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戈登·柴尔德是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家与考古学家，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文化考古学的许多基本原则与史前史的综合理念都归功于柴尔德的贡献。戈登·柴尔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历史的进程，形成了自己辩证的历史进步观。柴尔德强调辩证的演进与螺旋式上升，强调建立在模仿与创新基础上的文化扩散与传播，强调发明与发现对社会积累的基础性作用。研究柴尔德的进步史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进步的规律性运动，丰富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内涵。
前言
戈登·柴尔德是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史前史家，为 20 世纪的考古学以及史前史的编纂与叙事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柴尔德是同代学人中独特的存在，不仅因为他根据考古资料建构历史推论，而且他直接对这些推论的性质感兴趣。19 世纪下半期史前史的观念最终确立下来，史前史的兴起伴随着人类学（对人性的哲学研究）和考古学（修昔底德式的史前史）的发展，到20 世纪初关于史前史的理论阐释逐渐形成了文化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两个派别。文化进化论派———威尔森、泰勒、摩尔根、卢伯克、莫尔蒂耶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不同的文化按照一定的次序各自演进，并且独立发展; 文化传播论派———拉策尔、蒙特柳斯、博厄斯、埃利奥特·史密斯、威廉·佩里等———则否认文化作为一种普世法则独立演进的共性，认为各个文化有其独特性，不存在共同的社会演进次序，文化传播派认为文化传播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端传播论派更是认为人类文明是从埃及或者近东扩散而来。柴尔德在澳大利亚工党政府的政治实践失败后，于 1922 年正式投入到欧洲史前史的研究中，柴尔德综合了两派的观点，将文化演进与文化扩散理论统一在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中。柴尔德前期的著作《欧洲文明的曙光》《最古老的东方———欧洲史前史的东方序章》《史前时代的多瑙河》等，主要以传播论的观点构建叙事；1936 年之后柴尔德已经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考古现象，这一时期的作品包括《人类创造了自身》《历史发生了什么》《工具的故事》《社会演进》等，主要以进化论的观点构建叙事。无论是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演进与扩散的理论都体现出一种融合的进步史观。
国内对于柴尔德的引进与研究比较早，李济、梁思永、王振铎、夏鼐、周谷城、张芝联等对柴尔德的史学思想比较熟悉，这其中周谷城和夏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周谷城于 1949 年出版的《世界通史》大量引用了柴尔德的著作，并且借鉴了柴尔德的史前分期和“革命”理论，之后周谷城陆续发表文章介绍了柴尔德的古史研究思想。柴尔德对夏鼐的影响颇深，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夏鼐在史语所实习期间阅读了大量柴尔德的著作，赴伦敦大学求学期间，听过柴尔德的讲座，在博士论文写作期间曾与柴尔德通信请教学问。柴尔德去世后夏鼐先生发文悼念，感情深挚。周进楷将《人类创造了自身》以《远古文化史》之名译介到中国后，夏鼐专门写文章，指出了翻译中的诸多错误。近年来，安志敏、安家媛以及陈淳陆续把柴尔德的著作译介到国内，也发表过相关文章，一些年轻学者也参与了柴尔德的研究。但是关于柴尔德的史学思想，尤其是进步史观，国内还没有系统研究，柴尔德的史论著作《历史》《社会与知识》以及《社会进化》等著作还没有中译本。戈登·柴尔德是 20 世纪在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大家，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研究柴尔德的进步史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柴尔德进步观念的理论来源
19 世纪以来，进步的观念在西方世界逐步取代伊甸园成为现代人的主流思想，在当今的中国，进步的观念也取代循环论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进步是人类朝着某种理想的状态前进（progress），同时包括人类社会各个阶段的演进（evolution）。进步一开始就存在着摆脱神的束缚，个人意识解放的含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观念主要是退步论与循环论，但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人类进步观念的朴素萌芽。色诺芬尼、阿那克·萨戈拉、普罗塔哥拉、德谟克里特等哲学家作为进步观念萌芽时期的代表人物，其思想为后来的哲学家所继承，此时的进步观念主要体现出人文主义的色彩，将人作为社会进步的活动者，注重人性与人的发明与创造。中世纪时期时间观念得以明确，不过中世纪的进步观念笼罩在命定论与末世论的阴影下，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意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展现了人类世俗之城与天国之城的斗争，是一种直线的发展观，但人类的世俗之城终将会经历末日审判，这事实上是一种末世论。中世纪关于人类发展的观念是先定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上帝的意志。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进步观念逐渐确立与完善，尤其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强调理性，逐渐将人类从来世拉回现世，从神学拉回自然，启蒙思想家坚信理性所创造的知识的积累与进步，代表人物有笛卡尔、伏尔泰、孔德、孔多赛、康德等。19 世纪中期科学观念兴起，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式将进步观念确立为科学的法则，马克思、恩格斯将进步观念进一步完善，进步成为当下的行为。柴尔德的进步史观根植于西方进步观念的传统，直接来源于人类学文化进化、达尔文的进化论、考古学时代分期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理论。
柴尔德认为考古学对于过去的研究，确实揭示出所有的事物朝向一个确定方向的趋势与发展，并揭示了正在实践着的积累与进步。在考古学中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进步观念，分类是考古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必要工作。受历史学和地质学的影响，考古学的分类首先是一种时序的分类。19 世纪初丹麦博物馆的拉斯穆斯·尼耶普与科尔特·霍尔尝试对他们研究的古物进行分类与描述，但是由于缺乏时序，并没有深入下去。后来，托姆森在研究丹麦博物馆的藏品时首先系统地使用了石器、青铜与铁器三个时代的划分，并认为这三个时期在时序上是延续的。托姆森的三个时代理论是一种相对时期，是规定的阶段，在这种秩序中石器、青铜、铁器三个时代依次相继。相对年代能够提供一种普遍性，任何事件都能在这种时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构成了一种普遍性叙事的时序基础。托姆森的时代划分并没有技术、经济以及经济发展的线索，柴尔德发展了托姆森的时代划分，将它与社会学以及比较人类学的时期结合起来。在《社会进化》中，柴尔德写道“我选择食物生产作为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分离出来的标志。可食用植物的培育、家畜的驯养，或者两者结合，确实呈现了人类经济的革命性进步。它允许人口的大量增加; 它使得生产社会剩余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然; 它至少提供了资本的萌芽。如果经济与社会进化的时期以技术为基础定义，那么食物生产应该是一个时期确切开始的主要标志。我打算用它定义由蒙昧向野蛮的转化，这样野蛮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是一致的。
柴尔德将人类历史类比于有机体的历史，由此产生了蒙昧、野蛮、文明的社会演进模式。这种类比最开始出现在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对社会的解释中。在人类学领域，进化理论的先驱是斯宾塞、泰勒与摩尔根，他们通过比较的方法还原历史进程的各个时期。1768 年佛格森对蒙昧社会与野蛮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将蒙昧社会、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进行了比较研究。18 世纪的民族学家试图将秩序引入正在成长的大量独特的习俗、仪式与信仰中，以更精确的方式记录这些文化。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勾画了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类比。他的超级有机体进化的概念以这种类比为基础。泰勒比斯宾塞更清晰地定义了进步，泰勒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遵循普遍的法则，强调文化的统一性与连贯性，强调文化的阶段性前进。柴尔德认为泰勒比较的事物并不是作为功能性整体的社会，而是社会孤立的活动或者方面———不是文化，而是文化的成分或者文化特征；泰勒并没有为他的文化建立起有序的阶段性结构。在此基础上，摩尔根将整个社会作为研究主题，建立了蒙昧、野蛮、文明的时序框架。摩尔根指出，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发明和发现总是一个累进发展的过程，而各种制度则是不断扩展的过程。恩格斯采用了摩尔根的三个时代划分，认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且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系统的人。恩格斯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作为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柴尔德所使用的术语“蒙昧”、“野蛮”、“文明”主要是采用了摩尔根与恩格斯所定义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前后相续的阶段，不具备年代学上的意义。
柴尔德进步观念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自然科学。考古学、人类学、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受到自然科学，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使得进步观念成为一种科学的法则。柴尔德在解释历史的进步，尤其是解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时，大胆采用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柴尔德指出社会进化的观念来源于自然史。在 18 世纪，林奈与布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对生物的种、属顺序进行了整理。拉马克阐明这种层次是自然进程———进化———的结果。种和属不是什么神的创造，也不是永恒的，是一个物种通过一个自然进程从另一种较低与较早的物种中演化而来。1859 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他采用的大量证据以及他对过程的令人信服的解释，确保了进化论的接受。由此人类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历史成为自然史的延续。早期自然学家信奉的不变且先定的种与属的静态结够消解于历史事件，消解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学家可观察的过程中。柴尔德采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解释历史的进步。随着生物进化论的普遍接受，自然史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延续性也同样被接受。柴尔德的时代划分不仅是一种时间延续，更是一种阶段性的进步，这种进步以技术进步为基础。柴尔德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解释历史进步。他主张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场革命作为标记，他暗示“矛盾”是革命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柴尔德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知识革命的理论。受恩格斯影响，柴尔德在吸收泰勒、摩尔根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以及人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这挑战了人类学家强调人性塑造统一性的假设，柴尔德认为统一性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二、柴尔德的社会演进理论
马克思从所有制（对他人劳动力支配）的存在方式入手，认为人类历史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且这些社会形态以相应的生产力为基础。“亚细亚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认为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柴尔德认为进步已经成为实际发生着的事实———历史的内容。他将技术进步作为史学脉络的核心，通过勾勒技术进步背后的社会关系，将人的活动进行历史重演。技术进步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走向复杂的过程。柴尔德通过具体的器物展开分析，认为器物能够反映出其所处时代人的活动方式与交往方式，继而把生产力作为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柴尔德将人类社会的进程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柴尔德指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是人类进步的第一步，这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控制和使用火是人类摆脱环境束缚的关键步骤。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人类不断改进着制造石器的工艺，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使工具更有效率，更方便、更省力的满足人类的需要。最开始是署石器，这种石器与自然破碎的石块很难区分。赋予无序的石头以需要的形状，尤其是利刃，是一种更有效的技术进程。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工业中，经过非常缓慢的过程形成了标准工具。集体经验向我们展示只有这种形式适合重复的工作，并且已经建立了将无规则的自然石块打制成标准形式的规则。因而人工制品的形式与方法已经成为标准，并且被社会传统保留。这些最古老的标准工具被考古学家命名为“手斧”。工具作为人身体功能的辅助，不断追求效率与适用性，这种追求促进了石器制作工艺的不断进步，石器的制作由无序到有序，由偶然到统一，工具由通用型逐渐分化出专门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柴尔德并没有将石器的制作工艺作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划分的标准，而是根据食物的获取方式进行划分。蒙昧部落通过采集水果、植物的根茎，捕捉或者狩猎昆虫、野生动物或者鱼类，过着依靠自然的寄生性的生活。新石器时代的社会与自然合作，通过培育植物，或者通过饲养动物，或者结合两种生产活动，增加了食物的供给。”旧石器时代与中石器时代是蒙昧的，这一时期是社会秩序萌芽的时代。火的使用使人类能够进入温带与极地生活，可以驱赶猛兽，可以烤熟食物。在生火与灭火、转移与使用火的过程中，人类行为革命性的从其他动物行为中分离出来，他创造了自身的人性。在打制石器与使用火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形成了意识，在狩猎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合作行为，这期间很可能形成了符号化的语言系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技术积累阶段。人类控制自然的步骤是渐进的，它们的影响是累积的，通过这些步骤人类的控制变得更有效率。由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人类完成了第一次经济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这场革命使人类成为自然积极的合作者，不再是自然的寄生者。柴尔德认为新石器时代是野蛮的，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的共产主义依然存在，培育粮食作物是这一时期的决定性发明，这通常伴随着牛、绵羊、山羊或者猪的饲养。园耕是最古老最简单的的新石器经济形式。新石器时代的野蛮部落主要由女性负责耕种，现存的也是如此。这进一步强调了性别分工，增强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因为她们生产的产品是社会最可靠的食物来源。
新石器时代革命被描述为一个漫长发展过程的顶点。新石器时代革命后经过漫长的积累，人类逐渐从新石器时代的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这期间有两个明显的标志，一个是人口由农村聚集到城市，一个是青铜工具的大规模使用。柴尔德指出，当农民被迫或者被说服从土地上获取超过自身家庭需要的剩余，当这些剩余用于支持不直接生产自身食物的新阶级时，新石器时代经济最大的矛盾得以超越。公元前 3000 年之后的千年间，发明与发现或许比 16 世纪之前的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它的成就使得社会的经济重新组织，我称之为城市革命。”在城市革命产生之前的漫长积累过程中（约公元前 6000－3000 年），人类学会了驾驭畜力与风力，发明了犁与轮车，发明了帆船，发现了涉及冶炼铜矿石的化学过程，发现了金属的物理属性，人类开始制定出比较准确的太阳历。城市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城市革命最先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爆发，与此相伴随的是铜器或者青铜工具的大规模使用，这一时期的文明被称为青铜时代文明。这一时期集权政体建立，在集权政体的统治下，剩余被系统有序地从农民大众那里提取出来，集中到皇室与神庙的粮仓中。柴尔德认为欧洲的青铜时代并没有衍生出绝对的王权，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爱琴海社会作为东方青铜文明的原料产地，利用了东方社会积累的剩余与技术，最先进入了青铜文明，并成为东方文明向欧洲传播的次中心。
柴尔德认为青铜时代文明完成了人类基本秩序的建构，目睹了原始共产主义的终结与社会等级的分化，在灌溉农业发达的大河流域建立了集权政体，神也由图腾转化为制度化的宗教信仰，文字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模仿方式，文化得以在超越记忆的无限范围内传播。柴尔德指出“近代物质文化的所有关键元素是直接植根于青铜时代的，尽管他们的前提条件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柴尔德认为只有当新金属用于大而笨重的工具，换句话说当铁开始取代青铜用于畜牧与繁重的工作，铁器时代才真正开始。它的开端或许以梯林斯存有铁制大镰刀（或许最早到公元前1200 年）的窖穴为标志; 或许以来自于塔尔萨斯与戈尔祖库勒的斧锛、犁铧与凿子为标志; 或许以来自基拉尔、泰尔·马特塞琉姆以及巴勒斯坦其他地区的镰刀、犁铧与锄头为标志。到公元前 850年，亚述已经使用铁制作搏斗的武器与其他新颖的军事装备。在埃及，铁在公元前 663 年之后开始大规模应用于农业。与此同时在欧洲早期铁器时代，铁正在取代青铜从未取代的石器。冶炼铁的高效技术的发现给予人们获得解放的机会。铁使得金属便宜，打破了专制君主的垄断权力。铁矿石更易获得，农人可以在农闲的冬季为自己冶炼铁。农民不仅能够用铁打造金属斧子与农业工具，而且用来打造武器。在铁器时代初期，希腊、小亚细亚与巴勒斯坦的大量古老的国家，被仍然保留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野蛮社会推翻与取代。便宜的金属工具极大地扩大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与劳动的生产力。铁器时代人们建立了更复杂的制度，发明了更多样的文化。东方的铁器时代继承青铜时代的君主政体传统，在地中海欧洲，大部分希腊国家、意大利和腓尼基殖民地的君主政体消亡或者退化为一个纯礼仪性的机构。
三、柴尔德论历史进步的辩证法则
柴尔德的进步观念是考古学、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进步理论的结合，进步主要体现为技术的进步，按照技术的标准进行历史分期，从而形成社会演进理论。柴尔德将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技术生产的器物进行比较，在比较基础上进行综合分类，因而柴尔德的社会演进论又可称为文化演进理论。柴尔德的进步是实践的、生成的，它没有先验的规定性，也不存在超验的永恒法则，在实践中一步一步检验历史发展的真理性。柴尔德认为进步是历史的法则，就像自然法则一样。它遵循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规律，在一种生成（becoming）与已成（ passing away）中相互转化，进步并不是一种直线的上升，它是一种螺旋上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将历史从超验主义中解放出来，将历史从对外部法则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对于辩证哲学来说，没有事物是终结、绝对与神圣的。它揭示了事物与事物内部的短时特征，除了连续不断的生成与过去的过程，除了无休止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没有事物在辩证法面前可以长久。在此基础上，柴尔德强调历史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历史的进步是在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进步以现实为基础，在实践中遵循着生成与已成的矛盾运动。历史进步不由过去决定，也不在未来，历史进步在当下，进步存在于人的感性活动中。进步观念突破了神的束缚，突破了万物不变的理念，使人们能够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达尔文进化论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影响下，柴尔德的进步观念抛弃了历史发展的先定论，抛弃了神对历史进程的干预。柴尔德指出，人类学中进化暗示历史上已知的所有文化了的社会，确实通过颇为自然的过程从古代野蛮部落中脱离出来
柴尔德注重实践，强调实践的人对自然和历史的连接，认为社会的发展阶段是人类社会的发明与发现由量变到质变过程的外在表现。就历史而言量的积累需要重复，重复最开始形成的是记忆，记忆的时间是短暂的，当记忆内化为一个群体精神的东西，它就是文化的。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记忆不属于活动的人之外的人，所以记忆总是展现出实践（当下）的属性，而文化往往会成为一个群体共性的东西代代流传。柴尔德通过考古发掘确定出不同的文化，这些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事实，对这些文化的解释，是对当时的人活动的重演。这种解释在一定的场景（context）中进行，是对历史事实的还原。这种事实的还原不是事实本身，但却是一种科学建构的结果。柴尔德指出人类世代遵循社会的规定，重复生产出成千上万社会上认可的标准类型的实例。考古学的类型就是这种重复生产的实例。考古学现象可以作为类型结合在一起，是因为个人经验以及个体探索与试验的结果已经与社会中的其他成员交流，并被他们采用与重复。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发现与发明的结果，每一种类型都开始于一个个体的创造性行为。一项发明无论它多么卓越，没有被接受与重复，那么它将永远不会被考古学家认知，也不会成为历史学家感兴趣的事务。
柴尔德认为人口增长是衡量人类进步的最简单方式，它暗示了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增长。人的活动方式和交往方式的进步，提高了人类生存的能力，这首先是获得食物的能力，充足的食物供给是人口增长的基本前提。柴尔德认为人类活动的原初动力是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而需要本身并不是一个定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需要不断的增长，在旧有需要的基础上不断产生新的需要，需要首先是本能的需要，其次是生活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们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历史活动，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柴尔德吸收了马克思的需要理论，在解释历史进步的原初动力时，将人类获取食物手段的进步作为历史进步的衡量标准; 用考古学发现的不断演进的器物，作为历史进步的证据; 由此建构了在无文字的史前社会人类的生存状态。
柴尔德指出人类必须吃饭以维持基本生活; 食物或许是人类绝对且最重要的需要。在早期原始社会，食物需求是群体中的所有成员最迫切考虑的事情。食物供给的扩大想必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确定过去社会中的食物，确定社会如何获得食物方面，考古学家依赖于真实的食物遗存，也依赖于定居点的位置，尤其是依赖于生产工具，不仅包括像鱼钩、犁这样的可移动的工具（遗物），也包括古代耕地与灌溉沟渠的遗存，以及与此相似的遗迹。众所周知，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主要依靠他们制造的工具的帮助对外部自然起作用。通过改进这些工具，他们已经将控制自然的能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技术工具的功能与进程是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人类的需要并不是人固有的不变的属性，它不是一个定量。从史前人类出现以来，人类需要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逐步地发展。它们的进化必须通过比较与历史的方法追溯，小汽车对于牛车所拥有的优势，不能通过比较它们分别在英国道路上行驶的效率推断出来，只能通过小汽车取代牛车的历史事实推断出来，在那里它们使用的条件可以创建。因此在进化的层级结构中任何技术的手段或者过程都无法从普遍法则中推理出来，必须从考古资料中进行推导。
研究人类的进步，必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社会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人类在没有进入文明社会之前，主要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系统中，这一时期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处于一种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中，不过同动物通过改变自然的生理机能被动的适应自然不同，人类通过改进外在的辅助工具主动地适应自然。生物进化只能满足动物的本能需要，目的仅是为了生存下来。人类主动适应自然的过程首先满足人类的生存（本能）需要，但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逐渐形成了文化了的社会，至此人类的产生了新的需要（文化），那就是如何生活。柴尔德认为历史学家的进步大抵等同于动物学家的进化。“适者生存”确实是一种很好的进化法则。人类历史是一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人类通过外在工具的辅助展现出一种由被动到主动的适应性过程。这种主动的适应性揭示了人类脱离动物，由个体进化转移到社会进步的内在机制。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人类应对环境的能力（实践），这种环境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生物进化与文化的变化都可以被视为对环境的适应。环境意味着生活在其中的生物所面对的全部场景，它不仅包括气候（热、冷、湿度、风）与地理特征，像山、海、河以及沼泽，还包括食物供给、动物敌人这样的因素，就人类而言，甚至还包括社会传统、习俗、法律、经济地位与宗教信仰。
人类进步是一个由自然状态逐渐趋向社会状态的过程，也是由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向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演进的过程。人类的进步意味着人类应对环境的能力的增长，这通过人类所借助的外在工具的进步体现出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遵循生物进化的法则，作为一个社会则要比单纯的生物进化复杂的多。文化是传承的、扩散的，人类的活动是实践的; 人类社会的进步并不是进化的结果，而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它不依靠动物性的遗传因素，而是依靠一种模仿与推理的能力，其外在的表现为发明与发现。人类使用工具与制造工具的能力并不是通过遗传获得，而是通过学习或者模仿获得，这种获得经验与传播人类经验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人类并非天生知道如何制造工具，也不知道如何使用他们; 他们必须通过经验学习———通过尝试与错误。人类可以将他的发现传递给他的伙伴，大多数人从他所出生的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那里学习如何使用与制作工具。任何工具都是一个社会的产物，使用和制作它的原理保存并掌握在社会传统中。
社会进步的内在机制，首先从个人的实践开始，个人的实践形成个人经验，个人经验通过直接（模仿）或间接的方式（语言）传播到社会群体中，形成集体经验; 集体经验成为社会传统，以文化的形式在空间与时间中传播。因而进步是个性与共性相互作用的产物，个性（偶然因素）通过传播成为共性（统一性），共性作为一种前提作用于个性，因而偶然因素中存在着必然，必然最开始是自然的，后来加入了传统（社会的） 。历史进步遵循着否定之否定的法则，传统与进步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柴尔德的革命是一种技术的革命，革命是技术缓慢积累的结果，从人类的一个时代进入另一个时代，社会形态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一过程是缓慢的，而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剧烈的，因而这一过程的完成是“革命”的。社会进步必然会受到社会传统的阻碍，革命的目的是批判的扬弃。
结语
柴尔德的进步史观产生于 20 世纪上半期，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塑造的科学精神的产物，因而柴尔德的进步史观继承了科学理性关照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伟大志向。柴尔德的进步史观属于思辨历史哲学的范畴，将历史整体作为考察的对象，注重历史的现实基础，注重对历史现象的综合归纳。柴尔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即重视物质存在的基础作用，又强调社会中文化的重要作用。柴尔德把历史看作一个人类适应存在的实践过程，历史进步是内在的，是人类的活动积累的结果，并不存在外在的超验规定性，不是神或者理性的意志体现。柴尔德的进步史观体现出普世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交融，既有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统一性的追求，又有具体历史史实（考古资料）的佐证。正如亨利·奥伦斯汀所言，柴尔德的进化理论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他试图运用具体史实证明文化的普遍性，因而在柴尔德的作品中既能发现文化整体进化论，也能发现（具体文化的）单线进化论与多线进化论。柴尔德的进步史观吸收了先前史前史研究的进化论与传播论传统，并且将二者结合起来。柴尔德关于历史进步的阐释相较于之前猜测性的阐释要更加科学。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考古技术的限制，柴尔德提出的很多观点，进行的历史分期以及所使用的史料，存在着诸多不严谨的地方。不过作为一种历史理论，柴尔德的进步史观，确实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进步的画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