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罗马帝国早期西方传记史学发展的背景下，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写作表现出突出的求真意识。受罗马实用史学的影响，苏维托尼乌斯的求真思想，一方面体现在其对史实的考辨上，另一方面体现在他通过全面考察帝王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探索帝王的品性对罗马帝国初期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通过为帝王立传的方式，对罗马帝国早期历史的发展进程作道德反思，这是西方传记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对西方后世传记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传记史学；求真
苏维托尼乌斯( 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公元 69－130 年) 是罗马帝国早期著名的传记作家，其代表作《罗马十二帝王传》自问世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喜爱。但如何看待苏维托尼乌斯在西方传记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学界一直存有争议。英国历史学家罗尔夫( John C．Ｒolfe) 曾指责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既不是历史也不是传记”。而上世纪 80 年代，英国学者安德鲁·华莱士－哈迪尔( Andrew Wallace-Hadrill) 在其专著《苏维托尼乌斯及其帝王传》中，全面探讨并肯定了苏维托尼乌斯在传记写作方法上的创造，但是他否定了《帝王传》的史学价值，指出“苏维托尼乌斯所要写的是一部非历史著作，而不是让传记变成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人们日益认识到《帝王传》的史学价值。张竹明先生指出，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是传记形式的史学著作。它的完整传世奠定了苏维托尼乌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基础”。不过张竹明先生认为《帝王传》的史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它为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他指出苏维托尼乌斯似乎“无意于考察、研究、认识历史”。这一观点主要基于苏维托尼乌斯采用的分类的传记写作方法，在这一写作方法下，“《帝王传》似乎只是把史料按时间顺序或类别作了一番简单的排列”，再加上苏维托尼乌斯鲜少发表自己的观点，“无意作什么政治的和伦理的推论”，因此认为苏维托尼乌斯对历史没有反思。然而，笔者认为《帝王传》不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纵观《帝王传》的整体布局，苏维托尼乌斯还试图通过全面考察帝王们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探讨帝王的品性对罗马帝国初期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这体现了苏维托尼乌斯对罗马帝国初期历史发展进程的道德反思。在罗马实用史学的影响下，苏维托尼乌斯在史事之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罗马历史发展进程之真，体现了其求真思想的发展。本文意欲在罗马帝国早期传记史学发展的背景之下，运用比较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与苏维托尼乌斯同时代的著名传记史家普鲁塔克( Plutarch) 相比较，从其对史事之真的探索和对罗马历史发展进程之真的探索两个层面，分析苏维托尼乌斯的求真思想，探讨其在西方传记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贡献。
一、苏维托尼乌斯对史事之真的探索
史学求真首先应依赖于证据以及对证据的批判，因此我们从苏维托尼乌斯对文献的运用以及对史料的考证两个方面，探讨其对史事的考辨。
(一) 坚实的文献基础
罗马帝国早期的传记史家已认识到文献在传记写作中的重要性。普鲁塔克曾发表过如下看法: “一个人在没有丰富的积累而又足不出户情况下是难以完成一部历史著作的，多数情况下，他需要收集那些散落在不同国家、不同人手中的资料，因此住在一个知名的、民众热爱文学艺术且又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对收集那些并不常见的书籍和信息是十分有利的。”在《尼基亚斯传》中，他明确指出，为了对尼基亚斯的生平有更深入的了解，他“颇费了一番心血，搜集那些散布在其他学者的著作中以及古老碑铭和档案中的史实，这些史实多不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名人传》中他直接或间接地引用了数百位历史学家的记录，特别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以及波里比阿等人的著作。另外，普鲁塔克偶尔也会引用一些书信，但是这些书信都有修饰的痕迹。他还时常把碑铭、档案作为展现其历史真实性的权威资料。例如，《阿格西劳斯传》中，普鲁塔克通过拉科尼亚的铭文论证了阿格西劳斯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的名字。
但普鲁塔克对写作材料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对德性的追求，因此即使他意识到他所选取的材料是不可靠的，但只要符合其写作目的，他依然会把它作为写作的材料。例如，在谈到梭伦和克里苏斯( Croesus) 交往的轶事时，普鲁塔克说道: “有些人从年代学上论证这个故事是虚假的，但是当它如此著名且证据确凿，更重要的是它与梭伦的性格吻合，还能凸显他的高尚与智慧，我便无法为了遵循年代学的准则而拒绝承认这个故事。”在讨论梭伦的身世时，普鲁塔克认可赫拉克莱德( Heraclides) 关于梭伦的父母出身贵族的说法，这仅仅是因为这为梭伦后来的高尚品行提供了家庭背景方面的佐证。
与普鲁塔克相比，苏维托尼乌斯在文献的运用上则更为谨慎。苏维托尼乌斯在《帝王传》中引用了大量的一手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奥古斯都的私人信件尤为珍贵。现存的五十多封奥古斯都的信件，主要通过《帝王传》保存下来，并且这些信件都是原文直录，苏维托尼乌斯并未对其进行修改。通过这些质朴、真挚的信件，苏维托尼乌斯再现了奥古斯都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这与古典时代的其他历史学家不同，比如修昔底德、塔西佗、普鲁塔克等都会根据需要对历史人物的信件和演说词进行润色甚至于再创造。
除了奥古斯都的信件，苏维托尼乌斯还大量引用了西塞罗、朱里乌斯·恺撒、提比略、安东尼、卡西乌斯等人的信件; 这些帝王们的自传、回忆录、以及一些诗歌、专著都是苏维托尼乌斯的参考文献。除此之外，他还引用了许多与传主同时代的人的著作。比如，在《朱里乌斯传》中，他引用了朱里乌斯的朋友欧比乌斯( Oppius) 和科涅利乌斯·巴尔布斯( Cornelius Balbus) 的著作，以及其同时代的演说家库里奥( Curio) 、多拉贝拉( Dolabella) 、历史学家塔努西乌斯·革米努斯( TanusiusGeminus) 、诗人卡尔乌斯( Calvus) 等等诸多人的著作。另外，当时流行的讽刺短诗、希腊语材料、元老院议事录和政府布告以及碑铭都是苏维托尼乌斯写作的重要依据。在这些苏维托尼乌斯明确提到的文献之外，苏维托尼乌斯一定还运用了很多其他未作说明的权威材料，因为我们看到《帝王传》与塔西佗和普鲁塔克的著作有大量一致的细节描写。可以说，苏维托尼乌斯运用的文献可信度较高，且文献的种类和范围非常广泛。
苏维托尼乌斯对文献的重视大概与他的工作经历有重要关系。他曾经担任哈德良的侍从秘书，长期处理档案工作。在《韦伯芗传》中，他记载了公元 69 年横扫罗马首都的一场大火，因大量记载罗马建城以来关于谈判、联盟、元老院决议等内容的铜表在这场大火中焚毁了，苏维托尼乌斯深感痛惜，感叹道: “这是最珍贵、最古老的帝国档案。”韦伯芗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帝国档案，苏维托尼乌斯因此高度赞扬了韦伯芗。可以说，苏维托尼乌斯充分认识到了这类档案的价值。再加上他与当时的元老院成员小普林尼 之间的深厚友谊，也使他有条件搜集元老院的资料和帝国的档案。这都是《帝王传》能够立足于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的原因。
但这绝对不意味着苏维托尼乌斯在文献的运用上无可指摘。苏维托尼乌斯最为人诟病的是《帝王传》中充斥着大量的经不起考证的轶事。为了适应叙事者的目的或读者的喜好，轶事在传播过程中经常被夸大或篡改，很多细节具有不确定性。比如，有学者指出，苏维托尼乌斯与普鲁塔克、塔西佗等人运用了很多共同的轶事，但是这些轶事在时间、地点以及其他细节上有所出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谨慎的历史学者很少把轶事作为写作的证据。但我们发现西方古典传记对轶事都有着极大的兴趣，著名学者阿纳尔多·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 指出，西方古典传记的发展正是源于人们对逸闻趣事的兴趣和对著名人物的好奇心。柯林伍德也为这些古典史家们辩护: “为每一个近代历史学家所运用的那种方法论上的批判当时还没有创立。” 无论如何，我们难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苏维托尼乌斯对文献的误用，其文献的来源和对文献的运用是值得我们肯定的。
(二) 史料的考证意识
史学求真不仅要立足文献，还要有对史料的考证意识，这是现代史学的共识。通过比较研究苏维托尼乌斯和普鲁塔克的传记著作，我们发现这一时期的传记史家们已经具备史料考证意识。
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多次展现了他对史料的考证过程。比如，在《忒修斯传》中，他指出麦加拉( Megara) 的作者记载的忒修斯( Theseus) 在麦加拉的经历，“与历史的记载互相矛盾”; 在《罗穆卢斯传》中他考证了“talasia”这个词在当时的含义，指出有些学者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他利用德尔斐神庙的记载，指出梭伦并非远征萨拉米斯岛的主将，很多人的记载有误; 欧比乌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庞培嗜杀、冷酷的记载，他提醒读者，鉴于欧比乌斯与恺撒的亲密关系，这些记载可能并非持平之论; 等等。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普鲁塔克已经具备了对史料的考证意识，但是这些考证的过程还比较简单。不过在《亚里斯泰德传》开篇讨论亚里斯泰德的财产状况时，他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他的考证过程。他首先罗列了人们对亚里斯泰德的财产状况的不同看法，并阐述了他们的理由。之后他分别举例驳斥了这些论据，指出这些证据在逻辑上并不能够成立，而且还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来佐证他的观点。
苏维托尼乌斯在其《帝王传》中很少详细展示他的考证过程，但是他在考证卡里古拉的出生地时的出色表现，足以说明他具有杰出的史料考证能力。他的考证程序基本与普鲁塔克一致，即首先罗列人们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然后逐条驳斥那些不同意见，最后得出他自己的结论。我们看到，他首先引用普林尼对这一问题的考证，驳斥了一部分人的观点，但是对于普林尼提出的看法他也不认同，他利用年代学上的证据，以及奥古斯都写给卡里古拉的母亲的一封信，证明普林尼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摆出政府公报，指出: “我们必须接受公报提供的唯一现存证据。”可以说，这一段考证有理有据，层层递进，逻辑十分严密，且最终以权威的官方文献为其立论的依据，可信度非常高。对比普鲁塔克在《亚里斯泰德》一文中的考证过程，普鲁塔克主要是从逻辑上论证其观点，并未拿出权威的文献立论。苏维托尼乌斯展现出的史料考证方法要比普鲁塔克更为成熟。
当然，这并不是苏维托尼乌斯仅有的一处考证。他还考证了恺撒的演说辞、屋大维家族、提比略的出生地和时间 、奥古斯都选择提比略作为继承人的原因 、德鲁苏斯( Drusus) 死亡的原因 、维特里乌斯的家族 、韦伯芗的家族 ; 等等。这些考证基本都立足于比较权威的文献，比如政府公报、当事人的书信或回忆录等。当苏维托尼乌斯自己也没有把握时，他会提醒读者，他没有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此事。
除此之外，苏维托尼乌斯写作的精确性，说明他在这方面做的功课还远不止于此。那卡·纳尔逊( Narka Nelson) 通过新发掘的碑铭，考证了苏维托尼乌斯的《尼禄传》，他发现“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比我们所以为的更加真实可靠，其传记的史料价值超出了我们原有的认知”。他指出，《尼禄传》中尼禄的家族谱系、尼禄出生的具体时间、他在罗兹岛隐居期间发表的演讲以及举办的演唱和战车表演等等，这些内容全部得到了碑铭的证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维托尼乌斯记载了尼禄接待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提斯( Tiridates) ，并“关闭了亚努斯神庙门，以示天下已经没有任何战争”。然而，塔西佗的著作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件事，五世纪的教会历史学家保卢斯·奥罗修斯( PaulusOrosius) 还否定了这件事，我们几乎由此可以断定苏维托尼乌斯的记载有误了。但是，1931 年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发现了一个铭文，证实了提里达提斯确实曾和平访问罗马，尼禄以关闭亚努斯神庙门表达了和平的诚意。正如纳尔逊所说: “虽然苏维托尼乌斯有搜罗掌故的癖好，但是必须承认，当他陈述一个确定的历史事实时，他的精确性是惊人的。”
虽然在《罗马十二帝王传》中苏维托尼乌斯很少直接展现他对文献的考证过程，但是其写作的精确性绝不是偶然的。而且他为数不多的考证，都诉诸可靠的史料，有理有据，逻辑严密，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苏维托尼乌斯并未能将这种理性精神贯彻到底，《帝王传》中依然充斥着很多迷信内容。比如，其中有大量关于这些帝王执掌罗马最高统治权的征兆、这些帝王去世前的预兆、某些关键时刻出现的神迹; 等等。但苏维托尼乌斯的史料考证意识以及较为成熟的史料考证方法，在西方传记史学的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二、苏维托尼乌斯对罗马历史发展进程之真的探索
我国著名史学理论家朱本源先生指出，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它是为人，而且是为了活着的人而写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必须始于求真而终于求善，于是产生了‘实用的史学’”。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将西方古典史学归结为实用的史学，他指出，那些最优秀的历史家“要求历史忠实于真正的生活，因为历史是生活的工具，是有益于政治家和爱国者的知识形式，绝不顺从无所事事的寻欢作乐的人所任意提出的要求”。罗马历史的一线发展为史学家们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经验，至罗马帝国早期，罗马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促使史学家们不断反思，企图从历史中寻求启示，因此这一时期的史学具有突出的实用主义色彩。
史学的致用以求真为基础。正如刘家和先生所说: “无史学内容之真，则史学不复成为史学，亦即史学之体不存; 体之不存，则用将焉出? 无史学，则何来史学之功用?”因此在罗马实用史学的影响之下，“求真”是这一时期的传记史学家们的共同追求，但苏维托尼乌斯的求真并非仅限于对史事的考辨。罗马进入帝国时期后，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得帝王个人的品性对罗马历史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苏维托尼乌斯的最终目的即在于通过全面考察帝王们的品性，探索这些帝王对罗马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即对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道德反思。
对历史进行道德反思是西方早期实用史学发展的通例。普鲁塔克即希望通过探索古希腊罗马名人的德性，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他指出，“德行最大的优点就是会刺激人们，使人立即产生见贤思齐的冲动，这些榜样会影响我们的心灵和性格，对有关事实的记述，也可以陶冶和教化民众。”因此，他表示，其传记写作的目的就是“通过某种方式以史为鉴，来装点人生，模仿那些人的德性”。既要“以史为鉴”，那么首先就要通过“求真”来探索希腊罗马名人的真实德性。普鲁塔克在《客蒙传》中指出，对卢库卢斯( Lucius Lucullus) 的纪念只需“忠实地摹写”，而且“他本人也决不愿意有人歪曲或虚构他的业绩”。他还指出“一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任何瑕疵，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所以如果这些人有瑕疵，那么我们“既不能完全忽略不理，也不应该刻意突出。因为后者将使肖像变丑，而前者将使肖像失真。……我们只能据实以报”。④但是当史实与其对德性的追求相冲突时，“求真”就让位于“德性”。因此在发表了上述观点之后，他又写道: “如果是出于激情或是政治的需要，发生一些过错，那么我们应当把它视作德行中的白璧微瑕，而不是卑鄙邪恶的产物，因而我们绝不能过于热心地将这些缺点写进我们的历史中。”他更是在《泰摩利昂传》中直言: “即使出于工作的需要不得不面对有关史实，为免受恶习和劣行的影响，我还是要尽力避免描写下流、无耻和可憎的事迹，而叙述高贵的人物作为世人的模范和榜样。”在《卢库卢斯传》中，他更是有意淡化卢库卢斯的过失，以感谢卢库卢斯曾为保护普鲁塔克的家乡所做出的贡献。由此可见，普鲁塔克虽然认识到了“求真”对传记写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出于道德教化的目的，当史实与其对“德性”的追求产生矛盾时，其“求真”让位于“德性”。
虽然都在试图对历史进行道德反思，但与普鲁塔克不同，苏维托尼乌斯意在通过全面地、客观地考察帝王们的品性，探索这些帝王对罗马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因此，他全面考察了每位帝王“好的行为”和“坏的行为”，其“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比如，对于朱里乌斯·凯撒杰出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苏维托尼乌斯给予了充分肯定，大加赞美，但同时他也谴责了朱里乌斯不择手段地获取至高权力的行为，指出任何似乎能够成功的革命他都准备参与。尽管他在取得胜利之后表现得很节制，并为国家的福利事业做了很多规划，但是苏维托尼乌斯明确表示他理应遭受命运对他的摧残，他最后被人谋杀是罪有应得。苏维托尼乌斯还着重叙述了朱里乌斯混乱的性行为，特别是与尼科美得斯国王之间的丑闻。 而在普鲁塔克的《恺撒传》中，朱里乌斯的形象更为完美，普鲁塔克对他与尼科美得斯国王之间的丑闻只字未提。至于奥古斯都这样贤能的君主，苏维托尼乌斯充分赞美了他仁慈、节制的美德，但苏维托尼乌斯告诉我们，奥古斯都也有冷血残酷的一面 ，有私通的癖好 ; 苏维托尼乌斯很钦佩提图斯，但是他并未因此忽略提图斯的暴力、纵情酒色和寡廉鲜耻的贪婪。 对于提比略、卡里古拉、尼禄和图密善这些苏维托尼乌斯眼中的暴君，他全面地批判他们，但是他也很谨慎地叙述了他们好的行为和品质。他指出，暴虐的提比略早期是一个谦逊、自制和宽容的人; 残酷的卡里古拉饶恕了曾迫害他及其亲人的人，在出任执政官期间两次慷慨施予人民，还完成了提比略未完成的公共工程; 对于臭名昭著的尼禄，苏维托尼乌斯也指出，他“有些行为不应受到指责，有些行为还应倍加称赞”，比如在他统治时期许多弊端受到了严厉制裁; 图密善则重建了许多被大火焚毁的宏大建筑，对很多不合理的社会习惯进行了大量革新，司法管理勤恳且力图公正。在所有帝王中，韦伯芗的缺点是最少的，但是他也有贪婪的恶名。
罗尔夫指出，苏维托尼乌斯的写作形式受到希腊“文法”传记的影响，“它最初是用来介绍文学作品，并致力于从它们的作品本身出发去寻找材料，后来拓展到介绍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苏维托尼乌斯将希腊传记的‘文法’风格作为他的写作模式，因为他的写作目的不是颂扬，而是从他的公正观出发进行公正的分析”。正是在这种传记写作传统和目的下，苏维托尼乌斯必须寻找传主正面的和负面的证据，力图全面地、客观地表现传主的品性。
对传主品性之真的探讨是为探索罗马历史发展进程之真服务的。苏维托尼乌斯始终紧紧把握罗马帝国初期历史发展的脉络，他着力探讨每位帝王对罗马历史发展走向的影响，并据此为每一位帝王建立了一条写作主线。比如，朱里乌斯·恺撒在罗马建立的独裁统治是罗马由共和国向帝国转变的关键环节，因此，《神圣的朱里乌斯传》始终围绕朱里乌斯·恺撒取得独裁权展开。他先记述了恺撒利用权术拉拢、甚至贿赂当权者，取得大法官等职务; 之后通过装饰会场、举办表演等方式赢得人们的好感，并“独占全部荣誉”; 拉拢庞培和克拉苏，并最终“单独掌管全部国家政务，爱怎么干就怎么干”，“他这样做没有人反对。如果有人企图反对，便会遭到威胁”; 在经营高卢时期建立了一支精锐且忠诚的军队，并帮助他在内战中取胜。他生活简朴、饮食简单，但却乐于施予人民，这自然易于得到人民的好感; 杰出的雄辩术、武术和骑术以及勇敢谨慎的品质，为其打造一批强悍有力的军队，建立专制统治打下基础; 甚至于恺撒最终被谋杀的命运也与他的专制统治密切相关，苏维托尼乌斯指出: “他被认为滥用了职权，他的被杀是罪有应得。” 《神圣的奥古斯都传》则围绕奥古斯都时期帝国的繁荣展开的，他着力探讨了奥古斯都为罗马帝国初期的繁荣做出的贡献: 奥古斯都竭力将罗马建成“在人类理智所能预见的未来都会是一座安全的城市”; 他完善法律，提倡恢复古代淳朴的民风，关注民生，恢复社会秩序，等等; 罗马的繁荣发展，使其深得人民的爱戴，人民献给他“祖国之父”的称号。这些行为都与他“仁慈宽厚又不乏严格” 的品性不无关系，甚至与他“平静、温和”的外貌也是相吻合的。而《提比略传》则主要围绕提比略傲慢、冷酷的性情展开的。开篇追溯提比略的家族时，苏维托尼乌斯就指出其家族有不少人有过残暴的劣迹，且“这个家族的成员对待人民都态度强硬而傲慢”; 提比略年幼时期动荡的生活经历以及成年后深处权力中心受人猜忌的处境，导致其隐忍且残暴的性情; 在其取得最高统治权后，虽有仁慈的表现，但苏维托尼乌斯认为这是他的伪装; 之后他用了 29 节的篇幅描写提比略的残酷行为。总之，苏维托尼乌斯为每一位帝王都找了一个写作的主线，朱里乌斯·恺撒是“专制”，奥古斯都“仁慈宽厚”，提比略“残酷且傲慢”，卡里古拉是“残暴”，尼禄“残暴且沉迷艺术”，伽尔巴“吝啬”，韦伯芗“仁慈宽厚，不拘小节”，等等。而这些帝王的特点及其相应的政治活动，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虽然与普鲁塔克相比，苏维托尼乌斯更侧重于描写传主的私人生活，几乎每篇传记都用了近一半左右的篇幅分类描写传主的外貌、品性;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苏维托尼乌斯总是先叙述传主的政治活动，而后探讨其品性，传主的品性也总是能够解释其政治活动。有学者指出，由于罗马帝国时期重要人物的私人生活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对这些名人的私人生活的兴趣悄然兴起，传主的私人生活才由此成为古代传记的一部分。因此，看似与历史发展无关的私人生活，事实上也是为探讨传主的政治活动服务的。比如帝王的外貌总是能够反映其品性，从中我们能够找到其政治行为的动机。如此看来，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写作始终立足于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一位帝王对罗马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而其政治行为也总是基于传主本身的品性。苏维托尼乌斯意图通过为帝王作传的方式，对罗马帝国历史发展进程进行道德反思，探究帝王个人的品性对罗马历史发展的影响，实在可以说是西方古典传记史学的巨大进步。
余 论
在罗马帝国早期传记史学发展的背景下，苏维托尼乌斯的传记写作具有突出的求真意识。其求真思想不仅体现在他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辨，追求史事之真; 还体现在他通过道德反思，探索罗马历史发展进程之真。在罗马实用史学的影响之下，普鲁塔克与苏维托尼乌斯都试图对历史进行道德反思，但与普鲁塔克通过对“德性”的追求以期达到教化的写作目的不同，苏维托尼乌斯意图通过对帝王们做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价，探索帝王的品性对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因此，当普鲁塔克因追求德性而对求真让步时，苏维托尼乌斯则因探究罗马历史发展进程之真而在求真的道路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为帝王立传的方式，探索罗马历史发展进程之真，这是西方传记史学发展的重要成果美国历史学家汤普森评价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把用传记体写历史的方法完全确定下来，成了风气，以致从那时以后直到罗马帝国结束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这种写法成了定例”，不能不说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