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距离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空间距离使得艺术品展示出最佳效果，一个人身处博物院欣赏一幅画作，只有与画作保持一定距离才能了解其美。历史距离则使历史解释成为可能，站在当下，只有对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有一定距离，才能看清其轮廓。在历史学科内，历史距离是历史研究中的核心要素。具体来讲，它一方面体现着由于时间流逝所导致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间隔感；另一方面则扮演着处理事实与叙事、历史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介质的角色。同样，历史距离也是现代历史学科区分文学、艺术、新闻等学科并保持其自身独特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距离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在人文学科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在语言学、文艺学、戏剧、政治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中已有谈及。然而，历史距离在历史学界却鲜有讨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学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由于历史学是一门面向过去的学科，回顾是历史学家的秘密武器，所以自然就带有一种距离。这导致历史学家认为距离通常是不言自明的视角，正如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所言：“距离与视角，这是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认为历史解释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然而随着文艺复兴对于时间的发现，历史距离开始产生，历经浪漫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记忆研究和公众研究浪潮的兴起，人们在思考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时更加敏锐。近年来，学界对于历史距离的关注开始由隐性上升到显性，对其进行专门性的研究也逐步增加。当今论著中，不仅把历史距离单独上升为一个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且对历史距离的研究也打破时间层面的束缚，呈现出多维度、可塑性的特点。
不同于传统研究中将历史距离限定在时间层面的做法，加拿大历史学家马克·菲利普斯(Mark Phillips)将历史距离作为一种介质(mediations)的参与形式。他认为：“当距离相对于历史表现中所涉及的介质范围时，距离的塑造绝不限于时间维度，而是时间性与其他距离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距离来源于我们与历史过去的联系，是同时作为一个创造、感觉、行动和理解的领域。因此，对于每一部历史作品，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四个基本的表现维度：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和认知。”菲利普斯对于距离的研究可称之为“距离效应”(distance effects)。这一观点是把距离作为一个关系概念，它涉及历史学家利用各种策略达到接近或分离的效果。如此，通过以上四种介质的参与不仅打破了距离在时间层面的限制，还丰富了历史表现的复杂性。
一 历史距离的产生：基于时间间隔
历史距离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过去与现在的间隔感。文艺复兴以降，对时间的发现导致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奎诺尼斯(Ricardo J.Quinones)认为，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来说，时间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本身是一种具有意识的力量，人们可以通过时间观念将他们对世界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新认识与较早的世界区分开来。时间本身和对时间的反应是将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区分开来的因素。这一变化直接导致历史距离的产生，并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中世纪的现代历史意识。以下通过时序意识、证据意识两方面来简要阐述历史距离的产生及其所塑造的现代历史意识。
首先，时序意识。时序意识又称透视意识，或变化意识，指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一种渐变感和不同感，是对不合时宜感的发现。相对来说，中世纪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时代与过去有何不同，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一直是他们所看到的样子，犹如“日光之下无新事”。无论我们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种天真的连续性假设，还是一种内心意志行为对于距离的压制，这都表明了一种与过去的亲近感、同一感。正是这种连续性的感觉构成了有时被称为“模范历史”的基础，也就是说，过去是一个仓库，里面有好的例子供读者模仿，也有坏的例子供读者避免。德国历史哲学家和概念史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将之称为“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他认为：“在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人毫不犹豫地依赖于已经确定了的过去的未来。”他在一篇题为《历史是生活之师：论一句经典格言在现代历史运动中的瓦解》的文章中写道：“正是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会出现，所以从过去得出结论是很恰当的。”法国当代史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cois Hartog)则把这种同一连续性称之为“古代历史性体制”(ancient regime of historicity)。
时序意识产生的背后隐含着对于过去的发现，这种发现产生了一种避免不合时宜或时代错置的认知态度，即过去不仅被定义为早于现在，而且与现在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中得以体现。譬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最终将一个像维吉尔那样的对象描绘成一个穿着托加袍的古典诗人，而非穿着僧袍的中世纪经院学者。这一发展是日益增强的时代错误意识的集中体现。诗人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在《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达》这首爱情叙事诗中明确表达了语言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他认为“当初很有意义的字眼，人人援用，如今却觉得琐屑怪癖”。建筑学家安东尼奥·菲拉雷特(Antonio Filarete)对当时的艺术家建议：“如果你确实要描绘现代的事情，就不要让你的人物穿戴古代的装束。同样，如果你需要表现古代，就不要让他们穿着现代的服装。”
宗教改革期间，一方面，教会为了维持自身正统目的，要求画家更加准确地再现宗教主题。如吉利奥·达·法布利亚诺(Gilio da Fabriano)为此目的而撰写的《绘画的错误》，该书以批评米开朗琪罗而闻名。法布利亚诺对以往把圣哲罗姆(St.Jerome)描绘成戴着一顶像今天红衣主教那样的帽子的形象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圣哲罗姆确实是一位红衣教主，但是他不应该穿戴这样的服饰，因为赐予红衣主教红帽子和红色长袍的，是七百多年后的教皇诺森四世(InnocentⅣ)。”另一方面，宗教改革者不满教会的腐败，他们将自己时代的教会腐败与过去的黄金时代进行对比来分析自己时代教旨的不同。虽然拥有这种态度的教士在12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但是改革运动在14和15世纪的约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和扬·胡斯(Jan Hus)时代变得更加强大。这两种不同的宗教改革思想都表明了一种不同于中世纪的、新的历史意识，也即意识到教旨会随着时间的流变而不断变化。
19世纪的历史主义对时序意识的强化起着重要作用。历史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关注发展变化性和个体独特性。从发展变化方面来看，维柯认为：“每个民族在时间上都要经历过这种理想的永恒历史，从兴起、发展、成熟以至衰败和灭亡。”因而他将人类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阶段。这就意味历史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也即“人类精神和心智的构成总是随着时代而变化”。从个体独特性而言，历史主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抽象和分类方法，它认为每个个体、民族和文化都是通过自身发展塑造而来，并追求在“变迁之链”中保持自身独特性。彼得·伯克同样认为：“我所谓的‘对历史视角的关注’或‘时代错乱意识’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即过去不是千篇一律、不是越来越雷同；相反，它是极其变化多端的，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风格、自己的个性。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称之为‘文化距离意识’、一种把过去当作‘异域他乡’的观点。”虽然伯克没有明确指出历史主义对时序意识的影响，但是其表达蕴含了这一观点。正是在历史主义的影响下，我们关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并发现了每个时代、每种现象的独特性，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中世纪那样没有时序感，而是强调过去与现在间距的拉大，时序感的增强。这让人想起L.P.哈特利(L.P.Hartley)在小说《送信人》(TheGo-Between)中那句著名的格言：“过去是一个异乡，他们在那里做不同的事情。”
其次，证据意识。在现代史学注重过去与现在之间差异关系的背后，引申出叙事如何能够达到与事实的一致性。作为以史料为基础的历史学科，证据意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中世纪作家和学者对证据材料采取一种不辨是非的态度。这种态度有两个方面，也许也可称之为“主动的”和“被动的”。对于主动的态度，中世纪学者的目的是通过文献制造和神话制造以求达到世俗权力与上帝的融合。例如，公元751年法兰克宫相丕平为了获得世俗权力而向罗马教皇献奉意大利中部地区一些土地，罗马教皇为使“丕平献土”合法化而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来达到神权和世俗权力的结合。对于被动的态度，中世纪的学者认为先前存在的废墟、《圣经》、法律等都是先定永恒的，而非后来发现制作。因此，处于中世纪静态下缺乏自我主体意识的人们必须被动接受这些权威。这种对证据没有时序感，不辨是非的态度与当时大环境下人们的心理状态有关。在中世纪社会，一方面，受过教育的多为神职人员，口头流传是教义在普通民众中传播的最好方式；另一方面，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是静态的，静止状态是宇宙万物的自然条件。这如同法国结构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把历史透视意识的缺乏看作是“野性思维”的显著特征一样。
对于时间距离的强大掌控正好符合现代历史学对于书面材料的偏好。书面材料不同于目击者的口头证词，它是过去所留下来的与现在具有一定距离的痕迹。当代史研究主要依靠的证据侧重于目击者和口头证词，这就不能达到对事件一种全貌、清晰的认知。书面证据主要通过语言、文本来体现。因此，对语言变化的研究是现代历史意识的一个重要方面。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修辞学家劳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将语言视为历史的产物。他认为只有通过时代精神和社会环境的语境，才能了解词汇、语言的变化。瓦拉在《拉丁语的优雅》中明确地将罗马帝国衰亡与拉丁语衰落相对应，认为前者导致了后者。在《君士坦丁赠礼辩伪》一文中，瓦拉基于时序意识通过对语法、旧制、称号等方面的具体考证证实了教会的造假行为。瓦拉的贡献不仅在于证伪了这个文件，更影响了后来学者对于证据时序感的重视。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派为了达到“如实直书”的目的，运用原始政府档案，采取严格的考证态度，力求做到过去与现在、自我与证据的疏远，从而达到让证据不言自明。这一效果如同法国史家古朗治所说：“在我的历史著作中，不是我替历史说话，而是历史通过我讲话。”
综上而言，历史距离伴随着对过去的发现而产生，它“一方面赋予过去一种纵深的时间向度，使过去因为具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而成为历史学家所认同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提到的，历史距离决定着历史学家看待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体现了历史学家与过去之间的认知关系”。现代历史意识对时序的掌控意味着对距离的掌控，对证据的掌控意味着对客观的追求，两者共同塑造了现代史学的研究范式。
二 距离效应的内涵与价值
通常对于历史距离的认识，如同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对于空间一样，历史距离似乎是一种给定的东西，而不是构建的；是一种依据时间序列标记历史进程的自然方式，而不是特定历史思想传统的结果。事实上，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由于受到历史主义的强大影响，我们对距离局限于时间维度的认知思维已经融入历史学科之中。这就简化了我们体验距离的方式，进而束缚了我们对于历史距离全方面、多维度的认识。正如菲利普斯所说：“在最简单的概念中，历史距离被视为时间流逝的自然伴奏，仿佛岁月的进步足以解释历史认识的变化。但这是为了接受线性时间性所带来的强大影响，而不承认调节我们与过去之间关系的各种约定。”
《牛津英语词典》将“距离”一词的最早含义表达为“不和谐”或“争吵”，随后赋予其各种各样的用法，不仅包括空间与时间的间隔，还具有作为社会等级、性情、个人和家庭关系的各种因素的亲近和分离等。如果将这一理解延伸至历史距离，就意味着历史距离包含我们与过去之间的广泛关系。如此，历史距离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维度的。历史距离作为一种深植于历史学家头脑中的给定研究视角，我们要重新认识其内涵与价值，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变化，更是一种对于历史认知模式的深思。然而，往往看似最为常见的问题，其所蕴含的意义要丰富得多。正如怀特海所言：“我提醒自己一个古旧的主张，即回应批判性检验的学说便是那些长期内没有争议的学说。”
抛开传统对历史距离的认知以过去或现在为中心的二元视角，在探讨历史距离问题时，菲利普斯借鉴了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念，强调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理解情景。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认为：“时间距离并不是某种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这种看法其实是历史主义的幼稚假设，即我们必须置身于时代的精神中，应当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自身的概念和观念来进行思考，并从而能够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事实上，重要的问题在于把时间距离看成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和可能性。”这就意味着距离不再是一个需要弥合的鸿沟，而是历史理解的先决条件。历史距离也不应完全遵循以过去或现在为中心的二元策略，而是如同保罗·利科对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理解一样，对过去与现在的理解应“避免在异化间隔和归属参与之间的抉择”。因此，菲利普斯把历史距离当作一种调节的介质来处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它不是基于时间距离的超然态度，而是历史学家利用各种策略达到接近和分离的效果。他认为：
“对于每一部历史作品，我们至少需要考虑四个基本表现维度，因为它们涉及调节距离的问题：1.塑造历史表现形式结构的体裁、媒介和词汇；2.历史叙述(historical account)中的情感诉求，包括它承诺或保留的情感体验；3.作品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对行动的影响；4.历史的可理解性所依赖的认知模式。”
在这一理解下，距离概念获得了分层的复杂性。这种重叠的构成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贯穿于历史作品的各个方面，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系统的框架，来探索叙事中的各种要素对历史距离的塑造作用。举一个通俗例子，科学时间可以通过抽象来衡量，但历史的运动既不是中立的，也非统一的。尽管时间常被比作河流，但也可以被想象为城市的街道，这里的交通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具有不同节奏。距离亦是如此。时间距离可以确保最佳视角，但是，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在其中发生的调节作用也会影响距离在主观认识上的变化。
针对菲利普斯的“距离效应”，读者可能会想到海登·怀特(HaydenWhite)在处理历史叙事中的形式与特定意识形态或认知模式相匹配的四种组合模式。怀特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杰作”上，他跟随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的脚步，以普遍解剖学而非历史性的方式对待这些作品。他的分析重点在于解读这些伟大文本的结构。就历史变迁而言，他假设了19世纪为一个封闭的历史循环。然而，菲利普斯的分析策略是“历史性的，而不是预测性的；历时性的，而不是结构性的”。他的研究对象与怀特那种选择伟大而孤立的文本无关，而是与更大的历史写作流派演变有关。如菲利普斯在《论历史距离》一书中选取了1500年、1800年和1968年三个时间节点，通过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在距离上发挥的不同作用来考察历史思想的重大变化。
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和认知虽然并没有像怀特所宣称的各种叙事策略那样具有固定搭配关系，但是其在历史实践中也多以不同程度的组合形式出现。形式，作为制造(making)的领域，完全根植于历史学家的当下。历史学家在从事实践活动之前就已确定好研究范围、证据材料，以及叙述策略，等等。因此，菲利普斯认为：“就形式本身而言，掌握着表现的全部事务。”以布罗代尔为例，其在选取内容设定上打破了19世纪历史学所关心的短时段、个人和事件，而关注重复性、规律性、结构性。这就决定其最终研究目的是要识别出一段历史时期中同质性的总体性概况。譬如其《日常的生活结构：可能和不可能》一书的焦点虽然在欧洲，但却将前工业化时期人们日常生活的结构放置于一个长达四百年无意识的世界物质生活环境的比较框架之中分析。
情感是历史话语中所承诺或隐含的感情体验，其与意识形态通常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如菲利普斯所言：“情感和意识形态常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无论这是以一种热情亲近还是蓄意疏远的方式。”由于长时段关注的范围是地区性的和超国家的，研究对象是没有个体事件的历史，而“超越事件就意味着超越它借以寄寓的短时段，编年史的和新闻报道的时刻，即那种能够让我们对过去的事件和生活获得生动感受的、人所能意识到的短暂时刻”。这就导致主体对研究对象没有太多的感情投入。正是这种情感上的缺失导致作者对当时的政治采取主动疏远态度。德国学者乌尔里希·劳尔夫(Ulrich Raulff)认为，布罗代尔“在政治上的拒绝是因为20世纪40年代法国突然的衰落。他以战俘身份写下《地中海》一书，长时段使他认为法国的失败以及后来维希法国的合作都是历史上的‘短暂’事件。因此历史学家在关注‘事件’或‘结构’时所做的选择不仅是两种时间化模式之间的选择，而且是一种美学、伦理和政治后果的选择”。
除了距离的以上方面之外，我们与过去的关系还有另一个维度。它涉及任何给定的时间，这是我们认为最能够解释或理解的东西。它是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部分，标志着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观点。换言之，认知与所处时代的历史思想有关，它代表着一种理解风格，通常以史学研究范式的演变来反映出对历史的差异性理解。例如客观性问题，19世纪的客观主义者坚信通过文本的严格考证能够完全达到对“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亲近；而对于解构主义者而言，“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因此不能达到对过去的接近。
综上言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距离效应”旨在跳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物理距离，注重介质要素的调节作用，从而使历史表现呈现出距离的可塑性。其目的并不完全是取代以往狭义的距离观念，而是带有一种强烈的启发性。通过对历史距离多样性、复杂性的挖掘，一方面能够避免历史学家设定一种特定的距离模式作为他们自身认知过去的理想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丰富对未来历史研究的思考，譬如如何以“距离效应”的多维度来书写历史或认识传统历史研究。
三 微观史视野下的距离效应
在历史实践中，过去与现在、史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是既定的，但是也可能会因其他因素的介入而发生变化。菲利普斯的“距离效应”把作为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和认知的四种调节介质引入到处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中，从而以多层次、多维度的视角来处理历史表现。这就意味着历史距离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位置，而是涉及历史表现的整体维度。需要指出的是，历史距离内涵的扩展并不要求历史学家忽视他们对于传统历史事实和解释问题的关注，也不要求他们放弃对叙事和修辞学的关注，而是将某一历史现象或问题放在一组作为调节介质的共同关系下处理。这样不仅能够历时地思考历史研究范式的演变，还能在共时中突出每一历史编纂学的独特性。以下笔者尝试以微观史为例来分析菲利普斯的“距离效应”。
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学科自身面对多重危机。首先，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危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核心要素在于“对过去的变化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科学解释”，其目的是追求宏观史、总体史和结构史。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所希冀的乐观信仰破灭，以及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取而代之是对人类生存多样化以及脱离中心的日常生活的关注。其次，政治上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许多历史学家都属于激进的共产主义左派。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微观史家，如：卡洛·金茨堡、乔瓦尼·莱维，他们在70年代之后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认为反对的原因有两条，“一项是他们反对已经成立的各个共产党的权威作风。第二项是他们反复申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增长概念所共有的那种宏观历史概念失去信心”。最后，历史学家职业的危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专业在扩张化的同时不断专业化，历史学家越来越关注狭义的主题，其结果导致历史学越来越脱离大众。针对以上弊端，20世纪70年代以降，兴起了一种反对宏观结构、关注个体叙事的微观史学。借用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对一种新的旧史学的反思》的描述来反映这一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向：“在研究的问题方面，从经济和人口转向文化和情感；在影响的主要来源方面，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向人类学和心理学；在研究的主题方面，从群体转向个人；在历史变迁的解释模式方面，从分层的和单一原因的解释模式转向相互关联的和多原因的解释模式；在方法论方面，从群体定量转向个体案例；在组织结构方面，从分析转向叙述；在历史学家功能的概念化方面，从科学的转向文学的。”
微观史学首先兴起于意大利，其领袖人物乔瓦尼·莱维和卡洛·金茨堡主张缩小研究规模，以个体经验为切入口，将注意力集中在细小事件普通人物上。但是，如果仅仅转向关注规模的缩小，这可能会模糊微观史学实际所包含的范围。只有当距离的其他要素同时发挥作用时，才能展现出一幅更为清晰的历史画面。
微观史学在形式上的创新并非是为了达到时间间隔的疏远性，而在于传递过去的直观接近性。首先，虽然微观史学延续了年鉴学派对于前现代或近代早期社会的关注，但是主张研究视角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缩小，从权力中心转向边缘，关注作为活生生个体的经验。譬如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关注的是在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弗留利地区的小山城蒙特瑞阿勒，有一位叫梅诺基奥的磨坊主的故事；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关注的则是14世纪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山村的居民生活。这些都是以一种“非常近距离地分析高度封闭的现象——如一个村落社区、一个家族群体乃至一个个体的人为特征的历史研究”。其次，微观史学所依据文献材料是以调查记录和法律证据作为切入点。菲利普斯认为：“微观史学家用调查记录和法律证据来代替人口统计学和长期的价格和商品的记录，以探索难以捉摸的普遍信仰的证据。”这些文献摆脱了权力的轮廓，使历史学家接触到无权者的生活，进而洞察边缘人物的日常状态。最后，由于微观史学所依赖的文献具有很大的断裂性、残缺性，这就要求在叙事策略上以“线索”为基石，通过对分散文本中的迹象重建间隙缺口的分析理解能力。正如莱维所说：“微观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以各式各样的线索、符号和象征的手段在告诉我们怎样可以获得对过去的知识这个问题。”娜塔莉·戴维斯在介绍《马丁·盖尔归来》的写作思路时候说道：“自始至终，我都是作为一名侦探在工作，评估我的资料来源和它们的构成规则，把来自许多地方的线索放在一起，建立一个推论性的论点，使之成为对16世纪的证据具有最佳的理解力。”虽然这种分析路径带有作者主体的主观分析色彩，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
由于微观史学所采取的以上形式策略，这就有利于增强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对象在距离上的接近感，以及作品给读者带来距离上的亲和感。首先，从研究内容上，微观史学转向长时段结构和系列史所抵制的个体经验来处理历史事件，这就给人以生活的气息。菲利普斯在介绍微观史学所蕴含的情感因素时说道：“转向个别主题，不管背景多么遥远或奇异，都给微观历史增添一种新的、温暖的色彩，这是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地理和人口的刻意描述中所缺少的。”与此同时，微观史学关注的焦点在于对“迄今默默无闻的人”的历史，“专注于对特定生活的深入研究”，以揭示“普通人的基本经验和心理”。这种对于下层有血有肉人物的关注，难免会给读者心理上造成一定的亲近和同情色彩。譬如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作者讲述了王氏不忍生活重负与人私奔，并最后被自己丈夫杀害的故事。这就很容易使读者走进那些生活在苦难下层民众的心灵世界。其次，微观史学采取讲故事的叙述策略，并通过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近距离描述，使得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学品质。譬如《马丁·盖尔归来》在出版之前已经通过影视方式呈现，随后娜塔莉·戴维斯又凭借自身专业历史学的训练对这一事件进行书写。她在介绍贝特朗在法庭上看到真马丁时候的情形时这样描述：“看了新来者一眼后，她开始颤抖和哭泣，并跑过去拥抱他，请求他饶恕她犯的错误……”这种对贝特朗动作、表情栩栩如生的刻画，使读者能够在情感上感受到贝特朗当时的心理状态。
意识形态包括政治和宗教两个方面。微观史学通过意识形态在距离中的调节作用来表达下层群体对政治局势和教会压迫的不满情绪，并以此来达到逃离疏远的效果。首先，20世纪60年代后期，意大利左翼进步势力在面对从保守主义复辟到恐怖主义袭击时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出他们对于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理解的简单化、空洞化。此外，1970年以来，“普遍乐观的信念开始了数年危机，即世界按照革命线路迅速而彻底地改变”。由此，卡洛·金茨堡和乔瓦尼·莱维开始对以马克思主义那种宏观结构为基础的历史失去信心，转而投向对具体事件的关注以远离当时政治气氛。其次，由于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追求妇女解放的胜利显得更加紧迫和可行，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女性的独立地位。譬如，戴维斯在《马丁·盖尔归来》一书中，把贝特朗描绘成一个英雄人物，她思想独立、头脑清晰、精神饱满，并且能够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努力为自己争取命运。这在一定程度上突出作者把现代女权主义色彩投射到过去，同时也暗含着希望作品对于未来女性解放运动能起到推动作用。最后，微观史学的一些作品也反映出当时下层民众对于中世纪教会在思想控制上的脱离。譬如梅诺基奥在向众人介绍自己的宇宙起源观时说道：“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混沌，也就是说，大地、空气、水和火，都混杂在一起；它们都是从这一片混沌之质中形成的——就像奶酪是用奶制成的——而蛆虫会在其中出现，这些就相当于众天使。”除了拥有不同于教会控制的思想观外，梅诺基奥还坚持并勇敢追求自身的理想。他说道：“我的心思是高尚的，我希望有一个新世界，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因为教会并没有为所应为，也因为不应该当有那许多的浮华夸耀。”因此，金茨堡通过对梅诺基奥的宇宙观和宗教观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暗含着当时下层民众对教会在思想控制方面的质疑和反动。
在理解方面，在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长时段研究中，短时段(事件)和长时段(结构)之间存在明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对于短时段的事件而言，它“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因此，我们无法通过事件达到对整体接近性理解。20世纪70年代，随着叙事史的复兴，事件成为关注对象。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对于事件的关注会导致史学的“碎片化”，但是微观史学通过以小窥大的认知理念亦能揭示出整体面貌。譬如，莱维认为：“微观史学并不排斥宏观叙事，对小范围事件或人物历史的关注也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般真理的探寻。”勒华拉杜里也同样认为：“事件可以用作破译深层结构的放大镜和显微镜。”这就意味着微观史学通过其自身研究策略达到对事件以管窥里，进而寻求其背后暗含的宏大目标。勒华拉杜里通过对蒙塔尤社区人们关于死后鬼魂和幽灵的民间意识来揭示出当时社会人们信仰方式的普遍心理状态。他在中文序前言这样写道：“关于这些‘地质性’和观念性的大型结构，在宗教裁判所生硬乃至恶劣的光线强烈照射下，蒙塔尤仿佛成为一座灯塔，至少像是一面庞大的反光镜，它将光束扫向各个方向，从而照亮和揭示了我们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态。”因此，能否达到对过去接近或疏远的认知，并非一定基于时间距离的间隔感，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代面对同一问题时所采取的不同理解模式。
综上言之，通过以上“距离效应”在微观史学中的分析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在历史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当然，菲利普斯提出的“距离效应”并非单单是针对历史距离这一观念的考察，也并非将其局限于某个史学流派，其背后暗含着一种更深的历史思想。也就说，通过介质因素在历史表现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在历时中思考史学实践的演变，在共时中对同一时期不同史学派别在历史表现中所运用的不同体裁、媒介和风格进行相互比较。
四 结语
历史距离与历史时间并非完全同义，但两者也有相互交织之处。就其相似性而言：首先，历史距离与历史时间都在一定程度上指涉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其次，两者都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历史时间自其产生以来，经由“时间化”(Verzeitlichung)的进步所塑造的“现代历史性体制”(modern regime of historicity)到“去时间化”的危机所引发的“当下主义”(Presentism)。历史距离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历史主义等近代文化思潮下被构建成为一种基于时序间隔的给定认知视角。然而，随着诠释学理论、记忆理论对历史表现的影响，学界对历史距离的认知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就其不同性而言：其一，针对历史发展变化而言。在德国历史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Kosel-leck)看来，历史通过“时间化”塑造成了以未来为信条的发展模式。而菲利普斯认为，历史发展变化并非单单基于以时间间隔为基础的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变动关系，还需将形式、情感、意识形态和理解纳入其中。其二，针对历史意识变化而言，科泽勒克认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与“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之间的断裂而引发前现代与现代历史意识的不同。而菲利普斯则将两个时期历史意识的差异放置在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距离在过去与现在、史家主体与研究对象、事实与叙事之间扮演着重要的调节介质角色。自其产生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现代史学将历史距离当作认知视角，通过与过去保持间隔，以及作者主体的自我设距来弥合过去与现在、事实与叙事之间的差异，从而追求客观性和科学性。后现代主义史学认为没有办法消除过去与现在、叙事与事实之间的距离，因而应关注作品的文本性。但是，以上对于距离的认知路径大多侧重时间维度，并没有真正挖掘距离在历史表现中更为深层的内涵和价值。
菲利普斯不仅反思了历史距离的既定内涵，而且提出作为一种作为调节介质的“距离效应”来处理现在与过去的关系，从而赋予一种新的广度和灵活性。与此同时，菲利普斯的“距离效应”并非局限于历史编纂学，还适用于绘画、文学、博物馆等领域，其目的是为了更广泛的思考历史表现的面貌。总而言之，历史距离从时间维度扩展到介质维度，其目的不是规范性的，而是启发性的。相对于时间距离强调科学客观的超然，“距离效应”则更多注重历史表现的创造性、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