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日本，东洋史学是一个特殊的流派，研究对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史，内容几乎涵盖所有文化层面。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白鸟库吉、内藤湖南、津田左右吉、桑原骘藏、池内宏、稻叶岩吉等。1908年，在“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后藤新平的大力支持下，“满铁”成立了“历史地理调查部”，吸纳了以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这批史学家投身政治，为日本的殖民侵略政策服务，先后提出了“满鲜不可分”、“日鲜同祖”等“满鲜史观”，试图从史学的角度证明“满鲜一体”，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提供“合法”的历史依据。以白鸟库吉等人为代表的这批史学家，从表面上看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实则与日本殖民主义沆瀣一气，是日本侵略扩张理论的制造者。二战结束后，带有殖民侵略色彩的东洋史学走向消沉，部分观点遭到批判。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活跃，东洋史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残渣泛起，这一动向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满鲜不可分”、“日鲜同祖”论为殖民侵略张目
日俄战争前后，“满洲乃日本帝国之生命线”的观点在日本各界甚嚣尘上。战争结束后，日本占领自长春到旅顺的“南满”铁路附属地，设置关东军，经略“满洲”，图谋吞并朝鲜。1908年，“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授意招纳一批史学家，成立以“满洲”、朝鲜半岛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地理调查部”，开展“国策”研究。以此为开端，在白鸟库吉、池内宏、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等人的精心打造下，强调“满鲜不可分”等核心观点的“满鲜史观”渐趋成形。
所谓“满鲜史观”，就是一方面将“满洲”与朝鲜半岛的历史强行“一体化”，夸大“满洲”与朝鲜的历史同源程度；另一方面突出“满洲”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人种和文化差异。“满鲜史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从其概念生成到理论体系建立，历经二十余年。
白鸟库吉是“满鲜史”的首倡者，1914年他在《文禄庆长之役》一书的序言中，首次使用“满鲜史”一词。随后在白鸟库吉及池内宏开设的课程中也相继出现了“满鲜史”的字样。樱泽亚伊坦称，白鸟库吉使用“满鲜史”一词就是为了突出“满洲”与朝鲜的关系。池内宏、和田清、津田左右吉等人合编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声称，“满洲”的历史发展独立于中原地区，“满鲜”之间的文化与经贸联系程度也远远大于“满洲”与中原地区的联系程度。不难看出，白鸟、池内等人将“满洲”与朝鲜并称，把“满洲”地区从中国整体发展的历程中剥离出来，夸大“满洲”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无非是为日本吞并朝鲜之后，进而谋求“满洲”提供所谓“历史依据”。
在白鸟、池内等人的基础上，稻叶岩吉进一步发展了“满鲜史观”。稻叶师承内藤湖南，主攻清史、中国东北史和朝鲜史。1909年，他入职“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愈加专注于“满鲜史”研究。1922年，稻叶发表《满鲜不可分的历史考察》一文，从民族、历史与经济三方面论证“满鲜民族”的同源性。1927年，稻叶在论文中，用“檀君神话”统合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国历史，强调“满鲜一体”在文化上的同源性。在《满洲发达史》《满洲国史通论》等著作中，稻叶将中原王朝视为“满洲”民族的压迫者，而日本则是“解放者”。在《新东亚建设与史观》一书中，稻叶认为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为“满洲”民族崛起创造了绝佳的历史契机。概括起来看，稻叶“满鲜史观”的主要论点包括：将高句丽史视为“满鲜同祖论”的支点；强调地域与经济联系，论证“满鲜一体”；突出“满洲”的独立性，切断“满洲”与中原的客观历史联系。凡此种种，道出恣意捏造历史，为日本侵略“满洲”预作铺垫的真相。
在建构“满鲜同祖”论的同时，这些日本学者以所谓“科学手段”建构“日鲜同祖”论，为其论证吞并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合法性”的“证据链”补上最后一环。“日鲜同祖”的观点发轫于江户幕府时代，新井白石提出日本先祖来源于朝鲜半岛的马韩。幕末以后，“日鲜同祖”与“征韩论”相配合，进一步发酵。明治以后，坪井正五郎及其门生鸟居龙藏，从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朝鲜半岛是日本民族人口的一大来源，论证“日鲜同宗同祖”。金泽庄三郎撰写《日韩两国语同系论》和《日韩同祖论》，从语言学角度论证朝鲜语是日语的一个分支，并且与琉球方言关系密切。应该说，东洋史学的部分观点，如日本民族组成说、日语与朝鲜语同系说，具有一定的学术依据，但将这些学术观点用来论证“日鲜同祖”，则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喜田贞吉在《日鲜两民族同源论》一文中表示，这么做是为了消解“三一运动”后朝鲜的抗日情绪，论证“日本‘合并’韩国并非异民族的结合”。旗田巍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日鲜同祖论”强调两民族的亲缘关系只是一个幌子，其目的就是使日本并吞朝鲜的行为“合法化”。
与日本“并韩吞满”的侵略行径相配合，一些东洋史学家以学术研究为名，相继提出“满鲜一体”论与“日鲜同祖”论，其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吞并朝鲜、进占“满洲”张目。后来的历史走向也表明，日本的殖民扩张轨迹与东洋史学的学术轨迹交织前行——1910年日本促成“日韩合并”，1932年日本扶植成立伪满洲国，将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置于其殖民统治之下。
考古盗挖为侵略中国东北制造依据
“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与日本政府不断宣扬以“日满一体”为核心的“建国精神”。论证“日满一体”不仅是一项“学术”研究课题，更成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满洲国”的建立，为东洋史学者开展预设立场与目的性明确的田野调查提供了现实条件。“满洲国”成立之前，“日满一体论”只能停留在“纸上”。“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学者有机会将研究重心转入考古领域。原田淑人等将历史上的渤海国视为当时“满洲国”的历史根脉，期望通过对渤海遗址的发掘，还原有唐一代渤海国与日本的交流盛况，进而为“日满亲缘”与“日满一体”的政治宣传编织“合理”外衣。
在围绕渤海国进行的一系列考古调查活动中，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扮演了重要角色。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于1927年的东京帝国大学，是一个有着深厚官方背景的学术组织。1933年6月，经日本外务省与伪满政府批准，东亚考古学会在关东军、“满铁”、日本驻伪满领馆等部门协助下，成立了“东京调查团”。该调查团由原田淑人担任团长，池内宏、水野清一等资深东洋史学者和中国学者金毓黻等为主要成员，对渤海国东京城遗址展开为期十八天的考古发掘。考古活动结束后，调查团于东京上野“帝室博物馆”举办了“渤海国首都出土遗品展览会”。当时日本历史学界以“第二个满洲时代”高度评价此次发掘活动，东京主流报刊《大和新闻》也借此附议“日渤亲善久矣”。原田淑人毫不掩饰此次调查活动的立场和目的，宣称因渤海人与日本人相互归化者甚众，故此“日满亲善”绝非新说，而是证据充分的固有事实。可见，“东京调查团”以学术调查为名，根本目的则在于为“日满一体”的谬说附言造势。
1934年5月，调查团围绕渤海东京城遗址展开二次调查。原田向日本外务省官员坪上贞二提出的申请理由是，“向国际学界介绍千年有余俨然独立国存在之样态”。所谓“独立国”即渤海国。众所周知，渤海国是古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政权，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历史过程，都可谓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由此看来，原田以所谓考古学证据，将渤海国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割出来，从而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提供“历史依据”，已是明火执仗。就在这次调查活动中，调查团将发现的“和同开珎”日本古钱币作为“日满亲善”的历史物证大加宣扬。
1941年前后，日本又展开了第三次渤海考古活动，对象为渤海东京龙原府遗址（又名半拉城或八连城）。此次考古调查被寄予“满洲建国周年纪念献礼”的厚望。在关东军珲春驻屯部队的支持下，该部队卫生军曹（中士）斋藤甚兵卫团队在此进行了考古发掘。斋藤甚兵卫，又名斋藤优（1910—1988），是日本考古学家，曾服役于鲭江步兵第36联队。在服役期间，他对我国半拉城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并写有《半拉城及其史迹》。为何将考古地域择选于此？据《新唐书》载，“秽貊故地为东京，曰龙原府……龙原，日本道也”。所谓“日本道”，意指渤海国使臣访日的必经之地，由此出海可以抵达日本本州的能登、加贺一带。关东军作为此次考古发掘的主角，将考古地址选在史料记载的“日本道”，时间上则选在“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之际，其政治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分明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此次考古活动只为打造历史上“满洲”地区与日本交流频繁、联系密切的形象，并以此论证“日满亲善”古已有之，为日本强化对伪满的控制制造舆论。
东洋史学的反省很不彻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战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民主化”改造，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一些日本学者也对战前的学术道路进行了批判。一方面，皇国史观被大部分学者抛弃，为了与侵略战争划清界限，学术界基本不再使用带有侮辱性的“支那”一词称呼中国，将音读词汇“东亚”（東亜）改为训读词汇“东亚”（東アジア），避免令人回想起“大东亚战争”、“大东亚共荣圈”。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者也对近代东洋史学进行了反省，分裂中国历史的相关观点遭到批判。如江上波夫、上田正昭监修的《如何思考东亚古代史》等著作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学者建构的“日鲜同祖”论，助推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活动，并为之提供“合理”依据，战后日本不应重犯历史错误。他们同时指出，形成对东亚古代史的共同认识非常重要，深入讨论各民族文化的共性和个性，有助于加强相互理解、促进睦邻友好。
但是，由于对战争罪责清算的不彻底性，强调战前社会或体制合理性的史观仍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倾向与战后初期美国的倒退政策不无关系。正如酒井直树所言，战后日本作为美国盟友，虽然失去了殖民地，却重新享受了“帝国”的待遇，再次跻身“富国俱乐部”。与“帝国迷梦”相伴随，日本的殖民史观仍死而不僵。经历短暂沉寂后，“大东亚战争正名论”等右翼史观沉渣泛起。1963年，素有“变色龙”之称的日本右翼史家林房雄，在日本杂志《中央公论》上连载题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系列文章，为日本殖民朝鲜与中国东北诡辩。
20世纪80年代，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后，日本部分政客与右翼学界在历史认知上实现了合流，美化乃至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史观自此又开始大行其道。1995年，由日本自民党多位议员组成的“历史讨论委员会”编纂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其中收录了包括中村粲、总山孝雄等在内的日本学者的文章。在关于中国东北的部分，中村粲罔顾事实，重拾战前东洋史学派“满洲非中国”的观点，并进一步抛出“满蒙独立乃满蒙人民心之所愿”等荒谬观点。时至今日，“日本推进朝鲜近代化”、“满洲非中国领土”、“日本解放亚洲”等近代东洋史学的错误论点仍在持续发酵。
龚自珍有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近代以来，日本通过发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在东亚占领了广袤土地，攫取了大量财富，给被侵略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在日本全面实施大陆政策，特别是殖民中国东北之时，日本东洋史学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质言之，此一时期，日本东洋史学与殖民扩张政策并辔而行。东洋史学通过一系列所谓的文献研究与考古发掘活动，制造了“满鲜一体”、“日鲜同祖”等历史虚像，建构了所谓“日满一体”的“历史依据”，其目的实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时至今日，除一些右翼学者外，大部分专业历史学者已经不再公开坚持近代东洋史学那些带有明显侵略特征的“学术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产生这些“学术观点”的理论、视角、方法已经彻底退场，相反，它们仍然在日本乃至国际中国历史学界“旅行”和衍化。比如“唐宋变革论”，“崖山之后无中国”说，“中国本部”、“内亚性”、“中华帝国”等概念，不仅这些概念、观点、方法等与东洋史学有密切关联，相关学者（主要是海外学者）也与白鸟库吉等人存在或明或暗的学术渊源。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