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安克斯密特在《叙事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叙事实体理论，它由历史陈述组成，本身却包含了超出所有历史陈述的观点。安克斯密特认为，过去是混沌的一片，本身没有意义，历史学家按照一定的逻辑将支离破碎的历史残片组织起来，构建出叙事实体，从而使过去得到合理性说明，为人们所理解。叙事实体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三个基本形式：首先，它提供了一个观察过去的视角，不同的角度使读者看到历史的不同面相；其次，它是认知过去的一个手段，采用隐喻的方法，通过已知来认识未知，体现了西方认识论传统；最后，它是关于过去的一个解释，是探寻真理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lin Rudolf Ankersmit，1945—）是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哲学家之一。他在1983年出版的第一本理论专著《叙事的逻辑》中，提出了叙事实体（the narrative substance，简称为Ns）。叙事实体就是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o），它与历史阐释（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是同义词；它在本质上是一套陈述句，却包含着超出所有陈述总和之外的“观点”（point of view）。安克斯密特对于叙事实体的全部研究可以概括为针对历史叙事的研究，它是此后安克斯密特历史哲学发展变化的基石，对于我们理解安克斯密特本人及当代西方历史哲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视角、隐喻和解释三个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分析，以期深化对叙事实体理论的理解，并推动对安克斯密特史学思想的研究。
一、叙事实体是观察过去的一个视角
在一般人看来，历史就是故事，是历史学家叙述的有关过去的故事。果真可以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每个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历史叙事，而构成该故事的每个事实就是一个历史陈述。即，历史叙事由历史陈述构成，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安克斯密特在此之后又提出：“从逻辑上说，叙事性解释具有（从某种角度来看待过去）的提议（proposal）的性质。提议可能有用，有益，也可能不是这样，然而，它不会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历史叙事也可以作如是观。”叙事实体是安克斯密特在《叙事的逻辑》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用以承载他在其中所提出的叙事实体理论。
安克斯密特认为叙事实体是由一个历史叙事中的所有陈述构成的，它们共同展现了一个审视过去的独特视角，但是，由这些陈述构成的叙事实体不能简化为陈述的总和，它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叙事实体确实是大于单纯陈述之和的‘某物’”。这个多出来的“东西”，就是“视角”，或曰“观点”（a point of view）。这里所说的历史陈述其实就是单个的历史事实。比如公元前201年，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病死沙丘；又如，1907年，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例子在形式上都是陈述句，本身不包含任何倾向性意见，只是陈述了一个中性的历史事实，仅此而已。中外学者，不论其立场如何，均可以把它们当成历史编纂的基本数据，自由使用，以构建各具特色的历史叙事。关于此点，何兆武先生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的理解，他说：“历史的意义是从整个历史构图之中获得的。荆轲没有刺死秦王嬴政、布鲁塔斯刺死了恺撒，都只不过是数据。数据只有在被纳入一个思想结构之中才能有意义；意义是被思想结构所赋予的。单纯数据，无论多么多，都不可能有意义。”而叙事一旦完成，就会带有作者思想的烙印，表达作者意图呈现的“观点”，这种“观点”却是单个的、或者全部的历史陈述总和所不具备的。这是区别历史陈述与历史叙事的关键所在：历史陈述有其对应的具体所指，历史叙事表达了作者的某个观点。
叙事实体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安克斯密特说：“叙事是一种工具——就此而论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工具——能够使得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意义。或许没有人比弗洛伊德对此更有认识，他表明，我们的心理机制在我们如何给自己讲述我们生活的故事之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而且，你趋向于某种类型的故事，甚至可以决定你过去所碰上的事情是否会将你变成神经质或者精神病的人格。叙事让你把握实在——尽管那并不见得能够确保你幸福——它使得你可以将作为你生活故事中种种要素的诸多细节组织起来。”在安克斯密特看来，过去是混乱的，本身并没有任何意义，历史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将这些材料组织起来，通过对单个历史陈述的拣选和编排，建构一幅有关过去实在某个面相的历史图景，其中所蕴含的融贯性和统一性，是各个单称陈述的总和所无法比拟的，它从某个视角将过去混沌一片的材料统摄起来，使之具有联系和逻辑，从而能够对过去作出某种解释和说明，过去也因而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同时，叙事实体也给我们一个解读过去的切入点，使我们领会其中的意义，这种意义和价值就是超越材料之外的东西，就是安克斯密特所谓的“视角”，因为读者正是通过历史学家的视角，才形成了对过去的认识和观点。
安克斯密特将一个历史叙事的构建与描绘一幅图画相比，图画中对于线条和色彩的选择和安排就是在传递某种观点，不同的组合描述了不同的地貌，给观者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那种放眼望去的第一观感，就是地图所要表达的观点。“历史叙事能够被比作是一幅地图（虽然这一比喻有点冒险）：审视过去的独特视角的所有特征一下子展现在我们面前，仿佛是一幅地图，又好像是对风景的全景式鸟瞰，将地表的独特一面尽收眼底。”在这一点上，安克斯密特与赫伊津哈一脉相承。赫伊津哈认为，历史是一种诠释过去之事件对于今天之我们的意义的科学，其立足点在今天，必须以满足今天之我们的需要为准绳去审核、组建有意义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史料，毫无批判地将其汇编为毫无意义、或不利于我们自身利益的历史。赫伊津哈曾经将历史叙事比作是一束花——花束因排列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就好像是由不同的花朵组成的另一束花一样；而实际上，花还是那些花，线条也还是那些线条，色彩也还是那些色彩。同样的道理，史料是不变的，关键在于今天历史学家对它们的解读；不同的关照使其呈现出不同的排列，表现出不同的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视角就显现了其重要性。到底“观点”是什么呢？安克斯密特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而是借用隐喻加以说明。
二、叙事实体是认知过去的一个隐喻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界定，隐喻是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是一种修饰性的语言使用现象。它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大量的隐喻。甚至可以说，我们就生活在一个隐喻的世界里。根据英国修辞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的研究，“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另外，莱考夫和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指出，“我们发现隐喻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不仅是我们的语言，还包括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们借以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就是建基于隐喻之上的”。他们认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从本质上来说，隐喻更其是一种认知现象。隐喻性思维是我们认识世界、创建概念系统的一条必由之路。我们赋予黑暗的过去以意义的观点正是历史学家通过叙事构建的一个个隐喻照亮的。
隐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它可以帮助我们通过其他事物来认识某些事物的特征，可以使我们的语言更为简洁、形象和生动。隐喻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可以反映甚至加强交往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不同的隐喻具有不同的功能，它们可以激起意象，可以加强认知，也可以创造氛围等等，但是大多数隐喻同时发挥着多重功能。安克斯密特认为隐喻与叙事一样，兼有双重功能，“描述过去；以及将对于过去的某个具体的叙事性解释进行界定或个别化”。在一个历史叙事中，我们通过描述过去从而构建了一副关于过去的图画；在描绘的同时对过去进行个别化。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描述与个别化（description and individuation）这两种分开使用的语言用法，融合为历史叙事”。它不仅描述对象，而且将其“拟人化”，推荐给我们一个观察的途径，引导我们通过比较熟悉的系统去认识我们所不熟悉的系统，使我们在词语真正的意义上去把握实在。而这个途径，正是历史学家看待和认识研究对象的方式，通过隐喻将这一方式推荐给了读者，从而影响了读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与判断。以“希特勒是一匹狼”为例，这个陈述中包含着描述的因素，因此它可以被判断为真或者为假。它所表达的部分含义是希特勒是一位残忍的暴君，他的行为与那些凶残的恶狼如出一辙。这并不是一个十分精准的类比，借用这一表述只是要说明隐喻性陈述将某种东西植入“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名称之下，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判定这一陈述的正误。如果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希特勒的行为完全出自于仁慈和爱心，而不是残暴无道，那么关于“希特勒是一匹狼”的表述就是错误的；否则，它所表达的就是希特勒是一个贪婪、残酷和泯灭人性的政治动物，像狼一样，这是对希特勒的某种界定，是对其所作所为抽象之后的个别化，我们对希特勒也有了更为直接和深刻的认识。至此，隐喻的两个功能也得到了说明。
安克斯密特进一步分析了历史叙事与隐喻之间的关系，他提出：“隐喻表明的是隐喻性话语以别的东西来谈及的是什么（比如，“约翰是头猪”）；类似的是，历史叙事以并非过去的东西（也即，某个叙事性解释）来表明过去”。通过这一极其通俗的隐喻，安克斯密特想要告诉我们，历史叙事和隐喻都是通过某种语言机制来赋予它们所研究的对象以某种观点的。它们的根本特点在于，两者都不是描述，而是某种提议；而且这些提议不可能根据当前的经验被判别为真或假，因为从逻辑上看，“历史叙事是一个持存的隐喻”；而隐喻已经超出了正误是非的层面，它是我们看待事物的一个视角，一个观点，就好像我们经常读到的苏轼在西林寺墙壁上所题的诗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通过隐喻所涉及的只是事物的一个面相，不可以说横着的山岭就是庐山，而侧面看到的山峰不是庐山，这不是对与错可以品评的。下面以“约翰是头猪”为例剖析隐喻的深层含义。
第一，猪和约翰表面看起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隐喻的成立必须建立在相似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何在安克斯密特的眼里“约翰是头猪”呢？显然，其中隐含深意。这是一个典型的隐喻，猪与约翰互不统属，安克斯密特以并非属于约翰的猪，这个句子是以并非约翰的猪来表明约翰。根据上面隐喻的定义——将一个词从其本义转为一般不能换用但却相似的另一个词，强调其相似性。很明显，约翰和猪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似点，那么，两者可能具有某种相似的属性，比如，肥胖，贪食，或者懒惰等等。恰如伯克所言，“隐喻是一种用其他事物来认知世界的装置。……并且，从B的角度来考虑A，当然是把B当作观察A的一个视角”。这里安克斯密特借用了猪的某些广为人知的属性来来描述约翰，使读者立即对约翰的特征有了清晰的了解。
第二，我们在如此便利使用隐喻的时候，应该明白隐喻内部所包含的问题，即，范畴错置（category mistake）。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隐喻中涉及的两个主词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别，因而将它们用系动词（通常是be）联结起来，这样实际上构成了一种逻辑错误。因为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即使约翰具备了猪的某些属性，他也是约翰，而不是猪，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所以“约翰是头猪”应该转换成“约翰像头猪”，这样更合理。同样的道理，在安克斯密特的论述中，历史已经过去，遥不可及，历史叙事就以并非过去的东西——叙事性解释——来表明过去。叙事性解释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构建的，而且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它与过去有着某一方面或者某些方面的关联性、相似性，我们往往是通过这种叙事性解释来了解和认知过去的。由此类推，退一步讲，哪怕叙事性解释具有了过去的所有特征，它也只能是某个叙事性解释，不可能是真正的过去，我们只是通过这个隐喻更直观、更生动地了解了过去，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
第三，以上推论是建立在叙事实在论的基础之上的。叙事实在论者认为，历史叙事往往与其所描述的过去实在相对应。其实情形并不完全如此。约翰和猪起码都是真正的存在，过去和叙事性解释就不能肯定其真实存在了。安克斯密特是叙事观念论者，他认为，“在历史编纂学中，不存在作为叙事基础的过去，也不存在支撑历史叙事的翻译规则。”在叙事观念论者看来，历史书写中的过去是不存在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在历史编纂学中使用隐喻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如果目标愈是抽象的事物，这更能够显示出隐喻的认知功能，就是抽象的、模糊的变成具体的、清晰的。这样一来，就防止了叙事性解释成为叙事实在论的某个变种，在历史学中使用隐喻的同时顽强地坚守了叙事观念论的立场。
综上所述，在安克斯密特看来，“隐喻远远不是一种语言的修饰或者尝试着用字面语言表达的、潜在的东西。如果将隐喻的维度从语言中消除，我们关于世界的看法立刻就会分解为互不联系的、难以处理的信息碎片，隐喻综合了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至少，一旦我们丢弃了隐喻，我们由于自己的历史意识而赋予世界的一致性和我们在现实中识别同一性的能力也将随之而去”。
三、叙事实体是对于过去的一个解释
一个历史叙事，或曰叙事实体是历史学家提供的一个视角，我们借以认识过去；同时，历史叙事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而隐喻总是引导我们根据较为熟悉的系统去看待不那么熟悉的系统，从而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认识过去历史的工具。不论是视角或是隐喻，它们在叙事实体理论中的立足点都是解释，是为了合理解释过去而发展或借用的工具。
单个的历史陈述与整体的历史叙事的解释层面肯定是不同的，而且即使是所有构成为该历史叙事的历史陈述的简单相加之和也不能与该历史叙事的解释范围相吻合，而是要小得多。当用某个视角将历史陈述组织、编排成为历史叙事的时候，它获得了构成该历史叙事的历史陈述之外的东西，这里可以将它称之为融贯性。正是因为具有了融贯性和统一性，这些分散的、干瘪的编年记录才获得鲜活的生命和解释效力。那么不同的历史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出发就会获得很多不同的历史叙事，这些历史叙事都是对同样的编年材料的应用，它们已经超出了惯常历史研究评判优劣真伪的范围，不是简单的认识论可以评判的。那么，我们要诉诸何种标准才能从关于或者围绕一个历史主题的一组竞争性历史叙事中挑选出最优秀者呢？
对此，安克斯密特毫不回避，他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最好的历史叙事是最具隐喻性的历史叙事，有着最大涵盖面的历史叙事。它还是最‘冒险’或者最‘有勇气’的历史叙事。相较而言，非叙事主义者只会青睐没有内在条理而缺乏意义的历史叙事”。
我们可以理解，解释范围越大的历史叙事越具有解释力，当然也就更加优秀。但是，为什么说最好的历史叙事是最具隐喻性的历史叙事呢，难道说隐喻还有程度上的差别吗？确实如此！
其一，安克斯密特在论述一个陈述成为隐喻性陈述的必要条件时曾指出，“仅当就其整体而论的历史叙事的（隐喻性）意义超出了其单个陈述的总和的（字面）意义之时，历史叙事才成其为历史叙事。因此，历史叙事作为历史叙事，就是一个程度问题”。我们之所以在历史编纂中使用隐喻式陈述，就是因为它比单纯的字面式陈述含有更加宽广的意义，从而在勾勒历史面貌或构建历史结构方面生来就有了一种决定性的优势，这种优势使得它能够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可能多的意义。所以对于叙事实体而言，减少叙事中的常规成分等同于扩大了它的范围。安克斯密特指出，“必须注意的是，每当我们将历史叙事进行比较时，被比较的不是它们的‘观点’，而是它们的范围。与它们的范围相对照，叙事的‘观点’并不具有能够使它们进行比较的共同背景”。
其二，在安克斯密特看来，叙事实体在逻辑上就是一个隐喻。因此，隐喻所具有的程度上的差异，就表现为该历史叙事解释范围的不同；历史叙事的隐喻性越强，该历史叙事的解释范围就越大，从而也就更为成功。当然，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加直接的证据，安克斯密特曾经说过，我们对一件事情论述得越少，则其隐喻的越强。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笔者的考察，这里的“程度”指隐喻所包含内容的丰富程度。“海登·怀特把历史叙事看作是再现世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并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的基础上，对叙事所采用的传达叙述者意图的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他发现，决定历史解释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本中隐喻的丰富程度。”
其三，安克斯密特用例证说明，关于不同隐喻相对优越性的合理讨论是可能的，以此证明隐喻具有程度上的差别。安克斯密特曾经比较过三个隐喻：地球是艘太空船；地球是个花园；地球是间起居室。这三个隐喻每一个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达了地球生态系统所能容忍的限度的概念，其中第二个隐喻允许甚至鼓励使用杀虫剂，第三个隐喻隐含地准许我们做任何想做的事，只要没有妨碍我们的邻居。这些从第一个隐喻中不太可能推断出来，它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地球的认识组织起来，唤起我们对其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牵挂之情。这样，第一个隐喻是三个中最成功的，因为，与其他两个相比，它把与环境有关的更多方面的因素及我们所希望的东西整合进合乎逻辑的相互联系之中。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其实隐喻的程度与其解释范围是相关的。
不能否认，解释范围确实是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特性，在某种前提下，解释范围越大，历史叙事就越科学、越合理，也越容易被接受，但这是有条件限制的。因为在安克斯密特那里，在围绕某个历史主题的一组竞争性历史叙事中，最好的、最充分的或曰最客观者，乃是叙述范围最大地超越了所描述内容的叙事。历史叙事不是关于世界的解释理论，能够引起广泛的关注，它们是按照历史学家的个人兴趣而作出的对过去的评论，而历史学家并不是对过去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感兴趣，他们仅对某些特别的话题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有兴趣。所以说，“只有当历史叙事所包含的材料与历史学家和读者的兴趣相吻合时，历史叙事的宽广范围才会有价值”。即使如此，宽广的解释范围也不是历史叙事的惟一特征，相比较而言，可理解性具有更大的价值。相对于晦涩难懂的大堆材料而言，我们更喜欢那些被充分解释的少而精的事实。“对历史叙事而言，相关性、可理解性与解释范围同样重要。”
在论述了隐喻的范围及其程度后，紧接着需要讨论的是“勇气”。安克斯密特提出，最好的历史叙事还是最“冒险”或者最“有勇气”的历史叙事。“最客观的历史叙事，即那些有着最大范围的叙事，是最少常规、最多创见的叙事。因此，历史学家的基本任务就是创造，他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重复前人就某个主题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历史学家应当扩大其叙事范围的要求，理解为对一部‘整体史’的追求，即努力撰写一部包含历史学各分支学科所发现的有关过去的知识、政治、社会或经济所有‘层面’的历史叙事。”成功的历史叙事不仅要求解释内容的相关度、合理性、可理解性和解释范围的广度，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原创性，它突破了范围的考虑层面而将历史叙事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这是需要勇气的。笔者以为，这里的“勇气”就是指大胆地突破原有的解释框架和模式，向传统的权威挑战，构建新的解释系统。对此，安克斯密特在《历史表现》一书的导言部分作进一步的论述，他说，“最好的历史表现是最具原创性的、最脱俗的、看起来最不像真的——但是却无法根据现有的史实推翻它。理智上的勇气是历史写作中一切成功的前提，就像在科学中一样”。这种勇气的表现途径之一就是将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在安克斯密特看来，陌生化同样推进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
结语
作为当代叙事主义历史哲学阵营的领军人物，安克斯密特与海登·怀特一起促成了历史哲学的叙事主义转向，他所提出的叙事实体理论是其史学理论的基石和生长点，在他后来的理论嬗变中举足轻重。叙事实体理论以新颖而多重的角度对历史编纂进行了诠释，重新构建了历史书写与过去实在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睿智的洞见，如叙事实体在形塑过去实在过程中的创造性，它深刻揭示了历史著作中的主观性因素。这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们惟恐避之不及而刻意掩饰的，而安克斯密特却为之高唱赞歌，并在后来的著作中专门论述。当然也有标新立异而让多数历史学家们难以接受者，如叙事实体的客观实在性和超越认识论的美学评判标准等等，它们使得安克斯密特的叙事实体理论遭到质疑，最严厉的批评者是麦卡拉。直到今天，它也未使历史学家们真正信服。但是安克斯密特本人却对叙事实体理论充满自信，在后来的论述中，他坚持了自己的一贯立场，在深入阐发该理论的同时也作出了某些修正。单就叙事实体的历史解释功能而言，它无疑使我们受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