尔逊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他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自主，防止日本对中国的领土野心，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也有助于建立远东和平秩序的大目标。但是，由于他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的妥协，导致了中国人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对威尔逊主义的怀疑，从长远影响来看，实际上造成了中美关系的损害。本文将讨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回答威尔逊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分析威尔逊主义在中国是怎样被传播、阐述、认识的，探讨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影响等问题。由于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没有信守他的承诺，中国直接收回山东半岛的计划落空，威尔逊主义很快在中国失去了热度，而且威尔逊本人也开始受到美国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但是，本文不赞同过去笼统地认为威尔逊主义在中国失败的结论；实际上，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民主观念的传播，对五四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都有着直接影响。

　　一 一战后期美国在中国的宣传活动

　　为了在全世界宣传自己，美国于一战后期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on Public Information，简称“公信委”)，其中国分部建立于1918年9月，负责人是卡尔·克劳(C. Crow，1883—1945)。他既是商人又是作家，曾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西方广告公司，创作和印制日历、广告、海报等；还是英文报纸《上海晚邮和水星报》的创刊编辑，该报发行了中文版——《大美晚报》。当然，“公信委”中国分部的设立，也是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 S. Reinsch，1869—1923)与在华美国记者经过若干年努力的结果。芮恩施发现，英、法、日国家资助的国际新闻服务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而美国由于缺乏宣传，其“声望一落千丈”，经济和政治利益也因此受到损失。甚至，美国所得到的亚洲的新闻，多来自英国路透社和日本国际通讯社。这即是说，美国关于亚洲事务和政策的消息不是直接得来的，而是经过了竞争者之手。由于芮恩施对“美国对中国的无知”以及“在中国的形象”十分忧虑，因此，招聘了“爱国的”美国教师、传教士志愿者翻译威尔逊的演讲和美国官方战争信息，向中国人发放小册子作为对中国新闻的免费服务。

　　“公信委”中国分部在中国发展成了一个有影响的新闻通讯社。克里尔(G. Creel，1876—1953)在1920年出版的《我们如何为美国做宣传》一书中，把它的活动视为一场“有着新教特征的宣传运动”，它向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带去充满美国理想主义、无私慷慨以及不屈不挠意志的信息”。它的详细的中国工作计划，是由在中国的美国报人鲍威尔(J. B. Power，1888—1947)经芮恩施的授意起草的。为了得到政府资助，芮恩施于1918年6月去华盛顿游说。这样，克劳于1918年秋天在上海组建了“中美新闻通讯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同年11月，一战结束，但克劳的活动继续进行，免费提供信息给各个报社。

　　外国势力之所以在中国展开新闻发布的竞争，是因为中国正在形成社会舆论空间。根据周策纵(Chow Tse-tung)的研究，到五四运动时期，已有七百多家新办期刊；克劳也估计，在“五四”前后，中国有三百万人买报纸。1919年6月，克劳称，中美新闻通讯社在中国的各通讯社中居于首位，其每天向六十多家中国报刊提供五千字的新闻报道。这些美国政府的重大新闻，通过美国海军无线电传到上海。当无线电接收不稳定时，则摘自鲍威尔的《密勒氏评论报》和其他当地美国报纸。

　　美国在华宣传最明显的效应，是威尔逊民族自决的主张对中国人的巨大吸引力。克劳明确表示，他的任务就是对威尔逊总统的讲话“提供宣传的素材”。整个操作，也是由克劳、芮恩施主持的。他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网络，不仅帮助收集新闻，还促进与“公信委”相关的工作，包括传播小册子、新闻图表、海报、电影和教材等。1918年11月，克劳宣称，负责散发宣传材料并且向他汇报工作的有四百多个“积极的志愿人员”，多是美国传教士或是在学校里的老师、美国商号的雇员，许多人利用他们的教会、学校、公司设施进行工作。通过许多美国在华企业，尤其是标准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辛格缝纫机公司等，克劳可以利用几千家站点来展示图片和海报。为了达到动员的目的，“公信委”中国分部利用新闻媒体包括海报、照片、漫画、电影等对中国大众思想产生冲击，甚至商业广告也能传播政治信息。当时，美国广告打进中国市场非常成功，尤其是推销烟草等消费品，已经深入到偏僻的乡村。

　　“公信委”在描述其工作时，并不忌讳使用“宣传”这个词，但在对中立国进行公开交流时，则有必要“否认宣传的意图”，因为“宣传”在西方世界是带有贬义的词。所以，有时中美新闻通讯社甚至“否认与‘公信委’有任何联系”，试图让人们知道这个机构“是一个新闻通讯社，而非一个宣传机构”。但是，在组织内部，当克劳向“公信委”提交进度报告时，使用的题目是《美国在中国的宣传》，并且陈述道：“我的正式任务仅仅是宣传工作。”他力图将新闻的影响与“公信委”在中国的目标相结合，营造一种“令人振奋的正义”的影响力，但看起来又是中立的。例如，将他们的宣传材料“作为纯新闻”刊登在报纸上，至少看似“非官方”的；又如，采用美国传教士、教师以及雇佣的中国记者所写的东西。

　　“公信委”中国分部着力最多的，是对“威尔逊主义”的宣传。芮恩施到任中国之前，已是一个“敏锐的政治学者和宣传家”，他大力“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鲍威尔在日本侵略中国时，就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支持者；而克里则是一名美国的进步记者，试图唤起美国的“最伟大的民主希望”。并且，在整个“公信委”行政机构中，有许多“改革老手”以及记者和广告机构的人才。那些参加宣传活动的志愿者，都是受到“战时爱国主义”的驱使，对受压迫国家的新闻传播抱有极大热忱。他们发现，中国所追求的目标，并没有与美国政治、商业、宗教的利益发生冲突。

　　“公信委”推送的材料，“将威尔逊的准则总结为美国理想主义、自我牺牲、公正无私的体现，是对一个新的、更加公平的、更加民主的世界秩序的需要，是通过美国在战争中辉煌的胜利，以及因此在国际事务中增长的权力和威望”。1918年10月，“公信委”在中国报纸上刊登了威尔逊的演讲和一整版广告，广而告之威尔逊的主张，包括“美国加入战争仅仅是为了正义和自由”的声明，以及恳求中国人民“全身心的帮助”。随着同盟国的胜利，“公信委”从战争新闻改为强调战后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国际联盟”的计划。1917年8月，中国作为参战国加入了协约国，“这样确保协约国处置德国之前因不平等条约得到的山东的特权时，归还给中国”。

　　1918年，美国制作的纪录片《潘兴的十字军：一战中的美国士兵》便体现了“公信委”宣传的特点。该片以中世纪十字军站在两名美国士兵中间开始，解释“现代十字军”要“拯救文明”，要通过战斗来“拯救民主于灭亡”。他们所到之处，“将美国的自由赋予世界上受压迫的群众”。该片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多地放映，甚至进一步扩大到广州、香港放映。当发现在主要通商口岸的电影院里，中国观众的人数不多时，则用“各种形式的表演来吸引中国人”。还发放阅读材料到学校，让学生广泛阅读。一位山东传教士向克劳建议，要让“真正的民主原则”为人们所知，通过“公信委”向中国的学校提供幻灯片和电影，传教士和教师们都会“很乐于合作”。

　　1918年10月，“公信委”制做了一张宣传海报，发行五万五千份，内容是威尔逊催促中国的领导人解决内部的党派之争，以便“中国重新团结起来，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中获得一个有利的地位”。海报用红色背景印出威尔逊讲话的译文，通过在中学和大学的美国教师、传教士和标准石油公司的雇员在全国散发。一位南京的教师汇报道，他的学校让学生们将海报翻译成英文以作为课堂训练；一位山东的传教士说，他们将海报发放到八十所乡村学校里去；另一位传教士要求增加五十份海报以发放到北京、唐山的乡村教堂里。中美新闻通讯社有一个邮寄名单，包括各省参议员、商会、地方官以及学者等约两万五千人，给他们邮寄“公信委”准备的照片和其他宣传资料。芮恩施称，威尔逊对和平的关注在中国“给官员和民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他们有“一种真正希望的感觉”，因为中国人从“由于打败了德国与其同盟国而改变了的国际环境中找到了极大的安慰”。中国的报刊称，现在“没有人像威尔逊总统说的话那样有分量”，因为美国在世界上占据了如此突出的位置，是一战决胜的关键角色。

　　克劳向商务印书馆提供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的英文本，建议同时出版中文本(即蒋梦麟的译本)。中译本在中国很快成为了当时最畅销的出版物，短时期内便重印了好几版。克劳称，商务印书馆已经“向中国的学校推动这本书的销售”。另外，还出版有中英双语版，“销量很大”，并在中国的大学英语系使用，以致上海的书店很难有存货。这本畅销的演讲汇编本，每本卖两角五分，并由“公信委”挑选登广告。克劳在1937年回忆中称，“公信委”收到超过上万封读者来信，有些信里面还夹着现金购书，许多人还购书给他们的朋友，冯玉祥便订购了五百本。另外一本《威尔逊和议演说》(即钱智修译本)于1919年春面世，正好是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天津大学校长购四百本作为教科书用，圣约翰大学的校长也表示：“任何时候我都非常愿意将书散播出去。”克劳还通过美国人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中国官员朋友。当时，美国的正面形象在中国可谓达到了顶点，华盛顿、林肯、威尔逊的照片可以经常在学校里见到，“广为中国的学生所知”，甚至“超过了中国人自己的英雄和领袖”。1918年11月，克劳提出印两万张威尔逊的大照片，给教会学校张贴。他还特别提出，不用黑白照片，因为中国人将黑白照片与哀悼联系在一起；他推测，三分之二的照片会作为装饰品放在家里。他还要求制作五万枚威尔逊像章，作为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推行美国的价值观。

　　因此，巴黎和会前后，美国在中国的宣传活动是非常成功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历史、政治、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威尔逊的理念广泛地为中国人所接受，达到对美国好感度的高潮。但是，这个时期未免太短，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后，中国人对美国的幻想一步步地破灭。

　　二 威尔逊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威尔逊的执政理念和自由主义思想，《东方杂志》在1912年已有介绍。例如，该刊第10期发表朱锦宽翻译的《北美评论》上的文章《我为何而赞成威尔逊乎》，介绍了威尔逊的从政理念；第9期、第10期还连载了钱智修翻译的《威尔逊新自由论》一文。也就是说，威尔逊的思想在他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便介绍到了中国，引起国人的关注。一战爆发后，威尔逊的和平思想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共鸣。他在一战爆发前夕便表示，美国不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压迫弱国人民和领土的扩张，那条道路将是耻辱而非光荣；美国必须开辟新的道路，即用美国的原则建立一个国际新秩序。按照威尔逊的说法，美国不仅要树立一个在道德和思想上的“伟大的榜样”，而且应抛弃过去所谓的“金元外交”，实施新外交，即将一个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区别开来，重视公众舆论的力量，从道德和原则而不是利益冲突的角度看待国家间关系。因此，美国将对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判，甚至将道义目标置于物质利益和权力政治考虑之上。

　　1917年3月初，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威尔逊连任总统后的演说词要旨，包括英文原文和中译。在这个讲话中，威尔逊阐述了美国所要坚持的原则：

　　世界各国对世界和平和自由民主的政治稳定同样地感兴趣，并对各自的主张同样地负责。

　　和平原则的精髓在于各国对一切事务之权利享有实际的平等。

　　不能借助武装力量的平衡以安全、公正地获得和平。

　　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在这个世界大家庭中，各国不必服从于同一种思想、目的或共同之权威。

　　在遵守公约规定的准则下，各国人民可平等地、自由地、安全地使用海洋，并在相等条件下能实际进入海洋。

　　各国军备应被限制在足够维持国内秩序和安全的限度内。

　　和平赖以建立的利益与权力之一致，要求各国承担这样的责任：即对出自其国民的任何旨在鼓动和支持别国革命的所有影响，应坚决有效地加以压制和阻止。

　　虽然胡适在日记中没有对威尔逊的讲话具体发表评论，但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当听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总统许诺“各国对一切事务之权利享有实际的平等”，以及“在这个世界大家庭中，各国不必服从于同一种思想、目的或共同之权威”时，所产生的震撼力和吸引力是可想而知的。

　　威尔逊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两本威尔逊演讲集《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威尔逊和议演说》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前者由蒋梦麟翻译，后者由钱智修翻译。蒋是晚清秀才，191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 ，随后去哥伦比亚大学跟从杜威(J. Dewey，1859—1952)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五四运动时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还担任过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钱智修则在1920—1930年代担任《东方杂志》的主编。

　　在《美国总统威尔逊参战演说》书前，蒋梦麟写有说明：“是书英文原稿，承美国克罗先生(Mr Carl Crow)代为搜集。”书中还有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芳济(F. L. H. Pott，1864—1947)和蒋梦麟共同撰写的《威尔逊总统小传并赞》。卜在《小传》中不仅介绍了威尔逊的政治和外交成就，对其个性也有评论：“先生之为人也，道德高尚，思想敏捷，擅长文学，言必有中，故其主张足以代表协商国共同之宗旨。”蒋梦麟的《赞》则是用骈文写成，显示了当时中国西化的知识分子对威尔逊所寄予的厚望：“秉苏爱之遗懿兮，性慈惠而行忠。谨父教而成德兮，学既长而才雄。……长一省兮始从政，涤除积弊兮名卓立。位元首兮尊民意，与林肯威孛并帜。先万邦而承认兮，吾中华民国兮受赐。衔正义而摧武力兮，广四海为兄弟。”从威尔逊的家庭、性格、学识、学术，到其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校长时的改革、在新泽西州州长行政上的业绩，乃至当总统以后的成就，甚至把他与林肯相提并论，并特别提到他对中国的同情，为弱国伸张正义，在世界广交朋友的外交理念。为了表达当时知识分子对威尔逊的态度，蒋梦麟还为该书译稿写了《序言》，认为威尔逊的参战演说，“代表大共和国光明正大之民意，为世界求永久之和平，为人类保公共之利权者也”；现战事告终，“武力既摧，强权乃折，民意既彰，正义自伸”；而书中所收录的威尔逊演说，“实为世界大同之先导”，所以“凡爱平民主义者，莫不敬而重之”。蒋特别青睐威尔逊关于组织“国际联合会之计划”，认为“世界潮流，日趋共和。平民之意思，既操势胜，军阀政治，益无生存之余地”。

　　威尔逊赢得中国人普遍欢迎之原因，主要是他口中彰显的正义。1917年4月2日，他在国会非常会议上的演说《美国对德宣战之理由》中说道：“吾人加入战团，既无宿怨，复无私心”，无非是“与自由国民，享同等之利益而已”，要“服从正义，待人以公道”；虽然德国并没有向美国宣战，也没有侵犯美国的利益，但美国参战是“以公平正义为前提”，是“为平民正义而战”，而不“屈于强权之下”，即以军事力量反对“不负责任，不顾人道之政府而已”，因此，并不反对德国人民，愿意“早日息争，重敦旧交”。威尔逊说美国参战是因为“公道”，“公道之价值，较和平为尤大”，这对一直在强权下生存的中国人来说，的确很是振奋。

　　1917年4月，美国正式参加协约国与同盟国宣战；8月，在美国的说服下，中国对德国和奥匈宣战。这次参战，不仅仅是要打赢战争，而且威尔逊还怀有宏大的理想，即“联合自由之民族，造成一正义之大同世界”，在这个“大同世界”里，“国无大小，咸与升平”。这种为弱国、小国主持正义的动机，在中国自然会受到热烈欢迎。对于“公道”这个概念，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国会《宣布美国和平条件》的演讲中进一步阐明：“在此世界求自治，正义公道之幸福”，而不是以武力“横行于天下”；对于世界各民族，“皆当以推行此公道之伙友待之”，“苟不待人以公道，决不能望人以公道待我也”。1918年4月6日，在美国参战周年纪念会上，他以“武力与正义”为题发表演讲，指出一年前美国参战，是“受德国之迫逼，为生存自由而战。为世界自由人神圣不可侵犯之公权而战”；如果德国获得胜利，“则平民所应享，弱国所应有之一切权利，必为其所蹂躏而无余”，美国愿意“牺牲一切”来“救此世界”。

　　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宣布了和平条件十四款，即后人常说的十四项原则。前五条是基本原则：（一）“公开之和平条约，以公开之方法决定之。”此后国际和国与国的事务，“不得私结国际之盟约”。外交事务均须“开诚布公”，不得“秘密从事”。（二）在各国的领海以外，“无论和平或战时，须保绝对的航海自由”。除非在执行国际条约时，可以按照“国际之公意，封锁一部分或全部之公海”。（三）废除各种有害经济贸易的障碍，“使利益普及于爱和平及保障和平之各国”。（四）不搞武器竞赛，一个国家的军队设立满足“正确之保障”即可，把武力缩小至最低，“足以保护国内治安为度”。（五）对于殖民地，要以“绝对的公道”为准则，即按照“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当与政府之正当要求共适权衡”。在近代，中国受够了强大的西方对中国的凌辱，威尔逊要求各民族平等，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这些原则，无疑对像中国这样的弱国保护自己的主权，提供了依据。尤其是，他明确提出了反对所谓的“密约”。中国也深受中日之间的密约之害，如1915年的“二十一条”和1918年的中日换文等造成的中国山东半岛权利的丧失。

　　十四项原则中的第六至十三条，是关于欧洲国家的领土问题。而第十四条，提议组织“国际联合总会”，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申明“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这实际上是对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强权的否认，也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是威尔逊自己所说的“反对帝国制派”。这种态度，是中国从其他西方列强那里从未看到过的。虽然这十四条没有关于中国的具体条款，然而这些准则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威尔逊本着“去暴恶，申正义”的使命，本着这样一种“主义”——“以正义为前提，使国无强弱，共享均等之自由与生命之安全而已”，强调美国人民要“以高尚之宗旨，正当之主义，尽解决道德问题之责任”。这种主持国际正义的态度，让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怀有好感，对威尔逊主义的怀抱热诚，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1918年7月4日独立纪念日的演讲中，威尔逊表示，“美国加入战争，不过承续华盛顿诸人之计划耳”，也就是要“为世界各民族求自由，不仅限于一国”。他反对的不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是这样的一个“以少数人所组织之政府，操全国之重权。大兵握手，横行暴举，但图私利，不顾正义。以人民为柴薪，供彼之燃烧。此种政府，实与野蛮时代同其程度。与现今世界绝对不相容者也”。显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他试图展示坚持自由、反对专制政权的价值观。关于这个问题，威尔逊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专制是破坏和平的根源，要和平就要推行民主，正如他所阐述的：“凡足以扰乱世界和平之专制势力，必一一扫除之。”哪怕“不能一时扫除，亦必大行杀减其势至不能为害而后已”。第二，对于国际和国内各种问题的判决，无论为领土、主权、经济还是政治，都“必以直接有关系之人民的自由意志为基础”，其他国家“不得以图一己之势力或利益而横加干涉”。第三，世界各国当“以近世国家治个人行为之法律，而为治国际行为之标准”，要“共同保守国际信约”“互相尊重彼此之利权”。第四，要有一个保卫和平的团体，由世界各国联合而成，以“保障正道，使毋敢有侵犯之者”。这个机构应该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凡国际交涉，为直接有关系之民族所不能决定者，须受此机关之裁判”。这里，他彰显了试图推行以美国为标准的全球化民主的理想。他认为，只有民主的国家才能建立持久的和平，才能带给各个民族以自由。比如，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当国内两派争执不下、发生争吵时，他主张中国应该暂缓参战，先解决中国国内政局的稳定问题。

　　1918年9月，威尔逊在题为“组织国际联合会之基本问题”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不得以“一国或数国之武力”来“操纵他国人民之命运”，反对强国“任意凌辱弱国”而“侵夺其人民之利益而为己国用”的行径；世界上“人民及国家，无论强弱，须受公道标准之判断”，不能“强者得任所欲为，而弱者忍辱听命乎”。这个就是威尔逊一直所讲的“公道之主张”。那么，解决争端之道，“不在一时之调和，或利益之分配”，而是要“奠定永远和平之基础”。什么是这个“基础”呢？就是“视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这样的平等思想、主持正义的原则，对于经历过重重磨难的中国人来说，的确是极大的鼓舞。

　　关于这个国际组织的名称，威尔逊在十四条中称为“国际联合总会”，这时他改称“国际联盟”，也就是巴黎和会上确定的名称。当威尔逊做这个演讲的时候，巴黎和会正在准备之中，威尔逊已经给这次会议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确立了指导思想，也就是建立“公道”，为“推行公道”找到“实践办法”，要利用“和平会议之际”，创造“永久和平”和“保护永久和平之利器”。他继续阐明美国在国联中实施的准则：使“各民族均沾同等之利权”；凡与“全体之公共利益有冲突之处”，一国或数国之“特殊利益，或一部分之利益”，不得列为条件，或作为妥协的基础；不得建立“各种之盟结，或各种特别之条约”；凡国际条约缔结，均须“全文宣布，毋得讳隐，俾世界各国，咸与闻知”；屏除特殊结盟，因为这是“酿造近世战争之大原因”。

　　威尔逊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有这样的号召力，与其宣传的民族自决理念有着直接关系。正如芮恩施所说：“对于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领导地位，可能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像中国期盼的那样高了。”比如，为了推广威尔逊的“民主和国际主义”，美国宣传人员摸索出了与中国传统观念相联系的方法。在巴黎和会期间，《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作为儒家和平理想的普世政府》一文，把威尔逊的思想与《论语》进行比较，认为西方学者提倡的国际主义，与中国儒家关于和平的思想、提倡的普世主义是并行不悖的。芮恩施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做了题为“民主”的演讲，称在中国古代就存在许多民主的重要特点，中国的政治体系“是为大多数的人群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显然，这是有意迎合中国人的“古已有之”的传统，以获得更多中国人对威尔逊主义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